澎湃思想周报｜AI代写论文引发教育反思，重新评估英国脱欧

AI代写论文引发教育反思

2022年底，ChatGPT（聊天生成预训练转换器）的出现引起了全球性的关注。ChatGPT是一款由微软投资的OpenAI公司开发的程序，除去回答人类的问题外，它还可以生成论点，并创作各种文本。目前一些高校学生已经开始利用ChatGPT来为自己完成作业，甚至利用ChatGPT生成论文。据英国《卫报》报道，对于这种学术剽窃以及作弊行为，许多教师表达了不满，部分地区的学校公开禁止学生在校内使用该程序。专家们担心，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完成作业的学生将会依赖于人工智能生成的答案，而无法获得所需的知识和技能。

在《wired》杂志的报道中，高中英语老师凯利·吉布森（Kelly Gibson）谈到了自己的担忧：如果用户可以要求ChatGPT“写300字关于绿灯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象征意义”，那么我们要怎样阻止学生利用人工智能完成作业？大量的教育工作者担心，作弊的新时代即将到来，论文或教育本身将遭受冲击。

对于如何应对ChatGPT的冲击，各个学校的做法也不尽相同，一些大学院系决定对课程评估的方式进行调整。以前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计算机科学系的学生可以在学期末自行选择递交论文或进行技能评估，但目前论文的选项已经被取消了。英国校领导协会的秘书长杰夫·巴顿（Geoff Barton）表示：学校必须认真考虑如何负责任地使用ChatGPT，不能让其成为“允许学生作弊的许可证”。相比之下，纽约市学校的处理方式更为直接——因为担心程序会鼓励抄袭，该市的学校已经禁止在所有设备和网络上使用ChatGPT。

研究学术诚信、合同欺诈和抄袭领域的专家，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科学家托马斯·兰开斯特博士（Thomas Lancaster）强调：“学校必须尽快适应ChatGPT的存在，确保学生得到公平的评估，确保学生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中竞争，确保他们仍然能够拥有大学毕业所需的技能。”澳大利亚的一些大学表示将恢复使用现场考试，以保护评估的完整性。然而，兰开斯特表示，回归考试并不是解决之道，他建议更多地使用口头陈述和演讲来让学生展示他们对学科的理解。

另一方面，虽然ChatGPT生成的论文文法简洁，但也存在内容空洞，甚至论述和观点出现巨大问题的情况。此前，弗曼大学（Furman University）的哲学教授达伦·希克（Darren Hick）发现一名学生递交了一篇人工智能生成的论文。希克说：“这篇文章逐字逐句写得很好，但仔细一看，其中关于哲学家大卫·休谟的一项论断毫无意义，甚至完全错误。”此外，一些教授和大学表示，他们正在计划使用检测人工智能生成文本的工具来根除这种学术剽窃行为。

但是，也有部分教育工作者认为ChatGPT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教育的末日。早在该程序出现前，教育系统就已经千疮百孔，现在正是让人们重新思考教育的重点的好时机。在伦敦城市大学研究并教授人机交互的亚历克斯·泰勒（Alex Taylor）说：“另一种思考方式不是如何去找到新的评估形式，而是思考目前我们在进修教育中的重点究竟是什么？也许这些重点本身就存在问题。”

如果测试中的事实性问题都可以由程序回答，那么这种测试究竟是不是一种有价值的学习方法？泰勒认为，那些可以由ChatGPT回答的死记硬背的问题并不能促使学生学习，也无法让他们成为更好的思考者。泰勒说：“我认为有时候我们把事情搞反了。我们仅仅关心要如何测试人们的表现，从而确定他们达到了某种水平或某些指标。实际上，教育应该是一种更广阔的理念。”

此外，虽然ChatGPT可谓神通广大，但它无法提供特定形式的教育。在纽约华盛顿高地教高中英语的玛丽莲·拉米雷斯（Marilyn Ramirez）会在课堂上做戏剧性朗读，让她的学生们（她的许多学生正在接受特殊教育，同时也是英语非母语的英语学习生）对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演讲感到兴奋。拉米雷斯并不担心ChatGPT。她做了一个类比，她让课堂中的英语学习生使用谷歌翻译，但也帮助他们看到该技术的不足之处，以及让他们意识到应该在何时去使用谷歌翻译。她对ChatGPT也有类似的看法：学生们在老师的指导下使用该程序是有益的，但程序本身存在种种限制。

随着教师们对于ChatGPT愈发了解，部分教师也尝试将该程序运用到日常的教学中。上文中提到的高中英语老师吉布森正在尝试让学生去编辑和修改ChatGPT生成的论文。吉布森让学生们在课堂上就他们正在阅读的文本写一份原创的论文声明。然后，全班将使用ChatGPT来生成基于该论文声明的文章。最终，学生必须对ChatGPT生成的文章进行拆解和改进：这种练习旨在教授批判性分析、学习准确表达论文主题的技巧，以及培养对“好的写作”的感觉。

在吉布森看来，ChatGPT是一种教学工具，而不是所谓的完美作弊器。吉布森表示，ChatGPT并不像人那样聪明，尽管它能够写出类似人类的文字。它是一台统计机器，有时也会拾人牙慧或胡编乱造。因为它们纯粹是用统计的方式模仿人造图像和文本，而不是真正地学习世界是如何运作的。ChatGPT依旧需要指导，它所生成的文本也需要进一步的编辑。吉布森承认，这项全新的技术在教育中的作用还不明确，但“就像很多事情一样，探究这项技术的作用应该成为老师们的责任。”

“后脱欧”时代，英国与欧洲的关系意味着什么？

2023年，距离2016年的“英国脱欧”投票已经过去六年多。“脱欧”的整个过程仍未完成——关税和签证问题容易处理，但北爱尔兰的关税区问题、英国自身的金融定位等问题仍有待解决。自去年开始的英国政治混乱也反映着脱欧后英国的焦虑——令特拉斯下台的减税风波，反映出其迫切希望通过减税吸引国际资本留在英国，以及在脱欧之后仍然维护英国的全球金融中心地位的期待。数据显示：在脱欧之后，英国原本吸纳的东欧国家（如波兰、罗马尼亚）的劳工移民减少，但来自中东、南亚等地的劳工移民则增加补位。社会的固有运动方向和积累的问题都没有真正变化。

当地时间2023年1月27日，英国伦敦，英国财政大臣杰里米·亨特在彭博社欧洲总部发表演讲后回答问题。尽管亨特辩称英国脱欧将推动经济增长，但他1月27日拒绝了减税的呼吁，预计会让投资者和英国执政党中的批评人士失望。

肯特大学的国际关系学者菲利普·康利夫（Philip Cunliffe）日前在《新左评论》上撰文《脱欧的意义》，讨论后脱欧时代的英国和欧洲的关系所反映的政治学议题。他认为，2016年英国脱欧前后，欧盟的“解体”危机似乎近在眼前，而且这场危机不仅仅是右翼民粹主义带来的，也存在左翼对欧盟的财政纪律的攻击，对2007年签署的新自由主义的欧盟《里斯本条约》的攻击。然而，多年过去，欧洲实际上没有像人们所预言的那样面临根本危机。因而人们也需要从新的现实去重新思考：“脱欧”到底反映了什么样的政治议题？

2019年，挟脱欧结果，约翰逊带领保守党赢得了撒切尔之后最大的大选胜利。在此之后，他提出了“全球英国”的主张。这其实在政策上意味着从全球南方——尤其是英国的前殖民地——吸引劳工，与此同时维护英国的全球金融中心之一的地位。康利夫认为，这些变化反映出英国其实是政治学者比克顿（Christopher Bickerton）所提出的“成员国”理论的一个重要案例。比克顿认为，欧盟对其成员国而言不再是一个“主权国家俱乐部”，而是一个会改变国家内在形态的国际实体。主权国家以自身利益的角度思考其行动，而“成员国”则是在和同一超国家政治实体内的其他单元的关系中思考自身的行动。

这种政治结构使得在欧盟范围内出现了一种政治上的分离：主权国家的国内政治是政党政治和选举政治，但是政策如今越来越由超越国家的实体——比如欧盟委员会——来主导了。作者举例说，2022年的意大利大选就充分反映出了这种分离性质：梅洛尼以极右翼政治人物的姿态上台，但是其当选后的政策很大程度上仍然继承了其前任的德拉吉政府。因为这些政策都是在欧盟的财政纪律和补贴政策下诞生的。康利夫进而认为，梅洛尼对船民、难民和外来移民的攻击，实际上是其政策工具格外受限的体现罢了。

在脱欧之前，英国是欧盟的“边缘成员国”——英国既不在申根区，也不采用欧元，与此同时英国也在很多问题上和布鲁塞尔并不同步。但康利夫指出，那时候的英国也仍然是一个“模范成员国”。这是因为英国政府在很多层面上深度参与了欧盟政策的制订——就算英国自己未必采纳了这些政策。与此同时，英国的劳工阶级也压制了对欧洲一体化市场的反感，把自身的“正义”寄托在了对欧盟政策和法律的信仰上。最后，英国的资产阶级更加是欧洲一体化市场的积极支持者和核心推动者。

康利夫指出，值得关注的是，在英国脱欧之后，英国和欧洲的关系是否会不再是这种“成员国”的关系？他认为并不会。相反，英国仍然会保持和欧洲的某种更加结构性、比政治名义更为深刻的“成员国”关系往来。更重要的是，欧盟代表着一种典型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其中市场和经济连接的重要性远远不是选举政治所能够企及。这就使得英国和欧盟的关系很像是苏格兰和联合王国的关系——就算脱欧之后也是如此。

尤其是，在政治和经济结构上，英国如今仍然和脱欧之前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英格兰银行的技术官僚甚至更有权力了，而面对各种危机，英国能够开出的药方也都和之前差不多——引入廉价劳工，鼓励经济增长，诸如此类。

从某种左派立场出发，康利夫主张英国要把“脱欧”进行到底，真正实现退出“成员国”的地位。这意味着更为内向的政治议程，更注重国内政治的代表权问题。而不是再把技术官僚的决定加诸选民。他认为，在战争和能源危机的推动下，欧洲内部的政治代表权问题也会再次浮上水面——人们可能在能源价格和通货膨胀的推动下日渐不满与技术官僚的决定。

康利夫认为，最重要的议程是实现“民主主权”，尽管这讽刺地和保守派的“夺回掌控”（take back control）口号有所交叠。他不无遗憾地认为，如果欧盟能够真正实现一种“超主权国家”的转变，在欧盟意义上成为一整个主权实体，国与国关系变得更像联邦州与州的关系，那么这种未来是值得期待的。但是欧盟在他看来很难成为这样一个政治体。因而，他主张更现实的可能性是，在英国脱欧的框架下实现一种更加少民粹主义，也不同于传统民族国家的“民主主权”，即更多由选举政治反映出的民意取代技术官僚的决定来主导国家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