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竞合与国际体系的变迁（下）

四、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交相辉映的雅尔塔体系时期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建立在威尔逊式理想主义的基础上，但纵观整个时期，形形色色的激进主义始终主导并贯穿其中。威尔逊总统试图用自由主义加民族主义来阻止及解构激进主义，但终归失败。不过，到雅尔塔体系时期，一战后唤醒的亚非拉民族主义终于打败了帝国主义，且自由主义成功战胜了极权主义。

法西斯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等所代表的激进主义再次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充分显示了现代战争的激烈与残酷，因此，英法等国战后出现了一种和平主义思潮，鼓吹不惜代价避免战争。而随着德意日法西斯主义势力的崛起，及1929 年资本主义“大危机”的发生，英、法等西方国家从防止德国的再起转向绥靖德意等法西斯势力。在绥靖不成功之后，又希望将法西斯祸水引向社会主义的苏联。与英法的绥靖政策如出一辙，美国在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扩张日益加剧之时，奉行了一种表面上不偏不倚的中立主义政策。所有这些均直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为了打败法西斯，美国与英国，包括战时盟国苏联进行了一系列的观念磨合与磋商。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1882—1945）于1941 年1 月6 日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时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不虞匮乏自由和免除恐惧自由。罗斯福以非凡的勇气与远见，用“四大自由”鼓舞了公众，为美国积极援助盟国和介入战争做了舆论上的准备。这是一份反抗法西斯、捍卫资产阶级民主的决心书，同时又是一份建立美国领导的世界新秩序的宣言书。他将自由和平等联系起来，将政治自由和经济公平联系起来，将机会平等和收入上的保障联系起来，将自由竞争和社会利益结合起来，将个人自由和国家干涉联系起来，从而使自由主义获得了全新的生命。

随着战事的扩大，美、英迫切需要进一步协调反法西斯的战略。同时，美国也担心英国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样事先与其他欧洲国家就领土或战后安排等重大问题达成秘密交易，撇开美国。为此，1941年8月9日至13日，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 1874—1965）在大西洋上举行了他们在二战期间的首次首脑会晤，并签署了一份战争目的和战后和平目标的文件即《大西洋宪章》，并于1941 年8 月14 日公布于世，得到了广泛响应。

宪章宣布了民族自治、领土完整、经济国际主义、社会安全、缩减军备以及国际合作等八个原则，并决心以此作为重建战后世界和平和秩序的政策依据。不过，在推进自由贸易还是帝国特惠制、民族自决适用于全世界还是只适用于被法西斯奴役的地区、建立有效的国家组织还是创立普遍安全制度等方面，美英均存在意见冲突。

《大西洋宪章》不像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那样是美国单方面的政策宣示，而是美英共同签署的一项联合文件。尽管它没有采取对双方更具有约束力的条约形式，但它的重要意义和影响并不亚于一项条约的价值。《大西洋宪章》不仅标志着英、美两国在反法西斯基础上结成了政治联盟，也是后来《联合国宪章》的基础。

1942 年1 月，苏、美、英、中、澳等26 个国家在华盛顿签订了《联合国家宣言》，重申了《大西洋宪章》中的原则，促使国际反轴心国同盟形成，在法律上为重建战后世界奠定了原则基础。美国史学者任东来先生（1961—2013）认为：“美国和盟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自然是盟国物质力量远远超过法西斯轴心国的结果，但是，盟国领导人、特别是美国总统罗斯福所倡导的‘四大自由’和‘民族自决’这类进步观念，以及渗透着这些观念的《大西洋宪章》、《已解放的欧洲国家宣言》和《联合国宪章》等法律性文件，在巩固反法西斯同盟、争取民众的广泛支持方面，实在是功不可没。”

关于战后安排及构想，罗斯福在吸取国际联盟失败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基于民族自决、自由贸易和大国合作原则的战后世界蓝图：第一，依照民族自决原则确定欧洲政治版图，并决定殖民地的未来前途，反对英苏划分势力范围，且敦促欧洲各殖民国家在战后实施非殖民化政策；第二，根据自由贸易原则组织国际经济事务，建立开放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制，此即后来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税贸易总协定；第三，在大国合作与大国一致的基础上建立新的集体安全组织即联合国，其中，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由五大国组成，负责国际稳定与和平。

罗斯福战后世界蓝图的三个组成部分充分反映了美国的政治抱负、经济利益和安全关切，这个构想与威尔逊主义一脉相承，本质是自由国际主义的。为此，各大国在创建雅尔塔体系时，没有急于求成，而是审慎、耐心地进行细致、纷繁的工作。战时仅美国、英国、苏联“三巨头”会晤就有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三次，其他级别的会晤更是频繁。从1941 年8 月的《大西洋宪章》到1951 年9 月的《旧金山和约》，雅尔塔体系的形成过程历时整整10 年。显然，他们是吸取了上个体系的失败教训，因而表现得十分小心与谨慎。

在经历了威尔逊和国际联盟的失败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已不太相信单纯一个国际组织的建立就能保证持久的和平。因此，罗斯福转而寻求一种“大国警察制”，有别于国际联盟时期“大国负责制”的集体安全。随后，美苏英中“四强”，或“四警察”（Four Policemen）思想的提出和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的确定，均反映了罗斯福的集体安全观。

二战结束后，固有的意识形态问题暴露出来并上升为主要矛盾。雅尔塔体系以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不同来划分美、苏各自的势力范围，随着美、苏之间矛盾的加剧，美、苏之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演化成两个阵营、两种制度、两种经济模式之间的竞争，再演化成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意识形态与观念的形同水火、势不两立成为美苏“冷战”与对抗的根本特征。

进一步地，从更长的历史进程看，观念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更为明显。18 世纪法国大革命早已成为历史，但它提出的理想，即自由、平等和博爱，至今仍影响着世界；20 世纪社会主义的理想一度改变了全球四分之一以上人口的命运，而且，至今还可以听到它顽强的呐喊。试看今日之世界，某些独裁国家也要追求民主的形式，甚至最可怕的恐怖主义集团也要说明自己追求的是一个和平的目标。

民族自决的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世界的影响相当明显，且具有根本性。列宁、威尔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分别提出民族自决思想，并用于其外交实践，随后民族自决成为“巴黎和会”的基本原则，并在一战后完成了对欧洲版图的大规模变更及重新划分。再到1945 年被写入了《联合国宪章》，由此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民族解放运动，直接导致了殖民体系的瓦解，使20 世纪末殖民主义统治造成的民族问题在国际层面上基本得以消解，这一观念影响并真实地改变了20 世纪的世界版图。

正是通过民族自决这一理念，民族主义彻底战胜了曾经不可一世的帝国主义。世界范围内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逐渐被民族国家的觉醒和进步所取代，许多国家重新获得独立，延续了几个世纪的主要大国间的殖民竞争和对抗也由此落幕。

与此同时，自由主义也在观念竞合中成长。文艺复兴动摇了中世纪神本主义的经院哲学对人类精神的束缚，人文主义犹如一股清新的风，推动了宗教改革，亦是促成地理大发现的精神动力。伴随着国家主义意识，人们从效忠教会转向王权，由此诞生了近代君主国及民族主义。在文艺复兴中复活的自由主义对君主专制主义进行了挑战。随着布丹的契约观念得到哲学家约翰•洛克（1632—1704）、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23—1790）等的补充和完善，自由主义的思想基础由此奠定，人们逐渐由效忠君主转向国家。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深入，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在英、美、法等国家落地生花，古典自由主义在19 世纪达到了巅峰。

但是，代表保守、专制的势力并不甘心落败，在维也纳体系中一度回光返照，取得了对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优势。此后，自由主义与达尔文主义结合导致了帝国主义；德、意等国民族主义大旗反被保守主义夺去，保守主义势力掌控了民族主义，并一度演变成军国主义及法西斯主义。古典自由主义似乎失败了，它无力阻止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未能阻止1929 年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发生，同样无力阻止1939 年二战的爆发。

不过，一战后，威尔逊给民族主义装上了国际自由主义的内核即民族自决，抛弃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从保守主义、激进主义手中夺回民族主义的主导权，这是对自由主义的一次重大修正。二战中，罗斯福总统提出了“四大自由”，再次高举一度消沉的自由主义旗帜，他大胆借鉴社会主义的优点与长处，以“新政”的名义，用改革的方法走出了危机，挽救了资本主义；通过把政治自由和经济公平联系起来，使自由主义再次获得了全新的生命，实现了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从而战胜了纳粹主义，进而奠定了打赢冷战的基础。自由主义在观念竞合中重放光芒。

也就是说，经过多个世纪的不同观念的激烈竞合，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成为最后的赢家并不令人感到奇怪。自由主义在维也纳体系时期内被俄、普、奥等主要大国视为威胁，直到20 世纪后期才获得政府的偏好，被广泛视作最为和平的政府形式以及稳定当今国际局势的最好保证。自由主义曾一度惨败，但通过在不断竞合的过程中借鉴、吸收其他观念精华，不断实现自我调整，从而焕发出顽强的生命力。同样，民族主义也曾步入歧途，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法西斯主义结合，直接导致推行这种政策的国家的毁灭，但民族主义转而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结合，从而彻底改写了20世纪的政治版图。

五、社会主义的未来与全球化

在本文行将结束之际，不得不探讨20 世纪社会主义的进程，这对中国有重大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直指资本主义制度性弊病的新型社会制度，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超越与创新。从竞合的视角来说，社会主义不仅与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有竞争的一面，更有吸收、消化及合作的一面。而历史的现实却是社会主义多数是在封建、半封建的国家中发展、实践起来的，挫折在所难免。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社会主义在与民族主义结合，完成了原来的革命使命、破坏了旧秩序之后，就必须转向建设和改革的使命。社会主义建设不仅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建设，还应包括更为根本的现代制度建设；而改革就是要从根本上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

邓小平曾高瞻远瞩而又一针见血地指出：“反封建是一个长期的斗争，比打倒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困难得多。”就当前而言，既然在过去的五百年中，自由主义已是最大赢家，但还远远不是福山所宣称的“历史的终结”（即自由民主制的到来可能是人类社会演化及对美好制度的探索的终点，是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

社会主义作为人类更高、更远大的理想与社会形态，若能正确、全面地吸收自由主义的精华部分，必将焕发出强大的生命，成为塑造“冷战”后正在形成的国际体系中的主导性观念，这也是观念竞合过程中的应有之义。因此，看清世界发展之大势，才是我们研究国际体系变迁的真正意义所在。

此外，我们经常过度强调观念之间的对立、对抗与竞争，而实际上，不同观念之间还有保留、继承与合作的一面。譬如，自由主义是针对封建主义、专制主义，民族主义是相对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而事实上，自由主义、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都反对中世纪的教权至上的观念，所以如今按自由主义建立起来的近代发达国家也都是政教分离；民族主义战胜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但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所带来的全球体系、贸易及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民族主义者并不反对，或者说是阻挡不住的。

另外，主权的观念尽管早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时期便得以确立，并为以后各个时期所继承，但对它的理解直到“冷战”时期的世界政治中才达到最高点，主权得到了国家，特别是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的极力捍卫，且实际上压倒了包括人道主义在内的所有其他诉求。但20 世纪90 年代的人道主义干涉表明，以前不被接受的干涉方式正在合法化，人权诉求一定程度上压倒了主权。人权保护已与安全联结起来，并成为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表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在后“冷战”、全球化时代已开始退潮。

进一步地看，“冷战”结束后，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并行发展，曾经风光无限。但这一波自由化与全球化也导致全球层面严重的经济与贫富分化，政治极化与社会多元化，并由此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强劲的反全球化浪潮。反主流、反建制、反全球化的愤怒力量的崛起与反扑，将是决定未来数十年全球发展的最重要趋势。

应该看到的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英国公投脱欧……全球风云突变，这一切均是新自由主义危机的后果。新自由主义危机直接导致了美国2016 年大选成功地刮起了“桑德斯旋风”，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罕见地在作为自由主义大本营和堡垒的美国开始复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伯纳德•桑德斯（Bernard Sanders），这位来自佛蒙特这样一个小州的联邦参议员、立场超然独立的“政治异类”，已崛起为一支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鉴于美国民主党内30 岁以下的年轻人中，70％均是桑德斯的支持者，因此，桑德斯以先知式的道德激情已将福利社会主义的种子播洒在年轻的一代人心中，这同时折射出西方发达国家正在进行新一轮自我修复与调整，全球正面临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世界在寻找新的方向与突破。

当然，新自由主义的危机并不一定是自由主义的终结，更不意味着西方世界的必然没落。真实原因恐怕还在于，自由主义依然面对社会主义等其他主张或明或暗的竞争，需要进一步吸收包括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公平观念在内的人类思想精华，才能摆脱当前的颓势，遏制世界性的反全球化洪流。

尽管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面临重大挫折，但正如中国过去二十多年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所昭示的那样，社会主义依然大有可为，具备广阔的探索空间。今后，社会主义若想彻底告别封建主义的桎梏，持续焕发新的生命力，也必须正确、全面地借鉴、吸收比如自由主义中的人权保障及权力制衡等人类思想精华。

当前，政治精英与国际资本、新技术这三者“铁三角”式的结合已对全球中低阶层构成更大、更严重、新形式的剥削和压迫，以至于反全球化浪潮来势汹汹！应该说，根本原因还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政治出了问题。资本、技术为谁服务，决定权在于政治。

六、结语：观念结构是国际体系的深层结构

最后，不能忽视观念的局限性及唯观念论。

虽然从近五个世纪的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看，人类一直不断努力超越物质力量对人类的制约，但正如美国国际关系学者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所论：“无论我们是否愿意，物质力量的分配和组成在任何时间点上帮助划定了可能的行动界限。”对观念的这种局限，温特进一步形象地指出：“我们可以对这些因素置之不理，就像巴厘人冲向荷兰人的机枪、波兰骑兵冲向德国人的坦克一样。但是这样做我们自己是要付出代价的。激进建构主义提醒我们要以历史发展的眼光对待物质制约因素，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物质力量此时此地怎样制约我们这个同时存在的问题。”

事实上，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在20 世纪初便一语中的：“直接影响人的行为的因素不是观念，而是物质和精神的利益。但是，‘观念’造就的‘对世界的认识’却往往像扳道工一样起到确定方向的作用，决定着受利益动力驱动的行为运行的轨道。”

因此，从总体上看，观念只有与实践相结合，才能得到检验和发展，才能变为与物质一样强大的力量。国际体系中的主导性观念是不同观念与权力相互竞合的结果，而国际制度是主导性观念或国际共识竞合的结晶，同时制度的形成及其作用的发挥也取决于物质性权力和利益的博弈和回报。权力结构、制度结构与观念结构彼此之间也存在着张力与合力，也就是说，它们内部亦有充分竞合。这正是竞合主义的要义之所在：从国际进程看，国际关系总体表现为权力分配竞合、制度分配竞合及观念分配竞合的过程 。

不过，权力结构与制度结构只是国际体系的表层结构，观念结构才是掩盖于权力结构、制度结构之下更为根本的深层结构。更直接地说，权力结构与制度结构的背后是观念结构，观念的根本作用在于建构及定义具有解释能力的权力和利益。因此，在国际体系变迁过程中，观念作为深层次因素，始终是影响、塑造国际体系更新与变迁的不可或缺的力量。（全文完）

[本文原刊于《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原题：“观念竞合与国际体系的变迁”。略去参考文献，正文经重新编辑，并由作者稍有增删后改定。经授权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