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竞合与国际体系的变迁（上）

“观念的转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1899 —1992）如是说。观念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信仰、习俗以及政治态度，它是根植于人们心中深层的精神的东西，在人们看待自己、他人以及世界其他事物的过程中给予了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

通常认为，国际权力、国际政治之争的核心就是国际秩序之争。从表面上看，国际秩序是某一时段各个主要行为体间基于实力竞合而形成，进而造就的一种国际格局。但从更深层次看，国际体系内的观念分配才是决定国际秩序能否建立、可否保持稳定的关键性变量。因此，国际体系确立的背后是观念分配竞合的结果，是主流观念及价值取向在单元及系统层面“双层竞合”的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结果。

从单元层面看，外交决策者的观念制约着国家对外政策的制订。国家最高决策者的观念不仅与其本人的价值观息息相关，也同样折射出特定国家的传统、道德观念、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国家领导人的思维方式、基本价值或政治观念都必然受到国内政治及特定观念氛围的影响；另一方面，领导人之所以能被民众所广泛接受和认可，前提是他的言行能符合国家精神、体现本民族共同价值观以及代表国家利益。

从决策过程来看，“重要的是个人或群体如何认识环境，而不是环境到底是什么”。外界信息通常经由决策者的观念和动机所构成的“透镜”，经过有选择地过滤和吸收后才有意义。

本文试图从观念或思想史的角度，探讨观念分配的竞合如何影响、塑造国际体系的更新与变迁。

自1648 年现代国际关系开始以来，曾先后出现过四个国际体系，即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与此对应并占据主导地位的观念分别是国家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以及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我们可以进一步将此划分为四个时期：国家主义主导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时期、保守主义主导的维也纳体系时期、激进主义主导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交相辉映的雅尔塔体系时期。

应该看到，任何一种体系的建立必然伴随着一种主导性观念（规范）的确立，但主导性观念的产生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一个周期，即兴起、扩散/普及、内化，并最终确立其主导地位的竞合过程。不过，主导性观念一旦确立，便成为“集体持有的行为观念”与“社会结构”，即国际规范，进而制约行为、建构身份、塑造利益，导致国际体系的变化。

观念分配的竞合过程对这四大国际体系变迁的塑造及冲击，可以说完全不亚于实力或权力对国际体系的作用及影响。

一、国家主义主导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时期

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时期，天主教教会的大一统神权观念被打破，主导性观念实现了从教权至上到国家主权至上，以国家主义代替神本主义的转变。

在这一时期，逐步占据统治地位的观念并不是以自由主义为特征的个人主义、科学主义或自然主义，甚至民族主义，而是国家主义，即一种强调国家利益至上、建设强大国家的意识与观念。这种主导性观念的转变是通过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和“三十年战争”而最终确立的。

率先打破神本主义禁锢的是14世纪在意大利各城市兴起，随后扩展到西欧各国，并于16世纪在欧洲盛行的史称“文艺复兴”的运动。这是一场崇尚理性、关注世俗生活、要求把人从宗教和神权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并直接反映西欧各国正在形成中的资产阶级要求的思想文化运动。

意大利诗人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在其名著《论世界帝国》（De Monarchia）中指出，实现人的尘世幸福的前提是和平，但没有国家统一作为保障，和平是不可设想的；而要实现国家统一，权力就必须集中到君主手里。这样，他从人的尘世幸福这一人文主义的理想出发，首次明确地提出了国家必须统一、王权必须强化这一时代的重大命题。

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尼科洛•马基雅弗利（Niccolò Machiavelli，1461—1527）则首次摒弃了传统的宗教道德观，从“人性恶”的基点出发，提出了一套功利主义的国家理论，被誉为近代西方国家主义理论的创始人。他推崇共和政体，但又认为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只能依靠君主制来对抗罗马教会和封建割据势力。他主张以国家利益作为政治行为的唯一准则，为此，君主可以不择手段；外交需要依靠实力，则无须用道义和诺言来约束自己。

法国政治思想家让•博丹（Jean Bodin，1530—1596）是国家主权理论的创始人，他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主权概念，并在其代表作《共和六论》（Les Six livres de la République）中对国家主权下了一个定义：主权是“国家中最高的、绝对的、永远位于公民和臣民之上的权力”。继而，他第一次用明确的语言表达“国家权力世俗化”，“拥有主权的人除了不朽的上帝之外，是无需向任何人负责的”。此外，他还首次对主权包含的立法、决定外交政策、任命官吏、要求国民效忠、行使最高司法裁判、赦免罪犯、铸币、规定度量衡和征税等九大标志或权限，及其所具有的不可分割、不可转让、不受时效限制等特征，做了全面系统的论述，由此奠定了全部现代国家学说的理论基础。

荷兰法学家雨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确立了国家主权“对内最高，对外独立”的原则，首次将国际关系作为政治学的思考对象。他通过区分古罗马以个人和契约为基础的万民法和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法，使国际关系超越了习俗和惯例，具有了共同的准则，并首次提出主权国家是国际法的主体，从而奠定了国际法的基础。他的国际法理论对“三十年战争”所创立的以会议解决争端的先例和第一个国际关系体系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国家主义意识思潮的兴起更加速了民族君主国的出现。

文艺复兴运动之后，宗教改革进一步促使欧洲冲破了中世纪的巨大束缚。而宗教改革的结果直接导致了1618 年到1648 年的“三十年战争”。在战争中，新教-民族-主权国家和天主教-传统皇帝之间的冲突本身就已经代表了两种价值取向的斗争，法国参战并选择皇帝对立面的立场，正是对传统宗教认同观念的致命打击。而在新教一方，另一个最重要的国家瑞典，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 II Adolf，1594—1632）却为了反对德国皇帝和天主教而与红衣主教黎塞留（Cardinal Richelieu，1585—1642）所领导的天主教大国法国结盟。这不由令人感到奇怪与费解：他们在国内以利剑对付异教徒，而在对外政策中却不顾他们在国内所奉行的教派原则。

黎塞留对其宗教信仰与政治行为的矛盾性是这样解释的：“人可不朽，救赎可待来日。国家不得永生，救赎唯有现下，否则万劫不复。”这实际就是强调了国家至上的观念。这一观念在那个中世纪道德观与宗教评判盛行的时代无疑是一首创，无怪乎基辛格将他称为“现代国家制度之父”。

为终结“三十年战争”而订立的一系列和平条约被称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和约确定了以平等、主权为基础的现代国际关系准则。这样，经由“三十年战争”，欧洲实现了从封建体制向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转变，破除了中世纪以来欧洲所形成的罗马教皇神权政体下的世界主权论、教权至上论，确立了国家主权至上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国家主义是这一复杂竞合过程的最终赢家。文艺复兴运动不仅意义重大，而且在欧洲开花结果。古典文明的复活为人文主义、理性主义、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思想的普及奠定了基础。其中，人文主义精神影响了宗教改革，探索世界的精神成为近代科学革命的先导，对理性的注重则带动了第二次资产阶级思想解放运动——启蒙运动的发展。

启蒙思想家们从理性主义出发，以人的理性取代上帝的启示，以人的自然权利对抗封建主义的王权、神权和特权，反对蒙昧主义、专制主义和宗教迷信，呼吁建立个人自由、权利平等和政治民主的新制度，因而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为法、美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以及欧洲和美洲的其他革命和改革做了充分的舆论及理论上的准备。

启蒙思想家们提出了天赋人权和自然权利学说。在国家起源问题上，他们提出了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学说；在国家政体问题上，他们主张实行宪政民主，在法律上人人平等，并明确提出了三权分立学说，系统地提出了资产阶级政治理论，为未来的理想社会确立了一套成熟的政治蓝图。

启蒙运动激发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参与意识。1776 年美国的《独立宣言》及1789 年法国大革命中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均是启蒙运动思想成果的结晶，实现了启蒙基本理念的具体化与法律化。18 世纪上半期，启蒙思想在北美殖民地广泛传播，北美各地民主和民族意识日趋增强，进而导致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

在法国大革命中，法国资产阶级以启蒙思想为旗帜，推动了革命的深入。法国大革命确立了现代的革命概念，特别是“人民主权”的思想，在雅各宾派统治时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同时，由革命孕育出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政治理念又被拿破仑的军队铁蹄传遍了整个欧洲，这些理念主导着19 世纪和20 世纪早期的政治图景。

二、保守主义主导的维也纳体系时期

波澜壮阔的启蒙运动促进了自由主义在欧洲及北美的发展，影响和推动了欧美的资产阶级革命。但随着拿破仑在战争中失败，大革命释放出来的两大颠覆性的力量——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也受到了压制。

拿破仑战争是当时欧洲新诞生的资本主义制度与传统封建主义制度之间的斗争，战争以前者的失败而告终，欧洲旧专制体制得以复辟，保守主义一度甚嚣尘上，整个欧洲的保守主义政府致力于在全欧维持旧秩序。奥地利首相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ernich，1773—1859）以法国大革命前的世界政治观念为基础，充当了维也纳和会的设计师。而法国外长塔列朗（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Périgord，1754—1838）灵活地提出了“正统主义”原则，满足了各国封建主的“欧洲均势”，代表了恢复欧洲旧制度的共同愿望，成为会议的旗帜。

1815年6月9日，英、俄、奥、普、葡、法、瑞典七国签署了《维也纳会议最后议定书》，其内容主要涉及两项：一是俄、英、普、奥四大国主宰的欧洲领土体系，二是欧洲封建“正统王朝”的政治统治体系。该议定书确立了均势原则、正统主义和补偿原则，并随后在欧洲建立起一个遏制资本主义发展与革命、重建欧洲专制主义的维也纳体系。因此，维也纳体系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经过激烈的竞合，最终由保守主义占据统治地位的体系。

维也纳体系建立后，均势和维持欧洲现状是欧洲大国对外政策的主导思想，但列强在处理利益冲突的途径、方式和手段上存在差异。大体上说，以俄国为代表的外交路线被称为“保守主义”，以英国为代表的外交路线被称为“自由主义”。

保守主义体现为俄国、奥地利及普鲁士三国以“基督教的信条”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君主联盟即“神圣同盟”。这个联盟强调维护君主政权的合法性及欧洲封建专制制度的正统性，认为正统秩序一旦被破坏，同盟国家就应像基督教民族大家庭成员那样彼此帮助和相互支持，以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

与此相反，英国的岛国特性、与“神圣同盟”各国迥异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以及工商实业方面利益的追求，使它在是否干涉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问题上往往与这三个保守君主国在立场、取向和实践上存在不同，甚至产生严重的分歧。当然，在维持欧洲均势和政治局势稳定方面，英国又常常与三国有着类似的立场。同样，尽管法国在维也纳会议后恢复了波旁王朝的君主统治，但经过大革命的洗礼，资产阶级已经取得了对封建势力的胜利，建立了代议制机构，法国已无法倒退到1789 年大革命之前的状态中去了。法国在外交政策方面，与英国一起反对“神圣同盟”的集体干涉原则。

因此，英国和法国遵从自由主义原则，它们反对“神圣同盟”对欧洲事务奉行的集体干涉的原则，不同意动辄派军队镇压欧洲的革命运动。在对待欧洲民族问题上，自由主义的态度与保守主义有很大的不同。这两种主义在维也纳体系内同时存在并起作用，它们之间的对立和原则分歧正是两种观念、两种主义之间的竞合。

不过，进入19世纪之后，封建主义的日趋没落和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已是大势所趋，并不是维也纳会议所确立的两个原则所能阻止的。尽管梅特涅和“神圣同盟”做出了最大的努力，启蒙主义思想及其工业主义、大众参与等观念还是逐渐成为这一世纪的主导思想。新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因法国的革命剧变而诞生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已经获得了巨大的力量，不再被保守主义所限制。

随着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它们在19 世纪20至30 年代引发了一系列起义和革命，周期性地震撼着欧洲，并形成1848 年遍及全欧的革命运动。同时，启蒙思想家的自然权利却被演化成对利益的无限追求，尤其是在国际关系上，随着欧美各国海外殖民扩张日益狂热，国际关系中所奉行的原则也不再是正统主义，取而代之的是赤裸裸的民族利己主义。

观念的发展也与时代的主题遥相呼应。在19 世纪转折之时，从西方关于社会变化的讨论中分裂、产生出了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世俗思想体系或意识形态。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意识形态可以视为是启蒙主义流派的继续；保守主义则是对启蒙主义的一种反动。理论上，虽然三大意识形态共有一些假定，但在整体上，它们之间是完全不同的。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天生就致力于消灭那些被保守主义视为社会灵魂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激进主义既攻击旧制度的拥护者，也批判自我调适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以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对立面来定义自己的性质。

但在政治实践上，这些相互竞争的观念之间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楚，也从来没有完全分开。尤其是在19世纪的最初几十年，人们常常很难分辨激进主义在哪里结束，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又从哪里开始。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三大意识形态的追随者们常常结成暂时性的同盟，共同利益可能促使其中的两种意识形态结成同盟以反对第三种。总之，三种观念之间相互竞争、相互渗透。

但是，1859 年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的著作《物种起源》的出版就像一颗炸弹震动了学术界，引发了一场激烈争论并深刻地改变了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三大意识形态。马克思对现代社会也发起了尖锐的批判。他认为，现代社会的非人性生产方式使人类异化。马克思主义倡导以一种现代性观念即社会主义，取代另一种，即资本主义。

达尔文的观念得到了其他理论家的进一步阐释。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的物种进化观点实际发表在达尔文之前。不过受达尔文影响，他将达尔文式的生存竞争（即适者生存）观念应用于经济社会，形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1834—1919）将达尔文主义当作一种历史和政治学的新的普遍哲学。海克尔认为，人类的历史必须根据人的生物本性来重新考察，它将表明，人类社会是由竞争法则所控制的，民族是必须为生存而斗争的生命体。他把达尔文进化论引入德国，同时加以完善并进行了最热情的欢迎和宣传。

1868年，普鲁士国王授予达尔文蓝马克斯勋章（Pour le Mérite）。达尔文主义为导致一战的军国主义提供了依据，甚至为纳粹的民族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上的正当性。

三、激进主义主导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时期

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各种观念间的竞合在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呈现空前复杂的图景。殖民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结合，成了帝国主义；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结合，成了军国主义；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结合，则产生了灿烂一时的威尔逊式理想主义，并塑造、建构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不过，随着激进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竞合加剧，理想主义终归失败，民族主义进而与帝国主义结合，又产生了更疯狂的法西斯主义。总体来看，这一时期被激进主义所主导。

激进主义最初直接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Joseph Nye）认为：“民族主义的兴起、对和平自满情绪的滋长、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德国的政策等这些因素，都导致了国际体系灵活性的丧失，进而引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挪威学者托布约尔•克努成（Torbjorn L. Knutsen）认为，工业主义、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已经破坏了旧秩序，国家间的激烈对抗使欧洲充满了紧张气氛，奥地利皇储弗兰茨•斐迪南（Franz Ferdinand，生于 1863年）于1914 年6 月28 日遭到暗杀只是打破了欧洲的政治僵局而已。

自 19 世纪70 年代开始，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开始逐步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在此之后，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意识与民族主义的交织及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支配了德、法、俄等欧洲主要国家的内外政策。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德国的泛日耳曼主义、法国的复仇主义、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及塞尔维亚人的大塞尔维亚计划。这些形式各异的民族主义及其所掀起的种种运动，使本不平静且充满明争暗斗的欧洲又增添了引发敌意与对抗的众多危险因素。约瑟夫•奈认为：“民族主义力量在团结工人阶级上比社会主义强大，在团结银行家上比资本主义强大。在各个君主制国家之间，民族主义力量的确比家族关系还要强大。”

随着欧洲事务的日趋紧张，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升级，欧洲各国纷纷在海外抢占殖民地，以便为本国海军获得港口和加煤站，甚至仅是国际声望。这种极端民族主义在重商主义时代表现为殖民主义；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垄断代替自由竞争并占据统治地位，垄断资本主义得以形成，这种极端民族主义又表现为帝国主义，并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掀起了瓜分世界的狂潮，导致列强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以及阶级压迫和民族奴役，加剧了全世界范围内普通民众的苦难，社会主义思潮作为激进的阶级斗争和阶级革命理论，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激进主义。列宁的著名论断是，帝国主义必然导致战争。

不过，从观念竞合视角看，此时的自由主义仍不能战胜极端民族主义等所代表的激进主义，并未能阻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一战中的同盟国与协约国进行了四年的厮杀，如何结束这场战争也颇费脑筋。美国总统威尔逊（Woodrow Wilson，1856—1924）敦促交战各国接受“没有胜利者的和平”。而俄国在发生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列宁公布了全部秘密条约，建议各国立即停战，并缔结“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阶级）战争”。

列宁的倡议使威尔逊在外交上陷入了被动。为此，威尔逊总统于1918 年1 月8 日在国会提出了著名的“十四点”计划。威尔逊的建议包括公开地达成和平条约，以取代秘密外交，削减各国军备，使其“能够完成保卫国家安全之需”即可；以及民族自决，以便使“所有清晰表述出来的民族主义愿望都能够得到最大满足”。他还将一战描述为一场人民战争，旨在反对“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它们是对自由的两大威胁，只有通过创建民主政府才能够消除；也只有“各民族的普遍联合”才能够保证“大国和小国同样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威尔逊用理想主义代替了古典自由主义。

自由贸易、民族自决和集体安全这些观念被威尔逊包装到国际联盟新的制度设计中。美国政治学者阿莫斯•珀尔马特（Amos Perlmutter）认为：“在整个20 世纪，民主和民族自决这两个威尔逊的遗产主导着美国外交政策的原则，在某种程度上还在继续。”更进一步地看，苏联领导人列宁及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自决”观念则摧毁了西方几个世纪以来盛行的殖民主义，为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及“冷战”后国际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动摇了19 世纪末和20 世纪初欧洲的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假定，惊人的破坏程度和将近1000万人的死亡完全改变了进步的观念。战后，革命的思想和民族自决的观念渗入欧洲之外的世界，并在那里启蒙了民族主义的精神，导致了中东、近东和远东地区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运动的产生，及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而战后的经济危机导致西方世界内部的工人运动此起彼伏。英国政治学者安东尼•阿巴拉斯特（Anthony Arblaster）认为：“当激进主义、扩张主义、国家主义或帝国主义和好战的社会主义在一战后占据政治舞台时，自由主义者的疏离感和孤立感大大加深了。不仅这些运动的内容，而且还有这些运动的思潮和气质压抑着自由主义者。”

同时，俄国内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及其革命也奠定了一种新的世界性力量崛起的基础。由于美国参议院未能批准1919年6月签署的《凡尔赛和约》并否决了威尔逊关于与英国和法国建立防御性联盟的主张，俄国共产党又退出世界事务转而培育自己的社会主义体系，欧洲已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复兴的德国迅速填补了美俄留下的政治真空。随即而来的是法西斯在德国和意大利以及欧洲其他地方兴起，进一步粉碎了自由主义的梦想和社会生活。激进主义再次成为压倒性的社会思潮，到1939 年，欧洲主要国家中只有两个还保持着民主制度，即英国和法国。（待续）

[本文原刊于《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原题：“观念竞合与国际体系的变迁”。略去参考文献，正文经重新编辑，并由作者稍有增删后改定。经授权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