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仕忠｜坐花轿

常言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其实在我们这里，却似乎有些说不太通。因为我们钱家山下村，位于会稽山脉一条细小支脉的末端，溯永宁溪，往上走得五六里，便是“里山”，山道弯弯，田少地多，村落多是沿山旁溪而筑，因稻米少而杂粮多，日常炊食，番薯、六谷（玉米）打头阵。顺永宁溪，向下行得七八里，人称“外阳”，溪道转为河谷，更远处与枫溪（枫桥江）相接，一同汇入泌湖，之后便成大河，从骆家桥乘船，可通绍兴，达杭州，其地田畴广阔，盛产稻米，真个是鱼米之乡。

以故，村人嫁女，便多顺水往下走，愿其钿橱（谷柜）谷常满，餐餐吃干饭。村人娶妇，则多来自“里山”，因我村稻米虽不及外阳，勉强还能半干半稀，柴火纵不如里山，舂年糕、煮粽子的柴爿不缺，加上有山塘、水库，还能年年有鱼，所以也是山里人向往的好地方。

我小时候站在老网山顶，也曾想象古代先人，逐水而居，待平原、河谷人满为患，便向山里拓展。当魏晋时，右军兰亭，谢傅东山，堪称风流，山阴道上的风景，自是应接不暇，但也时闻猛虎噬人，可见山居多险。只是为谋生存，不得不往山里行；为求富裕，时常顺水向下游。

山道崎岖，曲折高低，娶亲迎亲，花轿是必不可少的工具。山乡的女孩子，既是盼嫁，也是盼着坐着花轿，风风光光地周历各村，留下一生中最为流光溢彩的时刻。父亲曾多次讲述村人的花轿轶事，同时也带出他和母亲的婚嫁故事，我一直想寻个机会来写一写。

我父亲和母亲在新历1951年初结婚，那年父亲虚龄二十六岁，在旧时的农村，这已经是真正的晚婚了。

村里的男子，通常十七八岁就结婚了。同村的“同年佬”黄水江，是父亲少年时的伙伴，十八岁结婚，娶赵家赵安琴。迎亲时，父亲做抬轿的“杭郎”，起了个“玄色早”，用花轿去抬新娘。午间喜宴结束，嫁妆装箱，锣鼓齐鸣，新娘入轿，行将启程。依礼仪，女家要表达不舍之情，假意按住杠头，不让起身，如此再三，方可起轿。但女家亲属有些小心思，有意“弄怂”（欺侮），变成真按压。一边发力起轿，一边用力按压，轿杠不堪重负，生生折成两截，场面极是尴尬。

赵家是有名的大村，旧时曾为镇所，瓜山则是一小村。大村姑娘嫁小地方，有人不忿而生事，这类大村欺侮小村的做法，那时也很常见。但此刻有理无理、是吉是凶还需另说，关键是必须觅得轿杠，才能成行。父亲他们到处求人，得到指点，找到赵家镇的“轿行”去租赁。掌柜说：杠是有的，但借走一根，这轿也就用不得了。所以要按整乘轿的价格收费。从赵家迎亲，有三十多华里的路程，之前一番折腾，天色近晚，耽搁不起，只好按价支付。

这次迎亲，将近夜半时分，才接得新娘进村。好在日后看来，并无不吉，安琴接连生了三个儿子，都有出息。大儿子金甫，年轻时做赤脚医生，打得一手好“冷针”（针灸），远近闻名，现在还在做村卫生所的医生，而且他娶的仍是一位赵家镇的姑娘。

父亲21岁时的照片

父亲年轻时身高一米七六，长得眉清目秀，才华亦是远近有闻，但年过二十，婚事还没有着落。父亲是长房，往往有远房亲戚来议亲，吃在我家，饭后却无视主家有适龄男孩，而转去堂兄家里。无他，堂兄是独子，一座五间两弄的中央台门楼屋，独占一半；这边，我父亲有四个兄弟，正屋仅有两间，侧屋是空着的，还没安装阁栅楼板。

娶一房媳妇，至少得有一间屋。为儿建屋，原是家长的责任，但日军占据浙北时，在1941年4月19日，农历三月廿三，在鬼子南侵诸暨的“大扫荡”中，我祖父被强拉去做了民夫，虽然从半途逃脱，但颇受惊吓，不久就患病去世了（详见澎湃新闻2022-01-21《鬼子来了》一文）。当时我父亲才十五岁，幼弟则尚在怀抱。所谓“长兄当父”，这做大哥的要负责弟弟的成长和婚娶，做大嫂的也要跟着吃苦头，又有哪个做父母的愿意女儿来吃苦呢？

瓜山村位于半山区。再往里，便是山区，坡地多，水田少，以玉米、番薯等杂粮为主过日子。往外，山谷渐宽，北行八九里，便是平原，水田蚕桑，一望无际，所以好姑娘都往山外走，而不会往山里嫁的。那么，能议亲的，也只能是山里的姑娘了。那时议亲，通常都有媒人作中介，当然这媒人也往往是由亲戚担当，长辈谈妥就成。但父亲少年时已有主见，他对祖母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他必须亲眼见过，满意才行，否则宁可不娶。

曾经有亲戚给介绍了一位姑娘，大林村的，父亲走了二十多里山路，偷偷去看了一眼，那姑娘又黑又瘦小，好像还没有长大，而且刚从地里回家，根本不知道有人来看相貌，所以没有修饰，更显不足。父亲大失所望，没有同意。他晚年说起这事，依然颇有感慨。我能大致体会他所感慨的内容。他对自己的才干、外貌有着充分的自信，显然是因为家境的原因，才被人小看了，居然这么差的条件也来作媒！但父亲又有些不太好意思，觉得对不起那位小姑娘，不知情之中，却要受他这般“嫌憎”，实在是无辜的。

日本投降后，父亲曾跟随舅舅去了南京做事，不久便闻被本保甲抽中了壮丁，只好返回。祖母为保下长子，想方设法让姚家庵人买走这个名额，为此耗尽了家里的浮赀。

接着，迎来了解放。就在岁月蹉跎之中，已经是天地翻覆，原先人们所向往的富庶人家，转眼被划为地主、恶霸，乡村体制由此重建。这些，自然也影响了人们的婚约嫁娶观念。

村里第一任农会长是父亲的远房叔叔，其父在前清中过武秀才，每年能获黄家祠堂奖励500斤稻谷，他本人亦能武，喜演戏，不事产业，遂沦为赤贫。他上位后，凭借执掌的权力，快意恩怨。1950年，政府在农村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仅二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子，被他圈出了好几户地主和富农。我家也被定为富农，令祖母忧心不已。幸好不久，就被新派来的工作队纠正了，最后，全村只有黄定汉家被定为富农，还有两三户人家定为上中农，我家则是中农。

随着土改深入，地主、富农都已被归入另册，这多少让中农之家显得活泛了一些。1950年秋天，父亲谈妥了婚事，对象是邻村小溪坞蒋如堂先生的女儿蒋美球。到年底结婚时，已经是新历1951年的初头，我母亲虚龄二十一岁。

外公曾经做过保长，四乡闻名，交往亦广。他家最初也被定为富农，后来改正为中农，家境颇好。育有三子，均极优秀。我母亲是其独女，最小，视若掌上明珠，三位兄长则更是关爱。母亲读过几年私塾，有基本的阅读能力，而且曾去上海帮亲戚料理家务，见过世面。原本的婚嫁目标，大约也是大户人家。但世道已变，可选择的对象范围骤然缩小，婚事压力也就大了。大舅蒋钦钊先生，当时是杭州市会计学校（浙江财经大学的前身）的兼职教师，不仅有魄力，更是有眼光。他先相中了我父亲，以为才干和外貌都合适。因为是邻村，我母亲曾经与父亲在路上朝过一面，相互印象都不错，所以也表示同意。

外婆很高兴女儿有了合适的人家，但拿到生辰八字一看，我母亲属羊，我父亲属虎，算命先生说是“羊入虎口”，恐怕将来要吃苦头，外婆听后，怎么也不同意这门婚事。大舅是见过大世面的，不相信“命理”，他说：“阿mēi （阿妈）放心，我只得一个妹妹，一定让她过得好，要是没饭吃，我来养着！”话到这个地步，外婆也只好放手。

于是大舅请他的朋友，也是父亲的族叔黄定翰做个现成媒人，商量嫁娶事。我小时候记得生产队有一丘田，叫“炳超独亩”，后来才知道那是我母亲的嫁妆田。田地之外，还有金戒指，“文革”中，为造新屋，需买材料，家里实在艰难，由在杭州工作的二舅代为出售了。所以，我从来没见母亲戴过金银首饰，还误以为以前的农村太穷，是没有这些东西的。

（父亲、母亲结婚若干年后的照片）

关于婚礼，母亲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必须用大红花轿来抬。坐花轿，这大约是从少女时代就存下来的一个梦想。这个要求让父亲大大松了一口气。因为解放之后，政府倡导“移风易俗”，一度禁止用花轿，租轿生意自然十分清淡，所以父亲用很少的费用，就达成了母亲的心愿。

外公给的嫁妆十分丰厚，也体现了三位哥哥对唯一的妹妹的那份宠爱。那田块地契和几枚金戒指，都装在精巧的妆盒中，由出嫁的新娘双手端在怀里，坐在大红花轿中。长长的迎亲队伍，抬着整整十八扛嫁妆，在喧天的锣鼓声中，浩浩荡荡地启轿。外婆亲自送独女出门，眼里溢出了泪花，既是喜悦释怀，又是依依不舍。我父亲穿着大红罩衫，戴瓜皮帽，亲自前去迎亲。从小溪坞到钱家山下，走直路不过一里多地，这花轿队伍却是先向北，沿大溪坑向小西湖，再向东转洞家桥，穿过杨村，越过新桥头，然后折返向西，就这般走过了邻近数村，留下了无数旁观的目光和羡慕的赞叹，黄昏时分，从村东进入钱家山下，在锣鼓与喇叭声中，隆重地抬进了中央台门。

【回音壁】

斯章梅（表舅）：你妈妈于归之日，我正在姐姐家，有一个临上轿前亲自赶去枫桥镇上换鞋子的细节，你听说过吗？

那天上午快到“小晏”时分，你妈妈在厨房间门前廊檐下那张小方桌左首坐了一下，想起吉时将近，从身后房间里把准备好的上轿鞋子拿了出来，想再试穿一下。打开盒子一看，顿时就傻眼了：两只鞋子的鞋头都是向着一边的，怎么能穿呢？她明白这时里里外外外都在忙着，腾不出人手帮她去镇上调换，就在身边人面面相觑之际，你妈妈当机立断，站起身来，提起鞋盒，亲自出马，徒步来回三十华里崎岖不平的泥路，把婚鞋换了回来。当日情景仿佛就发生在眼前。

罗成（中山大学）：立春时节，斟一壶清茶，细细品味《坐花桥》，一篇读罢，言有尽而意无穷。开篇那山一程、水一程，故园、乡心皆在其中。旧时婚娶固为人生大事，但落到具体时空，不同地方不同年代，又各有特质。坐花桥，自是一对新人的新生活启程，但文章知人论世考史，倒是并未止笔于浙东风俗人情的描绘，而将笔触更深勾连进了整个大时代的变迁。水江起轿的小曲折，父亲晚婚的有主见，祖父、祖母虽着墨不多，但“颇受惊吓”“想方设法”一二语却竟也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延及外公、外婆、舅舅、母亲，徐徐展开的家族群像叙事，又是水一程、山一程，似远还近，似淡犹浓。继而，“回音壁”引出各位贤达前辈的记忆片段，犹如交响和声，在复调中，每个人都有自己刻骨铭心的“人世间”，其中既有历史的沧桑，也有人性的豁达。“附录”曲终奏雅，有理想，有尊严，有温情，更是有担当的父亲，让人动容之处在于，父亲不仅仅是“一个人”，更象征了每一个普通中国家庭乃至民族国家的脊梁，就像那首歌曲唱的一样：“不要神的光环，只要你的平凡。此心此生无憾，生命的火已点燃。”

王延荣（杭大同学）：人往高处走的婚俗，在当年我下乡务农的那个村，也比比皆是。因是半山区，村里的妇女多从里山嫁过来。生男育女后，不愿自家的姑娘留在村里和一般人家结亲。更不愿回报娘家，嫁到里山去。东托西托，托人嫁往水乡埭。同村的姑娘、小伙即使暗暗相好，要成眷属也非常烦难。佩服你大舅，知理明变，玉成美满姻缘。我们这一带直到现在，一直迷信“女的属羊守空房”的流言。男家不敢娶属羊姑娘，何况羊入虎口，又犯属相大忌。你父母婚姻往事包括桥杠压断，实实在在是破除迷信的好案例。大大的点赞。

魏崇新（北京语言大学）：叙他人婚礼者多，叙自己父母婚礼者少；写他人婚礼易，写自己父母婚礼难，将自己父母婚礼写得如此逼真如在目前尤难。尊君的择偶标准与观念在那个时代诚为难得；尊舅嫁妹的见识亦非一般人所能有。两人的个性皆跃然纸上。叙事朴素，娓娓道来，细节描写如同亲历，情寓其中而不显，读之使人情动于中。尊君是个开明人，可与你交流谈自己的婚事，我的父亲也是一个识字的农民，但从不与我们交流个人之事，父母的婚礼我们无与闻焉。仅此一点，就令人艳羡了。看了尊君尊堂的贵影，你的帅气与聪明从何而来一目了然。

顾克勇（浙江理工大学）：仔细摹写父母婚事，无疑为文学家笔法，但又感觉不到虚假，遑论魔幻，则可能是因史家的搜辑资料之力。抬杠为“吵架”的意思，可能最早源于抬婚轿的争执，考证一下也有趣。对于属相，关于属羊，山东老家有“十羊九不全”的说法，大概湖南也有。《红楼梦》中，关于黛玉的属相，原著没有写，87版《红楼梦》添加了黛玉属羊的台词，胡文斌等老先生加的好。文中舅公不以属相相克为意，敢做保平安妹妹的一生幸福，的确有魄力和胆量。

张宏生（香港浸会大学）：大作记述一段生活（民俗）史，非常生动。古今写婚礼者多矣，而父母婚礼能够出自儿子之手，并世能有几人，至于成分之事，穿插其中，又并不仅仅是个人的生活史而已。

胡晓真（台北中研院）：您把父母的故事写得太好了呀！ 我也真的参加了。那回音壁的第一則，说明是真实发生过的事，真的可以编个“上花轿”的戏啦！

邢向东（陕西师大）：黄老师，细细读来，真是有趣有味又令人感慨！这里面有地域、有时代、有人物，有骨有肉有灵有情，真是耐读。将来集成一个集子，肯定比您的专业著作还卖得好！

赵延芳（杭大同事）：感觉就像和你一起参加的婚礼，和你排排坐，喝喜酒。你说奇妙不奇妙？

叶晓芳（杭大同学）：结束了？还想看花轿进门后的故事呢。令尊仪容堂堂，果然有骄傲资本。

沈金浩（深圳大学）：兄父母在那代人中堪称帅哥美女。吴江人娶媳妇叫“讨新娘子”。因为水网密布，轿子较少用，主要是用船，比现在用汽车好玩很多。

张勇风（山西师大）：《坐花轿》，一份鲜活的关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浙中北地区婚嫁习俗的口述史料。此地村人嫁女，多顺水往下向富庶的地区；村人娶妇，则多来自贫瘠些的里山，与俗语“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相吻合，亦与《围城》所言“嫁女必须胜吾家，娶妇必须不若吾家”的婚嫁观念相一致。文中所述聘财和嫁资，既是对中国封建社会悠久财婚习俗的承继，也为当代中国彩礼和嫁妆久盛不衰作了注脚。此文具有相当高的文献史料价值。作者父母的结合，可谓郎才女貌、才子佳人式的一段佳话。

赵素文（中国计量大学）：一场平静安和的人伦佳事中，隐藏着时代气运的偶然，个体自主的选择，众生着相的细节。温情的背后，未尝不有让人长吁一口气的后怕与庆幸。不求高人，而能自保，黄老先生一家实是智者。

我父母双方的祖辈，因为成分不好颇受斗争磋磨，泰半未得天年。也因此我父亲结婚时已年近三十，母亲也已二十三，在当时已属晚婚。前几日，母亲也反复与我述及自己少年的婚事。因双方家庭成分相似，皆属黑类对象，又沾亲带故，外祖和祖父在母亲幼年随口一句戏言订婚约。后来父亲成年，祖母觉得实在找不到人家结亲，母亲十三岁时，被五十斤秕谷为定订亲，此后双方家庭沉浮十年，穷到无力结婚，终于在父亲将要而立的时候才把婚事办了。

赵国瑛（中学校友）：有几处俚语旧词颇感亲切，如“玄色早”等，在岁月的烟云里被兄重新拎出来。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政权更迭，新旧社会交替时古老婚俗如何在扬弃中挣扎的现实景况。此等婚俗已渐行渐远，故用文字记录，留下时代印迹颇有意义。以婚俗而叙述当时社会经济状况及乡民的生存状态也很难得。

徐大军（杭州师大）：小村的婚姻事牵涉着家国、时代的世事变迁。那个娘家人压杠礼俗，还有“嫁妆田”，很有意思。

梁帅（河南大学）：在明清文学中，有成年后撰文回忆儿时母亲课读的场景，好像还真没见谁撰文回忆父辈结婚之事，所以您的文章当属首创了。

张婷婷（上海师大）：叙述令尊令慈的婚事，而山川形胜，民风物情，人文历史，无不尽蕴其中，读来颇为波澜壮阔。读到令慈大人提出婚礼的唯一要求是必须用大红花轿来抬，竟很感动：人世事，沧桑变。

任珂旻（学生）：看完老师的文章，忽然觉得要更加珍惜与父母在一起的时光。

陈亮亮（香港中文大学）：老师的爸爸年轻时真是眉清目秀，气宇轩昂！台湾有首闽南歌就叫“内山姑娘要出嫁”，特别有风味。

夏心言（中国人民大学）：两段花轿故事，牵起一篇家族史。看似平淡幽默的乡间趣话，背后却是惊心动魄的时代风云。老爷子少年失怙，乱世之中独力支撑家门，有豪杰风范。江山改易，经历种种波折，最终与令堂皆为佳偶，收获平常人的幸福，如同一段传奇的大团圆收梢。瞻仰二老的旧照，发觉您一家人的容貌气质异常相似：疏眉朗目，鼻梁高挺，嘴角常含笑意，谦和中透着自信。总之，精气神儿十足！

郝婧羽（广东人民出版社）：真挚细腻的情感，身临其境的描写，朴素深沉的记述，还原了父母的爱情，也还原了那个时代。以个人的经历串起家族史，以家族的变迁反映国家的变化。很有意义。前段时间大热的《人世间》，就是这类作品的代表。

茜茜（友人）：写得真美呀。高高低低的村落，潺潺流淌的小河，炊烟袅袅的乡屋，世俗又庄重的婚姻爱情，那迎亲的仪式感，处处洋溢着幸福与美好；时代的变迁影响到个人婚姻，形象诠释了“缘份”二字；您父亲那种等待与坚持，红娘们的热心，良人美眷终相遇，这人性的亮度，也特别感人。我们也跟着幸福了一回。

沈珍妮（学生）：花轿迎亲，于出嫁的女儿家应是最有仪式感的了。看到新娘子端着装了地契和戒指的妆盒，一下子耳边就响起《锁麟囊》来了。老师在回音壁里面答邹双双老师：“而我所写的，已经酝酿了一辈子，值此心境，所以能够有此写作”，很受感触，这种“酝酿”，是一个人的成长中所必经的思考吧，观察现下的生活也回望祖辈的生活，体会小历史中的冷暖，也触摸大历史的进程，在这些“酝酿”中逐渐建立一个天地之间的“我”，也提笔写下“我们”的故事。

毋丹（浙江财经大学）：那个特殊的时代，多少人的命运都脱离了原来的轨迹，但再转念一想，如果没有这样的“脱轨”，又哪有后来的圆满，看老师的叙述，很有趣，很温馨，也非常感慨。

黄义枢（浙江传媒学院）：看照片，您父亲与您像极了。“羊入虎口”这种，农村一般是坚决不同意的，外婆同意，估计不仅仅是大舅的劝说，黄老师父亲的一表人才应该是外婆同意的根本原因。

吴秀明（浙江大学）：“坐花轿，这大约是从少女时代就存下来的一个梦想。”——小的时候邻里办喜事喜欢跟着花轿看新娘子，现在长大了也觉得坐花轿是一种特别的仪式，红火闹热。

苏世天（厦门大学）：林耀华的《金翼》也是用小说的形式展现人类学民俗学，还是学生必读书呢，我觉得您都可以把这些文章变成集子出版了。再在书店搞个活动，正好民俗学也在中文系。

陈恬（南京大学）：感觉第一任农会长的远房叔叔很“有戏”，寥寥数语就很吸引人了。

刘勇强（北京大学）：有幸成嘉宾，一同观大礼。

李铭建（南方学院）：本来好事一桩，读来却多辛酸。

程章灿（南京大学）：钱家山下民俗志。

洪朝辉（杭大校友）：民俗加家史的杰作！

孟彦弘（中国社科院）：小家衬出了大历史。令尊大人第二张照片，跟2011年在中大见到的本人，轮廓差不多。

庄初升（浙江大学）：很多方言学，可谓民俗图典。

纪德君（广州大学）：黄老师写这类民俗散文，越来越得心应手了，不仅有生活气息，而且有文化底蕴，为后人保留了一份珍贵的乡土文化记忆。

李莉薇（华南师大）：一部家族史就是一个时代的剪影。

杨早（中国社科院）：确实堪称记录先前社会之信史啊。

吴义雄（中山大学）：很羡慕您能亲撰父母大婚的盛事！

陈志勇（中山大学）：感觉穿越时空，来到了一个纯朴真挚的历史现场，感受父辈们的生活日常和喜乐情感！

张求会：“有理想、有尊严的农民”！仅仅这几个字，就让人难忘。

史小军：讲故事容易，文字叙述故事不容易！兄之系列民俗故事思乡怀人，读来亲切有味，父母之婚俗事更与一般不同！

殷娇（中国艺术研究院）：虽则参加不了父母的婚礼，竟能把父母的婚礼写得如此妙趣横生，后半部分我是带着不由自主的微笑看完的。坐花轿一文一事，折射时代的轮转，朴素情感，本色风格，让我不禁想到了汪曾祺老先生的文风。

彭国忠（华东师大）：远房亲戚议亲一节，写得极含蓄，仁厚之笔。祖母买下壮丁名额花尽浮赀，极巧，否则解放后要划为地主了。杭郎、冷针，都是第一次知道。

刘晓明（广州大学）：超越自身时空的纪实叙述。

赵天为（东南大学）：太好看了！ 细节充盈、人物形象饱满，像电视剧一样！这才写到花轿进门，后来呢？坐等追剧。

王安祈（台湾大学）：可以编一出《抬花轿》。

华玮（香港中文大学）：您是做过口述历史吗？这么多细节这么清晰，文字生动，佩服之至！对了，我和我先生的八字，也是“羊入虎口”。

黄仕忠：我把自己代入进去，在我父亲的回忆基础上，加上我对那个时代的了解，并且把父亲不同时候说的事情串联起来。“羊入虎口”的细节，是大表哥看过后补充的。还有部分记述，则来自我大姐。我能体会到口述本身的限制，有时会造成不同故事迭加，有时会出现时空错乱，所以我把文献学研究的实证方式加了进来。

朱爱冬（中山大学）：我见过两位长辈，读来更觉不同。

刘勇强（北京大学）：毛宗岗《读三国志法》说：“观才与不才敌，不奇。观才与才敌，则奇；观才与才敌，而一才又遇众才之匹，不奇，观才与才敌，而众才尤让一才之胜，则更奇。”

仿此句意，正所谓观父母叙儿女婚事，不奇，观老王叙隔壁人家儿女婚事，则奇；观老王叙隔壁人家儿女婚事，不奇，观那壁厢老张亦添油加醋，则奇；观他人婚事终究不奇，观亲儿叙其令尊令堂婚事，则更奇。

故此题大妙，尤以超越“小我”为难。若一味记录长辈口述，难免隔膜；若一切恍如亲睹，又必无是理。全文用笔分寸适宜，详略得当，虚实互补，若偷窥瘦小黑女一节，作者自称大致能体会其父感慨，揆情度理，端非虚言。而将听闻穿插于叙事之间，寓细节于社会变迁之中，乃使乡村细民婚姻深具时代意义。此奇而又奇者也。

廖可斌（北京大学）：别的地方的人“抬杠”，赵家村人“压杠”，为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规矩，惹出很多无谓的麻烦，过去乡村人每每如此，让人忍俊不住！令尊大人自有主见，在那个时代的农村并不多见，这是后来家庭昌盛、儿女有为的重要原因！

骆建平（高复班同学）：起早看了你写《父亲的婚事》，虽平淡却很感人。真的佩服你，你能把细节表达得如此清楚，让人亲临其境。尤其是我们一代人，对此感触最深。

蒋志毅（表侄）：我听爷爷说，在小溪坞我们是最殷实的一户，另外一户是蒋真家。太公和大阿爷两代都做过保长，这个保，好像包括阳春（旧称杨村）的一部分。解放时，小阿爷有点文化，在镇上参加了土改工作队，提前了解了政策，知道小溪坞必须要划一个地主。所以由太婆作主，三兄弟紧急分家，甚至村子里属于我家的舂米作坊都不要了。最后总算划了一个上中农。而蒋真是独子，独得家业，所以成了地主。蒋真后来当了一辈子地主崽子，连老婆都没娶上。信息，在任何时候都那么重要；命运，则真的很会捉弄人。若真成了地主，爷爷辈的四兄妹命运将完全改写了，包括下一代的您。

吴先宁（民革中央）：你家祖母因被划为富农成分而担忧，可见她远见卓识，智慧超群，料事如神。我听我们村老辈聊，感觉他们当时对划成分没很在意，就照各家田地财产来嘛，根本没料到成分会变成荣辱匾，生死牌，子孙的活命饭食。所以尽管我们村田地最多的也只有十五亩，不够地主标准，但因为必须有名额，两家较多的，就划了地主，没听说他们有不同意见。

我爷爷是租种人家田的，附带代收一下租谷，本应是贫农，但中农名额未满，让他做中农，他也没异议，就做了中农，所以我家成分是中农。

我一小堂爷爷是富农，虽然后来开斗争大会的时候他也总要叨陪末座，台上去站一下，过年时候生产队放一天假，他也不能休，要去修路填坑，作为改造，但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说，“我们富农是辛辛苦苦干出来的，不像那些懒汉！”这话我亲耳听他说过。

至于我家中农，我觉得只要不要生上学、入团、招工、参军等等痴妄之念，就像祖祖辈辈那样做做吃吃，也没有什么了不得。

郑尚宪（厦门大学）：我们村子小，只划了个富农，几个上中农，差不多一半是中农，剩下的才是贫农、下中农，个别雇农。我爷爷排行第五，在村里口碑很好，他1955年去世，可是70年代我回乡时，大家都称我“五公的孙子”。我爸是小县城名流，在城里被斗得很厉害，回村后乡亲们对他很好，红白喜事照样坐上席。

全村只有一个给寡妇接脚倒插门的家伙，跟我同一个生产队，二流子式的人物，有时候要来念“阶级斗争”的经，但毕竟是外来户，且大环境不允许他为非作歹，所以没造成什么实质性伤害。

前些年有一位我同龄人来访，讲起当年的事情，说“村里人对你们很好”，我说也有不好的，就举了那个家伙的例子，他马上说“他不是我们村的”。这位同龄人虽然跟我们家有矛盾，但从来没拿我爸的政治问题做文章。村里人说我爸是“忠臣受难”，迟早一天会官复原职，所以若有人稍有不敬，马上就会被人家训斥。

1978年，我考上大学，同时我父亲恢复工作，村里人个个都说自己有先见之明：“我早就说了，怎么样！？”后来我爸分管全县的文科教育，又当上县政协常委，有时广播里会提到他的名字，我们村的人马上就讲“我们阿槐又出名了！”——我爸原名郑玉槐。

你文中说武秀才每年能获祠堂奖励500斤稻谷，这种奖励我们家乡也有，叫“励贤租”。过去村里有宗族祠堂，祠堂有祭田，由族里贫困户轮流租种，田租比较优惠。所收租金（稻谷）除了祭祀外，还用于族里公益事宜，资助、奖励族中子弟读书即为其中之一。我爸就是靠“励贤租”资助上了高中和大学。

我在农村时赶上了一些传统的尾巴，所以有时候读古籍看到一些相同或相似的东西，就会想起当时的一些经历和听闻。

吴朝骞（杭大同学）：@黄仕忠  你好福气：没能参加父母的婚礼，却熟知父母的婚礼细节。相信是父母、长辈等数次在不同场合的不同叙述，在你心中留下了活的记忆。

记得小时候顽皮，十来岁第一次在街上打羽毛球，很差的拍子，很赖的技术，不偏不倚，把羽毛球打在一路人的鼻子上，而这老人恰是个塌鼻子。他追了我好几条街，一路骂道：“你个童子痨，你妈是哪里娶的？”

我真的不知道我爸妈婚礼在哪里办，是在温州，还是福建（父母都是福建移民温州）。而且从来没有听过任何人谈起父母的婚礼。我大哥、大姐都大我十六七岁，他们五十多年前的婚礼，在今天看来都有历史的沉淀感了。

程芸（武汉大学）：我的父亲和母亲出身不好，“文革”期间父亲是下放农村的老师，母亲是回乡知青，两人相差八岁，由相亲而相识，相识而相知，很快结婚，时在69年的重阳节。从此相濡以沫，已五十多年了。2019年两老金婚纪念日时，也只是合拍了一张照片，恰逢我在美国访学，就把二老的合影发到朋友圈里，写了几句祝福和感慨，然后，在文字之后，献上了九十九朵玫瑰，一朵一朵地敲上去的，整整九十九朵。

吴真（中国人民大学）：很有汪曾祺文字之感，好看！最后的大红轿呼应文首，很有余味。期待继续拜读老师将时代熔铸于个人家族史的文字。

邹双双（中山大学）：久远过去的故事，描写入微，真的令人惊叹。说来我父母的婚事也一曲三折，很有故事性，听了很多次，但要提笔描述，估计三两句就得无奈作结。我们或许应该抱着记录历史、民俗文化的心态，再去听听父母讲他们那一辈的事。然后，我爸也是虚岁26岁结婚，因为穷……

老家是我们的根，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写。只是同是乡村故事，有很多同感的地方，但我写不出来，一是笔力不够。再是心境，写不写得出来，关键可能还是用不用心的问题。读黄老师的文字可以作为慰藉，期待更多的文章，期待下一本书。希望将来也能像黄老师这样手握两支笔，畅写故乡情。现阶段要先做好学术之笔的训练。

黄仕忠：@邹双双  你的故事，还在酝酿之中。而我所写的，已经酝酿了一辈子，值此心境，所以能够有此写作。等时候到时，你也自然可以。诚然，先得有心。其次，则是某日忽有写作的欲望时，便要立即动手。

张诗洋（广州大学）：爷爷年轻时的照片真俊朗啊。头回一睹奶奶尊容，也是大户人家的仪态。从抬轿到花轿，中间是一个时代的切面，也颇能见出爷爷的性格。小说笔法，余味悠悠。读您的散文，都有股在平静的水面下波涛汹涌的力量。

陈艳林（学生）：父亲从为朋友抬花轿到用花轿迎娶母亲，其间沧海桑田，娓娓叙来，让人感受到时代与风俗更迭的同时，还有父辈命运的跌宕起伏。时代不足惧，让人惧怕的是其中人情冷暖，有父亲的伙伴娶亲时的尴尬，有父亲跋涉二十公里去看邻村小姑娘的失落，有母亲提出坐花轿的美好愿景，其间种种，小人物是无法选择的，唯有被时代滚滚车轮裹挟着向前。

沈珍妮（学生）：就像家中长辈回忆那些日子。当年我爷爷奶奶的婚事，爷爷是第九子，奶奶是长姐，两下耽搁，亦是老大成婚。而奶奶家当时又被划为富农，看到土改一节，亦与奶奶往年所说多有印证。老师的文章通过爷爷的婚事发掘当时的人、事之一隅，前后两个花轿的故事却仍透着活泼的甜蜜。老师多次说过要有“两支笔”，一支是学术的笔，一支是文学的笔，见老师散文，方知确应如是。

徐兴无（南京大学）：电影《牧马人》里小孩子们围观牧马人结婚，牛犇演的牧民说：“去！没看过你爸和你妈结婚吗！”

陈建根（中学校友）：看了黄教授所写父亲的婚事，让我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听我母亲说，他们结婚时已解放了，是自由恋爱，但外婆不同意，因为我父亲5岁丧父，10多岁丧母，跟我伯父都靠我太奶奶抚育长大，土改时成份是贫农，因为家境太差，没上过学。但他一心为公，后来社员们选他为生产队大队长。我外婆家条件较好，我母亲还读过几年书。是我母亲自己偷偷地把户口本偷出去，和父亲去公社办了登记手续，结婚时也没什么嫁妆。我外婆对我是所有几十个子孙里最好的，但对我母亲偷偷去登记一事，在我面前还是一直耿耿于怀。我问过我母亲，为什么要和当时那么穷的父亲结婚，她说那时不讲究家庭条件，是自己喜欢。他们养育了两子一女，我父亲89岁离世，母亲今年87岁，还健在。

赵国瑛（中学校友）：生动有趣，作为赵家后人，作为赵家后人我对文中的乡俗俚语倍感亲切。在时代变迁的历史转折时期，通过父母婚事的细微描述，反映了彼时江南农村的风土人情，世俗心态。窥一斑而知全豹，此文是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细细品读，感慨良多。

岑宝康（杭大同学）：父亲的婚事，事涉社会的动荡和变迁，家境的荣辱和浮沉，更取决于父亲的禀赋和向往。这还不够，只有融入了母亲的亲爱和贤淑，才使这桩婚诸事齐全，万般圆通。

栾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令尊是很好地掌握了自身命运的人。人一生，在重要的节点，头脑清醒，目光高远，脚踏实地，必然会有好前程。家中长辈，有无读书人，哪怕只是识文断句，这对孩子的影响都会相当大。试想，如果令尊被征壮丁，结局会大变，后果不堪想象。如果年轻人对自己意向中的另一半迁就凑合，命运也将改写。缅怀爷爷奶奶，父亲母亲，亲戚朋友，是仁兄这篇文章的大意，而与命运博弈，则是文外曲旨。好文章！

张世君（暨南大学）：感觉你和父亲关系好，两代人的交流沟通好，很难得，为你提供了非常好的家庭史料。你又有非常自觉的个人史、私人史意识，读起来有历史的现场感，又有很强的文学色彩。比如父亲去看那个没有相中的女孩，很有父亲的个性特色，又有为人的善意，对女孩的同情，还有一点小幽默，比如“嫌憎”的用词。我不知道是你父亲真实的用词，还是你添加的，总之比较有趣，说明你父亲是一个实诚的人，也是有思想有主见的人。

李颖瑜（香港理工大学）：真是妙趣横生，子女写父母婚事，却如同目睹亲历，种种乡间风俗、人情世故耐人寻味。父亲之人格尤令人敬佩，卓尔不群，不甘平庸。见瘦黑姑娘一节，更从寻常琐事中揣摩父亲幽微心思，果然人情练达即文章。

王芊（中山大学）：在旧时代里不因家境而“将就”，在解放后也不因迷信而忌讳，而是始终为“外貌”与“才干”的人格优点而坚持自我，可以感觉到黄老师的父母，都是不随波逐流、有思想主见的“独立人格”。在一个泯灭人性的时代里，他们的故事竟然带有一丝一见钟情、相知相惜的浪漫爱情味道。偷看小黑女，言其刚从地里回家不曾修饰的细节描写，其实是父亲出于善良为其回护吧，从中更见温柔本性。

向双霞（长沙理工大学）：每回读您的散文都能让心静下来，仿佛能穿越时空，回到您所描绘的那段历史。语言平实、生动有趣，画面感很强！您父亲确实一表人才，母亲也是大家闺秀，很是般配，哈哈。散文写到母亲坐花轿便戛然而止，和开头父亲做抬轿的“杭郎”对应，有余味……期待后续。

陈慧（中山大学）：感觉令尊、令堂大人很有夫妻相呢。

孔庆夫（中山大学）：我有幸见过爷爷，同桌吃过饭。

那是2019年仲春，您受邀回绍兴文理学院讲学，我随机同行。飞机到达萧山机场，晚点不少，天已初黑。我们更改了赴绍兴晚餐的计划，直奔钱家山下。到达时约莫晚上8点已过，天已全黑。

停好车，入门台庭院，我看见到爷爷坐在大门处等您。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爷爷。当时94岁了，腿脚不太方便。您进院门后，爷爷就撑起身想来迎接，您快步上前扶爷爷进屋。

此时，您哥哥和嫂嫂已烧好了一大桌菜，招呼赶快入席，说：“飞机晚点，你们早就饥肠辘辘了吧。”于是斟满了温过的黄酒（仲春的绍兴，仍略有微凉）。

爷爷落座后，用手抚摸着您的背，然后伸向桌上炖好的整只鸡，取下一只鸡腿，放到了您的碗中，并慈祥地看着您吃。您数次回望爷爷，在爷爷的注视下，一口一口把鸡腿吃完……

这互望的一幕，十分温馨，至今犹在眼前，令我动容。

【附记】

家严黄炳超先生，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钱家山下村人，生于1926年12月12日，卒于2020年2月24日，享年95岁。家慈蒋美球女士，生于1931年9月6日，卒于2008年2月6日，享年78岁。家严曾读过高小四年级，是村里少有的读书识字之人。因少年失怙，为兄当父，扶二弟做工人，三弟、幼弟入浙江大学；幼弟黄炳华大学毕业后工作于北京，曾任第二炮兵某设计所副总工程师，1996年1月，获中央军委授予“献身国防现代化模范科技干部”、军事科研一级英雄荣誉称号。家严自己一生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但可以说是一个有理想、有尊严的农民，更是一位有温情的父亲。我从他这里获知许多先辈故事、乡村风俗，成为我记录那个时代与社会风俗的可靠依据。今值家严逝世三周年之际，敬撰此文，以表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