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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世界差别如此巨大，我们怎么可能意识不到？

2023-01-28 14:21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回归故里》是法国当代哲学家、社会学家迪迪埃·埃里蓬（Didier Eribon）写的一本反思之书。

父亲的离世让埃里蓬踏上返乡之路，并以此为契思考：“我是不是因为想要脱离自己原本所处的阶级才离开家的？”带着这样的困惑，埃里蓬对自己逃离故乡的缘由进行了真诚的反刍，以自身成长经历为线索，探讨了阶层差异、社会制度如何影响与决定着个人的选择。许多人在“阶级的叛逃”中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羞耻、苦闷与酸涩？本文会有启示。

01.

“我们怎么会意识不到自己的身份呢？”

在我小时候，有一对夫妻和父母关系很好，其中丈夫在酒窖打工，妻子在富人区的一家私人旅馆当门卫，这家旅馆里住着一个兰斯大家庭。这对夫妇住在栅栏入口旁边的小屋子里。当我们偶尔在周日去他们家聚餐时，我就会和他们的女儿在那栋巨大建筑前面的院子里玩耍。我们知道另外一个世界的存在，它就在台阶上面那张玻璃窗下的入口里。我们对那个世界只有几个短暂的印象：一辆漂亮的轿车驶进来，从车上下来的这个人，我们所认识的人中没有任何一个衣着与他相似……但如同对社会关系有着本能反应一般，我们知道“我们”和“他们”之间有差别，他们，是住在那栋房子里的人以及前来拜访他们的朋友；我们，是那些住在两室或者三室房间里的门卫们，以及他们会在休息日接待的朋友们，也就是我的父母以及我和我的兄弟。

相距只有几十米的两个世界差别如此巨大，我们怎么可能意识不到社会阶级的存在？怎么可能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边？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说得很对，当我们属于平民阶级时，我们很容易发现阶级的存在。日常生活的艰辛每时每刻都在提醒着他们自己的阶级归属，更何况我们可以看到其他阶级的生活条件与自己的差距。当我们看到他人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与我们是如此不同时，我们怎么会意识不到自己的身份呢？

上世纪60年代初，我们搬进一栋刚刚完工的公租房大楼，这间公寓是母亲不停奔走，好不容易得到的。这是一个典型的安插于城市结构中，甚至可以说是在城市内部的社会公租房：整个项目包括三个“大块”，就像人们说的那样；一共四层楼；处于一大片独立住房中间，整个街区位于工业区和几个香槟酒庄之间。公寓包括一个餐厅，一个厨房，还有两间卧室，父母一间，孩子们一间。另外，我们有了浴室。

我在离家不远的小学就学。每个周四，我去圣女贞德教堂上教理课。应该将其看作一种平民阶级中流行的、怪异而荒谬的传统宗教教规？还是一种在孩子们没课的时候把他们管住的方式？可能两者皆有！我的父母并不信教，甚至是反对教权的。父亲从来不进教堂，每当有家庭典礼（洗礼、婚礼、葬礼等），女人们在教堂里参加典礼时，他总是和其他男人们待在教堂外的广场上。但是父母却坚持给我们做洗礼，让我们上教理课——那个教堂的神父会让男孩子坐在自己的腿上，抚摸他们的大腿。他在社区里有这个坏名声，有一次我听父亲大声叫嚷说他对这个神父厌恶透顶，他还说：“如果让我知道他碰了我的孩子，我非干掉他不可。”我们的教理课一直延续到领圣体的那一天——那天我们穿着白袍，在胸前戴上一个巨大的木质十字架。

那天，我在母亲家里发现一些我和哥哥的照片，照片里还有叔叔姑姑、堂兄弟堂姐妹们。那是在一次家庭典礼之后，我们这个小小的家族在奶奶家门前的空地上组织了节日聚餐，对我们来说宗教礼仪只是聚餐的借口和理由：宗教仪式虽然荒谬可笑，但给非宗教聚会提供了机会，由此，宗教仪式承担了敦促家庭团聚的责任，维持着兄弟姐妹以及他们的孩子（我的堂兄弟、堂姐妹）之间的联系，同时，它还一再地肯定着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圈子，因为在聚会上，人们总是展现出职业、文化、阶级的一致性，而且前一次家庭聚会中的人总是出现在这次聚会中。

这可能是我逃避聚会的原因，尤其是我两个弟弟的婚礼：我不可能沉浸于这种形式的社交和文化活动，它们让我极其不适；“它们”是指，那些饭后的仪式，整桌人一起高喊“西蒙，来一首歌！”“勒内，来一首歌！”，于是每个人分别唱了自己的歌，歌声一会儿搞笑、一会儿夸张，那是这个场合特有的唱歌方式，然后，每年如此，还有每年一样的猥琐笑话、舞蹈、没用的愚蠢伎俩，还有聚餐结束后的争吵——有时会演变成初级阶段的斗殴，因为那些关于怀疑某人通奸的老矛盾被挖了出来。

我家庭内部这种社会阶级的一致性基本没有改变。回到米伊宗的家里后，我浏览了摆放在家具上、墙上的照片。我询问母亲，这个人是谁，那个人又是谁。这是一个人丁兴旺的家族：这是我兄弟们的孩子，那是某个堂姐和她的丈夫，那又是某个表弟和他的妻子，等等。每次我都问：“他是做什么的？”众多答案描绘出一幅当今平民阶级生存状况的图景：“他在X或者Y工厂打工。”“他在酒窖工作。”“他是泥瓦匠。”“他是保安。”“他现在没活儿干。”

……有时这个堂姐（税务员）或者那个嫂子（秘书）可以实现社会地位的上升。我们已经远远地脱离了过去的悲惨生活，也就是我童年时期经历的那种悲惨生活——“他们过得不算惨。”“她挣得不少。”母亲在回答完我的问题时总是这样说。但他们的社会地位没有改变：整个家族的状况没有改变，他们与这个阶级世界的关系没有改变。

02.

“我们以为那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就在我们刚刚搬进的大楼几十米之外的地方，人们正在建造一个罗马风格的小教堂，教堂是藤田嗣治设计的，为了庆祝他几年前突然在兰斯的圣·雷米大教堂改信基督教，他还会在教堂里画上壁画。我是很久之后才明白，我们家对艺术没什么兴趣，对基督教艺术更是如此。我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才第一次走进这座教堂。对于艺术的品味需要学习。我学习了。这是自我再教育的一部分，这种自我再教育几乎就是完全改变自己，只有完成它，我才能进入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社会阶级——才能远离我过去的一切。无论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对于艺术作品的喜好或者对一切文学艺术的喜好总是会让一个人显得更高级，这种高级是通过与那些没有机会接触艺术品的人相比较而实现的。艺术爱好者的这种“高级”，指与其他人在自我构成上的差别，指人们对自己的眼光与对其他人（那些“没文化”的、“低等”阶级的人）眼光的迥异。

在我后来作为“文化人”的生活中，当我参观一个展览，或是听一场音乐会，或是观看一场歌剧表演时，有无数次，我观察到那些热衷于“高雅”文化活动的人们从这些行为中获得了如此多的自我满足感和优越感，这种满足感和优越感展现于他们永远不会放下的神秘微笑，还有他们克制的肢体动作，还有他们作为艺术行家以及有钱人的讲话方式……所有这些都表达了一种对于自身社会身份的愉悦感，他们属于优越的阶级，他们可以通过欣赏“高雅”艺术来炫耀自己。这样的场景总是让我觉得惊恐，然而我依旧努力让自己变得和他们更加相像，让自己看起来出生于这样的阶级，努力像他们一样，在欣赏艺术的场合表现出轻松自如的神态。

重新学习说话的方式也是必要的：我得忘记过去错误的发音、表达方式，忘记属于地方的词句。不能说苹果是“好东西”，而要说它“太酸”，改掉东北地区的口音，同时改掉平民阶级的口音，要让言辞更加体面，要更精准地使用语法来遣词造句……总之，我无时无刻不在控制自己的发音和表达方式。“你说话像写书似的。”在家，母亲总是这样嘲笑我，她的话还表示：人们知道我为什么要使用这新的说话方式。她这样说完，我就会变得非常小心，重新拾回曾经忘记的口音，避免使用对于平民阶级来说过于复杂、过于文绉绉的句子。比如，我要说“我去过”而非“我曾经前往”，我还要努力重新找回那些虽然已经被我遗弃至记忆深处，许久不用，然而却从未忘记的语气、词汇和表达方式：这并不是说我完全成为一个说两种语言的人，但我会根据所处的环境和阶级来对自己说话和行事的方式进行或多或少的改变。

住进这间公寓之后，我进入市里的“公立男子高中”。我应该着重强调这件事，因为这并不是一桩平淡无奇的事件，事实上，它在我们的家庭历史上是一次真正的转折。我是家里第一个接受中学教育的人，虽然只是刚刚进入第二阶段教育而已。当时我11岁，比我大两岁的哥哥还留在第一阶段。在那个时代，两条截然不同的求学道路同时存在，所以淘汰机制是那样的直接而残酷。哥哥在一年之后成了屠夫的学徒。他不想再上学了，他觉得上学很无聊，而且浪费时间。母亲有一天在肉店门口看到一张“招学徒”的启示，问哥哥是否感兴趣。他给出肯定的回答，于是母亲带他去了，他便成了学徒。我俩的人生之路从此岔开。

事实上，这分叉点总是可以被追溯到很早之前。很快，我们就变得不同了，从穿衣方式、发型，到说话和思考方式。到十五六岁的时候，他只喜欢和自己的伙伴混在一起了，踢足球、勾搭女孩、听听约翰尼·哈里戴（Johnny Hallyday）的歌，而我却更喜欢待在家里读书，在音乐上我偏爱滚石（Rolling Stones）和冯丝华·哈蒂（Françoise Hardy），她的《所有与我同龄的男孩和女孩》这首歌仿佛是写给孤独的同性恋者的。然后是芭芭拉（Barbara）和雷欧·费亥（Léo Ferré），或者鲍勃·迪伦（Bob Dylan）、多诺万（Donovan）和琼·贝兹（Joan Baez），也就是属于“知识分子”的歌手们。哥哥仍然保持着他平民阶级的“气质”，他的行为方式和肢体语言将他和我们属于的那个社会阶层连接起来，而我创造了一种同样非常典型的中学生“气质”，它让我远离平民阶级。16岁时，我穿带帽粗呢大衣，脚穿其乐沙漠靴，留长发。甚至连我们对政治的态度也迥然不同：他对政治绝对没有半点兴趣，而我却很早就开始就“阶级斗争”“永久革命”和“无产阶级国际化”这些问题长篇大论了。

每当有人问我哥哥的职业，我都会感到非常尴尬，我从未透露过真相。对于我在青年时代蜕变为知识分子这件事，哥哥总是怀着几分怀疑和讥讽的。当然他也绝不会忽略我成为同性恋者这件事，即便他只是泛泛地嘲笑我的样子，而没有针对我的同性恋倾向——在他这样一个努力保持属于平民阶级的那种男子气概的人眼里，我的形象就是“娘娘腔”；而当时，甚至我自己都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性向显现的端倪和它令人不安的召唤。

从搬至市郊的公租房到1967年搬家，我们一直住在一个屋檐下。我们的房间只有一个走廊之隔，但我们之间的差距与日俱增。我们都坚持着自己的选择，或者说我们以为那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所以，我俩必定会因为对方的样子而感到尴尬。他的形象毫无疑问符合我们的阶级，符合属于我们的职业，符合社会为我们预设的未来；而我，很快就体会到一种强烈的疏离感，这种疏离感是我的学习经历和同性恋取向争相安插在我身上的：我不会成长为工人，或是屠夫，我不会变成那个我们应该变成的样子。

03.

“我通过我们之间的差距，来衡量自己获得的成就。”

哥哥服过兵役之后不久就结婚了，当时他应该是21或22岁，婚后很快就有了两个孩子……而我，18岁进入大学，20岁离开家（也就是在他离开家不久之后）开始独立而自由地生活，并且为了避免服兵役想尽办法。几年后，我的确免除了兵役，先是最大限度地享受了被人们称作“缓期”的那段时间用来继续学习，然后在入伍前“三天”的身体检查中，我假装自己有视力和听力障碍，以至于樊尚兵营的负责医师问我：“你是做什么的？”我回答：“我正在准备哲学教师资格会考。”他说：“那就继续吧，这对谁都好。”我当时25岁，难以克制或是掩饰听到这话之后内心的巨大喜悦。

在之后的35年间，我再也没有去看过哥哥，这个与我共度童年和一部分少年时光的哥哥。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在比利时靠着社会救助生活，因为常年搬运动物骨架的工作伤了他的肩膀，以至于他现在没办法再当屠夫或者做任何其他工作。我们不再联系，自然这要归咎于我。

我们还住在一起的时候，就已经形同陌路。之后，在我们分开之后的两三年内，我们在家庭聚餐的时候再次相见，那时我们之间的联系也无非是我们过去共处的时光，以及我们各自与父母的亲子关系，他与父母非常亲近，我则与他们疏远得多。

我发现，对于我讨厌的、想要远离的一切，他心满意足地接受着。为了描述我对于哥哥的感受，我可以直接引用约翰·埃德迦·韦德曼（John Edgar Wideman）在《兄弟们和身边的人们》（Brothers and Keepers）一书中的原话：“我通过我们之间的差距来衡量自己获得的成就。”似乎没有更好的形容了。通过某种方式，我的哥哥默默地成为我人生的参照系。也就是说：我不想成为他。韦德曼在自己的想象中询问兄弟：“我对于你来说，也像你对于我一样陌生吗？”我当时会思考同样的问题吗？那时的我知道答案，我也为这答案感到高兴，因为我当时想尽一切办法变得和他不同。

在韦德曼这句话里，我也能看到自己的影子：“因为我们是兄弟，所以在节假日，家庭聚会会让我们在同一时间处于同一个地方，但你的在场让我感到不舒服。”事实上对我来说，家庭聚会中的一切都让我觉得不舒服，而我哥哥又和这个我已经离开的世界那么契合。对于韦德曼来说，“离开匹兹堡，离开贫穷，离开黑人身份”，并且进入大学是一条自主选择的逃亡之路，当然定期地在这条路上开倒车对他来说是非常艰难的。每次回家，他只能一再地置身于那个不变的、让他想要逃离的现实——同时，他也可以发现，随时间推移，他远离家庭的努力让他变得越来越成功了。但这一切不妨碍他在面对他抛弃的人们时产生罪恶感。

这种罪恶感还会伴随着恐惧：“害怕自己因为回到匹兹堡，因为重新回到那个环境，自身所携带的贫穷、祸害的标签显露出来。”是的，害怕“在逃跑的过程中周身沾染、连带着那些晦物。害怕人们发现隐藏于我身体内部的怪物，并因此像对待麻风病人一样抛弃我”。他对于自己兄弟的看法其实相当简单：“那是你的世界。那个会让我暴露身份的黑人世界。”我可以直接引用这些词句来形容当时我对哥哥的印象：那是你的世界，那是属于工人阶级的文化，那种“贫穷”的文化让我暴露身份，我担心即便我疯狂逃跑，它们还是会残留在我身上。我必须将体内的这个怪物驱除，让它离我远远的，或者让它变得隐形，使得人们无法在我身上发现它的踪迹。在很多年间，这是我无时无刻不在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