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如何扶持发展“个体工商户”？历代商人社会地位这样变迁

原创 刘永加 上海法治报

近日，国务院发布《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意在鼓励扶持个体工商户的大发展。那么在古代都是如何支持“个体工商户”发展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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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不允许官员开店经商与民争利

唐代，商业已经很是发达，从事商业活动的商人日趋活跃。在唐代商业区和居民区是分设的，实行严格的坊市制，市是商业区，坊是居民区。市门与坊门相同，均要按固定的时间启闭。据《唐六典》：“凡市以日午，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市场定时开闭由市令职掌，除此之外是不能随意开市进行交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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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店铺的设置也是有法律规定的。根据《唐六典》等记载，市令的首要职责是“建标立候，陈肆辨物”。据《令义解·关市令》载：“凡市，每肆立标，题行名。注：谓肆者，市中陈物处，题行名者，假如题标条云‘绢肆’、‘布肆’之类也。”所谓的“陈肆辨物”，是指市场上的商品要按种类，分门别类的陈列店铺，分行布局。据诸史载，长安城中的东、西二市内皆分为二百二十行；东都洛阳的南市，“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货贿山积”。唐代市场里的店铺则可以随时买卖和对外租赁，并规定市场中的闲置土地可以进行交易并建造店铺出售或出租。

由于市场店铺可以租赁给他人经营，收取房租获利，因此有些官员利用职务之便，在两市或近市之处建造店铺进行出租以谋取厚利。据诸史载，天宝九载十月，唐玄宗曾下过一道诏书：“南北卫百官等，如闻昭应县两市及近场处广造店铺，出赁与人，干利商贾，莫甚于此。自今以后，其所赁店铺，每间月估不得过五百文，其清资官准法不可置者，容其出卖。如有违法，具名录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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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唐玄宗天宝时期，长安京兆府昭应县两市及其附近，有很多官员在这里广造店铺，以租赁给他人，谋取租金，干扰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与民争利。为此，朝廷专门颁布诏书进行整治。对于这种日益严重的违规行为，唐玄宗下令要求这些店铺每月租金不得高于五百文，以防止官商谋取更大的暴利。

实际上，早在唐初，朝廷就曾颁布命令，禁止官员经商争利。贞观元年，唐太宗颁布敕文：“五品以上，不得入市。”即禁止中级以上官员入市牟利。开元二十五年，唐玄宗下令：“诸王公主及官人，不得遣亲事帐内邑司、奴客部曲等在市兴贩及邸店沽卖者出举。”针对诸王公主等贵势家族的亲信、奴仆从事商业活动，唐玄宗出台规定予以限制，防止这些人利用皇亲国戚及权贵的强势社会地位非法取利，从而影响到正常的商贸活动。开元二十九年，再次下令“禁九品已下清资官置客舍邸店车坊。”禁止九品以下的官员建置旅馆停车场等，禁止官员利用职权非法谋利。这也是唐代促进商业健康发展，支持个体工商户的具体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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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注重提高商人地位

古代有“重农抑商”的传统，但是宋代却是一个商人少受歧视的朝代，经商环境十分宽松，并开始允许商人参加科考和入仕，商人的社会地位有所改善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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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建立后，即颁布了一系列恤商的律令，宽待商人，鼓励经商。宋太祖有诏令：“榜商税则例于务门，无得擅改更增损及创收。”宋太宗也曾诏令：“自今除商旅货币外，其贩夫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算。”是说细碎交易不得收税，并严禁官吏勒索、刁难商贾，官吏如果“滞留（商人）三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因而乞取财物，赃重者，徒一年。”

不仅如此，在宋太宗时期，为了解决茶法的弊端，命三司使陈恕主持茶法改革，陈恕就曾举办过听证会，邀请茶商们参加，听取他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将立茶法，召茶商数十人，俾各条利害”。最后陈恕形成了比较优化的方案。可见宋朝廷那时就比较尊重商人了。所以，带动了宋代商业的繁荣。

宋代城市中已完全废弃了坊市制度，商店货铺散布于城内各地，多自由聚集在冲要地点。这对于商业的发展带了新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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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京师汴梁有许多街巷都成为了繁华的商业区，据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汴梁城内东华门街、酸枣门至潘楼街和界身一带“最是铺席要闹”，潘楼街南，多是珍珠布帛香料铺席，而界身巷则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南宋都城临安的商店则进一步移向街头，面临大街营业,坊巷桥道，院落纵横。城内外数十万户，到处是茶坊、酒肆、面店、果子店、油腊店、鱼肉店等，比比皆是。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业的兴盛，商人们赢得了雄厚的经济地位，再加上宋代的优商政策，使商人的自身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并在全社会形成了“重商”的观念。在宋代，商人只要有钱，便可通过购置土地来增加自己的财富，成为土地的主人。特别是，宋代打破了科举对商人壁垒，他们已经可以通过科举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宋初沿袭了前代的法律禁止商人参加科考，还是传统的抑商做法。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到了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六月，便下诏令：“工商杂类，有奇才异行者，亦听取解。”从而给长期以来受社会抑商观念压制、束缚的商人提供了机会，让他们有了入仕官场的可能和依据，这是很大的进步。在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中就有商人子弟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的记载:“曹州于令仪者，市井人也。长厚不忤物，晚年家颇丰富。择子侄之秀者，起学室，延名儒以掖之。子仍，侄杰、仿，举进士第，今为南曹令族。”

宋代这些尊重商人、提高商人地位的做法，促进了宋代商业的大发展，这才有了著名的清明上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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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切实保护商贾安全

元代的商业政策也是十分宽松的。“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而“征商之税，有住税而无过税”，即货物只有交易成功以后才收取说税费，在往来运输的过程之中还不需要纳税。元代商税本来就轻，规定“三十取一”，为了鼓励商人到边远地区经商，元政府对商税不断减低。至元二十年(1283年）七月，敕上都商税六十分取一，二十二年（1285年）五月，又减上都税课，于一百两中取七钱半。有时甚至对过往上都、和林等地经商之人，给予“置而不征”的免税政策，大大刺激了商人经商的积极性，从而促进了元代商业的发展。元朝开国初期，社会秩序尚未恢复，以致“盗贼充斥，商贾不能行”。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元政府采取得力可行的安全措施，对商人行商予以保护。规定：凡商旅往来要道及止宿处所，地方官均设置巡防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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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顺帝至元六年(1346年）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来到中国旅行，对商人经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商旅来说，中国地区是最美好最安全的地方。一个单身旅客，虽携带大量财物，行程九个月也尽可放心。因他们的安排是每一投宿处都设有旅店，有官吏率一批骑步兵驻扎。傍晚或天黑后，官吏率录事来旅店，登记旅客姓名，加盖印章后店门关闭，翌日天明后官吏率录事来旅店，逐一点名查对，并缮具详细报告，派人送往下站，当由下站官吏开具单据证明全体人员到达。如不照此办理，则应对旅客的安全负责。中国各旅站皆如此办理，自隋尼隋尼（广州）至汗八里（今北京）各旅站亦皆如此。”

除此之外，政府还对商贾资财明令保护，严禁拘雇商车，“所拘商船，其悉还给”。《元史·刑法志》规定：“诸漕运官，辄拘括水路舟车，阻滞商旅者，禁之。”各地政府也十分注意为商贾提供保护，甚至出现了责令官、民赔偿商贾被盗物品的做法，“州郡失盗不获者，以官物偿之”。

同时，元政府还出台政策，救济困难商贾。他们帮助商贾解决困难，扶持小商贩扩大经营，增加渔利等措施，还曾动用国库来解决商贾资金不足，并给予政府贷款来鼓励经营。元朝初期，对因战争阻隔的商旅，或“给资归之”，或“视商旅有贫丧其资，滞不能东者，召以其所有畜来，无问几何蹄，畜给一石。”在上都，曾有官吏买商旅货物，不付给价款，商人归家不得，至有饥寒而死者，政府便“出钞四百万贯偿之”。

可见，元代重商的措施还是很具体实用的，涌现了一大批吃苦能干的商人，带动了商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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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扶持个体工商户发展

明朝商业得到了较快发展，尤其是明朝中后期以后，资本主义萌芽，商业更是快速发展。明代中后期，出现了赋税和房租过重的问题，一些官员和学者纷纷提出解决办法，受到了明政府的重视，较大地缓解了商人的负担，从而也促进了明代商业的发展。

进入清代以后，商业更是得到了重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予以扶持。尤其是清乾隆帝执政以后的商业产业政策更是开明。当时，北京西山一带采煤个体工商户发展较快，为京师的煤炭供应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在发展生产过程中，也遇到了资金不足，影响了正常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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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清朝廷采取颁发采煤执照政策，让采煤工商户合法开采，使得西山的煤窑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是，许多窑主常常为井下排水问题所困扰。不排除煤窑内积水，就无法生产。而购置排水设备，需要大量资金。不少煤窑因为缺乏资金，解决不了排水问题而闭窑停产。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北京西山矿区有一条大的泄水沟，不少煤窑都要从此沟泄水。但是因为沟坏雍塞，又无资金维修，致使煤窑不得不停产或半停产。

朝廷的到奏报后，立即派大学士兼管工部事务史贻直到煤窑进行实地调查，并要求“妥议”解决办法。史贻直经过实地调查，拿出来方案，奏请朝廷借给“帑银三万六千八百五十余两”，动员窑商修复这条煤窑泄水沟。排水工程交由宛平县煤商赵邦庆牵头承办，并如期完成，解决了煤窑的难题，使一大批煤窑很快恢复了生产，保证了京城的煤炭供应。

清政府的大力扶持促进了西山地区煤窑的发展，清代煤窑也从宛平的小西山扩大到宛平房山的大西山，甚至昌平很怀柔也出现了不少煤窑。其中，最重要的煤产地--门头沟的煤窑一度达到2000多个，“京城所用之煤，皆产于此。”

不仅如此，清朝廷还在打造百年老店、树立品牌经营上给与扶持。当时，北京的商户经过发展，出现了一大批驰名商号，为京师的繁荣做出了贡献。其中药业行业就有大小药铺三四百家，有记载说：“同仁堂之丸散膏丹，西鹤年之汤剂饮片”，而同仁堂尤其名气大。同仁堂坐落在正阳门外的打栅栏，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创办，可见历史悠久。雍正元年（1723年）同仁堂开始供奉御药房，声誉日隆。乾隆十八年（1753年）同仁堂因变故，经营难以维持。由于皇家需要同仁堂药房，便帮助同仁堂招商，实行认股合资经营，此后，同仁堂股份越来越多，到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同仁堂股东发展到21人，股银43800两。这说明，当时京城的一些名店开始在朝廷的扶持下实行股份制经营，使之得到了不断发展，终成百年老店。

作者 | 刘永加

编辑 | 张旭凡

原标题：《古代如何扶持发展“个体工商户”？历代商人社会地位这样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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