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中国｜建筑师⑧薛求理：关于同济设计院的回忆

【编者按】

建筑承载着时间与空间的记忆，建筑的背后是建造它的人的历史。

梁思成如何发现佛光寺？贝聿铭何以成为一代大师？两广总督之子张镈为何选择建筑设计之路？

2018年5月，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建筑口述史文库·第一辑·抢救记忆中的历史》，书中选刊22篇建筑口述史采访记录。被访者包括张镈、莫宗江、贝聿铭、罗小未、陈式桐、汉宝德、邹德侬、李乾朗等22位著名建筑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马国馨为本书题词。

同济大学出版社旨在将《中国建筑口述史文库》打造成为保存人人记忆中有关中国建筑的历史，借此倡议全国更多的建筑学界同仁、建筑学爱好者能够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为中国建筑的发展历程留下珍贵记忆。

澎湃新闻请讲栏目经授权摘录书中部分内容逐篇刊发，以飨读者。今天刊发的是薛求理的口述。

薛求理，男，1959年出生于上海。1978年考入同济大学建筑工程班，1980年毕业后到同济设计院工作。1990年起在上海交通大学工作，后赴英国进修，并在美国工作。1995年起任教于香港城市大学。

采访者：华霞虹（参与人：吴皎、王鑫；文稿整理：华霞虹、吴皎、熊湘莹）

访谈时间：2017年12月14日下午13︰30—15︰45

访谈地点：上海市四平路1230号同济设计院一楼贵宾室

整理时间：2018年1月

校审情况：经薛求理老师审阅修改，于2018年2月26日定稿

访谈背景：为开展同济大学建筑设计院60周年院史研究，我们对薛求理老师进行了2小时访谈。内容主要包括三部分：一、20世纪80年代初同济设计院的工程实践状态；二、同济设计院20世纪80年代初报考研究生的状况；三、对大型设计院，尤其是高校设计院特点和价值的研究。本文为访谈的第一、二部分，主要介绍上海戏剧学院实验剧场和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影棚两个项目的设计，以及薛求理老师报考陆轸老师研究生的状况。

华：薛老师您1978年进入同济学习，1980年就进入设计院工作了。当时开展了不少的项目，像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影棚、上海戏剧学院实验剧场等。1982年您又成为陆轸老师的研究生，参与了一些实验室的方案。我觉得您是同济设计院这段时期非常好的历史见证人。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20世纪80年代初同济设计院设计项目的一些特点，还有老师和设计师设计的一些特点吗？

薛：我是1980年4月加入同济设计院的，第一天报到大概是4月十几号。当时设计院分为土建一室和土建二室。我们一室的主任是史祝堂先生，副主任是负责结构的徐立月老师（江景波校长爱人），还有一位是叶佐豪老师（叶老师不参加生产任务，主力搞函授教育）。

史祝堂先生1953年毕业，跟陆轸、朱保良、朱亚新几位老师是同班同学，但是他们是从不同学校院系合并到同济后同班的。史老师和朱亚新老师原来是圣约翰大学的，陆老师从之江大学来，朱保良老师从浙江美术学院来。当时土建一室和土建二室是以建筑和结构工作为主，设备单独分为一个室。

当时我们一室的办公室在学一楼，每个房间有几个人，学一楼现在已经拆了。我估计当时一个室大概有三四十个人，分成几个项目组。二室的主任是陆凤翔老师，朱亚新老师也在那里，他们室以做住宅和宾馆项目为主。我们一室是以做大空间项目为主。室下面又分成几个工程组，其中一组负责上海戏剧学院的项目，负责的包括史祝堂老师和董彬君老师，他们也是同班同学。还有一位是周老师，1955年同济毕业的；另一位王宗媛老师，是教建筑历史的王秉铨老师的太太；还有关天瑞、宋宝曙两位老师。这些是比较主要的建筑师。

宋宝曙老师当时是少壮派，40来岁。他1961年南京工学院毕业，是从江苏省设计院调过来的。我觉得在我们室里他能力最强，特别是施工图方面是最强的。还有一组是吴庐生老师那边，他们当时在设计体育学院。吴老师提出将大球训练馆放上二楼，体育学院做了两层的练习场，也是一个大空间，屋顶大概是个联方网架，当时是创举。所以我们这个室的定位是做这一类跟一般的民用建筑不一样的大跨度建筑。

华：薛老师您能具体介绍一下上海戏剧学院这个项目吗？

薛：我第一天来设计院报到，第二天就被派到戏剧学院去了。当时戏剧学院实验剧场工程刚刚开始在做扩初，方案大概是1979年完成的。选址在上海戏剧学院后面的一块地，很窄小，整个剧场大概是999座。但是舞台特别先进，平面为“品”字形，两边有侧舞台、后舞台。舞台上有52根吊杆，用于变换布景。当时在全国只有北京中央戏剧学院有一个这样的剧场，上海就只有这个戏剧学院的剧场是演莎士比亚最出名的剧院，属于实验剧院。当时上海戏剧学院是全国的莎士比亚研究中心。它的观众厅比较朴素，是簸箕跌落式的，没有二楼。观众厅由董彬君老师负责，舞台部分是史祝堂老师负责，我进去之后的师傅就是史老师。我们的办公地点在戏剧学院面向华山路门房小楼的二楼，爬铁梯上楼，内有四个房间，两间给建筑、一间给结构、一间给设备，有一部电话。

华：这个项目，您刚才说的1979年的方案是谁做的？

薛：是史老师、董老师他们做的，还包括王季卿老师，他们彼此之间很熟。王老师也是之江大学毕业的，因为他搞声学设计，也经常来。为了搞声学设计他们还做了一个很大的模型，由设计院的模型师傅，

带着两个小姑娘做的。当时设计院很少做这么大的模型。那个模型就做了观众厅部分，大概是1:20 的。

做这样的模型蛮复杂的，因为观众厅里面高低不平。另外牵涉24米的跨度，底下要做一根梁，这根梁技术上很复杂。虽然观众厅是一层的，但是它后面有一根挑梁，挑梁后面还做了一些池座。这根挑梁是一种簸箕式的曲梁，两边是立到地面的。这个结构的负责人是沈老师，具体名字我不记得了，是从外地调进来的。另有一位搞地基基础的唐老师，也很有经验，发表过很多论文和译文，好像也是外面调来的。还有一个徐老师是从钢结构教研室来的，我看她并没有比那几个人年纪大多少，但人家都叫她“徐先生”，凡是被叫“先生”的女老师都是很受尊敬的。徐老师主要负责一些钢结构，因为舞台顶上整个桁架都是钢结构。所以这几位专家等于设计了几个不同的结构。当时叶宗乾老师是搞电气的，还有一位年纪轻的董老师，是“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也是搞电的。空调是王彩霞老师（范存养老师的爱人）、李老师，上下水是吴桢东老师。负责设备的老师不是天天来，因为他们要管室里面的好几个工程，所以他们一个礼拜大概来三次。

华：这个工程在当时算比较重要的一项吗？

薛：是，当时设计院的主要作品就是在同济新村的住宅，1979年的时候大多是住宅，所以拿到这么一个公共建筑很重要。

我在戏剧学院工程中主要是跟史老师搞很复杂的舞台部分。当时都是手画，画坏一点就要刮掉。舞台底层这张图是我负责画的，到最后要出图时，纸面已经千疮百孔了。刮得多的地方后面就贴一块，蓝图晒出来也就会有个疤痕，是看得出来的，但史老师说就这样不用重画了。所以到最后好不容易要出扩初图的时候是很开心的。因为出图表示甲方和设计总监认可你设计的东西了。这个舞台特别复杂，是“品”字形的。吊杆那个地方很复杂，要有上人孔，标高也很复杂。它是莎士比亚剧的实验剧场，当时还没有很先进的高科技舞美，舞美是画在布景上，一道一道放下来的布帘和道具。

当时设计院比较重视这个工程，丁昌国先生也经常来，帮助解决大量的构造问题。那些构造图和施工图都是丁老师看和指导过的。戏剧学院实验剧场那些施工细部都蛮复杂的。另外，吴景祥院长也来过几次，吴老当时已经76岁高龄，看他一步步从铁爬梯走上来，我心里暗自捏把汗。吴老来到设计室，主要是听取设计进度汇报，参与讨论。

我在戏剧学院待了一年多，1980年去的，大概到1981年的时候我自己很想回来，因为上班路比较远，而且我看后期施工图都已经出了，人陆陆续续都在往回调。但史老师不肯放弃那个地方。因为史老师住在南京西路。这批老师也全部住在那附近，所以很乐意在那里做现场设计。现场设计里面还有一位邱贤丰先生，同济1955年毕业生，他的太太陈光贤老师在建筑系教书。邱老师代表戏剧学院基建科，但做的却是我们这个设计组的事情。

因为史祝堂老师到戏剧学院特别方便，而他到同济要乘班车，跟朱亚新老师和吴景祥老师乘班车来。所以后来整个设计团队都回来了，但史老师还是天天在那里工作，处理很多收尾工作，特别是舞台部分。

华：那时候施工了吗？

薛：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搞基础了，1981年开始就已经有几个桩位下去了。那个地方本来是食堂，好像已经开始拆了。

华：这个项目现在还在吗？

薛：戏剧学院的结构还在。这个实验剧场项目在1986年得了上海市优秀设计三等奖。我们写过一篇文章，登在1987年11月份的《建筑学报》上面。但是戏剧学院后来改了，当时有一个问题是它的前厅特别窄，只有6米，还要靠一条楼梯上到二楼，很挤。而且戏剧学院在外面看就是一个白立面，然后在一边开了一个门和一个窗，另一边是白墙面，是留给露天演出时用的背景。戏剧学院当时的门是6米开间的玻璃门，负责结构的沈老师一定要在中间放一根柱子，但丁昌国先生要把它抽掉。当时最大的争议就是那根柱子，最后沈老师让了一步，把柱子抽掉了。

华：是不是把上面的梁做大了？

薛：这个地方最后做了一根暗梁，隐在玻璃后面，也就是在一楼二楼之间的地方。以前做结构还是很保守的，所以就做了这个。

华：这个房子造完了以后有拍照吗？

薛：有的。《建筑学报》1987年11月那期我和董老师写的文章里有几张照片。

华：在建造的过程中你们还会经常去施工现场吗？

薛：去。但在建造过程中去的次数不是太多，有的时候会去。

华：我们做了内装修吗？

薛：全部做的。门厅、侧厅是董老师、周老师等设计的内部装修，剧场观众厅里面的内装是史老师 出的主意。史老师经常把我从设计院叫到戏剧学院去，因为做内装修的时候他要画画，他还拿铅笔教我画。

整个内装的立面实际上是做成了曲折的面，因为当时也没什么钱，就做这种水泥的、曲折的面。做好以后效果非常好，因为观众厅和舞台能营造出一种很热烈的气氛。

华：你们后来去看过演出吗？

薛：做好以后是1986年，大家很兴奋，都去看了演出。当时我们在戏剧学院现场设计时有几个年轻的，是我们班里的同学，一个是结构的，陈硕苇。我们就经常在那里看电影。戏剧学院里有礼堂，每个礼拜都有电影看。一般就是5点多钟下班去看电影，或者看学生演出，这样大概过了一年多又回来了。

为什么要回来？因为设计院从上海电影制片厂又拿到一个任务。因为我们室有经验，所以交给我们。当时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基建科科长是同济建筑系1965年的毕业生，和许芸生老师很熟。工程负责人是关天瑞老师和宋老师。为了做这个项目，我们去参观了当时国内最权威的四个电影制片厂：湖南潇湘电影制片厂、广州珠江电影制片厂、西安电影制片厂和成都的峨嵋电影制片厂。参观了那些厂摄影棚的操作，并和摄影、美工和设计人员座谈。

回来后，我、宋老师、关老师一人出一个方案，最后宋老师再综合成一个方案。当时很流行水平线条，因为那个电影棚是24米×36米不开窗的，这样的三个棚放在一起比较难看且体量大，所以宋老师就在前面办公楼加了一条体量，把它围起来做了一个方案，由我来画一张水粉画的透视图。这张图我一直保存完好，那个时候没有电脑，就靠这张图。后来讨论方案、定稿的时候吴景祥院长也来，一般讨论方案的是吴院长和丁昌国老师。丁老师是技术室主任。

这个项目原来要做三个摄影棚，但最后只造了一个。原因可能是没有钱，或者不需要这么多了。这个时候我已经离开设计院在读研究生了，施工图都做完了，但是没造。

我不知道当时造价多少，但是设计费是16万元，因为接了这个任务，管生产的陆老师十分兴奋。那时候设计院刚开始收设计费，给戏剧学院做的时候还没有。

电影制片厂的这个工程组里还带了一些小工程一道做，如之前的新华社宿舍、南汇水泥厂等。1982年时设计院也搞定量工作，平均每个礼拜要求出一张2号图纸。而且那个时候因为大家是老师，他们要放寒、暑假，甲方就吃不消，说你们这一放假我们怎么办？

华：他们当时还是属于老师的编制，所以说设计院其实也不是像市场化的一直上班。

薛：以前节奏不像现在，是很松散的，也没有什么打卡。一是因为项目还不是太多，二是因为设计院的老师还有一些教课任务，像朱亚新老师他们都有教课任务和带实习的事情。

当时设计院分几个地方，我们这个室在学一楼，陆凤翔老师那个室在文远楼底下。当时我估计有七八十人左右，1983年搬到新楼后大概增加到一百人左右。我们那时全院开会是在北楼借的一个阶梯教室，开会时就是做生产方面的陆老师、党总支书记唐老师和吴院长讲话。那个时候吴院长跟朱亚新老师都是只来半天，因为他们回去还要做研究。

他们要教研究生。当时设计院有三个研究生，一个是汪统成，一个是杨另圭（后回老家无锡工作），还有一个是唐玉恩，他们都跟吴院长做高层。他们的毕业论文是手写在硫酸纸上晒图的，我们后来也学样。

华：那个时候设计院的老师都可以带研究生，还是只是有几位老师可以带？

薛：除吴院长外，当时能够带的好像还有陆轸老师、吴庐生老师、王征琦老师和王吉螽老师。王吉螽老师先去也门教书了，大概是1981年回来的，回来后就担任了建筑方面的总工程师，重大工程都来参加，上海电影制片厂做方案的时候他也来。

华：当时设计院项目做方案阶段是有很多老师参与的吗？

薛：方案阶段真正画图的就是宋老师，我，还有关老师。但是因为上海电影制片厂是重大工程，讨论的时候吴院长、王吉螽总工程师都会来。

华：那讨论是怎么开展的呢？有人汇报怎么做吗？

薛：很随便地开会，讲讲方案怎么样等等。例如宋老师和我分别介绍平面是怎样的，然后吴院长、王老师提意见，之后我们再修改。在学一楼的时候因为还没有会议室，所以讨论就在我们的房间里。把画的图纸往墙上一摆，几个人坐在那里看。要出方案之前开了好几次会，内部同意以后才能送到甲方那里去。

华：就跟我们现在改图差不多，还是比较随意的。后来您就去读陆轸老师的研究生了。当时读研究生有什么要求吗？

薛：要考五门科目：政治、英语等。那时第一个考上的是苏小卒（现同济建工系教授），他本来也是设计院的，比我们早一届考。当时唐（云祥）院长不让我们考，因为当时设计院人手很紧张。我们就白天缠着他，晚上到他家里去找。最后他同意一个人，就是苏小卒去报，这是第一届。实际上我们在1981年就能考，这两个相差的也不是太远，反正一个是跟着77届去考，我是跟78届去考，就是跟吴志强、王伯伟、蔡达峰那一届考试和入学的。我们考的时候，他还是不肯放，他说应该逐步放，不能一下子有这么多人去。那个时候我们这一室在学一楼，住也住在学一楼，有一间房间给我们住。

华：1982年就同意考了？

薛：都同意了，我们就考了建筑学。方向是自己随便选的。好像考的时候就要填导师。我本想填罗小未先生，但知道很多人报她，而报陆先生的人不多。那个时候陆老师负责生产，不太做具体的设计。

一般搞生产的人，容易得罪人，会一直催进度、抓投资。其他各工种的人开会的时候都脾气粗暴，陆老师人很好，一点都不动气。他对各位老师都非常尊敬。而且经常跟我们这些年纪轻的（同学）说：“ 我们设计院能够现在这样，全靠这些老师，我们的设计是吴老师、顾老师一笔一笔画出来。”史老师作为室主任，面对协调各工种的种种困难和火爆的工程师们，也是心平气和。他们都具有领导的才干。

华：这个很厉害，两位老师心胸很宽。陆轸老师后来出版了《实验室建筑设计》等著作，是因为他做了很多实验室的项目吗？

薛：当时陆老师在这方面已经是全国权威了。当时设计院出了两本书，是建筑类型研究丛书，一本《实验室建筑设计》，还有一本是《高层建筑设计》。《高层建筑设计》是吴景祥院长的，他在之前就出了一本《走向新建筑》的翻译本。关于实验室建筑，陆老师当时已经是权威了，很多人找他做咨询，包括学校里那些化学实验室改建什么，都来找陆老师。我们还做了一个无锡地质大队岩芯库的项目，地质队负责基建的工程师是同济大学海洋地质系的毕业生，所以找到同济。我们做了这个方案后，请谭垣先生和吴景祥先生指导和提意见。谭老和吴老是陆老师的大学老师和长期领导。

受访者简介：

薛求理，男，1959年出生于上海。

1978年考入同济大学建筑工程班，1980年毕业后到同济设计院工作。

1982年成为陆轸老师的研究生。

1985年至上海城市建设学院工作。

1987年在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并赴香港大学学习。

1990年起在上海交通大学工作，后赴英国进修，并在美国工作。

1995年起任教于香港城市大学。

主要作品《中国建筑实践》（中英文双语版，1999，2009）、Building a Revolution: Chinese Architecture Since 1980 (HKU Press, 2006; 清华出版社，2009)。此外，《世界建筑在中国》，2010年由香港三联和上海东方出版中心推出繁、简、英三种版本；《城境：香港建筑1946—2011》由香港商务印书馆于2014年出版；Hong Kong Architecture 1945-2015: from colonial to global (Springer, 2016) 获国际建筑评论委员会(CICA) Bruno Zevi图书评奖之表扬奖；其作品还有A History of Design Institutes in China: from Mao to Market (with G. Ding, Routledge, 2018)。

薛氏的英文论文发表于Journal of Architecture, Urban Design International, Habitat International, Cities, Journal of Urban Design等杂志；在内地和港台发表中文论文10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