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国际教育研究者王燕：家长最重要的是想明白对孩子的期望

如今，“归国热”与“留学热”交织，许多身处一二线城市的家长积攒半生，只为培育孩子出国留学。然而，与十年前大不相同的是，有更多的留学生毕业后加入了“海归”大军，“海归”人数连年攀升。

如果我们转换视线，会发现三四线及四线以下城市呈现另一番光景，这些城市里国际学校数量寥寥，本科阶段就出国留学依然是邻里间每每谈及就满带羡慕的“新鲜事”，鲜少有“海归”选择在此工作。某种程度而言，另一种教育上的“不平等”正在拉开帷幕。

“海归”越来越多，贬值趋势初现，家长还要努力送孩子出国留学吗？国际学校的地域分布不均，如何看待这一地域差异？“留学热”的背后是否反映出我们已有教育体制的弊病？

5月26日，在TIDE国际教师发展大会上，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从事国际教育研究多年的王燕博士，请她就留学热、国际学校和教育公平等问题发表看法。

王燕：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一方面，父母送孩子出国留学时期望孩子接受国际化、高质量的教育。但在研究发现，家庭教育是儿童软技能培养最重要的来源，很多孩子出国以后，面临失去父母陪伴的代价。那么如果能在国内接受高水准的国际化教育，就不一定很早送孩子出国学习。另一方面，家长对孩子出国留学后的期望是什么？如果孩子留学后，能够掌握一流的知识、技能、素养，最后能如愿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或其他理想的机构就职，这就不成问题。但如果他们花费大量资金，最终没有找到理想的工作，就有问题。

从最近几年大学生就业情况来看，海归毕业生的就业总体情况是越来越难，留学生分布的国家与院校类型也越来越多元，这里面也包括不少国际一流院校的毕业生。这些学生在国外不同文化、教育体系下学习，掌握的技能与知识与接受国内教育的学生有差异，未见得能满足用人单位的期望。但是，海归学生在经过这一段学习经历后，在成本回收或职业发展方面都有比较高的期望，这两个撞在一起时会有落差。我没有很实在的研究证据，但是观察到这种落差有时与文化差异相关，比如，学生在国外可以直呼老板的名字和老板交流，但是中国文化中，和领导相处有一种特定的交流方式，这可能会导致用人单位觉得“海归”与单位文化格格不入。

因此，海归找到理想工作的比例不高，还有一部分人待业或创业，然而，创业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所以，这种情况下要明晰出国留学的目的，如果出国留学的目的是为了要找到一份和国内同等可比的毕生生相同的工作，我想要更冷静、客观地看这件事。

澎湃新闻：目前家长们热衷于送孩子出国留学，是否折射出我们自身的教育体制存在很多问题？

王燕：我觉得大家热衷于送孩子出国留学有三个因素需要考虑，首先是目前中国总体人口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他们会用更批判的眼光看待中国的教育。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会基于批判去做一个在他们看来更优的选择，但是做完这样的选择，他们是否完全理解出国后的环境，能否得到预期的结果，这都是需要追问的问题。第二个因素是我们处于一个全球化时代，如果想要培养孩子走向国际组织、跨国公司或在国际化的环境中工作，那么留学教育背景能够发挥较大大作用，基于这样的想法，家长也会送孩子去留学。第三个因素是从众心理，孩子和家长都会陷于从众心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尤其要去看一下这个学校、专业的声誉，以及孩子未来的职业规划。

澎湃新闻：你对自己的孩子出国留学怎样考虑？

王燕：我们这代跟上一代父母培养孩子的方式有很大不同，我会更尊重他的选择，我问过他，他说希望自己在中国接受教育。实际上，当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越来越多其他国家人民的理想定居地。中国的经济、安全比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要领先。在教育方面，我们的课程质量和教师素养都有保障，现在有越来越多国际学生来留学，因此，未来出国留学的考虑会很不一样。但是，我认为他一生中应该有一段时间出去学习，但是否在高中阶段或是把这段经历延续到博士毕业，我想这是另一个需要再考虑的问题。

澎湃新闻：国内的课程质量和教师素养都有好的保障，这是目前国际上广泛接受的观点吗？在您接触到的外国学者如何看待中国目前的教育情况？

王燕：其实我们在北京能见到中国最好的学校，也能见到中国最差的学校。我们的好学校，课程、师资都堪比世界一流水平，因为种种原因，其实外国人更多时候看到的是这些好学校。但是，我所认识的外国人也会说到公平问题。改革开放后，我们的教育也有很多尝试，这些优秀的实践经验像种子一样传导给更多的学校，但是如果在中国每个地方都建立相同的学校，我想不太适合国情。在美国，有很好的学校，也有很差的学校，我们合作的哈佛教授对美国的教育有很多的批判，他们觉得美国教育处于危机之中，例如，不公平问题突出，学生太过封闭，不了解世界的情况等等。有时候美国教授来中国的时候会说，我们美国教育那么差，你们中国的教育那么好。

澎湃新闻：如您所言，中国不同地区教育资源不平等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在国际教育方面尤其如此，三四线城市的孩子出国比例远比一二线城市的孩子低，面对这种不平等，我们要怎么做？

王燕：且不说三四线城市的孩子去接受国际教育，首先，应该让他们有机会在本土上大学、上好大学。近年来，教育部陆续出台相关政策，额外照顾来自农村地区、贫困地区与边远地区儿童接受良好教育，努力让他们能进入好大学，这一直是有国家政策干预的。还有像清华附中的“寒门英才”计划支持贫穷地区的学生到清华附中学习，像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去全国建设几千间梦想教室，匹配着优质设备、课程和教师，现在政府、社会都在共同推动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同时，我们国家在教育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活动也越来越多样化，覆盖面越来越大。现在，二三线城市有越来越多的机会。我知道一些国际项目面向的就是二三线城市，因为那里的用户群还没有饱和。

澎湃新闻：除了留学，在国际学校方面也存在着很多不平等？

王燕：所谓的“国际学校”可以分为公立学校国际班、民办国际化学校还有外籍子女学校，其实每一所国际学校，和普通学校一样，校长都会看重学生成绩。目前在一二线城市，有比较多的优质的国际学校，三四线城市则不然，这种分布状态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原因造成的。随着城市布局的调整，也有很多国际学校在在非核心城市地区办学，我觉得未来一所好的学校，究竟落户哪里，一定会有很大的变化，这种分布上的不均衡应该是暂时的。

澎湃新闻：义务教育阶段，国际教育和国内的公立教育相比，除了像英语这样的硬技能，还有那些不同的侧重？有哪些是公立教育体系中的学校或学生应该借鉴的？

王燕：我们现在好的学校跟国外学校差距越来越小。如果说一定要做个比较，我想有三点借鉴，首先是国际教育方面会更强调团队合作，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课桌椅设置、学习方式、完成作业的方式上发现差异。其次是在项目制、研究式的学习方式会比我们更多。还值得关注的是对体育和艺术的重视，比如关于戏剧、音乐等多种类型的选修课。从平均水平上来说，这三点可能是国际教育比我们国内公立教育做的更好的地方。

澎湃新闻：教育是所谓“中产阶层焦虑”的一个重要促发因素，很多父母感觉孩子没有接受国际教育，可能就输给同龄人，您怎么看这种焦虑情绪？

王燕：我觉得对于父母来说，最重要的是要考虑清楚希望培养孩子哪方面的素养，比如像学习英语这一类的硬技能，我们现在有大量的慕课、虚拟课堂、外教可以帮助孩子学好英语。以我自己来说，我本科是在国内接受教育，毕业后也基本能胜任工作语言是英语的任务，但是有很多从本科出国学习回来工作的，他们可能工作环境中不再使用英语，这项技能就渐渐弱化。所以，像英语这样的硬技能未必是在国外比在国内学的好。但是像现在的软技能，也就是孩子的毅力、理解力、同理心这些更多是在家庭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家长应该先想明白对孩子的期望，再考虑如何培养的问题。

澎湃新闻：中国和国际社会在教育公平上面临相似的问题，例如掌握更多资源的中产阶层，通过买学区房、送孩子上补习班等手段帮助孩子取得更好的学业成果，对于这类隐性的教育不公平，国内是否有应对措施？国际上有什么经验可供借鉴？

王燕：最近国外学者有一本书，里面有一段话说“一所学校的质量可以通过这所学校所在地的邮政编码或者学生家庭主要来源居住地，他们居住的小区的邮政编码就能知道。”所以，教育资源不平等和中产阶层的应对，这个是全球教育中普遍存在问题，这个基本上只能靠政府干预，我觉得这几年中国政府在小升初或者高考等措施上，其实是做得越来越好，有越来越多的经验可以跟全世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