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来路②｜重要的是，落地生根繁荣昌盛

希望每一个人，不管在家乡还是他乡，都有谋生之道、栖身之所，劳有所得、付出有回报，无灾无难过一生。每一个善良的人，都有这样朴素又美好的企盼。祝福每一个人，包括自己。

去往他乡的人们心里想什么，可能时过境迁就变了，或者过去无可弥补，仅供参考。圆满后返乡，是一种好结局；在新地点落地生根子孙绵延，又是一种好结局。除了运气，哪些因素能决定结局的好坏呢？

新地点是敞开怀抱还是拒人千里？

四川乐山大佛脚下，是青衣江岷江和大渡河的交汇处。作者相欣奕摄于2019年8月。

传统上看，西南地区，尤其是川渝，民众普遍热情好客。他们对外来者高看一眼，充分尊重。当然，彼此也客气，陌生人平日互称“老师”。如此客气，难道因为没有人自认是世代居住此地的“主人”？

读到明末清初四川的虎患旧事，让人格外震惊。光绪《荣昌县志》记载，康熙年间县令张懋尝率八人赴荣昌县上任，入城后竟看不到人的踪迹。天将暮，一群老虎突然窜出，其中五人当即丧生虎口。老虎猖獗，何至于此？康熙初年，经历明末清初长达数十年的战争、瘟疫和饥荒后，整个四川省人口从明朝末年的600多万人，锐减至不足50万人。虎患是人烟凋敝的部分原因，也是其结果。

 天府之国十室九空，锦绣之地人烟凋敝，这促使清政府实施延续两百多年的清代湖广填四川移民过程（注：“湖广”即湖广行省，辖今日湖北省和湖南省）。所以，当我们追溯去往他乡的人命运因何而定时，首先要考虑自上而下的政策因素。我们惯常假定个体命运可以谋划，但往往发现事实相反，一切皆为偶然。清初“垦荒令”，招徕各地无业之民，允许他们在四川开垦荒山，并以之为永业。不断完善“垦荒令”，让移民过程加速。比如，规定如果外来者愿意在四川省垦荒居住，允许其子弟入籍考试。在原籍“无业”，甚至是因罪因欠粮而逃，这是家乡不可留的推动之力。而自上而下推动的政策宣传（“挽草为记，手指成界，占地落户，报亩定籍”），巴蜀之地地广人稀、物产丰富的传闻，是新天地的吸引之力。一推一拉之间，四方人口流入四川的大势即成。汇入的移民中，不乏今时今日川渝民众的祖辈。却也有运气不佳者。

再来接续清代四川虎患记事。“垦荒令”之下，清朝四川地方官员以招徕流民、鼓励垦荒为己任。顺治年间，四川南充知县黄梦卜运气极为不佳。他向上级汇报说，他原来在南充招徕了户口人丁506人，没想到这批人被老虎吃掉了228人，病死55人，“现存223人”；黄梦卜不死心，又招徕74人到南充落户，没想到，这74人中，又有42人被老虎吃掉了。运气更为不佳的，是这些对异乡新生活充满期待却不料落入虎口的流动之人。

不仅是清朝的湖广填四川，几乎任何朝代的大规模有组织移民，幸运的离乡者到达新地点，垦荒得土，开枝散叶，落地生根，只有在运气和自上而下之力推动下，才得以有机会挖掘自身。新地点有空间有生计，需要许许多多人来填充。他们带来家乡的农业技术和种子，带来家乡的手工技能和经营之道。他们为井盐丰饶之地或烧陶制瓦之地砍柴冶铁，为码头流动之地提供人力搬运贩运。他们开矿、采药，把虎患丛生之地垦殖为良田丰饶之所。他们的诸般努力，成为自身养家糊口的生计，也为更多外来者的流入奠定基础，提供吸引之力。

离乡之人，再热爱自由，也必定要为离乡找个理由。选择新地点之时，也必定要思考：新地点能为我提供什么？我能凭借什么在异乡立身？古今中外，莫不如是。

今时今日，流动性不知提升多少层级。但正如几百年前肩挑背扛水路陆路长路迢迢奔赴四川的移民一样，春节之后，外出打工者到底是买一张去广州还是去北京的车票，夏天的大学毕业生到底是选择去成都还是上海，都要比较和权衡。而对我而言，即便北京和上海有更吸引人的工作机会和生活氛围，但看看房价，理智告诉我，那是咱高攀不起的异乡。作为城市规划师和城市研究者，笔者一直对不同城市总体规划的人口预测充满不解。但至少每个城市、各个版本的总体规划中，真实记录了在大环境和自身充满变化的过程中，城市企图以何种方式去驱动何种方向的人口流动。这些方式达到目的了吗？

西藏尼洋河畔的外来种菜人，他们远离家乡，来到西藏尼洋河谷地租地搭大棚种菜，用自己的技能和勤劳为丰富当地膳食结构提供了重要助力，也在优美开阔的高原谋得了生计。作者相欣奕摄于2019年10月。

重庆大足石刻，建造于唐末宋初。大足这样一个“大丰大足”之地，也与四川其他地区相同，在明末清初因长期战乱而地荒人稀，清初由荣昌知县代摄。 相欣奕 图

权贵有时也得奔波

古代民众会流动，权贵也可能要奔波。

盛唐的朝廷和权贵，会因缺粮而去往东都洛阳就食。这会不会让你大吃一惊。鼎盛时期的长安城人口百万，堪称全球第一大都市。危机也隐藏在盛世之都的辉煌下。“民以食为天”。追溯古代城市，无一例外受制于粮食供给。盛唐长安城，煌煌百万人口，缺粮之虞挥之不去。关中地区堪称粮仓，然而粮食产量远不够如此多人饱腹。此外，长安城建成之后的关中，已大为不同。城市营造耗费木材，人口膨胀耗费薪柴，并想方设法扩大可耕作农田面积，这一切导致生态环境受损，许多从前的肥沃良田变为贫瘠土地。为什么不从外地调粮？因为黄河三门峡险要，长期以来用漕运大规模运送外粮不现实。直至漕运系统完善，完整的粮食转运系统建立起来，缺粮状况才得以缓解。此后，朝廷就食东都洛阳的惯例也才算告终。隋唐两代都城的瓶颈就是“缺粮”。甚至有历史学家断言，长安缺粮导致唐由盛至衰。“消聚性衰退”指的是，某一地区发展到一定程度，由于环境和资源的破坏，开始衰落。唐长安城恰可为消聚性衰退做注解。

唐代朝廷移都就食表（摘自：丁海斌,国婷婷. 唐代移都就食现象研究[J]. 中原文化研究,2021,9(6):78-85.）

唐代古墓壁画《宴饮图》中呈现的席面，食物丰盛奢靡。 视觉中国 资料图

对移都就食的权贵而言，长安缺粮推动他们离开长安城。洛阳城因舟车之便建成粮食大仓，食物取之不尽，这是吸引人们前来之力。权贵尚且因缺粮而移徙，民众会多么艰难可想而知。米珠薪桂，居大不易啊。

如前文“移都就食表”所列，唐玄宗在开元二十二年第五次、持续两年多的移都就食之后，长安城的权贵们因缺粮而去洛阳吃饱肚子的惯例终结。但在位长达44年的唐玄宗的奔波之路并未终结。唐玄宗带领一众亲信权贵避走四川的迁移可比移都就食有名太多，美人杨玉环就在迁移的路途中香消玉殒。长安城已不安全，而蜀道难易守难攻，天府之国物产丰饶，这是吸引他们逃往四川的原因。在流传的故事中，“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杨玉环为荔枝做了好广告，却也委实耗费人力物力奢靡无度。早知自己这么爱荔枝，为啥不远嫁岭南守着荔枝树吃个饱？

东坡先生诗云，“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不知是因为也迷上了荔枝，还是对杨贵妃的揶揄。上一篇我们提及，21岁的苏轼第一次离开故乡四川眉州进京考功名，意气风发。撰写这首诗时，已是三十多年后，暮年苏轼被贬流放岭南。世事看惯，因出蜀入蜀做官外派和贬谪流放，不知经历多少流动。幸而有荔枝。当然，也许不该把苏轼的流动放在这一段，因为苏轼绝不是“权贵”，他是“文人”。即便辗转流离，也是文人得以淬炼的宝贵经历。 

苏东坡载酒时游处，青衣江畔凌云山乐山大佛旁，与苏轼故乡眉州甚近。作者相欣奕摄于2019年8月。

权贵流动的故事，不胜枚举。明代由南京迁都到北京，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由南京避难到陪都重庆。尽皆如此。除非专业人士或有八卦猎奇之心，在“人的流动”的主题之下，对权贵本身不必太过关心，因为有太多笔墨会记录。我们需要多看看，古代那如草芥般流动的民众，因为他们总是隐匿无形。偶尔翻看古代地方志，如同豆腐干可下酒，细细咀嚼。一行字里，是许多人的流动变迁。一场暴雨、一次冻害、飞蝗过境，老虎食人，瘟疫旱灾。人是动物，趋利而避害。在这些记载中，人口因折损或避走而消落。过了那么些年，人口又涨起来。这个意义而言，人如草木——易于忘记灾难，春风吹又生。

今时不同往日：我想成为“数字游民”

全球新冠大流行之前，有个新兴潮流颇吸引我，那就是“数字游民”。2017年澎湃新闻一篇文章的开篇这样描述印尼巴厘岛数字游民的生活状态：

巴厘岛的乌布，翠绿的水稻田一望无尽，牛羊在田间踱步，发出惬意的哞咩声。与此同时，位于乡间小路一侧的露天酒吧里却不断传出热火朝天的键盘敲击声、打印机的轰鸣，还有夹杂着大量术语和各国语言的对话声。肤色各异的远程工作者们在竹制桌椅前就坐，伴着一杯咖啡、一碟三明治，埋首于各自的显示屏前，俨然身处一个整齐有序的独立宇宙。

巴厘岛的乌布我此前去过，翠绿的稻田和安静的慢生活美丽而惬意。当时读到这一篇，立即把成为数字游民列为我未来退休生活目标。可是，退休还遥遥无期。三年疫情封闭，动不动就得静默在家一动不能动的生活，让此时此刻的我更加渴望成为数字游民。

对我而言，背着一台笔记本去往任何他乡的数字游民，就是托着一瓶一钵去往南海的蜀僧。也不一定要去印尼巴厘岛水稻田间的咖啡馆里啜饮咖啡对电脑工作，可以去一个安静的小镇，可以去山脚或半山，也可以去湖边海边，只要网络便捷，食住方便，安静安全。似乎仅凭手提电脑就是生计，可以自由自在，随心所欲。梦想中流动很美，可娃娃还得养大，工作还得按部就班。人是流动的，但有许多牵系把人固定下来。

对于自由流动的渴望，我和我爸相同。我爸曾经和现在最爱的事情都是，坐在车上，车一直开，看风景。无论火车、汽车还是轮船。我妈却完全相反。我妈不喜欢变化和流动，每次出行之前，都要自行鼓气加油。但我妹妹开车一千多公里，带他们来重庆与我团聚过年，我爸妈都同样开心。我们都很开心，因为最亲的人团聚的美好最为宝贵。

除夕夜间，吃完团年饭，我们和妹妹妹夫一起在山中公路散步。因为工作和距离，我们两家人很少有机会相聚，过年一起同吃同住爬山打乒乓球的感觉特别好。 相欣奕 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