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的1968：激进工程的当代遗产

1968年，当全世界将目光集中在捷克斯洛伐克和越南等地的冲突时，墨西哥迎来了发展中国家的第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而这场奥运会却几乎由于墨国内政治动荡而夭折。此时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已经执政了整整40年，虽然在石油租利收入和进口替代政策下的墨西哥整体经济增长迅速，但不断扩大的社会贫富差距以及路径依赖的福利支出都埋下了隐患，社会不满情绪有所积累。为了举办奥运会，墨西哥政府提高财政支出和削减福利的做法引起了广大工人和农民的不满，同时左翼学生也开始了抗议活动。在愈演愈烈的游行示威状况下，墨西哥政府在奥运会前夕加强了对各大校园的管控，同时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密切合作来监控和打击亲古巴势力。

当年10月2日，超过万名学生在墨西哥城著名的“三文化广场”继续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而埋伏在附近楼内的秘密警察朝广场开枪射击，导致军警对学生开火，造成了大规模伤亡。这次流血事件为墨西哥奥运会带来了阴影，但墨西哥政府的做法并没有受到西方国家的谴责。在墨西哥奥运会的颁奖台上更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两位美国非洲裔田径运动员戴着黑手套作出了致敬非裔平权运动的手势，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

与混乱的墨西哥奥运会形成反差的是，1968年的墨西哥正处于其数十年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顶峰，此前墨西哥通过实行保护民族工业的进口替代政策和石油出口红利而获得了工业产出和收入的快速增长，随后墨西哥政府更依靠石油危机带来的红利扩大外债来刺激国内消费。然而好景不长，油价在七十年代末开始了回调，前期的外债陡然增加，利率升高，同时墨西哥国内通胀率高企，对比索形成贬值压力，外资逐渐出逃。实行了三十年多年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虽然有国内市场拉动，但是制约了国内工业参与全球竞争，使得制造业发展缓慢。革命制度党政府的进口替代政策的优先得益者是民族大资产阶级，他们往往也是地主阶层，这进一步稳固了旧有精英统治阶层的经济根基，而进口替代品带来的国内高物价和低生活水平则由中产阶级和广大贫困人口所承受。

八十年代后，大多数拉美国家包括墨西哥都对贸易政策进行了改革，通过贸易自由化和区域贸易一体化融入国际产业链，提升自身产业的竞争力，其高峰是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北美自由贸易区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墨西哥汽车制造等工业的发展，但它同时也吹响了反全球化的第一声号角。就在墨西哥与美国、加拿大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的1994年1月1日，墨西哥的恰帕斯州爆发了原住民起义，起义借由互联网等渠道获得了全世界关注，被称为第一场“后现代革命”。起义的缘由是墨西哥政府为了实现土地私有化和鼓励国外资本投资农业领域，允许村社农民出售村社集体所有土地，并允许私人公司购买村社集体所有土地，这意味着当地印第安人农民可能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起义的组织者事实上并非原住民，而是1969年成立于城市中的秘密组织“民族解放力量”，成员包括中产阶级、大学教授、医生等专业人员。他们早在八十年代初期就进入恰帕斯州的丛林秘密建立武装，并以“土地和自由”的口号广泛动员当地的原住民参加武装，成功将六十年代的斗争经验与新自由主义政策下被边缘化群体的诉求结合了起来。

1968年在秘鲁发生的左翼军人政变是对日后拉丁美洲另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1968年10月，维拉斯科将军通过他在军队中建立的秘密组织“地震小组”发起军事政变推翻贝朗德政府，建立了长达十二年的军事统治。秘鲁历史上不乏军事政变，而1968年这次政变距离秘鲁上一次政变不过五年时间。与之前维持了不过一年的军人政权不同的是，维拉斯科政权内部有着统一的左翼改革目标。左翼军政府看到了秘鲁国家弊病的根源之一是极不公平的土地制度：在一半秘鲁人口从事农业领域生产的1960年代，占秘鲁1%人口的大地主拥有着全国80%的土地，而占人口83%的秘鲁广大农民则只拥有全国6%的土地，农民人均土地拥有数不到5公顷。秘鲁还存在半封建的大庄园经济，农民被迫依附于掌握土地资源的庄园主，导致秘鲁在社会经济发展上落后于拉美其他国家。

在冷战和古巴输出革命的大环境下，秘鲁的安第斯山区中充满了农民游击武装，社会动荡逐渐加剧。军队处于镇压叛乱的第一线，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认识到了秘鲁落后的农业生产结构带来的弊病，由此形成地主阶层必须被消灭的观念。军队曾经寄希望于后来被“地震小组”推翻的贝朗德政府进行农业改革，但贝朗德政府1964年提出的农业改革法案在议会博弈中被迫进行了很多有利于大地主利益的修改，农业改革法案名存实亡。在这种情况下，出身穷苦家庭的“地震小组”成员决心通过集权的方式开展大刀阔斧的激进改革，而他们的改革计划又获得了国内的资产阶级自由派、进步派和解放神学势力的支持。

在夺取政权之后的第二年，军政府发布了土地改革法令，旨在将大地主的土地全部征收，同时规定违反劳工法的地主财产将被全部没收，军政府则给予被征收土地的地主以适量减税和长期国债作为补偿。在秘鲁随后的日子里，15000项土地财产被国家征收，被征收土地占到了国家所有土地数量的近一半。军政府还建立了农业合作社体制，到1979年时，超过400000户的家庭被分配到1000多家农业合作社中。虽然农业合作社有利于军政府加强对农业生产领域的管控，但农民对于参加合作社意愿并不强，最终农业合作社在1980年代经社员同意全部进行了私有化。军政府还建立了由国有企业统一低价收购农产品的价格机制，以此补贴城市人口的消费，这使得农业生产受到打击。

秘鲁的农业改革虽然触及了旧有的农业所有制，但农业产出却变得比改革前更少，并造成了大量缺乏资本、教育程度低的农民群体，宣告了改革的失败。就在军政府放开党禁的1980年，出现了更为激进的光辉道路组织，这个日后闻名世界的毛主义组织拒绝参与政党政治，决定开展武装斗争，而秘鲁则在复出的贝朗德执政下逐渐走上了新自由主义道路。日后成为藤森政府顾问的秘鲁经济学家费尔南德·德·索托相信，对私有产权缺乏保护使得拉美难以积累发展资本，他促使政府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平抑了物价，稳定了经济，但秘鲁贫富差距问题更为恶化。

维拉斯科将军富有争议的改革遗产并没有被拉美遗忘。1974年，年轻的委内瑞拉军校生雨果·查韦斯被派往秘鲁参加独立战争庆典，期间受到了维拉斯科的亲自接见并获赠他所撰写的《秘鲁民族革命》一书。查韦斯日后声称，维拉斯科将军以及巴拿马的托里霍斯这样的左倾军事独裁者对他的理念产生了深刻影响，使他相信军队应该作为先锋组织为劳工阶级服务，这为他日后参与策划1992年的委内瑞拉军事政变埋下了伏笔。

1968年的墨西哥和秘鲁展现了困扰拉丁美洲这片魔幻现实主义土地的几个著名现象：贫富差距问题、民粹主义和军人干政。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独立已有上百年，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有着更为长久的独立自主发展的历史，却长期徘徊于中等收入陷阱而无缘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并且来回摇摆于最激进的左翼和最保守的右翼势力之间。1968恰是了解这种状况的一个关键历史节点。

墨西哥反对福利削减和贫富差距扩大的传统剧本至今仍在拉美国家不断上演，巴西人出于同样的原因游行示威反对2016年夏季奥运会，游行者中就包括了大量无土地的农业人口和城市赤贫阶层。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历史表明，权利被剥夺的贫穷农业人口和原住民是拉美社会动荡的一大因素，也成为了拉美激进游击武装发展的主要动力。在贫困阶层之外则是大量政治上早熟的中产阶级，他们在拉美政治体制发育成熟之前就大规模参与政治领域，使不完善的民主体制时常被民粹政治所绑架。拉美国家有将社会福利置于施政纲领性位置的传统，“社会正义”理念深入民心，但在实施过程中却变成了左翼和右翼政党收买选票和民心的一种工具。政党往往会出于政治利益做出不利于社会经济长远发展的决策，例如利用大宗商品红利大规模举债来满足国内消费的做法就造成了政策性的路径依赖。

在庄园经济传统和进口替代政策的长期影响下，拉美经济有着高度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荷兰病”，会出现周期性的经济表现反复。包括智利、阿根廷和巴西在内的拉美大国均有着高度依赖矿石、大豆和石油等大宗商品的经济结构，国际大宗商品的市场周期主导着这些国家的经济表现。如果说1968年处于经济发展的顺周期阶段，那么70年代末就进入到逆周期阶段，大宗商品红利无法对这些国家的经济政策形成可持续支撑，进而冲击这些国家脆弱的货币体制，形成了国内社会动荡。更为重要的是，拉美各国的地主阶层及其国内外的盟友曾长期是这种大宗商品出口经济结构的主要得益者，他们在政治体制中的优势使改革举步维艰，进而造成了经济结构的路径依赖。

比起过去的民族主义方案，六十年代新左翼激进势力的兴起为拉美问题提供了激进的解决方案和传统。在左翼改革派和激进势力威胁下，地主阶层和大资产阶级寻求军队保护自身利益，在美国及其盟友的支持下发动了一系列的右翼军人军事政变，包括1973年推翻智利的左派阿连德政府、1976年肇始的阿根廷“肮脏战争”和更早些时候的巴西“桑巴革命”，以此维持了拉美右翼执政的格局，也为美国稳住了后院。军政府们同样没能逃脱拉美路径依赖的怪圈，智利的皮诺切特军政府通过大规模的私有化和自由化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智利经济增长，但没能改变智利的经济结构，智利的贫富差距也迅速扩大；军政府治下的巴西虽然从1968年开始进入经济腾飞期，但为满足国内消费需求的大规模举债为日后的债务危机埋下了隐患。冷战结束后拉美国家迅速进入民主化的轨道，而留给民选政府的是充满超高速通胀、高失业和高贫富差距的社会。

进入21世纪后，拉美左翼势力逐渐崛起，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巴西的卢拉、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和阿根廷的基什内尔陆续执掌国家，形成了一股媒体所谓的拉美左翼“粉色浪潮”。这股浪潮的出现本身是对八九十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反动，试图再次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在委内瑞拉则是社会主义）解决新自由主义下的失业、腐败和贫富差距等问题。左翼政府在这些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功，例如拉美国家的贫富差距在近十几年来有显著下降。

事实证明，拉美这片土地远没能走出自身的怪圈。查韦斯对石油产业的强行国有化及其继任者的一系列错误决策沉重打击了国内产业，他去世后的委内瑞拉迅速陷入了经济萧条和社会动荡。巴西经济受到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沉重打击，曾经主张减贫和反腐败的前总统卢拉因涉贪入狱，而同样为减贫作出了贡献的卢拉接班人罗塞夫总统也因涉嫌违法被巴西国会弹劾。阿根廷继2002年和2014年的主权债务违约之后，其债务规模和通胀率再次触及红线，基什内尔也在选举中被右翼的马里克取代。尽管左翼仍然在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尼加拉瓜、厄瓜多尔等国执政，拉美似乎进入了一个新的右翼政治周期。随着古巴和美国关系正常化、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与政府谈判和解，1968年的激进工程基本已经在当代拉美落幕。然而，在拉美的街头、贫民窟里和偏远农村的原住民领地上，追求独立自由的斗争都远没有结束。从1968的历史也可以发现，拥抱全球化、完善经济结构、提升教育水平、加强治理能力对拉美至关重要，这也是拉美面向未来发展的真正可行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