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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里可耕田？——《齐民要术》的另一种读法

周朝晖

2023-01-27 13:40

贾思勰成书于公元六世纪前期的《齐民要术》，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系统的农学著作，在世界农史上享有盛誉。此书系统地总结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北方中原地区农、林、牧、副、渔等领域的生产技术和实践经验，有“农业百科全书”之称。不拘泥于农学范畴，以我浅尝辄止的阅读体验而言，这部森罗万象的经典可以多侧面阅读，从科技文明史、经济史、社会生活史乃至民族心灵史等角度进入，也可以读出不同况味。比如，于科技文明史，本书成了李约瑟研究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一大资料来源；在人文名物方面，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曾从这部南北朝时期的农书里，复原了诸多中古时期中国人文生活的细节，构建他的“中华名物学”研究；又如篠田统、田中静一等日本食物史家从中考证出中华饮食形态如何经由海上丝绸之路深刻影响了日本等，可谓“横看成岭侧成峰”。

一部记录一个大时代社会生产生活的农书，即便是吉光片羽，也必然会映照出那个历史时期的某些重要表征。从这个意义上看，不妨把《齐民要术》当作社会生活史文献来读，它所反映的魏晋时期我国北方某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很大程度上也折射了，在这个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分裂、大融合”的转型期中，中原人民聚居在“坞堡”（或称“坞壁”）这样一个特殊空间里，如何诗意安居的努力和智慧。

《齐民要术》四册十卷全，清光绪中江榷署刻本

虚实“桃花源”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坞堡”“坞壁”让我不禁想到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这段中学时代烂熟于心的文字，讲述了一个乱世中的渔夫，在一次例行的出船捕鱼中走错了水路，被沿途开得鲜美妖艳的桃花林击中，失了魂魄似的一路穷追不舍，终于找到了神奇的光，遇见一个平展、广阔、坦荡的地域，一个生机勃勃而又富足安详的美丽世界—桃花源。自此，一千六百多年来，它一步一步走入中国人的心灵，进而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梦想中的家园，更成为精神史的一个部分。我不知道中国古代还有哪一篇文章能像《桃花源记》一样对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产生如此广泛而持久的影响，诚如沈从文所说：“全中国的读书人，大概从唐朝以来，命运中就注定了应读一篇《桃花源记》，因此把桃源当成一个洞天福地。”

只是桃源何处，是子虚乌有的梦幻还是真实的存在？抑或兼而有之？围绕这些问题，历来争论不休，更不乏好事者按图索骥，各种对号入座的“桃花源”众说纷纭又莫衷一是，给人留下无尽的悬想和迷思，充满神秘气息。

史学家陈寅恪曾在《清华学报》上发表《〈桃花源记〉旁证》（1936年1月，以下简称《旁证》），对这篇名文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他指出，《桃花源记》并非乌有之乡，而是现实的反映，乃是陶潜以西晋北方坞堡聚落的某种现实生活为素材，再以理想化加工写成。《旁证》非常有趣，虽是严谨史学论述，却有日本推理小说特有的解谜妙趣，结论极具颠覆性，论证却自成逻辑。从魏晋时期乱世避祸入山的普遍现象，到聚族而居的坞堡组织，再具体到檀山坞和皇天源，从皇天源所在地即是古之桃花林而推到桃花源，层层推演出这样一个论断：真正的桃花源在华北弘农、上洛一带而非南方武陵源；桃花源居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避的是苻坚之姚秦，而非始皇帝之嬴秦；文中纪实部分，乃是据义熙十三年春夏随刘裕入关西征的左军之见闻写成，云云。

《旁证》思接千古，极具创意，最有趣的部分是将坞壁、坞堡这一魏晋乱世时期最常见的社会现象，与桃花源建立关联，予人无穷的想象，读来兴味盎然。“坞”是古代华北方言，据《故训汇纂》注释，“坞，小障也，壁垒也，里也，营居曰坞”，意为建在深山里兼具防卫与生产生活功能的聚落。坞壁、坞堡是乱世的产物，形成于汉末。中国历史上，每逢乱世民不聊生，集体逃入深山以避祸害恶政者屡见不鲜；或遭逢外族入侵等动乱，豪门大户亦难瓦全，为求安生必须率族自保自存。但以民间之力无以构筑城池高墙一类大型防卫设施，面对有组织、大规模的祸害，最佳办法就是寻找远离中心区域的边缘地带，利用天然地形的庇护构筑坞壁来维护安全。同时为了长期的繁衍生存，坞壁必须同时具备生产生活功能，如接近水源，有可供农业生产的耕地林地等。魏晋十六国时期，中原板荡，祸乱纷起，北方豪族巨室为避战乱，举家迁居到险要地方筑堡安家，稼穑储藏繁衍生息的事例不胜枚举，这些线索也引起陈先生的极大研究兴趣。

《晋书》载：东晋义熙十三年（417），刘裕率师北伐，进攻洛阳、长安征讨姚秦，江东文人戴祚（字延之）随军从征勘察上洛、弘农一带的地形水文，著《西征记》二卷。此书亡佚，有关记录被郦道元收入《水经注·洛水》。如关于水源有云：“即舟溯流，穷览洛川，欲知水军所至之处。”有水源处，才为人烟提供生存可能，而“洛水又东，径檀山南。其山四绝孤峙，山上有坞，俗谓之檀山坞”的见闻则透露出在偏离中心的边缘地带另有聚落的信息。戴祚所记坞堡现象，对陶渊明来说也不陌生，尽管无法确认他是否读过《西征记》，但一如陈寅恪考证：作为同代人，陶渊明不仅熟知那场战事，且和不少参加征战的左军（参谋、幕僚）有故，比如随军的羊长史即是故人，陶渊明在其奉命出使秦川时即作五言诗《赠羊长史》相赠。和戴祚一样，羊长史等人也可能在这次出征途中发现了“桃花源”，激发出陶渊明的写作灵感。

陈先生的《旁证》滴水不漏，但将桃花源这样一个洞天福地安置在弘农、上洛，多少颠覆了人们的既成印象。毕竟，粗粝雄浑的华北平原与“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这样一个诗意葱茏的江南景观反差太大。或者说，弘农、上洛何处才是桃花源的原型呢？在此试以个人旅途体验及相关地理常识略加蛇足补证。

古之弘农即今日之华阴，位于秦岭北麓渭水之南。五年前的春夏之交我曾到陕西华阴境内一游，感触颇深。登上华山极顶举目四望，不乏深沟茂林。那里地势偏高，山高谷深，水流湍急，根本无法驾船行舟，且华阴山地西接坦荡之关中平原，绝非可以藏匿隐居之地。而陕西东南部的上洛则大异其趣，早年读贾平凹《商州笔记》，对商洛乃是“汉中江南”的印象尤为难忘，实地游览更觉贾文所言不虚。此地北望古之长安，东部与河南南阳相接，东南部与古之千里云梦泽近邻，地形复杂隐蔽；境内有洛江、丹江流过，水系发达，水流丰沛，物流人流可赖舟船；山地一带则遍布深沟幽谷参天古木，河谷之间有适合多种作物的可耕之地，物产颇富。相比弘农，商洛更具备避难自保自存的坞堡功能。假定如陈先生所旁证，陶渊明的桃源取材摹本在华北，那就是上洛而非弘农了。

《齐民要术》与桃花源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

这段描绘桃花源安居乐业与丰饶富足的文字，千年来不知感动过多少读者。当然一种普遍迷思也在神往之余浮起：水深火热乱世中，这一切真的可能吗？艺术来源于生活，文学作品往往是一定时期社会生活的反映，其中折射的生活形态和情感，无不以现实的真实为基础。文学创作，固然需要虚构与想象才能升华审美等级，但入乎其内的现实素材与出乎其外的架空想象之间的微妙张力，才构成文学的一大魅力。因此要深入理解某一文学经典，还需要能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文献来旁证。对此，青木正儿在《中华名物考》里有独到见解：“中国诗文讲究触物起兴和感悟兴怀。脱离了真正的物，要理解古人的神思所在，则多间阻之慨。”这个认识，给我探索桃花源带来了某种新的思路，转而再读《齐民要术》，不禁略有“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之感。

《中华名物考》

永嘉三年（309），匈奴举兵大规模南侵中原，揭开“永嘉之乱”的序幕。八年后，西晋覆亡，在南方士族拥戴下，琅琊王司马睿在建康另立中央，是为东晋。以匈奴为先驱，原本居住塞外的少数民族纷纷南下中原，并陆续建立了十六个北方政权。在长久的动乱旋涡中，中原的社会政治经济秩序彻底瓦解，士民四处逃难。有的追随司马皇族南渡，有的远走他乡另寻托身之所；也有累世官宦豪族，因根系太深或家口过于庞大，不能或不愿迁移而留住中原，在变乱时局中顺应形势，在一个又一个走马灯般轮换的胡族政权之间斡旋过渡；此外更有大批既不事外族也不愿迁徙的豪门大族，纠集乡党流民，举族聚居在地形封闭、地势险要之处，据险而守，开垦经营，繁衍生息，这样形成的大聚落就是陈寅恪所称的“坞堡社会”。

这类现象在《三国志·魏书》《晋书》等史籍中多有记载。如东汉末年军阀割据，天下大乱之际，河北逸民田畴（字子泰）率领一族避乱远走他乡，当他们途经北平徐无山（今河北遵化东）时，发现这里地势平阔，有水源深林，适于田园耕种和隐居，于是就此安居下来，躬耕以侍养父母繁衍子孙，不久远近来聚者超五千家。在他的管辖之下，徐无山人和睦相处，甘苦与共，将徐无山打造成一个有声有色的宜居新天地。还比如永嘉动乱之后，长广郡主簿苏峻在掖县纠合宗亲乡党数千家，结成坞堡武装自保；中书侍郎郗鉴率领族人千余家，避难鲁国峄山⋯⋯这些中原汉人大族为了求生存，不仅要凭借坞堡、坞壁来防御自卫，为了解决生活问题，还必须制定出一整套躬耕自给的方案，陈寅恪在《旁证》中写道:

凡聚众据险者固欲久支岁月，及给养能自足之故，必择险阻又可以耕种及有山泉之地，其备此二者之地，必为山顶平原，及溪洞水源之地，此又自然之理也。

中原人民据险自守，必择山险水源之地建造坞堡。受制于自然环境的局限，必须尽可能在有限地域之中努力获得最大收效，必须积极大量发展主食、蔬菜、牲畜、桑麻、竹木等，以保障坞堡群居生活的可持续发展；由于人多地少，还要改革耕作的制度与技术，总结古代中原地区的农桑经验。《齐民要术》一书，对小块土地深耕深种，施肥、播种、育种、选苗等农业技术都做了深入的研究和实践，充分利用挖掘有限的耕地的潜力，不断开发农产品加工技术，贯穿了坞堡聚居生活中从农业生产到日常应用的所有过程。就像书中劈头言明的“起自耕农，终于醯醢”。综观全书，所涵盖的范围非常之广，确是“资生之业，靡不毕书”，甚至连“如去城郭远，务必多种瓜、菜、茄子等，且得供家”等这样的细枝末节，也交代无遗。

书中所记生产技术以种植业为主，兼及蚕桑、林业、畜牧、养鱼、农副产品贮藏加工等各个方面。在种植业方面，则以粮食作物为主，兼及纤维作物、油料作物、染料作物、饲料作物、园艺作物等方面。还有在农闲时期，如何进行弓箭等武器制作、保养的指导。此外，《齐民要术》中对与本地区生产生活关系辽远的事物，如对南方、域外的物种，则仅存名称，大有“关涉无多，但供尔辈参考可也”的态度。坞堡虽然封闭却是个自给自足的世界：男耕女织，渔樵稼穑，秋收冬藏，盐酱酒醋，一切饮馔用度无须外求，可谓丰衣足食，远客来访，“便邀来家，设酒杀鸡作食”热情款待。

在这里，坞堡、桃花源和《齐民要术》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形态建立了关联。如果说，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是北方坞壁生活在文学上的反映，抒发了人们渴望逃避乱世、幸福安居的美好愿景，陈寅恪的研究，从史学角度证实其真实存在，那么，可以说《齐民要术》就是回答如何在乱世中经营桃花源的日常生活指南书。

“桃花源”里的经济文化生活

《齐民要术》所展示的生活条件，不仅反映魏晋时期某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也表现了永嘉之乱后，我国北方黄河流域特殊的历史环境和以庄园经济为主流的社会生活状况。其中内容，有的隐约勾画了以坞壁为主要形式的生产生活；有的则清晰、完整地描绘了业已成型的大庄园经济的运营画面，体现了“聚族而居”的生活景观。

《齐民要术今释》

所谓庄园经济，是指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随着土地私有制而出现的一种经济形态。魏晋时期，地方豪强势力不断壮大，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少数特权阶层手中，这种独立性很强的庄园经济迅速发展并趋于成熟。庄园经济的表现方式，最具典型的，如北方的坞壁、坞堡，南方的大田墅、大田园等。庄园经济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经济，庄园主根据自己的生活文化需要进行规划运筹，使男耕女织、日常食事与教育文化相结合，把庄园建成一方独立封闭、生机葱茏的小天地。

民以食为天。除了一般农林作物的培育、家禽家畜和养鱼等副业的生产要领外，占《齐民要术》绝大比重的，是有关烹饪等食物加工技术的介绍，详尽得令人叹为观止。《齐民要术》不仅网罗当代食事百态，还博采《诗经》《礼记》《四民月令》《尔雅》《崔浩食经》等一百八十多种古籍中的饮馔记录，包括对各种食材的加工、烹饪，酒、醋、豉、酱的酿造，菜、肉、鱼的腌熏技法，以及果品、饼面、点心、乳制品的制作工艺等，不一而足。内容之宏富远超农桑范围，更像一部“日常饮食百科大全”。在日本学界，甚至有《齐民要术》是“中国最古老的现存料理书”一说。《齐民要术》引用最频繁的是《崔浩食经》，近四十条，若以前后互文联系计之，当不下百条。根据元代韩公望《易牙遗意·序》的统计，魏晋南北朝时期问世的食谱多达上百卷，几乎都出自豪门之家，其中以《崔浩食经》和虞悰的《食珍录》最为著名，分别代表了北朝与南朝高门士族饮馔之道所达到的标高。

《崔浩食经》之受贾思勰青睐，原因不外乎其内容的丰富性与适用性。崔浩出身中原名门世族，是北魏著名政治家与儒学领袖。今人或许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盛门”不甚了了，但透过《崔浩食经》中食材的制作规模，却足可一窥其面貌—每年秋冬酿制豆酱，需要用三间大屋，百石（1石约140市斤）大豆来制作；制盐，所用的容器是容量上千斤的大陶瓮；制作白饼点心，所需的面粉达上千斤。如此巨量的制作规模，纯属日用而非商用，且食材来源全是自给自足，从动植物的生产到制作加工消费，都依托庄园内部，不假外求。《齐民要术》所说的“起自耕农，终于醯醢”，正是这一时期士族阶级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缩影。

饮食虽小道，却联系着一个广阔的世界，它不仅和人的日常生活基本需求相关联，而且饮食的内容、规模又反映了某种社会经济形态特点，人们对饮食的态度，也折射出某种文化习俗与价值观念，且具有思想文化的意义。因此，《崔浩食经》并不是单纯的料理之书，而是一本指导豪门望族如何从日常饮食方面，践行豪门礼仪和行为的规范之书。崔浩本人位高权重，却罔顾“君子远庖厨”的古训，对日常饮馔琐事亲力亲为，正是出于居安思危的未雨绸缪和慎终追远的治家使命，以便让后人万一遭遇“丧乱饥馑”的乱世，仍能“具其物用”并维持“四时祭祀”不断，保证士族家风不坠。

此外，作为中原地区延续数百年的豪门望族，流徙于乱世中，危难相携，存亡与共，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维系家族的存续固然是重中之重，但文化传承却是更重要的使命，也就是贾思勰在《齐民要术》序言中一再表述的“要在安民，富而教之”的儒家理念。尽管书中对此没有展开充分论述，但内容编排上所呈现的“耕读传家”这一儒家价值观则不难窥见。

比如，《齐民要术》中很多农事活动，都以儿童入学、放假、开学的时间基准来安排，说明教育的常规化。而卷九的“煮胶”“笔墨”、卷三的“杂说”等篇章，则相当详细地介绍了写书、看书、藏书的经验。书籍在古代是难得之物，何况身在乱世，所以如何保护书籍，诸如防虫、防湿，如何选择曝书的天候，晾晒多长时间为宜，都在书中写得清楚明白。“杂说”里甚至还专列了如何修补残破、折裂书籍等方法。一部农书中插入这些风马牛不相及的内容，给人以唐突芜杂之感，若以乱世坞堡生活需要的视点观之，则正常不过，简而言之就是基本需求，无论是煮胶、制作笔墨纸张，还是保护书籍，都反映了聚族而居的庄园社会的日常文化需求，为庞大的家族子弟提供学习工具的基本保障。

两汉时期，在政治统一的社会背景下，教育及学术文化掌握在国家手中，也就是首都的皇家太学、国子学、各级政府主持的官办学校，承担着文化教育使命。但汉末以后，除西晋短期统一，历史长期陷于分裂对峙状态，官学兴废无常。在这一社会背景下，门阀士族担当起传承振兴学术文化和教育的重任，诚如陈寅恪所指出：“故东汉以后学术文化，其学术文化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于各地之名都大邑。是以地方之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魏晋南北朝，在文化上有“三多”—食谱多、家训多、私学多，这正是大庄园聚族而居生活形态的反映。而这本包罗万象、丰富芜杂的《齐民要术》，则可以说是当时社会生活史的一个记录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