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临校空间｜共建场域：高校与周边社区的互生

现代大学的雏形，起源于中世纪欧洲。是时，校园空间并非如今日般通过一个大学、学院抑或教育部这类政府机构自上而下组织起来，更多的是如西南联大一般，由各个学者、学生自发在某些个区域中聚集形成。最初的校、城关系（Town and Gown)，诸如牛津与牛津城，亦是充满对抗，经过数百年的整合、学院制的建立、权力兴衰更替之后，在共处中实现平衡，以获得更大的共同利益。[1]

借用TOD（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体系中行人对步行距离的敏感度来看，在当代庞大的城市空间中，城市对大学的保障，以及大学师生对外界释放的气息，更多体现在毗邻大学的城市区域。[2]例如：中国北京的“中关村—清、北、人”，上海的“赤峰路—同济大学”，深圳的“桂庙新村—深圳大学”等。

中关村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区位关系图

赤峰路与同济大学的区位关系图

桂庙新村与深圳大学的区位关系图 陈昊 绘

临校区域

台湾地区的黄世孟先生在《台湾大学校园规划之经验与策略》中提出，大学校园的规划范围应分为两类：一类为“规划地区”，即高校拥有管理权、使用权、所有权的区域，另一类为“研究地区”，是为受大学生活与活动影响的区域，并从中提出“隐形校园”的概念；[3]黑川纪章在其著作《共生思想》中，明确了共生的两个条件：一是承认“圣域”，二是构建中间邻域。[4]

我们知道，中国大陆地区，校园与城市是两个明显异质的空间，而临校区域则是双方的中间域，此区域稳定性较弱，受到双重空间要素的影响，但能调控双向空间属性，构成融合过渡区域。

临校区域的运行机制

临校区域运行机制是促进校园与城市相互联动、互相作用的一种机制。不同于校园内部、城市内部、乡镇内部、城中村内部的运行机制，临校区域的运行机制，是两种明显异质空间之间的互动，其决定了校园师生愿意与城市互动，也决定了城市在该区域受到校园的大量影响，形成一系列的共生产物。

运行的前提：相互平等的关系以及对学生实践的宽容

从牛津大学的历史可以发现，牛津建立初期，由于是时大学师生被英国皇室赋予一系列特权，校园师生与当地居民之间存在不平等关系，其特权被剥夺以前一直是校园师生与当地居民之间矛盾的根本原因，随着牛津特权的收缩以及市民力量的增长，彼此间的权力分配达到相对均衡状态。此过程中，大学与城市的关系也由冲突走向缓和。[1]

当代的中国城市，虽然象牙塔的形象以及物理的围墙，让高校似乎有些“特权意识”，但高校师生与临校区域的城市居民发生互动时，尽管背后是不同的群体标签，在各自群体的内部，却形成一张弱联系的关系网——互动更多在个体之间发生，而不是以机构或群体之名，这样能有效避免因一方过于强势，造成力量不平衡，从而形成压迫。

在一系列氛围良好的互动之下，双方得以友善相处。临校区域对校园师生在此的社会、学术实践也足够宽容，甚至为了生意去迎合学生喜好，精心装点店面。比如，在深圳市南山区平山村中，面向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分校区的诸多店面，与村中另一侧的店面，样貌截然不同，前者以对高校师生更具吸引力的面目出现，以获得更多青睐。同时，这些店面也允许高校师生在此进行实地合作、实践，推动众多新颖创意脱胎于临校区域，使得这个片区充满年轻与创新的氛围。

平山村内部

平山村，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校区校门对面 Rosa 供图

运行的要素：充足的半公共空间

简·雅各布斯在其1961年出版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提到纽约一个公立学校的案例：学校周边一个社区的消失，对学校而言，其影响大部分是负面的，虽然其进行更新后，可供聚集的场所从数据上并未减少，但更新后的区域没有酒吧、小吃店、杂货店、饭店等，虽然其补充了全套其他可供聚集的场所，如：游戏室、户外椅子、中心商场等，但在这些场所进行活动，与原有的场所中产生的感受是不一样的。雅各布斯提出，必须要理解，为什么在门廊里喝可乐是有别于在游戏室里喝可乐的[5]，或者以一个更贴近生活的例子来说明：在城中村里吃烧烤是有别于在shopping mall里吃烧烤的。在过度共享的大空间里，人是很难停留的。

以深圳大学周边的桂庙新村和其他社区为例：

在深圳大学周边，诸如海岸城、南山文体中心、产学研基地等社区中，其大片共享空间，看似将人们相互融合，但观察使用人群的行为可见，这些共享空间更多是作为一种路径空间，而不是聚集场所，很少有人愿意在一个宽阔的空间中，承受一群陌生人的注视。

相反，在桂庙新村中，虽然其街道空间更窄更小，但不影响学生在街道上三三两两聚集商议、聊天。上述社区看起来都很热闹，但细心观察能感受到，海岸城等社区的热闹是分散的，单独的，而桂庙新村的热闹是成片的，相互的。

桂庙新村街道凹空间的聚集商议 陈昊 摄

海岸城匆忙的行人

另外，较小的店面也能有效划分公共空间，避免不同活动的使用者相互影响。相同面积的空间，一个较大的空间或可容纳两到三种不同社交活动，而当其被划分为五到十个较小空间时，却能容纳更多相互独立的社交活动。如一墙之隔的两个店面，可以同时独立进行棋牌与品茗、餐饮与会议等活动；如果将隔墙打通，这些社交活动的参与者之间，很可能发生一系列矛盾，或者大家都不愿再在此处进行这些活动。同时，不少店铺中，店家也有意无意地让店内空间变得更为丰富，为使用者提供更多半公共、半私密的空间。这样，一方面能有效避免社区业态单一化，另一方面也能更好地吸引不同需求的人群，保持社区的兴旺与人气，以及提供更多流动的空间给使用者。

桂庙新村中一家奶茶店加装的阁楼 陈昊 摄

正在复习备考期末考试的学生 陈昊 摄

运行的结果：拥有完整的社区体系

自反馈作用促成的社区成熟度

不同于现代社区中常见的薄弱邻里关系，在临校区域之中，由于空间使用者来自同一个或几个高校，相互处于同一个关系网络，因而这里更接近熟人社会或口碑社会。社区自我反馈，能在极短时间内产生作用：比如，一个环境卫生较差的食肆，或一个偷换零件的电子产品店铺，其恶名将在这张关系网中大量传播，不良商家由此被驱逐；而环境较好、价廉物美的商家，则会在这张网中美名远扬。

此外，得益于接近熟人社会的社会体系，在一些临校区域，还发生了一些有趣的现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的饭/菜票曾一度成为中关村中除了国家发行货币以外的另一种等价交换物；而在日本，东京大学临校区域中的商家，愿意让东京大学的学生因其忘记带钱或带钱不足而暂时赊账。虽然有造假、不认账等潜在风险，但这些高校在其临校区域中的良好口碑以及其社区完善的自我反馈体系也为其加上了一道保险。这在当代日益冷漠的城市邻里生活中是很少见的。

同时，临校区域很重要的功能是，满足校园师生的生活所需，从衣食住行到吃喝玩乐，在一定步行距离内，几乎所有生活所需都能满足。这得益于成熟社区的自我反馈作用，过量的供给与短缺的需求都会由此调整。这也是部分高校毕业生在毕业后会选择回到临校区域生活的原因之一。

当然，线上购物、外卖平台等，正以更加便捷的方式满足着师生的需求。这也是目前国内大部分临校区域开始业态老化、失去更新动力的原因之一。但是，高校师生的线下社交需求依然能在临校区域中得到一定满足，这或许也是未来临校区域的发展方向——强调体验生活、体验城市、体验空间等精神层面的需求，而不单是满足物质层面的。

夜幕下的小清新街 陈昊 摄

桂庙搬迁截至日前搬出的毕业生 陈昊 摄

打破认知壁垒

另外，临校区域也是让城市居民可以更加深入了解高校、了解高校师生、与高校师生交往的平台。在中国，不乏居民对高校的概念是模糊的。许多经历过高考与报志愿的人也发现，身边不少亲戚朋友，对高校的认知只停留在寥寥数所知名高校的名字上。深圳早年平山村中，一位维修店的老板曾把初初创办深圳校区的哈尔滨工业大学误称为哈佛大学。这成为一个笑话。而在临校区域，他们可以切身与高校师生互动交往，建立更加具体与真实的高校师生形象，切实地打破认知壁垒。

并且，高校师生在临校区域中，其身份认同也会或多或少转换成城市居民，把自己作为城市的一分子，认知城市的运行模式，学习与高校以外的城市居民交往。去看见或许在他们校园生活——甚至以往或往后的人生中都看不见的真实生活，补上当代高校所匮乏的城市社会教育。

潜在社交方式与运行网络

除了上述功用以外，临校区域还拥有一些潜在的可能性。

比如，在商家促销活动或社团活动赞助时，当代大学生在社交媒体铺天盖地转发参与。这个过程中，商家通过让利给消费者，借用高校学生的关系网络，达到传播目的；学生参与转发，获得折扣优惠。过程无需第三方广告商参与，减少运营成本的同时，也留给学生良好的形象，达到共赢效果。

比如，一些临校区域的商家或房东，提供以高校学生身份证明便能获得的折扣优惠，以培养消费习惯，从而长期吸引客源，其中也包括部分毕业生。

比如，一些社团组织活动时，除了线上以及校园中的传播以外，也希望在一些商家店面张贴海报，针对性地吸引愿意步出宿舍社交的学生群体。

迎新晚会海报 陈昊 摄

除了基于校园活动的互动，学生也可将临校区域作为信息中转站以及资源共享中心，求职、调研、创业、租赁等信息也能轻易在临校区域中获取，各种有趣和实用的二手物品也安静地收藏于某个偏僻的角落，等待“宝物猎人”去挖掘。

复旦旧书店

应该说，从上世纪80年代到今天，无论哪个年代、哪个地方的师生，对曾经或现在校园的印象中，都有这么一个地方。它靠近学校，占地空间也许不大，以小街小巷式的城市空间呈现在自己面前，里面充斥着各种充满生活气息、价格便宜的小店铺，提供着舒适的社交氛围。

“这个地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和朋友们（出去玩结束之后）大半夜往学校回走的时候一路开心地聊天吧。”——兔尾巴鑫

临校区域之所以能得到高校师生的青睐，离不开其合理的底层运行逻辑。而这种由师生与城市居民共同构建的社区发展模式，是一种完全不同于校园中集体经济形式的生活模式，师生们在此重构校园生活的另一面。

“学校饭菜就那么几样，晚上基本都会去校外买零食什么的。”——花舞小枝

这片地方，让他们切实地参与到了自己生活的创造之中，尤其是对于刚刚脱离中学集体生活与家庭生活的大学新生。对来自传统东亚家庭的学生而言，更是一种新鲜而深刻的生活体验。这也许是他们第一次确切地感受到自我。

“我特别喜欢在周末或者考完试之后去那里（一家小酒吧）喝一杯鸡尾酒，听着喜欢的歌，吹着海风，特别惬意。”——Sunny

临校区域除了满足师生们的物质需求以外，也提供着一些特别的文化土壤，像曾经闻名深圳文青圈子，位于桂庙新村的荒野书店（已消亡）、经营超过二十年的复旦旧书店，便分别为深圳大学、复旦大学提供着另一种不同于校园的文化氛围：没有学分，没有考试、论文、考核，没有课堂等级秩序，无论师生，参与全凭个人兴趣，在这样平等且相互尊重的氛围下，交流可以充分自由表达，思想的碰撞更能产生特别的火花。

“如果复旦旧书店关停，我们失去的只是一家书店吗？”——《永远新鲜的老地方：复旦旧书店的独特社群价值》

而位于西湖东南一隅，被视为杭州“亚文化”圣地的loopy club，也与其西北方向约1.5公里外（路径距离约3公里）的中国美术学院（南山校区）结下渊源（杭州公共自行车系统发达，有相对舒适、安全的骑行环境，3公里是适中的距离）。跨媒体学院的老师有时在此以实践代课的形式上课，给学生们提供实操平台，由此构建的社群氛围也反过来吸引着更多美院的学生。

“舞池外有一大片社交空间，可以喝着小酒席地而坐，和周围的人社交……大家都很需要共建这么一个场域”——龙哥

正因如此，高校周边的区域，成为学校师生们城市生活、文化的一个载体，无论哪个时代、哪种文化的师生，都能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可以去创造的一片乐土。

形成积极的城市空间，需要适合的土壤。必须通过各方面的力量共同集合推进，才能使其生长发芽。我们的生活需要我们自己创造，城市、社区生活的构建仅靠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去完成规划设计，很难说是行之有效的手段。或许，对城市空间，以及居民的生活，规划设计时进行一定留白，将生活细节的决定权归还给使用者，我们的城市社区会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

[1]曲纵翔,赵丽文.从对抗到共生：中世纪大学与城市关系变迁—以牛津大学为例[J].现代大学教育,2020(1):61-68.

[2]Erick Guerra,Robert Cervero.Is a Half-Mile Circle the Right Standard for TODs?[J].ACCES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No. 42.

[3]黄世孟.台湾大学校园规划之经验与策略[J].《城市规划》2002(5):46-49.

[4]黑川纪章.共生思想[M].1987.

[5]Jane Jacobs.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M].1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