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所谓“这个兔年是双春年”的天文历法解说

大家都知道，按照中国的民俗，在正式的“大年”之前还有个非正式的“小年儿”。很多人还知道，小年儿源出祭灶，晚近北方用腊月二十三日，南方为岁末廿四日。我对中国民俗节令没有什么研究，但读古书得到的一般印象，南方和北方的传统民俗节日，在很多方面都有差异，而形成这种差异的时代，好像较多是在南宋时期。旧时诗文记述这个小年儿，往往称作“小除日”、“小除夕”，或径谓之曰“小除”。这当然是以把真正的除夕视作“大除”为逻辑前提。不过明清之际有的地方还会把除夕前一天称作“小除夕”，也就是腊月二十九日过“小年儿”。明末有个叫陆启浤的人，写过一本叫作《北京岁华记》书，书中记述说：“先除夕一日曰小除，人家置酒宴往来交谒，曰别岁。”所以我今天就援依北京城里曾经有过的这个“老礼儿”，在这里和大家“别岁”。这用大家常用的话来讲，也就是辞旧迎新。

告别，又有“话别”的说法。今天我和大家说的辞旧迎新话，是关于所谓“兔年”和“双春年”。原因是一段时间以来出现很多关于这兔年和双春年的说法，既有科学知识的宣讲，也有很多以“传统文化”或“国学”面目出现的胡诌八扯，而关心后者的人似乎更多。

追溯这种局面出现的渊源，在我看来，至少在现实层面上，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的舆论氛围具有直接的关联。随着网络渠道日益占据信息传播方式的主流地位，也伴随着二十四节气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成功，这些年来，越来越多关于时令节气的夸张附会，弥漫于社会文化的空间，既有故弄玄虚，更多庸俗无聊，至少是毫无意义（就我个人来说，每当有人在各种节令发来这类东西，感觉不胜其扰）。尽管在这样的氛围中仍有一些科学的认知出现，但往往呆板僵硬，望而生厌，更没有清楚说明相关事项的来龙去脉。

正是基于这样的情况，我才决定在今天和大家做这次交流，谈谈我对这个“双春”兔年的认识，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在明晚过个明明白白的大年。

下面，我想从四个方面，来谈谈这个问题：即先谈兔年是什么年、“双春年”又是个什么年；再谈为什么会有兔年以及为什么会有“双春年”；接下来我要告诉大家的是，真正的兔年并没有“双春年”；最后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不管是兔年还是虎年，“双春年”都同我们老百姓没什么关系。不管看到怎样的胡说八道，说这个兔年会有多少晦气事儿，你都快快乐乐地过好明天的大年就是了。

一、 兔年是什么年？“双春年”又是个什么年？

与我们正在过的这个虎年和即将迎来的兔年相比，作为一种符号，我们大多数朋友对这大老虎和小兔兔的感知，恐怕更直接、更具体的是来自自己的属相，也就是自己是属虎，还是属兔。当然不管是属威武的老虎还是属乖乖的小兔，实质上都是讲自己出生的这一个年份是属于虎年抑或兔年。

那么，为什么会有虎年、兔年这些名号呢？从天文历法的角度讲，哪一年都是同样长度的时间单位，虽然哲学家以为谁的脚都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可在大俗人的世界里，年复一年确实都很像是同样的年。古人说“年年岁岁花相似”，岂止花相似，年本身更相似。

其实麻烦就麻烦在这过了一年又一年的年长的样子都差不多，所以才需要给它们统一做个编号相区别。大家想想是不是，比如我们家里养了一只大老虎，旁边还有一只小兔兔，它俩儿长得太不一样了，所以只叫老虎和小兔就行，差不了，谁也不会指虎为兔。

然而谁家里要是养两只老虎，当然两只小兔也行，都是一样的道理，那对这两只老虎或小兔就得给个限定性的符号，以相区别。比如公老虎、母老虎；比如长尾巴兔、短尾巴兔，等等。

由此推衍下去，那些家里有矿的人家很可能会养二百五十只老虎。这下麻烦可就大了，一百二十五只母老虎（另一半公老虎也一样），你说这可乍区别啊？养兔子的矿长也别高兴，他的麻烦更大，因为兔子的尾巴大概率都长不长，短尾巴的可远不止一百二十五只，这不愁死人了么？

当然活人不会被尿憋死，更不会被一百二十五只母老虎抑或比这更多的短尾巴兔愁死，编个序号就是了呗。其实这虎年的虎、兔年的兔，还有大龙年的龙，小龙年的蛇，等等，十二生肖一个不拉，都只不过是人给年编制的序号。

听我这么讲，大家一下子就都明白了吧？情况就这么简单。就一个抽象的序号，它能体现什么、它又能决定什么？——什么也体现不了，什么也决定不了，也可以说什么社会意义都没有。比如一个高中生，他不会因为自己的学号是250就考不上北大而只好对付着上个清华，上不了北大只能怨自己智力差。一个男人不会因为他生于虎年他这一生就虎虎生风，一个女人也不会因为她出生在兔年就长得兔头麞脑没个人样，或是生个孩子长出兔唇。一句话，人这一辈子，该啥样，就啥样，生肖决定不了人生；同理，以虎、兔等动物名称作编号的年份，也决定不了任何社会事项。

——好了，现在集中到我们今天讲述的主题上来，这就是即将到来的兔年什么别样的年份都不是，跟就要过去了的这个虎年一个样儿，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年。

至于这种序号的具体编制办法，其实这大家都知道，是以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作为符号，依次排列，即鼠的序次是1（也就是鼠相当于序号1），牛的序次是2（也就是牛相当于序号2），……狗的序次是11（也就是狗相当于序号11），猪的序次是12（也就是猪相当于序号12）。不过书面上正式的写法，是把狗写作“犬”，猪写作“豕”（《论衡·物势》），只是更古雅一些，没什么别的差异。

还有这个序号的数列，排到12就终止了，再往前，就重头另排一次，再来一遍，不像美利坚等欧美发达国家人那么傻，从一个地方起头后，就傻乎乎地一直排到了2023年；而且要是由着他们的性子，还会无穷无尽地继续往后推着排，简直把人傻呆了。

中国人数算年份的这个序数的数列终止于12，其间自有一番道理。不过这个理儿，姑且置而不论，下边先来简单说说“双春年”是个什么年这一问题。

就名释义这也很简单，就是一年之内有两次立春这个节气。在即将到来的这个新的一年，正月十四立春，可到了年底的腊月二十五，又会经历第二个立春。如果把立春这一天看作是春天的开始的话，那么这就是一年之内连着气儿经历了两次春天。

我们都知道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怎么出了第二春？我这大半辈子，确实曾经历那么一两个春天曾经令我心潮澎湃，甚至热血沸腾，比如1978年，但那也是一年就那么一次啊，怎么能够连着来？所以这一年之内若是来个第二春，确实够吓人的了，很难相信真的会有这么回事儿。

那么，一年之内到底会不会来这第二春呢？各位看官，且容下回分解。

二、 为什么会有兔年？又为什么会有“双春年”？

要想清楚说明一年之内到底会不会来个第二春，必须从为什么会有“双春年”说起，而要想说明为什么会有“双春年”，又要从究竟什么是“年”开始讲。这真是小孩没娘，说来话长。没办法，学术要有根有底，话只能这么一点儿一点儿地从根儿上讲。

世界上不同地区居住着的不同的人，往往缘于不同的历史文化有过不同的历法，而这不同的历法体系，往往就意味着不同的“年”，五花八门，多种多样。不过若对这五花八门的“年”做一个概况，情况倒也甚是简单，即概括起来也就三种“年”：一种是太阳年，一种是太阴年，还有一种就是不太阴也不太阳的阴阳混合年。

太阳年是太阳“视运动”的一个周期。但大家都知道，实际上是太阳不动地球动，这个太阳的“视运动”周期也就是地球公转的回归周期，科学的术语叫“回归年”。太阴年的基本单位是太阴、也就是月亮的一个朔望变化的周期，这大致可以理解为月球环绕地球的公转周期，用普通人更容易听得懂的人话讲，就是一个月。把这样的周期一个一个叠加起来，叠加到同太阳年最接近的那个数值——12个月的时候，就对对付付地把这个时间长度算作一年。阴阳混合年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特别的太阴年——多数年份同太阴年一样，是12个月算一年，其他那些年份则是13个月算一年。

大家对这三种年稍加思索就能明白，其实所谓“年”的本质乃是太阳年。太阴年是在保持朔望（古人把这称作“月相”）变化周期完整无损的前提下，找出一个同太阳年长度最为接近的月数——12个月当一年。尽管这也能对付着过，可12个月的长度毕竟要比一个太阳年少11天多，这样积累年头多了以后，势必使年内的月份同特定的季节失去固定的对于关系。像不同年代诗人写下的诗，同在三月，有的诗是咏春花，抒春情，还有一些诗，却是在感叹随风飘逝的落叶了。后人读起来，很是迷幻。

虽然诗人的世界就这么奇幻，春花秋叶任你感慨什么都没有关系，可大多数尘世俗人毕竟觉得别扭。这样，阴阳混合年也就应运而生了。阴阳混合年中比太阴年多出来的那些13个月的年份，就是用于往回找补太阴年比太阳年短少的那些天数。这样，13个月的长年同12个月的短年有规律地组合在同一套历法体系中，就大致保持了月份同特定季节的固定对应，不至于到了七月，不知道是穿大裤衩子好，还是穿羽绒服（古代是皮袄）更像是一个精神正常的人。

中国的古昔先人们在盘古开天地时过的“年”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年”，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令我信服的说法（别人可能会信）。这么讲，是因为听了我刚才的介绍之后，大家稍加思索，就很容易明白，与阴阳混合年相搭的历法体系，相对于太阳年和太阴年来说，是一种复杂体系。就像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会一生下来就长那么多鬼心眼儿一样，天地间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历法体系也不会例外。

按照我的初步思考，迄至商朝为止，华夏大地行用的也是太阳历，过的也是太阳年；至少在商朝之前，肯定先过过太阳年。在我看来，孔夫子念兹在兹的“夏时”，就是夏人的太阳年（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看拙文《追随孔夫子 复礼过洋年》，见拙著《天文与历法》）。变化，发生在商周之际，从西周时期开始，华夏先人改而行用阴阳混合历，这才过上了阴阳混合年（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看拙文《论年号纪年制度的渊源和开启时间》，见拙著《天文与历法》）。

不过当时的阴阳混合历还很不成熟，完善的阴阳混合历要到春秋战国之际才出现，这就是建立了十九年七闰的规则，即于十九个12月之“短年”内有规律地在其中七个年份增置一个月，过一次13个月的“长年”——这多增出来的那个月份被那个时候的人们称作“闰月”。请大家特别注意，就是“闰月”这两个字，多一个“二”字也不行（当然“三”字、“九”字就更不行了）。

与太阳年相比，这样的阴阳混合年有一个明显的长处，这就是它的每一个月份都严格地对应于月相的变化周期，看看黄历是初一还是十五，就能预知是该杀人越货，还是该去谈情说爱。当然，对于启用这种历法的西周天子来说，月相一定还会寄寓有某种神圣的象征意义，不然他们也不会别出心裁弄这一套。大家对比一下中国现在行用的罗马历法、也就是所谓公历很容易理解这一点。因为公历每一个月内具体的日子，同月相毫无关系，也没有任何天文意义，只是个单纯得不能再单纯的序数而已。

然而同它给社会带来的严重弊病相比，阴阳混合历在“月相”方面的这点儿优势就显得微不足道了。阴阳混合历最严重的缺陷是使太阳年内每一个日子都失去了同地球公转轨道上特定位置的固定对应关系，而每一个日子都同地球公转轨道上的特定位置存在着固定的对应关系，正是诸如古罗马等地采用太阳年的根本原因。那么，西周及其以后历朝历代的人们可以对这一严重弊病忽视不管么？不能，绝对不能。太阳年内地球在公转轨道上的特定位置同每一个日子固定的对应关系，对人们的社会生活、特别是农业生产有着强烈的影响，中国自古就以农业立国，因而更要重视这一点。

中国在西周以后一直采用阴阳混合历、过阴阳混合年而没有发生什么问题，是因为同时还另有一套太阳历的历法与之并行，这就是所谓“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气”规范的说法是“二十四气”，由十二个“节气”和十二个“中气”相间搭配构成。这是一个比现在国际上通行的所谓“公历”还要精善得多的太阳历，近乎完美。简单地说，“二十四气”相当于把一个太阳“视运动”的周期等分为二十四个“月份”，这些“月份”、亦即每一气都体现着地球公转轨道上特定的位置，因而每一个具体的日子都同地球公转轨道上特定的位置有着固定的对应关系（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看拙文《话说二十四节气》，见拙著《天文与历法》）。

请大家在充分理解二十四气天文历法意义的基础上，注意一个简单的事实：立春就是这二十四气中的一个“节气”。这样大家也就很容易理解所谓“双春年”的来由及其性质了。

下面让我们换一个角度，再来看看所谓“兔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这十二生肖，实质上只是一个个标记年份的序号，那大家一定会问：古人为什么要这样给年份排列次序呢？即为什么是一个以12为周期的数列而不是13、14，也不是整整齐齐的10呢？特别是十进制不是现成的么，而且古人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也一直通用这样的计数方法么？

认识这一问题，我们还是要倒回去，从为什么要有“年”这个时间单位说起。简单地说，这首先同人类的生命周期有关。

时间是看不见，摸不着，并且即使没有新冠病毒感染嗅觉依然十分灵敏也还是嗅不到的。一句话，人们无法直接感知时间的存在。但我们看草木春荣秋枯，就能感受到季节的变换；看水逝潮起，就能感知光阴的穿行。特别是斗转星移，还让人们看到了时间流淌的规律。于是先民们就参照天上星体的变化规律，给自己制定了记录时间和量度时间的单位。

既然是人为制定出来给所有人用的，这个时间单位就首先要与人的生命周期、也就是寿命的长短相互关联。在这个时间体系当中，最基本的单位是“日”，这也就是一天。它依托的天体运行现象，是地球自转一周。人要是活十天半个月就都死了，似乎也就不必再设置更高一级的时间单位“月”了。同样的原理，在正常情况下，人的寿命也不是以月计的，于是就有了长度更大的“年”。前面我已经强调指出，不管在什么样的历法体系当中，“年”的实质性意义都是太阳年的“年”，它是地球公转的一个周期。

上帝实在照顾人类，寿命长达几十年，而且还让人类进化产生了文字，文字的记录更延长了生命的自然长度，因而便还需要比一年两年更长的时间单位。于是，华夏先民就又创造出了“纪”这一时间单位——一纪这也就是十二年。十二年这个时间长度，大致接近木星环绕太阳的一个公转周期；换句话来说，木星的运行周期，是“纪”所依托的天体运行现象。

这样我们大家也就清楚了，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这十二生肖，实际体现的是一纪当中的十二个阶段，也就是十二个年份，因而也可以称作十二生肖纪年法。在这个序列中，兔年排在了每一纪的第四位，这就是兔年的本质性意义和它的来由。如前所述，什么特别的社会意义也没有。

不仅如此，若是进一步深入追究，这个“兔年”实际上还同所谓“双春年”根本不搭界，或者说二者风马牛不相及，是八杆子也打不到一起的事儿。这就涉及我讲的下一个问题了，即真正的兔年并没有“双春年”，而这还是容我下回分解。

三、真正的兔年并没有“双春年”

要想深入认识即将到来的兔年和行将过去的虎年，首先需要了解用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这十二生肖来表述以一纪十二年这个时间单位中逐年的时段，其实并不是严肃的正式称谓，只是一种很随意的俗称，这也就是说十二生肖纪年法并不是一种独立存在的纪年体系，在它的背后还另有依托。

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已经清楚，所谓十二生肖纪年法实质上体现的是木星的运行周期，因而也可以称作木星纪年法。我们说木星大致十二年公转一周，这十二年指的当然不可能是阴阳混合年。因为那种阴阳混合年长一年、短一年的，根本没法体现木星运行的进度。大家很容易理解，从前面讲的“年”的本义出发，它指的只能是太阳年。

古人在历法实践中，是用把一个圆周等分为十二段的形式，来形象地表述木星公转周期内这十二个太阳年的时间，即每年运行其中的一段，而用来标记这十二个时间段落的符号，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这十二地支。

十二地支所示木星周期示意图

不过听我这么一讲，很多人一定会问，从西周时期起不就采用了阴阳混合年来纪年了么？那古人怎么还会用太阳年来施行木星纪年呢？实际上在商朝以后，中国古代的历法构成中，还一直包含着一个“二十四气”之外的太阳年制度。

这套太阳年制度，在《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和《淮南子·时则》中都有系统的记载（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看拙文《西边的太阳——秦始皇他爹的阳历年》，收入即将在三联书店出版的拙著《坐井观天》）。按照这种体系，一个太阳年也是划分为十二个月，但这种月份同月亮的朔望周期、亦即所谓“月相”毫无关系，只是十二个长度接近均等的时段，其实质性意义同现在世界大多数国家通行的公历完全一致，而在技术层面上看要比所谓公历更为合理。

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也谈到了这种太阳年，其标志性特征，是每年开始于立春之日。与此密切相关的，是春、夏、秋、冬的划分方法。司马迁说：“立春日，四时之始也。”大家都知道，在所谓“二十四节气”当中，与立春并立的还有立夏、立秋和立冬。这春、夏、秋、冬四立，就分别是春、夏、秋、冬“四时”的起点。

必须指出的是，这春、夏、秋、冬“四时”，同我们大家熟知的春、夏、秋、冬“四季”是完全不同的。

中国古代的一般做法，是以正月、二月、三月为春季，四月、五月、六月为夏季，七月、八月、九月为秋季，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为冬季。这就是古代标准的四季划分方式。《春秋》一开篇在隐公元年下第一句话所讲的“元年春，王正月”，就很好地体现了这种四季的划分。

也许很多人还没有明白正月为四季之首的意义是什么，请大家注意，这个正月初一，就是大年第一天，然而司马迁说的那种由春、夏、秋、冬“四时”构成的太阳年，其“大年”第一天却是立春，而不是正月初一。前面我说在即将到来的这个新的一年里，正月十四立春（公历2023年2月4日），而到腊月二十五（公历2024年2月4日）还会重新经历一次立春，不管哪一次，都不是正月初一；对于下一年来说，本年腊月二十五那个立春，还过到了正月初一的前头，也就是它的前一年。所以二者是完全不同的两套纪年体系。

听我这么一讲，有些人或许会认为，这很简单么，立春是二十四气当中的一气，属于太阳年体系，而正月初一属于中国的阴阳混合年体系，二者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根本不是一条路。这道理虽然很浅显，可要真正认识到它，也得脑子基本够用，差的码子太大也不行。

前年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版《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的《两汉的科技和文化》部分，我就看到了下面这样一段匪夷所思的表述：“汉武帝时，在前代历法的基础上进行修订，以立春正月为岁首，确立了农历的基本形式及计算方法，此后一直沿用。”够荒唐的了吧？当然能把这么荒谬的话在中学教科书里讲得一本正经才更荒唐。看到这么荒唐的事儿实在忍不住，我就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发文指出了这一错谬。好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羞耻心尚未泯灭，知错就改，现在印行的中学课本里已经看不见这样的内容了。

在《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和《淮南子·时则》所记载的那种太阳年里，其春、夏、秋、冬“四时”各自被分作三个月，分别称作孟春之月、仲春之月、季春之月等，以这样的十二个月，构成了在一个太阳年内的完美循环，而只有这样的太阳年，才能用于木星纪年。另一方面，由这样的十二个月构成的一个太阳年，也可以像木星周期那样用一个以十二地支标记刻度的圆周来表示。

以立春为岁首的太阳年示意图

前面已经谈到，用来标记这种太阳年木星纪年十二个时间段落的符号是子、丑、寅、卯等十二地支。这十二地支符号，古人又称十二辰，而鼠、牛、虎、兔等十二生肖实际对应的正是这子、丑、寅、卯等十二辰，所以人们才会在谈论生肖的时候谈到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这些话。

附带和大家谈一下，关于十二生肖纪年法的形成时间，历史文献中并没有清楚的记载，但至迟在春秋前期就出现了十二生肖纪年法的基本要素，即把某些特定的动物同十二辰建立了固定的搭配关系。不过较为全面的系统性记载，是首见于东汉王充《论衡》的《物势》、《言毒》和《讥日》诸篇里。我推测，生肖纪年法在社会上的普遍施行，就应该发生在东汉时期（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看拙文《猪尾鼠头谈十二生肖纪年的渊源》，见拙著《天文与历法》）。

“寅虎卯兔”就意味着虎标志着寅年、兔标志着卯年，而这些“年”都是太阳年。前面已经谈到，司马迁《史记》和《吕氏春秋》《礼记》《淮南子》这些史籍所记载的那种太阳年，其每一年都是从立春开始的，这意味着不管是虎年还是鼠年，也不管是大龙年还是小蛇年，每一年都只能有一个立春，遇到下一个立春就进入下一年了。所以，真正的兔年是绝对不会有“双春年”的。

关于这一点，虽然编写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大腕儿史学家们懵懂无知，但每一个稍微讲究一点儿的算命先生都懂得。因为命理学家推算福祸依据的年份，一直是和《史记》、《吕氏春秋》等书所记相同的太阳年，其每一年的开头都是立春之日而不是正月初一。

那么，所谓“双春年”又是怎么回事儿呢？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把阴阳混合年和太阳年两套完全不同的纪年体系强行拼合到一起了，即用阴阳混合年的“年”来查看在这一时间范围内是不是会遭遇两次太阳年的岁首立春，遇到了，就称“双春年”。

从前面的讲述中大家已经了解，在中国的阴阳混合年体系中，有13个月的长年和12个月的短年这两种年。所谓长短，更实质的意义不在于这两种年相互之间的对比，而是这两种年相对于太阳年的长短：长年比太阳年长，短年比太阳年短。当然在实际生活中并没有长年、短年这样的叫法——人们是把长年称作闰年，不闰的短年称作平年。

由于13个月的闰年要比一个太阳年多出将近20天，超过了从一个立春到另一个立春的太阳年时间长度，所以在这个时间范围内就有可能出现两次立春，从而被人们称作“双春年”。

然而通过前面的讲述大家都能够明白，这样的说法是很荒唐的。把两套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硬拼在一起，这严重悖戾了历法的科学原则，因而是毫无意义的。

四、 不管是兔年还是虎年，“双春年”都同老百姓没什么关系

通过上面的讲述，我想大家都能够了解，兔年的“兔子”仅仅是个标记太阳年的纪年符号，并没有任何社会意义；“双春年”更不符合历法的规则和原理，当然也不会有什么神秘的魔力可以影响人们的社会生活。因而我们大家该怎么过年就怎么过年，根本不必在意各种胡说八道。

拿所谓“双春年”胡乱说事儿的人，往往都会引述一些顺口溜、也就是所谓民间谚语来讲述这种“双春年”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虽说积极的影响和消极的影响都有，但这些人讲说的主要还是后者。

尽管这些说道儿毫无科学根据，因而也没有必要一一辨析，更没有必要多予理会。不过从另一角度来说，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也不妨有根有据地适当给大家讲讲相关情况，丰富人们对过往历史的认识。

在我看到的相关记载当中，总的来说，古人对这种“双春年”并没有什么不好的认识，因而借时令抒情，往往会留下一些欢快的诗句。如宋朝人许应龙书写“皇后合春帖子”，有句云“一岁两逢春，皇都景物新”（许应龙《东涧集》卷一三《皇后合春帖子》），纯然一派欣喜景象。明朝大才子袁宏道更有句云“秋来喜遇双重九，岁里欣逢两立春”（袁宏道《袁中郎全集》卷三九），心境既喜又欣，快乐已经溢于言表。

袁宏道这两句诗，道出了所谓“双春年”的一项重要历法要素，这就是能够出现“双春年”的阴阳混合年年份，一定会是设置闰月的闰年（这就是我所讲的“长年”）。明后天即将到来的这新的一年，是闰二月；袁宏道这首诗里写的，则是闰九月；《警世通言》中《王安石三难苏学士》的故事，荆公乃出上句“一岁二春双八月，人间两度春秋”，难为苏东坡，看看他能不能对出下句，这闰的自然是中秋佳节所在的八月。

说起阴阳混合年的这个“闰月”，我想请大家看看“闰”这个字，它长得模样是很有意思的。大家看一看，“门”字里面立着个“王”字，它该归属于哪一个部首？恐怕绝大多数不搞古文字研究的人都会以为它归属于“门”部。然而不是，许慎《说文解字》是把“闰”字放在了“王”部之下，而且“王”部除了“王”、“皇”二字外就它这么一个字，有意思吧？

那么许慎是怎么解释这一点呢？许慎说：“余分之月，五岁再闰。告朔之礼，天子居宗庙，闰月居门中。从王在门中。《周礼》曰：‘闰月，王居门中，终月也。’”对许慎这套说法，今天我不做详细解释，大家只知道天子在举行所谓“告朔”之礼的时候，年终（案早期的闰月都设在年底）的闰月同其他那些正常的月份不同，即不在宗庙之内而在门道之中。须知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里讲到这种阴阳混合年时是把它过年的正月初一称作“王者岁首”；前面我还提到，《春秋》开篇讲的第一句话，便是“元年春，王正月”。王者的岁首，王者的正月，王者的闰月，这几项联系到一起，显而易见，中国的阴阳混合年本为王者之年，天子之年，同我们普通百姓是没什么关系的。

听我这么一说，很多和我一样的草民，一定大吃一惊——原来是这样啊，那让我们普通庶民可怎么过年是好？难道古代那些像我们这样的小民，就没资格过年了么？这倒不至于，有一首歌不是这样唱了么——“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这意思的实质是即使是一贫如洗的穷人也要过个穷年，不管生活有多么不如我们的意愿。

那么，普通草野小民到底是怎样过年、也就是过的是什么“年”呢？关于这一点，太史公司马迁也有记载。

《史记·天官书》记载说：“腊明日，人众卒岁，一会饮食，发阳气，故曰初岁。”这里所说的“腊”也就是“腊日”。这个腊日的具体日期，直到西汉王莽时期，还在冬至之后很短的一定时期内变化不定，但根据东汉学者许慎《说文解字》的记载，东汉时期的腊日，是被固定在“冬至后三戌”，也就是冬至那天之后的第三个戌日，以后历朝历代，在选定腊日时，大多也都基本上继承了这种汉家传统（明熊宗立《类编历法通书大全》）卷二“求腊日法”）。在司马迁生活的汉代，普通庶民还会在此日“腊祭百神”（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腊字）。

所谓“腊明日，人众卒岁，一会饮食”，就是说普通庶民会在这个腊日的第二天，聚在一起大吃大喝一顿，以此来辞旧迎新——这也就是过年（请大家千万特别注意，这过的是太阳年，也就是阳历年。很多人听我这么一说可能有些发蒙，不过司马迁就是这么说的，不信你就自己打开《史记·天官书》去看一看）。又是吃又是喝，我们草民就这么实在，也就这么欢快。今年，这个日子（“冬至后三戌”的“明日”）好像应该是在正月初六、也就是公历1月27日那一天，大家不妨就在“破五”之后接着再过一个司马迁那个时代人民大众的“年”，来试试体会一下，看看它会怎么不一般。

知晓古代历法这一情况，大家便很容易明白，管它是兔年还是虎年呢，哪怕伴随着这“双春年”到来的真有什么不祥的灾祸，那也该谁的就是谁的，我们该怎么过年就怎么过年，特别是要是跟着太史公过上那么一把纯粹属于小民自己的年，好像也不错啊。

祝大家开心如意，有钱没钱都努力过个开心年。

原定讲述于2023年1月20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