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与争鸣｜全国优秀青年学人年度论坛④：古今之变——探寻中国学术思想主体性

2022年11月26日，由《探索与争鸣》编辑部和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共同举办的“古今之变：探寻中国学术思想主体性”会议顺利举行。会议伊始，由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张凯教授和《探索与争鸣》编辑部杨义成老师分别致辞。张凯教授首先对各位师友的热情参与表示感谢。张老师介绍了会议缘起，指出目前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研究现状，希望通过本次会议与各位同仁相互交流探讨。

会议合影

会议内容

浙江大学张凯老师结合自己教学与科研中的切身感受，以《经史分合与中国学术的古今之变》为题，指出现代学术分科有助于专业化与标准化，但历史教学与研究的专业化、知识化倾向导致史学研究多局限于纯粹的实证知识之学，且以现代知识分类将整体的历史世界分割为边界分明的知识领域。此举导致学术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陷入盲人摸象的困境，并逐渐丧失了在传统、现代与未来之间建立有机关联性的能力，难以为文化重建与文明走向提供有效的路径。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张凯指出以古今之变的视角考察近代经史转型，以疏源浚流的方式研究经学的历史命运，或成为洞悉古今学术之变，反思时下学术体制与学术提问方式的有效路径。最后，研究历史问题既需要动态把握时代变迁，在时段上前后延展，考镜源流，还要明了研究对象是整体历史的有机且独一无二的组成，以整体眼光贯通思想、制度与事实。既解释历史，转承文化，又有机参与、引领时代，为突破现代分科之学，建立中国本位的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提供有效参考。

张凯

中山大学於梅舫老师以《惠栋汉学与晚清公羊学家法》为题，探讨晚清公羊学如何由春秋学变成与今文经学相联系的问题。於老师指出有清一代学术清初为程朱陆王之争，清中期为汉宋之争，晚清为今古文之争，若没有康有为托古改制，今古文议题恐难成为枢纽性的大议题。因康氏学说中具有浓厚的公羊学色彩，导致研究者易于将公羊学与今文经学划上等号，故一面以公羊学在清代的发生、兴盛来条理清代的今文经学历史，一面则又以清代中前期流行的公羊学说来解释康有为的学说，其结果便是导致既不能说明康有为学说形成的历程，同时也消解了清代公羊学自身发展中的丰富意味与现实关系。为此，於老师首先梳理清代“汉学”内涵外延，指出“汉学”之名，初兴于宋代，原专于《易》学的数、理之分，与“理学”相对，却并非相对于“宋学”，而且本身即是“宋学”核心争议的关键部分。惠栋汉学中“《中庸》、《礼运》纯是《易》理”，以《易》理说《中庸》、《礼运》的逻辑，则成为清代今文经学兴起的重要学术凭借。惠栋之后，汉学之风，遍行天下，而真正承惠栋之风而起，又循其路径，自辟新见者，为常州刘逢禄。於梅舫抽丝剥茧将刘逢禄、惠栋二人学说进行细致比照，指出刘逢禄承常州家学，实际深受惠栋汉学之启发，而又与惠栋汉学竞胜，1830年后刘逢禄逐渐确立今文学的论述。最后指出清代今文经学确立的过程及背后义理与惠栋汉学有莫大的关系。

余露

湖南大学余露老师报告的题目是《循理而已：郭嵩焘的立身与处世》，该文以郭嵩焘为例，考察理学如何能够经世。余老师指出目前关于郭嵩焘汉宋兼采或者融合汉宋仍有可探讨之处，郭嵩焘真正关注和用以统摄自身进退取舍、褒贬出入之所在，仍然是一以贯之的“道”和月印万川的“理”。余老师一方面从郭嵩焘读书求学、交友往来、晚年经历等说明其偏向宋学与理学。另一方面围绕其践履实践，特别是从其与外国人交涉出发，指出郭嵩焘具有强烈的宋学精神，与具体地考订和分析问题的汉学取径大为不同。惟其如此，他才更能从“道”的层面看出中西的相通，宋学的融合特质，这对于他在中西、华夷问题上的开放性或许不无作用。最后，余露表示以郭嵩焘为线索，可以进一步探讨诸如调和汉宋、汉宋兼采的说法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有效性，是否会遮蔽历史当事人的本旨所在。此外，就理学经世，以及晚清湖湘士人的学问与事功研究，常常将重心放在经世和事功上，透过郭嵩焘，也许更能促进追问何以理学能够经世，且不局限于物力和实际。

高思达

清华大学高思达老师以《论晚清佛学革命的学理化展开》为题，指出中国传统佛学本无革命一说，晚清革命思潮的出现，不再是传统王朝意义上的“天命转换”，而是包括了制度、观念在内的社会性质变化，其背后需要强大的价值信念作为理论的保障与行动的寄托，儒家意识不能承担此一重任，内化于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中的佛学由此担负起道德转型的角色。同时，晚清佛学革命也是清代经学革命中的转型环节，可从三个方面对晚清佛学的学理进行溯源。首先梳理以龚自珍为代表的清代中期佛学观衍变过程，指出龚自珍在晚清今文经学兴起的同时，向理学家视为异端的佛学中吸取养分，并借助佛教批判礼教，其佛教思想同时交织着理性主义与信仰主义，也开启了晚清佛学义理派与宗教派的灿然路径。其次，围绕以杨文会、欧阳竟无为代表的居士佛学展开探讨，指出他们在佛教学理上的研究比较精粹，与清代以来的义理学也颇有因缘。另外，康有为、章太炎二人虽对经学的理解不同，但对孔佛各自的偏颇与汇合却均有极为相似和上心的地方。之后，探讨孔佛交汇与佛学大乘精神的再造，讨论晚清的佛学革命需要将问题置于清代经学研究的整体脉络之中，挖掘内在的学理发生机制，从而凸显“革命”之于晚清佛学的双重意义。

陕庆

宁波大学陕庆老师报告的论文是《晚清文学纪事与文明史观——以黄遵宪〈日本杂事诗〉为例》，她以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为重点，探讨了晚清文学中以“纪事”为体裁的诗歌所呈现出的读书人对文明的认识。陕庆认为五四新文学以来的叙事架构是有限的，并不能涵括中国古代的文学纪事传统，而她想在多维的知识脉络中揭示黄遵宪对明治日本纪事超越同时代的思想认识。随后，陕庆剖析了《日本杂事诗》所呈现出的纪事风貌，这些诗全部都是绝句，与当时日本人推崇绝句的风气有关，在创作理念上则受到“以诗纪事”、“以诗存俗”理念的影响。论文最后通过考察传统纪事对文明史学的吸收与扬弃，来分析黄遵宪等人的“文明观”：首先，改变了传统的“华夷”观念，将日本作为一个文明国家；其次，结合了尊王史学与文明史学；最后，将纪事诗与史书中的“志”相对应。

浙江大学韦巍老师的论文《〈新民丛报〉中的文明比较框架与古希腊坐标》通过比较梁启超创办的三种报纸《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分析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近代知识人在引入西方思想时，是如何运用文明比较的框架来融汇新知，其中居于重要地位的是对古希腊的认识。韦巍首先考察了从“时务”、“清议”到“新民”三个不同的办报时期，梁启超文明观念演进的历程，在办《时务报》时期，当时中国的文明话语尚未形成，而至办《新民丛报》期间则正式形成。梁启超一方面借用了西方国家、政体的学说建构自己的文明观念，另一方面又受到康有为“大同三世说”的影响。近代西方在建立文明体系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将所有学科追溯到古希腊，古希腊史的“复活”是一个明证。梁启超自觉使用西式学科框架立说，却总也绕不开古希腊传统。而近代学人进行东西文明比较，其探讨的核心话题无非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周月峰

四川大学周月峰老师报告主题为《主义与政治之间的“问题”——五四前后胡适的思想转变》，他以胡适对“不谈政治”的一些表述为切入点，详细考察了1919、1920年间胡适思想的演变，并重新检讨了“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本事。周月峰首先梳理了胡适从“不谈政治”到“谈政治”的时间脉络，发现1920年是一种重要的时间节点。在此期间，胡适正好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但他在该文中提倡多研究的问题中，并没有政治问题。那么少谈些主义，是否即意味着不谈政治。最后，文章将重心聚焦于探讨“研究问题”与“不谈政治”的关系上，分析了胡适在“问题与主义之争”过程中与他人的几场交锋，试图揭示1919年6月到1920年间胡适思想的转变及其在学术史上的意义。

高波

中国人民大学高波老师提交的论文是《晚清流亡者的清代论述及其后续学术影响》，他想通过考察晚清流亡者对清史的各种论述，来窥探晚清士人对古代文明史的重塑。高波认为要区分清代论述与清史研究，清代论述是清史研究的前身，但清代论述涵括的层面更多、更驳杂。而晚清的这些流亡者实际上也是民国时期中国现代学术的主导者，他们对此后中国学术研究的方法、内容、范式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章强调，以西史东渐为背景，可以探讨晚清人的清代论述对中国史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影响；同时需要注意清史与中国史前半段乃至世界史相关问题的联动性。

点评与自由交流

在论文的点评与自由交流环节，首都师范大学江湄教授认为各篇将研究对象置于其所处的历史语境，考察学人本意，这一取径应予充分肯定。江老师指出古今之变与每个人均有纠葛，身处其中的我们面对历史、人物与思想，不能仅仅持实证主义的客观态度，而是要有“了解之同情”。若仅将历史作为客观研究对象，难免将活的历史变为死的材料。若以这种态度研究历史，尤其中国近现代史与思想史，不但会使研究者产生误导，难免也会遮盖研究对象的本身与本相。另外，江老师建议要以整体眼光贯通制度、事实与义理，若忽视制度、事实背后所贯穿的义理，则很难触碰历史；或许可从重建中国人文学入手，实现义理与经史之学的有机融合与转化，进而思考指导个人立身行世之本为何物，如何确立价值根基。

江湄

於梅舫认为，历史学研究主要面对的是过去的事实，过去是有很多坐标的，而这些坐标是逐步形成的，我们需要通过这些坐标去认识当时的事实。但这些坐标有一个层累叠加的过程，很多时候会干扰我们认识历史的本相。故而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要搞清楚我们熟悉的那些论述方式是如何形成的，并注意不同时期的前后演进，同时要基于这些坐标去考察它们与事实产生纠葛的程度。历史人物的思想是复杂的，我们需要了解他们的学术背景、人际往来、现实处境，回到他们所处的环境中才能真正明白他们言说的本意，以期将思想还原为历史。

张凯表示长期关注近代的“经史转型”，不只关注经学本来的样子，而是经学之所以为经学的理路与机制，背后的学术关怀是重建中国的“人文学”，进一步推进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应扭转我们的问题方式，突破固有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