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研究报告2023｜新时期中美首先需要协调好在亚太关系

【编者按】

1月20日，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CISS）在北京发布《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2022年度报告：亚太命运共同体展望》。

报告以“亚太命运共同体展望”为主题。世界正遭遇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亚太是这场变局的重要场域。报告认为，中国在亚太谋篇布局，需要清醒、冷静、客观地评估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有意识地扬长补短、趋利抑害。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获授权刊发这两份报告。本文是报告的第三部分“中美能否在亚太和平共处之问”。

第三部分 中美能否在亚太和平共处之问

中国与美国这两个全球大国之间的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最复杂、最具不确定性和挑战性的双边关系。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在美国挑起对华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中美关系螺旋下滑，发生了从合作到竞争的质变。究其根源，在于美国对中国的判断发生了转折性变化。随着中国经济建设不断取得伟大成就，综合国力全面跃升，美国意识到面临被中国赶超的现实可能性，认为中国崛起构成对其世界霸权主导地位的挑战和威胁，遂大幅度调整对华战略，抛弃了奉行多年的以接触、容纳、合作为主轴同时保持限制措施的政策路线，转而对中国实施以压制、限制、排斥为主的战略。

2022年10月拜登政府发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其中60多次提到中国，把中国定性为“国际秩序最严峻的长期挑战”、“21世纪最严重的地缘政治挑战”。报告确立了“竞赢”（out-compete）、“智胜”（out-maneuver）中国的目标，并且宣称，未来10年是美国与中国进行较量的“决定性10年”。后续发布的《美国国防战略》、《核态势评估》、《导弹防御评估》等报告相继落实各项布局，规划对华“一体化军事威慑”、“海陆空三位一体核威慑”。以这一系列报告为标志，美国以应对“中国竞争”、“中国挑战”、“中国威胁”为底色的全球战略定盘，亚太成为美国实施对华新战略的主要方向。

不过，美国自身也面临复杂深刻的内部矛盾和挑战，对华竞争中有强烈的服务其自身调整和增强实力的意图。同时，美意识到中国与冷战中的对手苏联截然不同，无论在实力体量还是成长潜力上都远超苏联，中国人口规模巨大，与世界经济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美没有做好与中国全面对抗的准备。现阶段美国希望能控制住竞争的烈度和范围，并在自己有需要的领域同中国保持接触和适度合作。因而，美国虽然在中国周围动作很多，但是在直接面对中国的竞争中，一直试图把不同议题做区隔化处理，反复强调要为两国关系设立“护栏”，“不打新冷战”，“防止冲突、免生灾难”。由此可见，美国的对华战略和竞争一直在“接触合作”和“竞争对抗”之间摇摆和试图取中，可称之为一种“咄咄逼人的和平竞争战略”。

面对美国的战略调整，中国始终保持战略定力，与威胁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挑衅和做法进行坚决斗争，同时，尽最大努力维护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拜登政府就职以来，中方对美方及其盟伴借台湾、南海、新疆、香港、人权等问题干涉中国内政、挑战中方底线行为毫不妥协，不断挫败他们试图打乱中国步伐、污名化中国形象的企图。中方鲜明反对美方以“战略竞争”定义中美关系和所谓“从实力地位出发进行对话”，不允许其给中美关系带风向。

中美固然在一些领域有竞争，但是，竞争绝非新时期中美关系唯一属性，美方大搞“战略竞争”话术，名为避免对抗，实则制造对抗，如果不加辨识地接受，中美关系的方方面面都会被裹挟着滑入新冷战，甚至存在因具体问题上的对抗失控而走向热战的风险。

在坚决斗争的同时，中方与美方保持密切沟通，争取共同寻找正确相处之道。这其间，元首外交发挥着坚定的引领作用。在2022年11月中美元首印尼巴厘岛面对面会晤以及拜登就职以来的数次元首通话和视频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始终推动美方与中方一道，本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处理彼此关系，“确立对话而非对抗、双赢而非零和的交往基调”。拜登同意确立指导两国关系的原则，并作出“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独’，也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对抗，也无意寻求同中国脱钩，无意阻挠中国经济发展，无意围堵中国”的承诺。这次会晤的积极成果为双方探寻稳定彼此关系的路径提供了“机会窗口”。

受佩洛西窜访台湾等事件以及新冠疫情影响，中美在一些领域的高级别对话磋商机制的频率和活性下降，部分项目被暂停，人文交往也几近停滞。此次元首外交有力牵动两国关系回到理性对话的轨道，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对两国功能性合作的恢复和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2022年11月，中美两国国防部长在柬埔寨第9届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期间举行会晤；两国财经、经贸团队在巴厘岛二十国集团峰会和曼谷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举行磋商；两国气候问题特使在埃及沙姆沙伊赫《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COP27）期间正式磋商，所达成共识为大会取得成功奠定重要基础。与此同时，二轨和民间沟通渠道和留学人员往来得到保存，中方各行各业支持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人们仍在与美国战略界理性人士、友华人士和地方州、商界、基层民众积极对话，最大限度地争取到理解，也牵制了美国右翼反华势力影响力的滋长。

中方妥善应对美方在科技、经贸和资本市场等领域的封堵和脱钩断链压力。遵循科技和人才发展的规律，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和人民重大需求，加快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体系建设、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积极谈判、据理力争，达成中美审计监管合作协议，展现解决争端的意愿。克服疫情影响，以既定改革举措和区域性的贸易普惠和自贸升级政策，保持防疫、航天、人工智能、体育等领域科技开放交流，稳住总盘子、开拓新合作，维护了中美经贸关系和全球供应链的运转。

据中方统计，2022年1—10月中美货物贸易额同比增长5.1%，达6398.3亿美元，全年数据有可能恢复到2018年以前的水平。其中，中国对美国出口4945.72亿美元，增长6.6%；中国自美国进口1452.58亿美元，增长0.3%。美方数据也显示，中美货物贸易额和中国对美国出口额、美国对华出口额均可能在2022年创历史新高。这一趋势说明，中美经贸关系的韧性并非贸易战、关税强加和脱钩政策所能打破。但是，2022年夏以来美国在华制造业订单和中国输美集装箱量的明显下跌以及部分美企在华产能的外迁动向仍是值得注意的警号，表明双方相互依存度正在受到两国对外战略调整和彼此政治关系冷淡的影响。

2022年，中美两国各自经历了重要的国内政治议程，接下来的两年彼此关系能否趋稳改善，抑或掀起新的风浪，颇受关注。从观察的角度看，经过连续几年的激烈斗争，招数尽出，两国博弈似乎正在由攻守态势转向相持，中美关系能否进入一个相对的动态稳定的时期，值得关注。诚然，左右中美关系演变方向的不只是两国战略利益和彼此外交表现，也有深厚的国内政治和全球变化因素。

美国中期选举后，共和党取得国会众议院多数党地位，但是赢面不如预期，算不上“大胜”。民主党保住国会参议院多数党地位，并在共和党传统地带有所斩获，也不算“显输”。今后两年，两党在国会山上激烈争斗、相互掣肘，拜登政府的执政地位总体仍会比较稳固，不至于“跛脚”，同时会遵循惯例，把更多精力放在外交上。如此，拜登政府处理对华关系将更加注重总体部署的精准和迅捷落地，不排除在芯片限制、美台勾连、盟友协调等方面出台更强硬的措施，同时在恢复和加强美中接触外交上摆出主动姿态，以体现“激烈竞争且有管控”的战略态势。不过目前其精力不可避免地要被应付乌克兰危机分散。

以佩洛西窜台事件为重要分水岭，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关系中最具爆炸性的危险点，华盛顿政客和舆论对形势的判断危言耸听，把2024年将举行的美国大选和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评估为“最高风险时段”，以台制华、整军备战的紧迫感很强。民主、共和两党在对华开展战略竞争问题上有着方向性的高度共识，为显示各自“政治正确”，在关键涉华议题上比着强硬，学界高度关注美方会出什么样的险招、拜登政府是否会因在乌克兰或其他重要议程上的需要而便易行事，拿中国问题与国会作交易。

同时，需要看到中美关系存在企稳改善的“机会窗口”。维系和抓住机会的根本动力在于，中美双方都有寻求和平共处的需要和加强风险管控的意识。在2021年11月16日的中美元首视频会晤中，习近平主席率先倡导中美坚守不冲突不对抗底线，寻求和平共存，拜登总统对此予以积极回应，双方达成重要共识。2022年11月的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重申了这一共识。拜登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也确认，“可以和中国和平共存”。当然，美方要的是“竞争性共存”。

历史上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充满争斗，鲜有长期和平共处的先例。中美到底能不能实现基于平等相待、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原则的和平共处，是一个时代之问，也是历史之问，如何回答好它，有赖于双方共同探索。

据报道，为落实两国元首共识，两国职能部门即将开展确立指导两国关系原则的磋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于2023年初访华。人们期待，中美能够探讨和确立实现和平共处所应遵循的原则、准则和优先践行的领域乃至具体方式，其时代意义将不亚于上海公报。即便双方在目前阶段一时谈不成，谈的过程本身对稳定中美关系就有积极意义。现在美方关心的主要是技术层面的原则和共识，目的是管理竞争、避免大的冲突。而中方已经提出过一系列更加宏观和富有长期指导意义的原则和理念。预期双方将在此基础上深入研讨沟通。在中方看来，中美和平共处须建立在国际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基础上，而不能建立在单方面决定的规则基础上。

中国和美国同为亚太大国，在本地区均拥有广泛和深厚的利益，各有自身的优势和短板，谁也不可能把谁“赶出亚太”。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是，中美合作则亚太荣、世界兴，中美对抗则亚太乱、世界分。当年若没有中美并肩而战与协商合作，就没有二战同盟国在亚太的最终胜利和战后国际秩序的构建；没有始于1970年代初期的中美关系正常化和后来的两国密切合作，就没有冷战后亚太地区的开放性结构和整体腾飞。

如今亚太乃至世界各国面临纷繁复杂的共同挑战，中美如不能为应对这些挑战而开展双边合作并共同引领全球合作，人类福祉将无从保证。新时期中美首先需要协调好在亚太的关系，以此为基础才能理顺两国在世界的关系。如若中美能就彼此和平共处的基本原则达成共识，这一共识应首先在亚太落地。中美不能让彼此之间的分歧撕裂亚太，而应如亚太多国共同期待的，在不断发展关系的过程中缩小和解决分歧。中美有必要理解并尊重对方在亚太的正当权益，超越地缘政治、超越意识形态、超越狭隘利益，探讨在亚太和平共处、良性互动的规则，进而各自和共同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为亚太和平、稳定与繁荣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中美一些共识可以在环太地区先行尝试，通过细化避碰规则、恢复危机热线、联合海上搜救、维护航道安全等方面的磋商，解构冷战零和的思维，筑起和平共处的地基。

（本文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