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纪行︱帝国往事：关于宗教宽容的碎片

我随着缓慢移动的人流通过安检门，从高大幽暗的门洞进入阿格拉堡。四月的早晨，略带温柔的阳光打在褚红的城墙上，混合成耀眼的桔红色。

阳光开始有些刺眼，静静沉默在阴影中的红砂岩墙面愈发显得厚重深沉，上面的每一道裂纹和雨痕，都包含着500多年前莫卧儿帝国（1526年－1858年）的沧桑。

此次印度之行，我严格按照旅游小册子的建议，从德里到阿格拉再去斋普尔，沿举世闻名的“黄金三角”经典路线而行。

在阿格拉看到那么多伊斯兰风格的建筑，很多人会误以为进入了一个穆斯林国度，但那只是漫长的印度文明史中的一段。它的重要性在于，这是近500年来由外族侵入带来的第一次统一。从当时的版图看，这个统一又是有限的。

莫卧尔王朝的外族身份很复杂，他们是穆斯林，又是带着“波斯味”从阿富汗打过来的穆斯林，和原汁原味的阿拉伯穆斯林有所不同。最关键的是，他们是被伊斯兰教“收编”的成吉思汗的后裔，连“莫卧儿”的称呼也是波斯语中“蒙古”一词的转音。

在13世纪初成吉思汗的铁骑席卷欧亚大陆的时候，欧洲的天主教原本希望借助于凶猛的蒙古铁骑将穆斯林一扫而光，但后来真正阻止蒙古人继续扩张的却是穆斯林。蒙古人的失败固然有其战线太长、疆土太大的缘故，还有信仰动力严重不足的原因。

穆斯林最终能够击败蒙古人，也因这一广阔地区的很多部落已皈依了伊斯兰教。穆斯林对蒙古人的胜利包含着信仰传播的胜利，帖木儿的继承者最终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收编了那些在当地分封落户的蒙古人后裔。

印度莫卧儿帝国的创建者巴布尔大帝算得上是成吉思汗后裔。曾祖帖木儿是突厥人（也有说是突厥化的蒙古人），也是仅次于成吉思汗的第二牛的中亚征服者。母亲是成吉思汗家族的女子。印度历史上最耀眼的帝国其实是由皈依了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后裔建立的。

巴布尔及其后代之所以能造就印度历史上的辉煌有几个因素。一是他们既信奉伊斯兰教，又有着蒙古人善战勇猛的血统；二是这个帝国建立时，成吉思汗已打通欧亚大通道，英法等欧洲列强开始以贸易为先锋的大扩张，莫卧儿王朝很快就享受到了这一波全球化的红利；三是这个王朝原本就是为了更便于统治中亚、南亚广泛的穆斯林地区而接受了伊斯兰教，并没有强烈的传播宗教的情结，所以一度相当开放——上层建筑继承了波斯的文化传统，保持伊斯兰教主导地位，但中层与底层社会基本上仍维持“原味”，对其他多种宗教采取了宽容政策。

这最后一点是游客们从阿格拉前往拉普斯坦邦的斋普尔时需要格外注意的。正是在这里，才可以品味出南亚次大陆最终没有被伊斯兰教“拿下”的深远意味。

1566年，巴布尔之孙阿克巴大帝从德里迁都到阿格拉，修建了阿格拉堡和法塔赫布尔西格里城。后者作为皇宫，意为“胜利之城”。莫卧尔王朝进入鼎盛时期。

站在54米高的气势恢宏的“胜利之门”前向远方眺望，正午炽热的阳光蒸腾出一层淡淡的雾幔，那些挂着零零星星几片树叶的枯枝与土黄色的山冈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焦渴的旱象。那一刻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会明白，为什么阿格拉最终会被莫卧儿王朝遗弃。

你很难在世界其他地方看到阿格拉那些融合着阿拉伯、波斯、印度和欧洲风格的装饰与建筑，它们来自大半个世界，足可见当时的贸易之活跃。

500年前，西方探险家开启了发现世界的航程。1498年5月20日，葡萄牙人达•伽玛率领的四艘帆船由海路抵达印度，带回了大量香料、宝石与丝绸。他在第二次前往印度的海航中，击败了阿拉伯人，并劫掠了他们的船只，以总共29艘船只的庞大船队抵达印度的卡里卡特，由此开始了欧洲人控制东方贸易通道的历史。荷兰人、法国人、英国人接踵而至。

葡萄牙人把从南美掠夺的黄金白银倒腾到印度，换取黑胡椒、桂皮等香料，再卖到欧洲。随后而来的荷兰人、英国人则用马匹、咖啡和玻璃制品等换回大量丝织品、棉织品和羊绒织品。这些精美的织品一度风靡英伦。

在孟买的威尔士亲王博物馆，可以看到当年用印花棉布织成的带有欧式精美花纹的长裙，这是按照英国商人的订单制作的时装。英国历史学家弗格森在《帝国》一书中写道，1664年 ，英格兰进口的印度棉布达25万匹。当然，孟加拉丝绸、平纹皱丝制品，以及纯白薄细棉布的需求量也与印度棉布不相上下。笛福在1708年1月31日的《每周评论》中说，“这些东西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我的家，我的衣橱、我的卧室、窗帘、垫子、椅子，最后连床上都铺满印度棉布或者印度的织品。”

与之前向这一地区扩张的阿拉伯人有所不同，欧洲人不只是以炮舰而不是骑兵开路，更是受资本的驱动。由于海上贸易风险很大，从而导致股份制出现，远航的商人们得以用参股的钱做更大的贸易。一些早期到南亚次大陆的英国人因此都发了大财。最著名的是年仅36岁的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的总督克莱夫，1781年他衣锦还乡，成为大不列颠最富有的人之一，并用金钱在议会下院买下一个席位。

正是在这样的全球贸易中，西方文明的地理、思想与标准的大扩张起步了，印度、中国等诸多亚洲国家都成为大英帝国编织的贸易网络上的一部分。

英国人得到了推进工业革命的资本，用更多更强大的舰队走向世界，掠夺原料，开拓市场。莫卧儿的帝王则得到了通过各种渠道包括受贿汇聚而来的金钱，有足够的本钱购买各种奇材宝石，修建泰姬陵、阿格拉堡这样一些耗费巨资的建筑。他们的王国是这场全球化的最初获益者。印度一些学者迄今仍常用的一个数据是，16世纪最鼎盛时期，印度的GDP占全球总量近30%。

参与全球贸易并获利必然要有一个开放与包容的治理体系，只是这种开放与包容是与财富的多少成正比的。阿克巴的宽容来自于强盛，从这一点看，他显然继承了成吉思汗胸怀世界的“国际主义”情怀。

阿克巴统治时期，穆斯林法律仍占有主导地位。但阿克巴大帝为了更好地管理这个大多数人都不是穆斯林的帝国，对不同宗教采取了宽容政策。他留下了这样一段名言：“在这个冲突不断、多灾多难的世界，宣扬只有一种信仰的独特真理才是唯一真理，并且要求其他宗教的信徒接受它，无疑是愚蠢的做法。”

英国历史学家迈克尔•伍德（Michael Wood）在《追寻文明的起源》一书中这样赞誉阿克巴：“他以嘉许的眼光一视同仁地对待不同身份不同信仰的人们，他的宽容即便在今天也显得不同凡响。”

印度各处博物馆收藏的莫卧儿时代的宫廷细密画，就有当时的绘图。来自基督教、印度教等各教派的代表，像贵客一样跪坐在莫卧儿帝王身边，或侃侃而谈，或静默倾听，与宫廷装饰的国际化风格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文化开放的风情画，这很容易让中国游客联想到“盛唐气象”。

从公元7世纪末伊斯兰教随阿拉伯帝国的军队向南亚次大陆传播算起，伊斯兰教与印度教两大宗教一直处于相互博弈与影响的状态中，各自的传统均吸收了对方的一些习俗。印度历史学家辛加尔在《印度与世界文明》中写道，“穆斯林闺阁中的印度教妇女，在形成印度——伊斯兰教综合方面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嫁给穆斯林男子的印度教妇女，把自己的社会风俗和礼节带到了新的家庭。穆斯林在印度教的影响下，更加倾向于一夫一妻制，寡妇再婚变得更加少见。穆斯林宫廷生活的很多特征是从印度教徒哪里借用的。”这种综合性在阿克巴时代达到了最佳状态。

据说，阿克巴还在宫廷中修建了一座“信仰之殿”，挑选各种宗教的代表前来辩论。我问了导游，方知那个传说中的会议厅已化为土砾，沉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

阿克巴的英明在于，他早在数百年前就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个多宗教国家未来的困境所在，他的追求一直影响着后来的英国殖民者和甘地、尼赫鲁这样一些领导民族独立运动的精英。

但是，所有这些对宗教和谐的追求并不能持久，也一次又一次从期望变成失望。

帝国的强衰是有周期的，开放与宽容同样也有周期。

莫卧儿王朝的肆意挥霍与扩张终于导致财源枯竭，并随着内部激烈争斗而衰败。恢复对非穆斯林人口的征税，烧毁印度教神庙引发各土邦激烈抗争，加速了王朝覆灭。取而代之的英国人虽然创造了一个版图最为辽阔的“统一印度”，但在撤出前还是按不同宗教切割出了两个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导致骚乱，在1947年夏秋之交造成至少50万人死亡，给后来的的印巴关系造成了难以愈合的创伤。

在印度，开放与宽容的限度随着统治者的需求变动着，构成了不连贯的历史片断，总会在传统的顽强反击中消退。保守才是稳固不变的力量。直到今天，回归印度教仍然是这个国家最具生命力的政治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