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他就是传说中“没有感情的写作机器”？

原创 葛璐 复旦大学出版社

契诃夫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史“黄金时代”的最后一位作家，与法国作家莫泊桑和美国作家欧·亨利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

出生底层的契诃夫，为养活家人曾化身写稿机器，曾一年发表129篇小说、短剧、杂文，高产到令人瞠目。但他并未因此就放弃作品的质量，除了在我们最为熟知的《套中人》中塑造了永恒经典形象别里科夫之外，他还创作出《变色龙》《小公务员之死》等等一系列杰出的作品。

契诃夫的作品距离我们这个时代已经120多年了，而今天我们仍在阅读契诃夫，因为，我们总会在他的小说中，与自己相遇。

契诃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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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的一生：作为医生的作家

契诃夫出生在俄国的海港城市塔甘罗格，得益于便捷的港口条件，这座城市在19世纪初便是一派繁荣景象。然而“贵族在左，平民在右”，任何繁华的大都会背后，都隐藏着肮脏破败、穷困潦倒的另一面。契诃夫便出生在满是泥泞、堆满了垃圾的院子中。他来自社会的最底层。

契诃夫的祖父是个农奴，在农奴解放之前，祖父用劳动攒下的钱从地主手中赎回了自己和家人，契诃夫一家因此获得了自由。契诃夫的父亲是个杂货铺老板，在家里性情粗暴、独断专行，契诃夫在父亲的鞭打中长大。这种暴力、集权的家庭氛围极易影响一个成长中的孩子的性格。不过与卡夫卡那样终身遭受专制父权的阴影不同的是，契诃夫的性情和作品更为温润，更具苦闷中的力量。在贫瘠而暴烈的生活之中，契诃夫找到了喘息的出口。

这个出口一部分可能源于契诃夫的母亲。他的母亲出身于更高的社会阶层，对孩子们关爱有加，她的爱部分稀释了暴力的压抑。她还常常给孩子们讲家族历史、战争中的故事。同时，父亲的杂货铺像个俱乐部，常常聚集着天南地北的商家们，替父亲看店的契诃夫在无聊中找到了打发时间的乐趣，那就是观察形形色色的人，听他们分享故事。契诃夫在很多小说中运用了一群人围聚在一起讲故事的古老叙事结构，大概也是受其童年这些经历的启发。

后来契诃夫的父亲欠债逃亡，契诃夫一家陷入困窘，租住在更混乱、逼仄的屋子里。父亲把养家糊口的重任交给了契诃夫和他的兄弟。

契诃夫死于44岁盛年，如此惊鸿一刹，却留下了数量极多的小说和戏剧作品，他在创作方面的勤奋和高产令人惊异。直至他后来生病，别人劝他多休息，他还带有强烈的家庭重荷感，说写作是因为“还有父母需要养活”。

试图通过写作来养活家人的契诃夫，一开始走上文坛其实并非出于某种神圣的创作使命。19世纪的俄国文坛，名家辈出，无名的契诃夫为了赚取稿费，“半机械化地”开始写小说。

1885年，25岁的契诃夫一共发表了129篇小说、短剧、杂文。到1892年，契诃夫一直处于高强度的输出中，以此赚钱养活家人，他也确实实现了靠写作谋生，并且在这一年买下了梅里霍沃庄园，有了自己的栖身之所。“曾经有段时间我们得靠赊账来维持伙食。如今，我使一切的供给保持正常。我们用现金付款。”契诃夫以此为傲。

可以说，契诃夫以勤奋和崇高的道德感驱使自己，避免了使自己成为机械赚钱的工具。“文学家不是做糖果点心的，不是化妆美容的，也不是使人消愁解闷的，他是一个负有义务的人，他受自己的责任感和良心的约束。”从他后来这种“为人生”“为社会”的创作旨归来看，契诃夫用自己人格的伟大照亮了自己的文学之路。

一个贫穷作家的突围，包含了太多意志上的艰辛。更何况，契诃夫除了写作，还未放弃医生的职业。弃医从文的作家很多，诸如鲁迅、毛姆、渡边淳一……但契诃夫是个另类，他从文未弃医，并宣称“医学是合法妻子，文学是情人”。直到在梅里霍沃有了自己的庄园后，他还在霍乱流行之际，自掏腰包办诊所，自制药物，免费为病人看病。出身贫穷的契诃夫有着超乎底层的襟怀和社会责任感。他写了太多庸常的人生，他批判不真正投入生活、浑浑噩噩、不付出的人生是毫无意义的，或许他亦是在以自己多维度的人生冲破他笔下批判的那种庸碌生命。

契诃夫在去世前三年才结婚，他不希望被爱情和婚姻束缚。“我也挺想结婚，但请给我一个月亮般的妻子，不会总是出现在我的地平线上。”从他与妻子的通信来看，契诃夫婚后又苦于妻子忙于演艺事业而无法相见。他在死前立下遗嘱，所有财产都归妻子，在感情中的契诃夫也有充满爱意温柔的一面。契诃夫最终死于肺病。在他去世那一年，命运才对其宽厚仁慈起来，他的戏剧《樱桃园》在舞台演出时大获成功。契诃夫通过艰辛的写作，在生前收获了维持生计的物质，也在文坛收获了声名。于其短暂的人生而言，这些大概算得上不幸中的幸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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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的文学：

去除小市民习性，抵达崇高

契诃夫曾经在一封信中批评自己的堂弟：

“为什么你称自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渺小的弟弟’呢？……你知道应该在什么地方意识到自己渺小吗？那应该是在神和智慧、美和自然面前，而不是在人们面前。在人们之中你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尊严……要记住，诚实的小伙子可不是渺小和微不足道的。”他也在给哥哥尼古拉的信中谈及必须克服“小市民习性”，“把自己身上的奴性”“一点一滴地挤出去”。

这样的性情基调为其文学创作增添了一些严肃的道义和反思的正气。尽管契诃夫出身贫穷，陷入不得不为了生存而机械写作的艰辛，但契诃夫对底层“小市民习性”“奴性”的深谙与反思，使他跳出了固有圈层，在文学中展现了国民特性，以及相通的人类精神命运。

如果想向一个小说家学习写人、写景、叙事，契诃夫会是一个很合适的作家。

契诃夫的小说对自然环境的描写令人赏心悦目。毛姆称赞契诃夫的这种写作方式为民族的直接与真诚—“俄国是半开化的民族，他们保持了仍能看到自然本身的能力，似乎他们生活在真空里。而我们西方人，因为我们复杂的文化熏陶，看事情的时候总是联想到几百年文明发展的进程。而俄国人就看事情本身，他们眼光直接、真诚，这是民族的天赋。”

契诃夫的写作视野中不仅带有俄国这个民族的天赋，也展现了他观察到的俄国人的阿喀琉斯之踵—“俄罗斯人的斗志有一种独特的性质：它很快就被厌倦代替了。”个体生命的倦怠、斗争的轻飘犹豫、心灵的妥协善变、意志的臣服与屈从……这些沙皇专制时期的脆弱人心，又何尝不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更多脆弱的心灵？一个作家质疑契诃夫的文学没有主题，契诃夫大叫：我的小说可以关于任何人、任何事！

高尔基这样评价契诃夫小说中的人物：“一长串一大队的男男女女走过我们的面前，有的是自己恋爱的奴隶，有的是自己愚昧的奴隶，有的是自己懒惰的奴隶，有的是自己对于财富的贪心的奴隶，他们给生存的恐惧抓住了，陷在一种昏乱的痛苦里，他们觉得‘现时’里没有他们的位子，所以拿一些‘未来’的不连贯的谈话来充实他们的生活。”

契诃夫的创作是从戏剧开始的。舞台表演忌冗杂啰唆，契诃夫主张“简洁是天才的姐妹”大概也受其剧本创作的影响。简洁地写人怎么写？关于人的故事可以被简化成什么呢？契诃夫小说给出的答案是：情绪。

契诃夫极其善于呈现人内在的某种情绪，其中一种是压抑的情绪在蓄势待发之时的内心风暴。这种风暴不是猛烈狂暴的，往往是无声息的，所谓“笔落惊风雨”在契诃夫笔下往往变成“风雨笔不惊”。这令人想起他行医时的那般冷静—“我是医生，习惯了垂死的人。”这样冷静的笔调不仅体现在他的职业性格中，也融入了他的文学世界里，比如《哀伤》《苦闷》《窝囊》《跳来跳去的女人》……我们可以在他的小说中看到情绪的风暴来临，也可以看到这风暴怎样平静地消退。在《哀伤》这个故事里，一个农民在风雪中送生了病的老婆去医院看病，这一路他开始忏悔，希望一切能从头开始，然而他却在半路上发现老婆死了。对这满是风暴的心情，契诃夫只轻轻一笔带过：“他的哀伤刚开了个头，怎么立即有了结尾。”这就是契诃夫。

契诃夫这样评价普通人和知识分子的区别：

“知识分子，偶然遭受一两次痛苦，便会觉得这个刺激过于强烈，便会大叫起来；可是广大的群众，无时无刻不受着痛苦的压迫，感觉便麻木了，他们不会狂喊狂叫，或者错乱地跳动；于是，你们在大街上或者在住宅中所能看见的，只有沉默的人们，毫无声息地在活着、动着，他们到了过于痛苦的时候，反而只吹一声口哨。”

契诃夫还很擅长写人情绪的迷茫、游离与转变，如《小公务员之死》《胖子和瘦子》《变色龙》《新娘》……时代浪潮之中，人的无力、迷茫与脆弱会外化于种种行为与选择之中。一个小官吏因为冲着一个官职高于自己的将军文官打了一喷嚏，担心失礼，陷入自我否定的狂想，最终猝死，这是《小公务员之死》中展现的一个人精神之死的过程；两个老同学相遇，本想秀优越感，却在对方更高的声望面前一败涂地，瞬间暴露出阿谀谄媚，这是《胖子和瘦子》中展现的隔阂与异化；一个警察正在处理一件狗咬人的事件，准备主持公道，却在听闻狗是将军家的后转变态度，这是《变色龙》的滑稽。一个喷嚏引发的恐惧、一种身份引发的隔阂、一条狗引发的“变色”，所有这些故事都引发于微小的契机，发展于情绪的突变，终于人物灵魂的黯淡。

除了游离与转变，契诃夫还擅长写与其对立的另一种极端—死板教条、活在思想禁锢中的一类人，如《普里希别耶夫中士》《套中人》《醋栗》……一个人似乎成了既往生活、既定性格、既定模式的傀儡，另类地存活在往后余生，成为他人眼中滑稽荒诞的异类。这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契诃夫的作品距离我们这个时代已经120多年了，然而他从未过时。个体对他人的臆想、个体对权威的崇拜、个体对自由的幻想，这些也都是现代社会中正在发生着的真实。高尔基评价契诃夫说：

“他的心灵像秋天的太阳一样，用一种残酷无情的光明照亮了那些热闹的路、曲折的街、狭小龌龊的房间，在那里面一些渺小可怜的人被倦怠和懒惰闷得透不过气来。”这些渺小可怜的人，蕴含了人类可笑却真实的情绪。契诃夫小说中呈现给读者的人生是由丑陋、烦恼以及平庸所构成的，然而他尽可能去除掉自己的悲观情调，展现出希望。如他在自己的手记中写的那样：

“为公共福利尽力的愿望应当不可或缺地成为心灵的需要和个人幸福的条件。”他在很多小说中会通过主人公对话或者独白展现出一种对高尚道德的纯粹追求，致力于服务社会的无私奉献，这种关乎心灵净化的纯净之感流淌在他的笔下。

正如契诃夫本人的箴言：

“人在智慧上应当是明豁的，道德上应当是清白的，身体上应该是清洁的。”

文学可以超越国籍，超越种族，超越心灵的隔阂。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可以从契诃夫的小说中读出批判的锋芒，更重要的是，这种批判仍然应景；我们仍然可以读出小人物的孤独苦楚，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人类的命运我们并不陌生；我们仍然可以读出那份人物对圣洁灵魂的追逐，更重要的是，这份崇高我们依旧渴望。与伟大的作家相遇，我们在现实人群中辨认出了那些作品中的人物，我们也在作品中与我们自己又一次相遇。这便是契诃夫的伟大之处。

原标题：《曾一年发表129篇小说、杂文、戏剧，原来他就是传说中“没有感情的写作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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