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东方联合创始人王强谈读书：我怀疑不读经典的人的判断力

还没见到王强，就听说头一天晚上的读书分享会让他有些不高兴——现场观众只问投资，没人关心他的书。

王强最大的标签是新东方联合创始人，他和俞敏洪、徐小平组成了我们常说的新东方“三驾马车”。在电影《中国合伙人》中，他正是佟大为扮演的王阳这个角色的原型。

但相比于被视为成功的商人，王强更愿意被视为“读书人”和“藏书人”。

中学时代在一位特立独行的语文老师引导下，他开启了阅读的大门。进入北大英文系，身边的老三届学长和从“文革”走出来的老教授们，感染王强他们加入到这样一个全民疯狂汲养和补课的阅读时代。

这种对知识的饥饿感也让他很对“拥有”书籍有着原生的冲动。刚毕业留校，他就透支了未来三年半的工资买了两套大部头丛书。30多年里，他走遍世界各地，搜寻各种古书，收藏、阅读相得益彰。但是他从未走进拍卖行，对于从欧美等地费力搜来的古书，他也不视为商品，在他眼里，那是二流藏家干的事。

他极度厌恶畅销书，但不成想自己关于阅读的随笔集却卖得不错，刚刚由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出版。他也不喜欢营销学，但却用了“读书毁了我”这个略有标题党之嫌的书名。对此，日前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王强说，毁字是在摧毁旧我、塑造新我这个意义上展开的。

访谈中，王强展现了强烈的个人意识，对自己的喜好和偏见好不掩饰，他曾放狠话说“书籍那么多，80%是垃圾”，这次又对那些拒绝阅读经典的人表达了怀疑。

澎湃新闻：《读书毁了我》书名一开始就多少被说“标题党”，这次没有想过调整吗？

王强：当时编辑徐晓给我这个标题，我也有些疑问。她就解释说，这个“毁”字，在北京话里是“团”的意思，就是你要想做成形一个东西，首先要把它团起来，先是一个非成形的状态。

我一想阅读对我人生的作用，自我的成长，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养成，就像我们做成雕塑之前，必须要把材料团起来，混成一团，这其实是“毁”的过程，而毁是为了立，也就是重塑。

正像我在印子里引用了法国哲学家阿杜的话，“有力量的文字”旨在“型塑”（to form）而不是告知（to inform） 。所以真正好的书，如果它不能打破、摧毁你过去的认知、经验和思维方式，塑造一个崭新的、开阔的自我，那这种书读不读价值不大。所以这个标题我还越来越喜欢了。

澎湃新闻：你的座右铭是“读书只读一流的书”，你的一流书标准是什么？

王强：在我看来，一流不是意味着思想绝对超前，而是一个作家的文字状态有多么纯粹。这个纯粹让我喜欢捕捉文字呈现的方式、再造的内容，构建出来的世界是让我们耳目一新的东西，而不是东拼西凑，充斥着前人痕迹的东西。

如果一部作品看似很新，但实际上早有人珠玉在前，那这部作品哪怕再精彩也不能算是一流的。我常说先秦思想是一流的，因为它们几乎没有受其他思想方法论的影响，所以它们思想的独立性保持非常强的。所以我衡量一本书是不是一流，我看两方面，一个是纯粹性，一个是呈现方式的原创性。

澎湃新闻：对一流作品的判断实际上受个人知识结构、审美趣味等主观性因素的影响，抛开这个，是否存在客观上的一流作品呢？

王强：客观上给一流作品下个定义那我认为就是经典。经典不是某一个人、某一家出版商的意志，而是在时间长河里，几百年上千年积淀下来，一种集体无意识筛选下来的结果。这可能是客观上最接近一流的作品。

所以狭义来讲，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一流的判断，这是随着你经验、视野和审美的变化而变化的，你二十岁对一流书的判断和八十岁时肯定是不一样的。但从某种客观角度来说，在一个文化传统中，大家都认为是优秀的东西，我就认为这是相对客观性的一流标准了，否则很难写文学史了。可能会忽略掉个别优秀作家作品，但是总体上各种文学史呈现的方式是接近的，争议不大。

澎湃新闻：有些作品是无法绕过去的。

王强：对，就像柏拉图，全世界各种语种的文化都要去读，这就是经典，这就是一流的。所以尽管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一流标准，但是作为读者来说，能够给自己定一个比较高的标准，先去涉猎那些大家都认为是一流的著作，那你品味的诞生就不会偏。

如果你偏偏要拒绝这些，你们都认为是一流的我偏偏不认为，好，我同意，但是我坦率地讲，你自己审美的品位，思想的判断力、敏锐度，是否能够辨别后来不断涌现的新文字世界，我非常非常怀疑。

翻译我更愿意相信已故译者

澎湃新闻：那你在阅读上有没有什么癖好，比如有些人只读最新作品，有人则说不会看去世不到20年的作家？

王强：当然，我有很多个人癖好。比如说翻译作品，我是很挑译者的。如果一部比较专门的书，比如哲学类的，译者不具有专业背景的话我是很难相信的。而文学类译作，我愿意先走进那些已故并且在世时比较高产的译者，而不愿走进现代的很年轻的快手译者，我本能地拒绝。

澎湃新闻：现在很多时候是只懂外语就去翻译了。

王强：能读原文我宁愿读原文了，不能读的我会去寻找那些已经故世的经典译者。而且最好的译者是一辈子只译一个作家，或者只译一部作品的。比如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不管用现代的眼光如何争议，但是现在没有一个人从精髓上超越朱先生的翻译。

所以我说更相信已故译者，这不是变态。因为在那个商业化没有这么发达的时候，一个人选择了翻译这个冷板凳来做，这是一种生命的选择。比如李丹翻译《悲惨世界》，没翻完去世了，他的太太方于接着翻。这样穷尽两个人生命的译本，我不知道现在哪个译者敢于向他们这个译本来挑战。

现在年轻人很少有我们那代人对知识的饥饿感

澎湃新闻：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意识地藏书呢？

王强：我觉得很自然，当年书荒，得到一本书很不容易。我最早读钱锺书先生的《围城》是在1983年，尽管北大图书馆里有，我却是在暑假内蒙古草原上读到的。

当时我们上了现代文学课后大家知道《围城》，没上完课就都去图书馆借，很快就没了。我整个一学期都没借到，因为刚一还你错过那个节点，就被别人借走了，买也买不到。

这种对书籍和知识的饥饿感现在你们年轻人是难以体会到的。比如说我读中学时，我父亲为了给我买一本英汉词典，坐火车到北京去王府井书店排了一整晚。

所以我那个学期在北大没能读到《围城》，暑假回到内蒙古草原做翻译，在一个小便利店里发现了《围城》，上面布满了尘土。所以我第一部《围城》是这样得到的。我就觉得这个东西不能轻易让别人拿走，就有了“拥有”的冲动，也就有了收藏的感觉。

第一次作为收藏买的是两套大部头的《胡适文集》《李敖文集》，当时我刚刚留校，在北大图书馆发现在卖这两套书，价格是3600块钱，我一个月工资120块钱，相当于三年半的工资，根本买不起。怎么办呢，我就做了最早的P2P——我就回到教工宿舍，一层一层一家一家借钱，凑了3600块。这是我藏书的开始。

澎湃新闻：你现在藏书量是什么概念？

王强：我的书有两类，一类是供我阅读的，一类是收藏级的。收藏级的版本得是在某个领域达到了公认的标准，这个有几千种。

澎湃新闻：现在对这种收藏级图书的追求和当初收藏《围城》《胡适文集》的动力还一样吗？

王强：内核是一样的吧。因为我和其他纯粹的收藏者不一样，我还是个阅读者。不像有些人收藏了之后，束之高阁等待下次拍卖，我不会拿去拍卖。之所以买很多不同版本，我是要比较不同版本之间板式、字体等等的差异，即便再珍贵的藏书我也是要一页一页去翻看的，不会买来等着增值，那是二流藏家才做的事儿。

碎片化时代反而应该慢下来

澎湃新闻：每年世界读书日全国各地都有各种阅读活动，有观点认为，越是强调阅读实际上恰恰是反映我们不那么关心阅读。你如何评价我们这个时代的阅读？

王强：我们进入了技术加消费的时代，每个人的兴趣点越来越多，大家越来越难以专注，深刻的、严肃的阅读越来越失去受众，似乎这是碎片化时代的潮流。大家拿着手机、智能设备，好像获得的信息越来越快、越来越多，但是没有人去深度沉浸下去。

这是一个现象，但是如果只是随波逐流的话，你只能成为大潮中的一员，而不可能成为这波浪潮中脱颖而出成就自己一点事情的人。所以反过来，当大家都追求浅、快、散的时候，你追求慢、完整、深度，似乎是逆潮流而动，但恰恰让你赢得了和别人不同的厚重。

澎湃新闻：这几天讲演结束后，提问的观众都只关心资本，鲜有人提问你的书和阅读，失望吗？

王强：我基本上不太回答这些东西。我做投资从来不读投资学方面的东西，我做新东方开始到现在，也从来不读管理学的东西。这些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这都是信息，都是总结起来的标准化的东西，大家都知道，我再知道也只是和别人一样。

但是哲学、历史、美学这些人文的东西，它们带给我的是眼光和判断力，对我做企业也好，做投资也好，我看到的维度、层次和别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澎湃新闻：给读者推荐一个你钟爱的作家或作品吧。

王强：那就我在书中一再提及的埃及作家埃德蒙·雅贝斯（Edmond Jabès，1912-1991）吧。我不知道为什么迄今为止看不到一个中译本（编者注：2017年始，广西师大出版社陆续出版五卷《埃德蒙·雅贝斯文集》），但从我十几年前发现这个作家之后，他的作品就成为了我的案头书。

他是用法语写作的犹太思想家，作品在文类上很难归类，你很难断定他的作品是诗，还是散文，还是哲学，还是宗教思考，但是又深邃又美丽，每次读让我心都砰砰直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