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国家气变专委副主任潘家华：净零碳是中国的发展机遇，也是最终目标

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从一个湖北农家孩童一路走向世界高端学术舞台的过程中，潘家华见证了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和国际气候治理发生的巨大变化。

作为一位中国学者，潘家华认为自己的使命是贡献学术话语，以全世界听得懂的语言，发出中国声音，维护发展权益，并在学科建设和发展范式研究方面为全人类做出自身的贡献。

1977年考上大学，1982年初到北京读研究生，1988年求学英国剑桥大学，潘家华求知初心始终。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学习型研究，到气候变化经济学的创新性探索，再到生态文明发展范式转型经济学的学理叩问，回顾自己四十余载的学术路，潘家华自我评价：求知、求学、求索，诗意不多，朝向远方，只顾风雨兼程。

1988年刚到剑桥大学的时候，潘家华第一次听到气候变化这个新名词。他买了两本词典，开始初步接触这些新鲜的概念。那时候他还没有意识到气候问题的本质，却不曾想到，这成为了他此后30多年研究生涯的主要对象。

2023年的今天，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已经是全世界所有国家，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最迫切和重大的议题之一。

潘家华

潘家华现为中国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北京工业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院长。2010年他曾应邀为第十九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讲解2020年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他也是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四次评估报告的主笔。

纵观潘家华从事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发展历程，他积极参与相关国际平台，从公理学理层面，论述发达国家为什么必须率先减排，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必须以发展为要务，解析中国碳排放快速增长的经济学理性。

近期，潘家华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的专访，就近年来气候变化影响下能源转型路径、迫切性和面临的挑战等重要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眼下的中国和全世界都迫切需要从高碳的化石能源改换赛道，切换到零碳的可再生能源，这是一场注定会发生的颠覆性的革命。”潘家华说。

在专访中，潘家华表达了对自己以及未来中国学者的勉励与期许：身处这变革的时代，不可能置身于世界变局的潮流之外，面对发达国家的强势和西方话语体系的主导，学者就要有担当，需要主动作为。

“为此，第一要提升原创能力。有原创能力，才能够引领发展，才能有话语地位，才能有定价权。第二要在规则、标准、规范上重塑世界、重塑治理体系。第三要重构话语体系。中国是世界的一员。不论面临什么困难，中国学者都需要用国际话语，展现学术担当。不是自说自话用别人听不懂的语言讲中国故事，而是要在国际学术参与中，发出具有学理基础和方法特征的中国声音。”他说道。

以下为此次专访内容。

气候变化已是不争之事实

澎湃新闻： 您如何走上从事气候变化工作的道路？

潘家华：我1977年考上大学，1982年初到北京读研究生，1988年我赴剑桥大学继续深造，第一次听到气候变化这个新名词，就很好奇，买了两本词典开始初步接触。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本质，对气候问题的看法很肤浅。

在1980年代中后期，可持续发展、全球变暖等议题已经逐步进入西方学术研究主流。1988年我在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各种演讲、学术交流和书刊论文，都围绕这些议题展开。我对亚当·斯密以降的经典著作，主流学者的环境、资源经济学的理论脉络和方法体系，有了较为全面系统的学习、梳理和掌握，这也为我从事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学理基础，对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话语方式的熟悉，也为我致力于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关注国家利益维护，以其之矛攻其之盾，以西方听得懂的语言发出中国声音，畅通了前行的道路。

1996年，我进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北京代表处担任能源与环境项目官员和顾问，开始系统关注能源与温室气体排放问题。1997年《京都议定书》谈判期间，我发表第一篇气候变化经济学论文，随后到荷兰全职参与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减缓气候变化的科学评估工作。

2001年底，在完成IPCC的科学评估报告《减缓》部分的工作后，我回到国内启动气候变化经济学和国际气候治理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

2000年代中期，我们通过分析发现，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凝聚排放的产品，实际上并没有为中国人所消费，而是转移到发达国家。因而，我们提出转移排放的概念，需要弱化生产侧，强调消费侧核算，多次国际演讲引起了国际知名学者关注。

我们研究发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是能源服务，并不需要碳。气候公正，不在于碳公平，而在于公平获取发展权。于是，在国际重大场合，我们发声：发展中国家不需要碳，需要的是发展。如果发达国家能够低碳，发展中国家也必然能够低碳发展。因而，发达国家需要率先垂范，从而证明低碳也可以发展，后发国家就可以避免高碳发展。

进入2010年代，零碳可再生能源已经具有市场竞争力。化石能源高安全风险、高污染、高成本，而碳移除技术只有投入没有商业收益。此时，我们进一步演绎学术话语，明确提出零碳能源开发利用是高质量发展的机遇，而不是发展的刚性约束。

澎湃新闻： 对于许多对气候变化仍不太熟悉的普通人来说，今天这个问题还需要争论吗？

潘家华：我想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全球是不是变暖了？我想这几年所有人都可以感同身受，确实是在变暖。这是有观察事实和数据支撑的。科学家发现了大气中温室气体增加的趋势和变暖的趋势是高度吻合的，而且是集中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快速上升。

第二，这种变化是不是人为引起的？对此，科学家是非常谨慎的。我们可以从IPCC分別在1990、1996、2001、2007、2013、2021年发表的六次权威的气候变化评估报告中的措辞看出非常有意思的变化。

1996年，IPCC发布的第二次评估报告，仅仅是说可以感觉到人为的影响，当时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但之后的几份报告措辞严厉程度却有增无减，直到最近的第六份（2021）报告中，用了“毋庸置疑”（unequivocally）来描述人类的作用。

有人会说，历史上地球也有过变暖，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个时间范围尺度不一样。历史上气温上升一两摄氏度是属于地质年代的划分，那是发生在百万年级别的时间尺度内；而现在我们谈论的上升一两摄氏度是属于百年级别的，就发生于工业化革命以来200多年时间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整个社会经济和自然生态系统适应不了如此剧烈的变化，就可能有灾难性的后果。

气候变化的社会意义

澎湃新闻：气候变化对于一个社会从整体上来说意味着什么？

潘家华：有些人说变暖挺好。但是总体上来说，现在科学界的共识是“得不偿失”的。气候控温1.5℃的目标依据，就在于升温会导致一些气候临界点的出现，让许多动植物无法适应，影响到生物多样性，包括人类的生存。

除了关注气候变化本身。我还想从另一个角度提出思考，就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所依赖的资源，是不是可以支撑人类的未来？

工业革命以后，我们是用化石能源这样一种能源密度比较高，开采利用成本比较低的能源来支撑全社会的发展的。但这是否可以一直持续下去？

没有能源，我们的现代生活，现代工业，现代技术都不可能发展。没有电，没有动力，我们的社会怎么运转呢？我们生活品质怎么保障？

而化石能源是不可持续和再生的，总会有挖完的一天。未来人类怎么发展？ 因此，即使没有气候变化，也是肯定要能源转型的。

澎湃新闻： 2020年，中国明确提出了“双碳目标”，即2030年前实现碳排放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零碳排放）的目标。这意味着什么？

潘家华：理想上，我们未来使用的全部都是可再生能源，就是达到零碳排放。这种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会是一个碾压式的发展。

我认为，没有必要太过纠结碳达峰，我们需要战略谋划碳中和。碳达峰本身并不重要，而且并不是一种刚性。我们看发达国家，他们是自然达峰，是化石能源内部调整的结果，也就是用相对低碳的天然气替代了相对高碳的煤炭。

碳达峰的终极目标是碳中和，如果太过纠结碳达峰，对我们的战略谋划和现在所希望的行稳致远，对我们经济的平稳发展不仅非常没有必要，而且有可能造成较大的制约或伤害。我们现在各个部门，各个地区都在非常明确制定并公布碳达峰的规划，我们可以做，但是绝对不要太过机械。

净零碳是最为重要的，为什么最重要？如果没有化石能源有序地退出，碳中和就是一句空话。净零碳是我们的发展机遇，也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切换赛道

澎湃新闻：能源转型切换赛道、变更的路径在哪里？

潘家华：减少碳排放的路径无非就是三种：第一种是提高能效，比如说节能灯的例子，这条路径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可以不断往前走，但是会越走越难，永远只能走向低碳，绝对不可能走向零碳。

第二条路径 ：碳捕捉技术，即将排放出来的碳“捕捉”然后封存到地质构造里面。但我认为这是“抽刀断水水更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捕集运输埋藏过程中要消耗更多能源；二是碳埋到地底下后可能会再泄漏出来；第三就是经济成本上不可持续；

还有关于森林（多植树）和海洋的“碳汇”的路径，大自然是一个自然平衡的循环系统，有吸收也有释放二氧化碳，另外它能吸收的碳和化石能源燃烧的排放总量相比，实在是杯水车薪。所以说第二条路径可以走上一两毫米，但是不可能走得很远。

第三条路径，就是零碳的可再生能源。因为我们整个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不是碳，而是能源服务。化石能源，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含有碳，但是有能源服务的功能。如果我们现在用零碳的风光水、生物质能，我们还要有碳的化石能源干什么？

澎湃新闻：但是如何才能实现这样的赛道切换呢？

潘家华：切换赛道，变更轨道的路径非常简单。如果我们现在还在强调化石能源压舱石、煤炭清洁的利用，而在化石能源低碳赛道跑，只能永远走向低碳，无限走向低碳，绝对没有可能走到零碳。

2021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中明确要求：我们要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非化石能源占比占80%以上，不是80%，而是80%以上。而我们当前能源消费的占比，化石能源大略占85%，不到40年时间，很有可能需要削减切换到15%左右，甚至也有可能更低。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种赛道的切换，没有航道的变更，想通过低碳能效走到碳中和，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应该从一开始，就“换道”到可再生能源的跑道上“超车”，也就是说在这些新领域中掌握核心的新技术，看准方向，稳步前行，站在人类道义高位和市场强势地位，高歌领进。

从高碳的化石能源改换赛道，切换到零碳的可再生能源赛道，这是一场能源生产和消费侧颠覆性的革命。当然，能源生产侧的革命，伴随或需要的，是储能技术革命，从而消除和弥补可再生能源的间歇性和不稳定性。抽水蓄能、压缩空气储能、化学储能例如汽车动力电池等，也已经表现出强劲的商业竞争态势。

能源消费侧终端消费的革命：如果现在能源生产都用非化石能源，但是消费侧还需要煤炭、石油、天然气，那也没辙，所以必须要在消费侧进行零碳革命。

交通是最困难的，涉及石油或能源安全问题，但现在纯电动汽车已经表现出市场挤出燃油汽车的态势。北方供暖，像北京的1+4+N+X的化石能源大集中、小集中、点状配置的化石能源燃烧或化石能源燃烧余热供暖的基础设施架构，表面上看似乎是节能，实际上高碳锁定、高成本、高风险。而分布式的热泵技术，供暖效率更高、成本更低，不存在管网滴漏破裂风险。我们想想哪些东西不可以被零碳的可再生能源替代？所以第二条是终端能源消费的革命。

难点和挑战

澎湃新闻：未来能源从化石转向零碳可再生能源的转型难点是什么？    

潘家华：首先是化石能源有序退出。化石能源属于高资本密集的，化石能源资产是长生命周期的，现在投入，40年不一定回本。而我们向国际社会做出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是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而且是涵盖所有温室气体的净零碳排放。所以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谋划并启动化石能源的有序退出，避免被市场挤出的困境和巨额资本沉淀浪费，减少高碳锁定而不能按时碳中和的风险。

不要投入太多的“压舱石”，看似行稳而不能致远，甚至有压沉、侧翻、刺破“航船”的系统性风险。

其次，净零碳发展是一种发展范式的转型。现在的化石能源生产和供给，高度集中、高度垄断。看似能源安全，实则内在风险根本不可控。化石能源尤其石油，对外依存度超过70%，地缘政治、经济、军事风险，不安全的根源不可能消除。燃油汽车的巨无霸，产能巨大，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只能贴牌生产美国的、日本的、德国的，乃至于韩国的汽车，几乎没有自主品牌。而且高度资本密集，就业不多；资本逐利，不可能用以消费，对拉动内需提升民生福祉功效十分有限，甚至是负面的。

零碳可再生能源就会去中心化。你看我们现在的电池、新能源汽车、热泵，都是去中心化、分布式、扁平化，这样能源安全就有保障。试想：谁有可能“一手遮天”而屏蔽太阳辐射、阻断风流、不让下雨？零碳可再生能源革命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是经济社会广泛而深刻的系统性变革。

对于暂时不能净零碳的，该用化石能源的，例如长流程炼钢需要焦炭、飞机燃油暂时没法替代，就暂且让它高碳。我们的目标是2060年前碳中和，不是2050，更不是2030。没有必要操之过急，更不必要焦虑。技术在进步，氢能炼钢、电动或生物乙醇、氢能或许未来能成为航空燃料。现在不行，10年，20年，30年，总会有解决方案。20年前，太阳光伏、纯电动汽车，我们敢想象吗？

就像工业文明对农耕文明碾压式的替代一样，零碳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也是不可阻挡的。全世界都要朝那个方向和趋势发展，这是必然的。未来能源转型的动力来自于地方，来自于社会基层。

有些人纠结纯电动车不行，从生命周期看，不是净零碳，因为汽车的车体生产用的钢材是高碳的；也有人质疑，太阳光伏组件是高能耗的。纠结这些干什么？没有必要纠结这些，我们能够做到低碳就低碳，做不到先别管它。新能源汽车只要在使用阶段不耗石油就可以了，生产不关汽车使用者的事，别人会去做。

我们讲先立后破，大家不要希望守成的、垄断的化石能源相关企业来创新，因为他们要守成。他们现在多滋润，创新干什么？创新有风险。具有垄断的地位、垄断的市场，没有竞争，没有创新的内在动力。

而不具备垄断地位的民营企业，他们无“成”可守，没有包袱，创新才有机遇。你看，动力电池、太阳光伏，几乎都是民营企业。但是，民营企业在我国现行体制下，绝对没有大型国企，尤其是央企资本雄厚。中央一旦明确碳中和，他们资本雄厚，跑马圈地，是民营企业不可能比拟的。我国这些年来大型风光基地建设、长距离输变电投资，在世界上遥遥领先，没有央企的大手笔，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企业创新、多赢、合作。 

此外，我们现在要提升净零碳的发展能级。从简单的复制到提升原创能力。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于学习能力强，拿来主义，复制别人的原创技术，加以放大，当然有一些改进。但是原创方面我们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美国、欧盟自己没有足够的产能生产光伏组件，但是他们禁止从中国以各种理由进口光伏组件，我们需要的技术，老是被别人“卡脖子”。我们要引领世界，标准世界，规则世界，仅靠产能，世界工厂，也只是代工生产，没有主动权，必须要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技术，才能提升净零碳转轨发展的能级。   

澎湃新闻：最后，我想谈一下国际间的气候合作，特别是中美之间的合作，您对此有何展望？

潘家华：在气候变化领域，中美合作是必然的，中间可能有一点波折。但是，中美气候合作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原因在于三个方面：第一，气候问题是一个人类共同道义的问题，任何国家都不能反人类吧？在道义上，中美必然也必须合作。

第二，是利益的问题，中美都有动力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扩大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发展自己的产业，扩大自己的竞争优势。

第三，就是民间和非政府的交流是无法阻断的。我对此非常乐观。不过我们也要明确，气候合作目前看是很难延伸到中美关系的其他领域的，也不可能改观中美地缘整体格局。

此外，中欧未来的合作或许可以加强。欧洲一些国家例如德国在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经验丰富，未来中欧合作或更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