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虎与道德政治

当我们重检中国古代虎文化时会发现，虎往往被整合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世界里，成为古代社会治理、权力等级、道德秩序的隐喻或符号。明人陈继儒《虎荟·自序》云：“仙释可以驯虎，循良可以驱虎，孝义可以格虎，猛悍可以杀虎。”虎似乎不再是冥顽无知的异类，而是能够为人类的社会伦理、道德政治以及嘉言懿行所感召，与人类共建和谐体系。可以说，人虎关系的演进，除关乎人居环境变迁之外，还是一部人虎相感的思想史。

德政服虎：中国古代的虎与道德政治

作为象征符号，虎的威仪、勇猛、贪戾等形象尽管都进入了人类意识和思想体系之中，形成了社会秩序中的多重文化意象，但真正整合到天人感应诠释体系之中的，是将虎与道德政治对应起来的感应逻辑，即地方官员施行德政，则能感化猛虎，使其自行离境；若官员苛暴无度，则虎狼出没，地方社会秩序崩坏，虎患之有无似乎成为衡量政治清平与否的重要指标。

东汉以来，德政服虎故事开始频繁见诸史载，其中以“弘农渡虎”影响最大。据《后汉书·儒林列传》载：东汉建武年间（25-56），刘昆任弘农太守，“先是，崤、黾驿道多虎灾，行旅不通。昆为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负子度河。”此后又有宋均、法雄、刘陵、刘平等东汉人的类似记录。魏晋以降，“猛虎渡河”故事与“飞蝗出境”一起，成为中国古代良吏书写的类型化叙事模式（孙正军《中古良吏书写的两种模式》，《历史研究》2014年第3期）。

明·朱端《弘农渡虎图》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此外，东汉又有童恢感化猛虎，使其主动服罪的故事。《后汉书·循吏列虎与道德政治传》载：童恢为不其县令，“民尝为虎所害，乃设槛捕之，生获二虎。恢闻而出，咒虎曰：‘天生万物，唯人为贵。虎狼当食六畜，而残暴于人。王法杀人者伤，伤人则论法。汝若是杀人者，当垂头服罪；自知非者，当号呼称冤。’一虎低头闭目，状如震惧，即时杀之。其一视恢鸣吼，踊跃自奋，遂令放释。吏人为之歌颂”。童恢故事也呈现出类型化书写的特征，唐人李亢《独异志》种僮故事、《明史·张昺传》张昺服虎、清代宁静子《详刑公案》卷五所载广西南宁府钟府尹断虎案，以及今晋东南、冀南地区普遍流传的“崔珏断虎”故事，都有类似“檄虎服罪”的情节。

与德政服虎故事相应的是，虎患与苛政同样建立了感应联系。德政与虎渡、苛政与虎患是虎与道德政治感应体系中的正反面，具有很强的内在逻辑性。东汉初年，社会舆论已普遍将虎患与官员苛暴联系起来。王充《论衡·遭虎篇》云：“变复之家，谓虎食人者，功曹为奸所致也。其意以为，功曹众吏之率，虎亦诸禽之雄也。功曹为奸，采渔于吏，故虎食人，以象其意。”“虎食人”往往被视为“功曹为奸”的一种感应表征，如宋均所言，虎豹猛兽“今为民害，咎在残吏”（《后汉书·宋均传》）。亦如蔡邕所言：“政有苛暴，则虎狼食人。”（《后汉书·蔡邕传》）王充针对其事要专篇驳斥，更可见这种观念在当时的流行程度。在虎患与苛政的感应思想影响下，魏晋以来衍生出诸多官吏化虎、差役化虎故事，最著名者莫过于“封邵化虎”故事，《太平广记》引《述异记》云：“汉宣城郡守封邵，一日忽化为虎，食郡民。民呼曰：‘封使君，因去不复来。’故时人语曰：‘无作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

唐代以来的地方行政实践中，《驱虎文》写作以及祈神驱虎仪式成为地方官员应对虎患的常规手段，延及明清，长盛不衰。清人徐赓陛《不自慊斋漫存》卷五《捕虎示》云：“查除虎之法不外二端：一曰修政教以格冥顽，一曰悬重赏以广捕猎。”所谓“修政教以格冥顽”，即指地方官员通过《驱虎文》写作和祈神驱虎仪式，宣示自身在地方治理过程中推行德政的努力和实践，希图感化猛虎，使其主动远离辖境。这也构成了虎与道德政治的一个重要面相。

当然，虎的出没并不尽然是政治弊坏的象征，“白虎”就是君主仁德之象征、天下太平之瑞应。“白虎象仁”与“虎患喻暴”是两汉时期两种并行不悖而又无多大关联的感应解释话语，这充分反映了人虎关系文化认知上的复杂性。我们不禁要问，虎与道德政治这种看似荒诞的感应关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这首先要从先秦以来关于上古自然-社会图景的历史叙事中探寻。

从“人进兽退”到“鸟兽驯德”

英国学者胡司德指出：“战国两汉许多著述认为，人类世界和动物世界是个道德上同条共贯的整体。大家觉得人与动物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信动物可以受人类道德的熏陶。古代中国动物观的核心，是认为人类政治可以感化自然。”（蓝旭译《古代中国的动物与灵异》，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208页）胡氏的研究准确把握了早期中国的人与动物关系，但又简化了这一关系认知图景，忽略了其中思想层次上的差异和转向。

胡司德《古代中国的动物与灵异》

《韩非子·五蠹》云：“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此言彰显了“圣人作”与“避群害”的逻辑关系，最初上古民众“不胜禽兽虫蛇”，自从“圣人作”，民众得以“构木为巢以避群害”，才有了良好的社会秩序。在《孟子·滕文公下》的历史叙事里，人与禽兽同样充满了冲突和张力：唐尧之世，洪水施虐，后来经过大禹治理，“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随着“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社会秩序大乱而禽兽重返人间；继而周公相武王，讨伐残暴，“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孟子之言描绘了这样的上古社会-自然图景：圣人作，仁义行，则禽兽退；圣人之道衰，仁义塞，则率兽食人。不论《孟子》还是《韩非子》，讲的都是“人进兽退”的基本道理，其中并没有多少感应色彩。不过，这种历史想象强化了社会治乱与自然秩序之间的对应性，已构建起政治之仁苛与禽兽之消长的逻辑链条。

与《孟子》《韩非子》不同，道家的历史叙事似乎更为深邃，他们着重描述了尧舜以前蒙昧时代人与禽兽和谐共处的情境。在老子的眼中，原初状态的人类蕴含着纯朴自然的生生厚德，“蜂虿虺蛇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

《庄子》的《马蹄篇》《盗跖篇》想象的前黄帝时代，“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人与禽兽“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完全是一个物种平等和谐下道法自然、含德归厚的理想世界。黄帝之后，圣人继出，无知无欲的朴素秩序崩坏，才出现仁义乱天下的利益纷争局面。道家的和谐叙事是早期人类崇尚自然、赖自然而生的一种情境反映，蕴含着自然崇拜的原始观念，但这一观念为人兽感应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人与禽兽不只是冲突，也可以各安其所，和谐共处。

至西汉，人与禽兽的关系想象呈现出多元思想杂糅融合的态势，开始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感应说。陆贾《新语·明诫》指出，“圣人之理，恩及昆虫，泽及草木”，自然万物皆可为“圣人之理”所感化，“莫不延颈而望治，倾耳而听化”。《淮南子·览冥训》：昔日黄帝治理天下，行仁政，“虎狼不妄噬，鸷鸟不妄搏”；而“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出，重建天地秩序，“禽兽蝮蛇，无不匿其爪牙，藏其螫毒，无有攫噬之心”；逮至夏桀无道，“犬群嗥而入渊，豕衔蓐而席澳”。此言重申《孟子》上古社会治乱与自然秩序的对应图景，即仁政行而禽兽息，治道坏则禽兽猖獗害民。此言同时糅合《老子》话语，申说道家和谐叙事，突出了黄帝、女娲等圣王治化之下禽兽藏匿“攫噬之心”的自觉，而摒弃了《孟子》“驱虎豹犀象以远之”的冲突叙事，重塑了道德政治维系下人兽和谐的一种新境界。

《列子》向来被视为后人糅合早期道家思想而成的伪书，其中《黄帝篇》明确体现出多元思想的融合特征。一方面，强调太古时代人与禽兽同处并行，圣王时代人类才开始惊骇散乱“以避患害”，这大体上是承续《庄子》“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之义。另一方面，强调人与禽兽具有血气相通的“物类”性，上古圣人可以“会而聚之，训而受之，同于人民”。黄帝“力使禽兽”，驱使熊、罴、狼、豹、虎为之作战；唐尧“声致禽兽”，以美妙的音乐引动“百兽率舞”。这种认识无疑强化了政治秩序与自然法则之间神秘的感应关联。同时可见，先秦儒、道等思想在《淮南子》《列子》中已实现了嫁接和融通。

在汉代成熟的天人感应思想体系里，人与禽兽的关系被赋予更为明确的道德教化内涵。《孔子家语·好生》篇云：“舜之为君也，其政好生而恶杀，其任授贤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静虚，化若四时而变物，是以四海承风，畅于异类，凤翔麟至，鸟兽驯德，无他也，好生故也。”此语托名孔子之言，仁政德治与“鸟兽驯德”的感应逻辑被塑造起来，这种带有历史集体记忆色彩的图景，被上升到了圣王之治与自然万物相感相生的神学高度。不过，在此类上古历史叙事中，虎并没有单独剥离出来，形成与道德政治的固定关联。我们还需从西汉思想中寻找其直接的根源。

物类相应：虎与道德政治的关联构建

“物类相应”观念应该是构成虎与道德政治感应关系的思想纽带。《庄子·渔父》篇指出：“同类相从，同声相应，固天之理也。”“物类相应”观念最初似乎只是譬喻、联想、比附式思维的反映，是基于人类对周边世界和自然秩序的观察而后反躬自察的一种体悟性知识。《易·系辞下》描述伏羲氏作八卦，正是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从而达到“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的境界。“物类相应”最直观的理解，就是“云从龙，风从虎”之类的认知，《吕氏春秋》所谓“以龙致雨，以形逐影”，《淮南子》所言“疾风而波兴，木茂而鸟集”，皆属此类。王充《论衡》在《感虚》《寒温》里主张的“物类相应”也是如此，他很赞同“虎啸而谷风至，龙兴而景云起”，认为这是“同气共类，动相招致”的“自然之道”。不过，王充对当时普遍流行的天人感应泛化论是持批判态度的，他认为“物类相应”之说应以“物类”为前提，即事物之间应具有相似性，这也是自然法则可解释的范畴，而泛化自然与人事的感应论则不足取。

“物类相应”的泛化乃至用以解释人事，是两汉天人感应思想的逻辑支点，《汉书》《后汉书》所记比比皆是，构成了两汉思想史的主线之一。《吕氏春秋·有始览·应同》已将“物类相应”推衍至人事和不可测的天意，认为“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尧为善而众善至，桀为非而众非来”，从而在人类社会秩序之中嵌入一种神秘的自然响应模式。至汉武帝时代，“物类相应”解释达到了“玄妙深微，知不能论，辩不能解”（《淮南子·览冥训》）的程度，《淮南子·俶真训》中公牛哀化虎的故事是后世化虎故事的母题，其中讲的也是物类相应之下“志与心变，神与形化”的思想逻辑。《春秋繁露·同类相动》明晰了“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的同类相应关系，重申“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春秋繁露》将之理论化和体系化，构筑了一套以自然变化解释人事变故的感应哲学体系。

就“物类相应”而言，虎与道德政治的感应关联又是如何构建起来的呢？首先，猛虎与政治很早就建立起一层隐喻式联系，在这层关系中，虎作为自然界食物链的顶端，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人类社会中的君主，于是才有了许慎《说文解字》中“山兽之君”的譬喻。《管子·形势解》云：“虎豹，兽之猛者也，居深林广泽之中，则人畏其威而载之。人主，天下之有势者也，深居则人畏其势。”人虎各安其所，“虎豹托幽”方可显其威，而人主深居则“人畏其势”。《荀子·致士》云：“山林茂而禽兽归之，刑政平而百姓归之……山林险则鸟兽去之，国家失政则士民去之。”此言将山林与国家政治并举，重申万物各安其所、各得其正之义，虎在山林如同士民居国，若是离开领地而入平野，则如同国家失序下民众流离失所一般。正由于此，虎归山林自然成为天下有道的象征。相反，猛虎下山，进入人烟稠密的市邑，也就成了苛政的一种表征。王充《论衡·遭虎篇》：“虎害人于野，不应政；其行都邑，乃为怪。”也就是说，只有虎入城才是苛政的感应指标。宋均强调“虎豹在山，鼋鼍在水，各有所托”（《后汉书·宋均传》）；法雄则云“虎狼之在山林，犹人之居城市”（《后汉书·法雄传》），号令民众不可妄捕山林，于是虎患绝迹，其逻辑正是这一思想传统的反映。

另一层关联构建，或许源于孔子“苛政猛于虎”的经典譬喻。《礼记·檀弓下》《新序·杂事》《孔子家语·正论解》均记载了孔子“苛政猛于虎”的感喟，尽管这是一则毫无感应色彩的讽喻，但因出自孔子之口，它为西汉以降的虎患与苛政的感应提供了经典依据。以虎患对应苛政，应该是基于猛虎贪残暴戾的生物特征而建立起来的关联图式，二者具有残暴害民的“物类”性。人类对虎的残暴有着不可磨灭的恐惧印象，甲骨文中的“虎”字简直是一幅原始的猛虎图，张开血盆大口，尖齿利牙，尽显其凶猛残暴的一面（党宁《浅谈甲骨文中的“虎”字》，朱爱芹主编《安阳历史文物考古论集》，大象出版社，2005，215页）。所以，以暴虎影射和讽喻人类暴政、人间酷吏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战国时期的秦国常被形容为“虎狼之国”，《韩诗外传》卷四云：“夫置不肖之人于位，是为虎傅翼也。”《史记》中多处将酷吏称为“虎而冠者”。正如清人陈宏谋《在官法戒录》卷四所云：“世之嫉吏者，每曰虎而冠、虎而翼，言其贪残之性，有似乎虎也。”由此可见，在汉代灾异体系里，之所以形成了以虎患影射政治苛暴的诠释路径，是基于“物类相应”之说，将虎的生物性加以人格化，从而整合到社会法则和政治秩序之中的。

甲骨文中的“虎”字

结语：另一种驯化

自上古至秦汉，人虎关系或许经历了一个人类被虎的神性“驯化”到人类对虎的道德驯化的过程。上古族群的虎图腾、虎崇拜，皆是将自身的祖先挂靠到虎的名下，认为人自虎出，甚而为虎吞噬是人类自我与神性老虎合一的象征（郭静云《天神与天地之道：巫觋信仰与传统思想渊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342页），至今在西南地区部分民族观念中仍残留其痕迹。在这一人虎关系模式中，人类对虎的恐惧，发展为崇敬乃至神化，依据其神性占卜而行事，人的命运被虎神所掌控，在肉体和精神上臣服于虎，人类似乎被自身所赋予的动物神性所“驯化”了。

随着殷商时代的神性退却，人文精神逐渐占据主导，人口增加以及抵御自然威胁的能力不断提升，人类逐渐能够得心应手地将猛虎整合到自身的文化解析系统之中，将其安排到人类思想可控制的范畴，赋予其人类希望其表达的符号、意义和想象，使之成为意识形态世界里可认知、可表达、可利用的多维文化表征，从而为人类社会秩序提供解释逻辑和文化依据。

虎与鸡、犬、牛、马不同，人类无法从生物意义上将其驯化，但从思想史的高度上理解，人类很早在观念世界里已开启了对虎的道德驯化旅程。这种思想上的驯化，自然不用征得老虎同意，而是人类“文化自信”的体现，是应对生物灾害能力不断进步的一种反映。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以往我们对虎的学术关注，总是倾向于回避那些影响“科学性”或“严肃性”的看似荒诞不经的想象、传说和故事。人与动物的关系是在冲突、利用、驯化、共生等多重自然生存权利博弈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我们很难从单一视角去审视这种复杂的关系，如果放弃观念史路径，势必影响我们理解中国古代人与动物关系模式的深度和精度。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

本文首发于中华书局《文史知识》杂志2022年第十二期，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