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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孙女王令之记述:祖父静安先生与上海的记忆
原创 王令之 档案春秋
我的祖父静安先生(编者注:王国维,初名国桢,字静安,又字伯隅,号礼堂、人间、永观、观堂等)在国内外学术界留下了不同寻常的影响,他广泛涉猎文学、美学、哲学、史学、考古学、教育学、文字音韵学、版本目录学、敦煌学、西北边疆地理学等诸多领域,著述宏丰,成就斐然。他死后没有给我们留下财产,却把他的学术贡献留在人间,留给了人类文明的宝库。
早在19世纪末,祖父来到上海。那时比我出生还早50多年,我没有见过我的祖父。在这个祖父生活过的城市里,我爱听父辈述说我们家族在那些年代的故事,只觉得故事很平常,平常得出乎人们的想象,然而点点滴滴,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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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像
“泥城桥”旁的时务报馆
祖父在上海的经历分两段。一是1898年他初到上海,开始他学术生涯的初始阶段。他在时务报馆工作、东文学社学习两年半,其后往返于江浙沪之间。先是应张謇之聘,任教于通州师范学校,稍后在江苏师范学堂任教。1906年以后离沪北上。二是1916年从日本京都回国,又在上海工作生活了7年多。这时候的祖父,已经处于学术上的成熟期。祖父最后一次到上海是1926年9月26日,为我大伯潜明办丧事。10月15日乘车离沪。过了7个多月,祖父在北京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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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校内的王国维纪念碑
1980年代我调回上海时,先在西藏路桥附近的一所电大分校教书。经常在西藏路桥附近等公交车,公交站牌上有“泥城桥”站名。曾祖父乃誉公日记记载,祖父初到上海的第一站,是在泥城桥堍附近的时务报馆。泥城河有南、北、中三座木桥。1910年代,租界填泥城河为西藏路,那里原先的桥拆除了。曾祖父提到的泥城桥堍,或指离报馆较近的那座泥城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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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城浜上的几座泥城桥(1913)
我的曾祖父爱好读书论学,金石书画皆有造诣。他早年生活在兵荒马乱之中,颠沛流离,遍尝生活艰辛。他向往专心做学问的生活,可惜没有良好的条件和机遇,于是把希望寄托在培养儿子成才上。
祖父离开海宁到上海打工和求学,曾祖父格外操心,亲自送到上海。这件事曾祖父日记中记载很具体。1898年,时务报馆书记许家惺因事离开报馆。许家惺引荐祖父接替这份工作。1898年正月二十六,杭州方向开来的轮船停靠上海吴淞江自来水桥王升记码头。曾祖父和祖父下船后先到永保客栈小憩,然后乘人力车,前往泥城桥堍。报馆就在今天的福建路福州路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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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上海福州路
祖父初到上海,抓住了几个很重要的机遇。第一个机遇就是进时务报馆。时务报馆给他安排的工作比较繁杂,都是一些校对、抄写和代理写信的事务性工作,薪水也比做同样工作的人低。祖父原本为了生计和学业,踌躇满志到上海,未想到工作和待遇不甚满意。虽有不悦,结果还是坚持了下来。
《时务报》是维新派的重要媒体。祖父到报馆时,梁启超应谭嗣同邀请,已到湖南时务学堂任教。后来梁启超和我祖父一起就职清华国学研究院,成为同事。
梁启超离开《时务报》后,主笔职位空缺,汪康年主持工作,其弟汪诒年协助。报馆有一位维新派人士康门弟子欧榘甲。欧公为人厚道。祖父初来乍到,他诚意相助,相谈甚洽。祖父向欧榘甲多有请教,从中获得教益。祖父在给曾祖父信中,讲述了欧榘甲的为人为学。曾祖父记道:“静师欧公,示以传孔教、重民权、改制度。其行则曰'仁',曰'诚'。其书重六经《公羊》,董子《春秋繁露》,《宋元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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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务报》书影
东文学社与哲学
祖父的第二个机遇是进东文学社。当今以餐饮业出名的黄河路,饭店酒家栉次鳞比,广告招牌红红绿绿,令人眼花缭乱。我曾找到位于凤阳路黄河路的梅福里。这里没有居民知道100多年前的东文学社。但是这条有过东文学社的老弄堂还在,还叫梅福里。当年梅福里东文学社还是革命党人唐才常等人组织的秘密机关,制造无烟火药。后来学生多了,学社迁往制造局路桂塾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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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福里(作者摄于21世纪之初)
祖父到上海除了谋生计,更要紧的是为了实现求学的愿望。恰逢罗振玉先生和人合办的东文学社开学,经报馆经理汪康年及汪诒年同意,祖父每天下午到东文学社学习三小时,开始了半工半读生活。
东文学社聘请日本教员数人,教授日文、英语和理科课程。入学社后,祖父有了系统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的机会。除了每天在时务报馆工作,下午赶往学社学习。祖父初到上海的日子过得很累,却很充实。更重要的,有东文学社的学习机会,祖父才有可能在那里遇到罗振玉先生,并得到他的赏识和提携。这对他以后的治学和生活道路影响很大。祖父还从日本教师田岗岭云那里知道了康德、叔本华,对西方哲学产生了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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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左)和罗振玉合影(1919年)
1901年岁末,由罗振玉资助,在日本教师藤田安排下,祖父实现了多年的留学梦。12月入东京物理学校,白天学习英语,晚上学习数理,但颇为几何学所苦。不料到春天脚气病发作,只得提前回国。
祖父身体严重缺乏维生素,脚气病可能是营养不良引起的。他回到盐官老家时,行走很不方便,曾祖父见了很心疼。祖父在家治疗休养一段时间,稍有恢复,就投入了《教育世界》编译工作。1901年开始,祖父开启了他“独学”的阶段。他说自己“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
祖父主编《教育世界》。1901年罗振玉创办中国第一份教育专业期刊,祖父负责哲学、美学、教育学、心理学方面的编译。并对杂志进行改版,在编译国外教科书、引进教育政策理论研究成果的同时,开设专栏,更注意兼收哲学、美学、心理、伦理等方面内容,翻译介绍外国作家作品。以哲学、文学、美学方面为例,《教育世界》除介绍康德、叔本华、尼采、席勒等人,还出现了格代(歌德)、卢骚(卢梭)、托尔斯泰、莎士比(亚)、白衣龙(拜伦)等人的名字。《教育世界》发表了祖父自己的论著和译著,例如《红楼梦评论》《文学小言》《人间词》及哲学、教育学等方面的其它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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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世界》书影(图源见水印)
这个时期,祖父做学问偏重哲学思考。他总是采用新方法,不断开拓新的领域。做《红楼梦评论》,是从对哲学的兴趣中引发的课题。这篇发表于1904年《教育世界》的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运用西方哲学、美学的方法研究中国文学作品的批评专著。
吴兴里石库门
1916年,祖父由日本回到上海,租了爱文义路大通路吴兴里的房子,租金60元。三开间两层楼的石库门住宅,住着祖父祖母和7、8个子女。家里还有亲戚来住。祖母的表兄住在一楼厢房。另有多位亲戚也住在这里。这么多人住在一起,显得很拥挤。对着天井是客堂兼饭厅,楼下的西厢房隔成两部分,分别是祖父的书房和藏书室,与书房、藏书室一墙之隔的是狭长的厨房,厨房边上有一扇小门,装着半截高的木栅栏门。门外有小河浜,不远处有桥,曰“池浜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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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居上海期间,王国维及家人租住于吴兴里一幢三开间两层楼石库门住宅。图为吴兴里一处石库门民宅门外(作者摄于21世纪初)
在拥挤的吴兴里,我父亲和他的兄弟姐妹度过了童年时代。那时家里常有日本客人,孩子们爱和日本客人开玩笑,趁人不注意,悄悄地用白色石膏粉在日本人衣服背后拍上小乌龟图案,然后一哄而散。祖父见了也不责怪。父辈成年后才知道,他们开玩笑的日本人不一般,都是学术研究上和祖父有密切联系的学者,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杰出的奉献,如铃木虎雄、神田喜一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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铃木虎雄致王国维信札
日本学者铃木虎雄曾在回忆中提到,1917年末,他到上海,与祖父来往频繁。祖父的《人间词》手稿,他借阅了很长时间。那个时期,是祖父从日本回国的第二年,这个时期祖父治学重点已经历过早期哲学、文学再向史学等领域变化之后。其时《人间词》在上海《教育世界》发表已经10年了。从把身边《人间词》手稿借日本友人来看,说明即使在研究方向调整后,他对文学仍是无法割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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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人间词》手稿
因为一部《人间词话》很多人知道了祖父。其实我们知道祖父对《人间词》的评价始终很高,甚至表现出比《人间词话》还多的成就感。《人间词》是祖父填词创作的实践成果,发表时间早于知名度更高的《人间词话》。
可以说,从《人间词》到《人间词话》的过程,也是文学创作实践和美学理论探究的有效结合。有词创作的扎实基础,又有对中国古代、近代诗词的文学、美学,乃至哲学的观照和理解,又加上受到西学影响,《人间词话》成为文学、美学的一座高峰。最早发表《人间词话》的《国粹学报》,地址在上海四马路老巡捕房东首惠福里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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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粹学报》
和祖父很近的铜仁路
我在铜仁路上班的那些年,经常走在当年祖父也走过的北京西路上。这条马路过去曾叫作“爱文义路”。铜仁路过去叫哈同路,因犹太商人哈同著名的私家花园在此而得名。我上班的办公室和祖父工作的地点哈同花园旧址离得很近。我走在这里冥想着,感受着我的祖父,心里总有一份特别的情结,仿佛跨越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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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哈同花园入口
大姑东明是长辈里最长寿的。1913年出生,活到2019年,虚岁107岁。她知道我的兴趣是研究家族史和祖父生平和学术,所以爱和我聊祖父聊家事。她告诉我,辛亥之秋祖父跟随罗振玉东渡日本,京都是她的出生地。她回到上海的时候是1916年以后。祖父从日本回上海以后,有一段时间受聘于犹太人哈同办的圣仓明智大学,任《学术丛编》编辑主任。
祖父去圣仓明智大学上班带着书或文稿,用布包裹着。男佣冯友为他提着包裹。我小时候在家里旧衣箱里,见到过祖父之前穿的对襟上衣。衣长不长,袖子宽大。记得颜色较深的素色衣料上,隐约可见中式纹样。打结的纽扣做工精细工整。我猜是祖母或女佣的手工。长辈们告诉我,这种款式的衣服叫“马褂”。是那个时期祖父在正式场合穿的。姑妈说,在时髦上海人看来,祖父很土气,留着辫子,身着素色马褂,其貌不扬。学术上却很“富有、很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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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右)与邹安(左)、姬觉弥(中)在哈同花园
他和藏书家蒋汝藻关系密切。为蒋氏整理密韵楼藏书,著有《传书堂记》。参与编撰《浙江通志》有关工作。祖父朋友圈有沈曾植等朋友经常来往。这一时期,祖父工作的重点在史学、考古学、目录学等方面。他把学术成果汇编成《观堂集林》,由蒋汝藻出资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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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氏刊印的《观堂集林》
我曾问东明姑妈,对祖父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姑妈告诉我,他们小时候只觉得祖父很普通,一家人生活过得不容易,祖父对家人很关心。却不知道他是了不起的学者。
她还告诉我,祖父对孩子教育和择业非常重视,最为孩子前途和将来生活实际着想。他的考虑很现实,希望子女经济独立,生活有保障,成为一个能自立的、具有独立精神的人。大伯、三伯和四伯都进海关工作。二伯进了邮政局。
抗战胜利后,三伯、四伯被调往台湾海关。祖母和还没有工作和成家的两个姑姑也跟随去台湾生活。二伯高明、五伯慈明和我父亲留在大陆。记得两岸还未开放探亲的时候,父亲迫不及待地提议和成都五伯一起去香港,和在台湾的兄姐见面。大姑托了香港朋友担保,帮办到港手续,相隔已久的亲人相聚香港的旅馆,兄弟姐妹实现第一次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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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海宁的王国维故居内景
我父亲和五伯慈明考进上海的大学,留在上海读大学。五伯读的是交大电机系,我父亲读的是中法大学药科。他们大学毕业一直在大陆工作,五伯生前是成都一家大型国企总工程师。我父母生前是原上海医科大学(上医后与复旦大学合并)教授。
祖父不仅对孩子教育很重视,对亲戚也是同样关心。他姐姐蕴玉的儿子可大去美国留学,钱不够,祖父给了他400大洋。祖父一生大部分精力专心做学问,对家人、家事同样都是很操心很细心的。
我有两个祖母。莫氏祖母病逝后,祖父继娶潘氏祖母。大家庭子女多,潘祖母对莫氏所生视如同己出,也影响了父辈的兄弟姐妹们。大家手足情深,没有亲疏之分。祖父去世后,家人数十年如一日,患难与共,相互体贴、共度难关,很不容易。父亲生前经常教育我们,希望我们要以此教育后代,继续发扬好的家风。
长期以来,在祖父影响下,父辈生活节俭,形成勤俭持家的好传统。父亲爱好古典音乐,喜欢黑胶唱片和CD,对音响设备和各种新的电子产品有兴趣。但是日常生活花钱很少。单位工作晚了,在外面偶尔买一碗汤面吃,也会觉得这顿夜宵太奢侈了。有时他得知朋友有一张好唱片,自己舍不得买,就会去别人家里听。
记得在他接受完化疗后的一天下午,自觉精神挺好,一个人去了淮海路,逛到天黑才回家。回来对母亲和我说,一下午时间去了几家音像店,看看喜欢的CD,却没舍得买一张。那是父亲最后一次逛街。
还是忆江南
祖父死意已定,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此前,没有人知道将要发生的事件,结果是无法挽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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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王国维投湖前留下的遗书
我想,祖父自沉前写的既然是遗书,他假如是直奔殉清主题的,心有“大义”也没有什么不好说的。这封遗书里说自己只欠一死,提到了世变,提到了义无再辱。接下来具体说的是丧葬和家人的去向、书籍的处理。祖父自己就写下了这些。也许那是一个抽象而具体、微妙而复杂的心理过程。我们无从得知那时候他还在想什么,比如思维活动的其它信息,包括他写完遗书到生命终止前那一段的心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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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铜像
姑妈和我一起议论过,祖父遗书流露忧绪,说自己“只欠一死”了,深含对“世变”“辱”的无奈和死的决断,并表达了一位父亲对家人交代后事凄苦的口气。言及自己身后事和家人去向,字里行间透出的心情惨淡而苍凉。他对自己死后具体事项是有考虑的,比如只要草草下葬即可,就埋在清华园茔地。比如在外地的儿子不必来奔丧。比如“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比如“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
1927年6月那个黯淡的日子以来,关于他的自沉,学界和社会上众说纷纭。对他的死因,有不同的分析和评说。这个话题,是一个人们聊不完的话题,不展开说了。
联想到祖父留在上海的那些记忆,再想想祖父临终有一份难以释怀的期盼,百感交集。他希望在祖母操持下,家人最后还是要回南方去。回南方不至于饿死,有个基本温饱的生活就行。
叶落归根。回南方乃是家人最终的归宿,是祖父魂之所系、情之所系。人之将死,终因“我本江南人”,还是忆江南。
杂志编辑:姜龙飞
校对:王礼荣
新媒体编辑:陈皓 施雨
本刊稿件均为原创,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原标题:《王国维孙女王令之记述:祖父静安先生与上海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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