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五月”没有成为遗产，它仍表征着当下社会

1968年，卫星通讯技术的普及让全世界得以同时观看在越南发生的一切。美军的炸弹在热带爆炸后的琥珀色烟雾、越南村民流下的鲜红血液，让战争第一次具体而又可感地展示在发达国家市民客厅中的彩色电视机上。触目惊心的电视画面成为了重要的导火索，促使世界各地几十万人走上了街头。从美国的民权运动，到法国、德国、意大利的学生／工人运动，再到日本的学生和市民运动，尽管派系林立，反抗对象各有不同——资本主义、种族主义、官僚主义，“反战”和反美国的帝国主义行径，却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连结。

在1968年，全球对切·格瓦拉的狂热崇拜达到了顶峰——他在1967年10月于玻利维亚被杀，古巴四处可见切的余韵：“直到胜利，永远”。1968年，越南战争和激进化的黑人解放运动惊醒了美国曾经封闭而自洽的自我认同，人们开始意识到，国内外的痛苦、灾难，在帝国框架里是同构的。1968年，阿拉伯世界刚刚经历了上一年“六日战争”的惨败，数十万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的进攻下流离失所。战败后，阿拉伯左翼以马克思主义武装了其反殖民运动，填补了阿拉伯世界在政治伊斯兰兴起前的政治真空。1968年，冷战中的社会主义阵营也并不太平。从罗马尼亚到波兰，再到最终爆发于捷克斯洛伐克，东欧开启了对苏联模式的幻灭，呼唤“民主社会主义”。1968年，日本的学生和市民在校园和街头与防暴警察拉锯，成为1950年代开始的新左运动的最高峰……

时隔50年，冷战后的今天，提起1968，人们想起的，是法国的五月风暴、“激进哲学”、新浪潮电影、摇滚乐、嬉皮士。能够象征反抗、激进、自由解放联想的符号，如今统统可以购买。切•格瓦拉的头像遍布另类潮流的文化衫，甚至女子偶像组合AKB48也在日本拍出东京大学“全共斗”画风的MV。“六八”一代的反叛，似乎仅仅让抗争成为了景观，而最终帮助了资本主义大获全胜。

五十年后的今天如何在历史的记忆之屏上重构这场“魔术式”的社会运动，仍然是一个难题。尽管从这场运动的“二十年纪念”、“三十年纪念”以至于今天，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文化史学家都从很多方面尝试这样做，其中也不乏真知灼见，但根本性的难题仍然存在。这个根本难题就是，我们今天在很大程度上，仍旧处在这场社会运动的所表征的历史结构之中。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欧洲“68年”这场社会运动的性质甚至在聚讼纷纭之中，历史学家的解释不同于社会学家，文化史家的解释又是不同，此外各类学者又因“左翼/保守”的立场划分，而异见叠出，比如雷蒙·阿隆（Raymond Aron），他就径直把68年“五月运动”称为“假装的革命”，而且是一种“对假装的假装”。当然，当事人对这场运动的经验，更不能用任何一种阐释模型予以匀质化。图海纳（Alain Touraine）和克罗齐埃（Michel Crozier）认为它是一种“新类型的社会冲突”和“制度危机的产物”，而莫兰（Edgar Morin）则倾向于将之理解为“代际反抗（弑父）”，布尔迪厄（Pierre Boudieu）则把这场复杂的运动解释为一种结构场，西方社会的整体危机在这个结构性事件场中发生“调谐共振”。作为“68年”亲历者、参与者（也是运动中的“明星人物”）的当代著名演员、导演丹尼尔·孔-本迪（Daniel Cohn-Bendit）后来在谈及他自己的感受的时候说，这场社会运动与太多的观念联系在一起，“文化革命、性解放、反权威、青年革命、学生反抗、解放运动、代际冲突、小资产阶级革命”等等，等等，以至于他宁愿称之为“神奇的68岁月（magischen Datum 1968）”。

“神奇”的68年运动

今天看来，1988年的时候，孔-本迪以“神奇”来表述自己对这场运动的感受，的确是一种相当准确的表达。我们只需看这样几个“神奇”的方面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首先，“神奇”的是，这是一个“没有中心地点”的社会运动。在近现代世界历史中，“革命”是关键词中的关键词。尤其是18世纪以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所承担的社会历史就是一部革命的历史。作为历史学的惯例，18、19世纪以至于20世纪前半叶的各种“社会革命”都以它们爆发的地点为“名称”：法兰西革命、俄国革命、西班牙革命、中国革命，等等。在这个意义上来说，1968年这场往往被人冠以“革命”之名的社会运动，却没法用一个具体的、中心性的地点名称来为之“冠名”：它不仅仅发生在其形式得到最戏剧化表达的法国（南特、南泰尔、巴黎）。1968年前后，全球范围内的社会抵抗、抗议和骚动不绝如缕，其中影响显著的就有意大利、墨西哥，美国，德国，日本等国的大规模、半自发-半组织的社会运动。这些运动虽然分散各地，目标诉求也非常不同，有的是种族民权诉求，有的是反权威诉求，反权威诉求中又有反对苏联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之别，但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特征，那就是学生对战后“两极世界” 霸权体系结构的总体反抗、知识界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大拒绝以及工人反抗三种力量的汇合。

其次，它的“神奇”性也表现在这种“汇合”上：68年的学生运动在法国只具有“象征性”，无论是南泰尔大学最初的爆发，还是巴黎大学学生与戴高乐当局的警察部队的对峙，都在规模上和性质上远不如德国68年运动那样拥有着广泛动员的学生群体、激烈的占领行动和实质性的抗议诉求，另外也在时间的持续性上逊于美国的60年代和68年学生运动——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初，大学生运动就已经大规模、有组织地发展起来，以“争取民主学生社团”的《休伦港宣言》为标志，经过1964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生抗议运动，全美学生运动组织的实质性社会抵抗一直持续到70年代。实际上，法国“68年”运动的高潮是由学生运动点燃的工人运动，68年也只有在法国形成了法国工人运动史上最大的罢工，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最发达地区的普遍“暴动”，从而也造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五月风暴”——这次总罢工首次突破了传统工业生产的中心地区，扩展到了通信和文化工业领域，扩展到了社会再生产的全部领域之中，并实质性地形成了“工人自治”的实践的理论。此外，“知识阶层”与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的“汇合”则是以半参与的方式来进行的。一方面，1968年抗议运动之前，在法国、美国和德国的知识分子当中分别已经出现了“Nouvelle Gauche”，“New Left”和“Neue Linke”（均译作“新左派”）的提法，对当时的社会结构的性质进行理论上的“再思”，只是间接为68年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提供自我理解。“新左派”知识人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着对运动本身的“超然态度”，无论是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霍克海默、阿多诺），还是法国围绕在《社会主义或野蛮》（Socialisme ou Barbarie，1949-1966），《争论》（Arguments, 1956-1962）和《国际情境主义者》（International Situationiste,1958-1969）等刊物周围的“新左派”圈子，他们的诉求都与学生、工人运动的目标诉求不完全重合——左翼理论的拒绝对象主要是苏联的话语对象和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运作逻辑的整体。因此，“68年社会运动”的这种“汇合”体现为一种三个层面的“平行呼应”的特征：德国、美国的学生运动、法国的工人运动、新左派学术共同体的理论实践。

刊物《国际情境主义者》

第三个“神奇”之处，68年运动没有自己的名字，也是由于这场运动异乎寻常地不再像以往意义的革命那样，具有某种指向某个具体“未来”的具体目标了。也就是说，这场社会运动不是一种向着“进步”的、规划明晰的历史目标迈进的革命。它甚至表现出了一种“反历史性”的特征。“1968年五月和六月的事件的确难于把握，因为它们根本未曾被预见，也不可预知”，普狄维埃（Capdevielle）和莫里奥（Mouriaux）的这种说法表明了一种普遍感觉，这是来自社会中产阶级上层的一种历史的“错位感”。从社会、经济的一般参数来看，20世纪60年代是二战以后的黄金时代，直至后来还有历史学者如让·弗拉斯蒂（Jean Fourastié），把包括六十年代在内的战后复苏描述为“辉煌的三十年”。在欧、美发达国家乃至于世界范围内，战后经济复苏在各方面都创造出了一种欣欣向荣的“幻象”：没有经济危机、就业率相对饱和。但也是在60年代开始，来自社会“被压抑层”的各种社会不满开始以弥散的方式呈现出来，尽管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幻想”之屏的遮蔽下，这些不满也仅仅是不满，必定会随着经济繁荣而得到消弭和克服。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黄金时代”一下子爆发了如此广泛的社会危机和社会运动，是这种“错位感”的成因。无论是学生的抗议活动、女性主义运动、黑人民权运动、性解放运动、反战运动，还是反对两极世界霸权的抗议运动都让这种“历史进步”“面子”下的“里子”暴露了出来：战后西方世界的经济的发展的社会制度基础，恰恰正是（源自“战时动员”的）“家长制”以及各种层面虽形形色色但具同构性的“权威主义”。如果说，经济进步在经济决定论（以及政治上的专家治国论）看来是历史进步的关键指数的话，那么68年的社会运动的确是“反历史的”。就这（这些）场社会运动的形式而言，它（它们）不仅是“反历史的”，还是“非时间性”的。针对着“家长制”和“权威主义”的所有异见所从属的多重“革命维度”相互叠加、纠缠，并被压进了同一个话语平面：古巴和越南、中美洲人们的解放斗争话语、菲德尔·卡斯特罗、胡志明以及厄内斯特·切·格瓦拉的形象被编织进圣西门、傅立叶、蒲鲁东，巴库宁等人所代表的那种乌托邦传统之中，当然在这些话语的织体当中还有被乌托邦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

在1968年5月到6月初的运动中，这种乌托邦性质得到了最充分的呈现。为解放而解放——解放本身呈现为一种“舞台效果”，发挥了心理剧的作用。在德国柏林的学生占领建筑的运动中，在法国巴黎的“街垒战”中，在美国多地发生民众集会中，“滚石乐队”的《街头战士》成了一种通用的“语言”。5月到6月作为这种“神奇的”社会运动的高潮，其中爆发的众多抗议、示威和占领活动，没有提出并要求变革社会的方案。因此，意大利著名思想家诺伯托·博比奥（Norberto Bobbio）称之为“没有替代方案的革命”——它们是一种“姿态”。

1968年5月5日，法国巴黎，防暴警察冲过被暴力示威的学生们占领的街头。

68年运动作为一种“姿态”

“姿态”，没有目的，它本身就是目的。姿态之于运动，正如舞蹈之于行走。在阿甘本的意义上说，姿态是对运动的“挪用”，让运动本身的动作过程变得可见，用诗人瓦莱里的比喻来说，姿态，或“舞蹈并不是要跳到哪里去，但是这套动作本身就是目的”。1968年5月-6月初的这些“事件”性运动，也正是这样。它们是一种展示。总体而言是对反抗本身的展示，因此它们才采取了具有“节日”、“狂欢”效果的姿态。游行，歌唱，示威，占领大街，成为他人的同伴，逃离资产阶级化的内部空间，发现团结，汇入人群：这是大多数参与者共有的最基本也是最有力的体验——“运动具有游戏的方面，这一点可以从其理论一贯性的缺乏得到理解。如果你扮演不了你自己的‘角色’，那大可以扮演好几个角色。当你对你希望建立的社会不甚了了的时候，这倒是个办法以保证不致过于迅速地被各种观念和团体搞得手足无措陷于瘫痪。这场运动是个万花筒：从圣鞠斯特到格瓦拉，求助于蓝波，博诺（Bonnot）及其同伙，托洛茨基，安德烈·布勒东，它把这些革命的弃儿们都汇聚一处，也聚合起了向既有秩序发动进攻的一切政治和诗学传统……”，这是让-马利·多梅纳克（Jean-Marie Domenach）为《精神》杂志（Esprit）撰写文章中谈到的对这种节日化运动姿态的体验。当然，这种姿态，也体现在“非方案的”、无具体社会目标的各种“口号”——词语的解放——当中。

具体而言，这些事件性的运动呈现出了以下方面的“姿态”的展布。

一方面，是对纯粹手段的展示。参与不再是“对……的参与”，而是对其目的的“拒绝”，构成了对其目的的真正的断裂，同时也让它们要参与的那个目的本身的原有结构得以被看到。说得直接一些，68年5、6月的事件性活动，不仅出现了多样的非政党的团体、小团体、个人组织的参与者，而且也创造了多样参与方式——如集会、游行示威、街头暴动、占领公共建筑、冲击课堂和学术会议等等——的同时爆发或共时性联合，以拒绝“民主制度”的所有基本“规则”的方式，拒绝“代表”、拒绝“授权”，以姿态的行动对代表、授权背后的权力关系提出质疑，让人们（首先是参与者自己）看到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规则”的本质和实质。这些纯粹手段，似乎也不能以“大民主”和“直接民主”这种政治学概念来界定，它们就是姿态，就是无目的的手段，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后来所说的“共同在场”可能可以来对之进行界定。

另一方面，在这些事件性运动中，众多主体的共同在场，实际上也更多地在“同”或者“共在”中，在这些事件构成的心理剧“舞台”中占有了自己的各自的“位置”。在高潮时期的运动里，站在这个舞台上的“组织”或“联盟”可以说林林总总，难以尽数，而且随着运动在不同阶段的发展，这些组织或联盟之间也不断调整着它们之间的“动作”关系，在一个变动的“力量场”中既发生原子与原子之间的位置调整，每个原子的内部也发生着程度不同的裂变。欧洲1968年5月到6月的“风暴”时期，这些组织展示着它们之间的对抗、联合、分化、重组、干预、抵制、相互“挪用”——它们构成了错综复杂的力场。在参与的多元主体的交汇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姿态性的“挪用”结果，就是工人组织对学生组织（以及知识分子组织）的姿态的挪用，这一点，在意大利的“68年”五月运动中体现的也十分明显。1968年5月12日，意大利的运动形成了“工人和学生联盟”，在其活动的推动下，学生不仅具有了工人的运动“姿态”，工人也开始把自身的行动指向了“文化”，正如一个参与行动的工人所说：“我们工人在所谓的文化中看到了一种压迫手段。很不幸，我们的老板虽然形形色色，小老板、大老板，大老板后面还有大老板，但他们都来自同一个文化领域。显然，整个文化都是为统治者服务的，文化是一种机器，让我们的活动获得合理化论争，迫使我们做更多的工作，也必然让我们工人成为机器的一部分”。

因此，欧洲的68年运动作为“姿态”，并不能说是“无力”的，也并不能因它诉求多样而无同一规划，就判断它是“无效的”或纯粹“狂欢式”的。它的“姿态”性产生了实质的作用，就像意大利这个工人个案所示，运动的姿态性让工人“借以”理解了他（以及他们）所处社会结构的某种新的矛盾。欧洲68年运动的姿态性同时也以“断裂”、“无目的”的展布本身让所有参与者看到了政治场域的运作结构和暂时的“平等伦理”——作为参与者的法国哲学家雅克·朗西埃对这一点感受尤深，并且在“六八”之后，告别学院，让自己的理论与工人的生活融为一体。

欧洲“68年”，表征而非遗产

从1988年开始，随着时间距离的拉开以及“后革命”时代的社会格局的转型，人们开始以十年为单位来重新思考、理解“68”年。有很多论者往往在纪念的时候，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遗产”一词来谈论欧洲68年社会运动对当代社会各方面造成的影响。但是，“遗产”这个字是非常不恰当的。欧洲68年社会运动，其兴也忽，但是它的作用并没有随着运动实际的停止或既有秩序长存而消失，不仅没有在20世纪70年代消失，甚至在今天也没有消失。今天看来，这场由大大小小的事件组成的社会运动整体在表现形式上虽然是“反抗”——甚至是“纯粹反抗”，但在性质上却似乎更像是一种表征（representation），这种“断裂”、“失序”、意识形态的“多元目标”，折射着社会经济生产力以及与之相配套生产方式结构、政治结构、价值观结构的转型。物质基础层面的巨大转型，让社会各个阶层在脱节中，感到压抑和不满，但却寻找不到合适的政治表达语言，在“多语症”中表征着“失语”的现实。站在今天来回看，我们或许会惊讶的发现，欧洲68年运动中的强烈的行动表征已经被它们所表征的资本主义“新社会结构”收编并常态化：唯我论（哲学意义上的）的个人主义、边缘身份认同、差异至上成为现代价值观系统中的真正核心；各种青年亚文化成为文化主流并不可否认地成为文化工业也重要产业部门。政治权力结构及其治理模式从大厦建筑结构的“管制”发展为根茎、网络状态的“管控”。而在68年运动中在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地最广泛的口号“不要国家”也已经通过资本主义金融、劳动力市场、电子商务交易方式变成了某种现实，人工智能-社会集体智能让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升级到了新的规模，甚至要比“新福特主义”还要新，以至于在青年们在每一次以他自己的ID登录进入互联网进行游戏操作的时候，都是对全球资本主义的一次参与——总之，68年的运动作为其矛盾之“表征”的这个社会就是我们每个人生活其中的这个社会：已然升级到“景观社会”版本的后现代社会。

欧洲的68年社会运动，是表征而非遗产。因此，后68时代的思想家们，仍然是在68年社会运动所表征的社会中、以此社会结构性特征为对象思考着。在哲学中，哲学家们思考着这个异常复杂的网络性的社会结构。68年一代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块茎”、“解辖域化”、“网络”等认识论-存在论概念在后68年的社会现实中才能得到真正意义身体性的理解，才能在“后68年”哲学家彼得·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这里从“资本的内部”出发得到有力的注解。

最不该被忽略的一个事实是，欧洲68年运动的另一个极其重要的“表征”还在于，它是经典形态的“工人运动”的最近一次大爆发，就仿佛是一次传统产业工人的工人运动的“告别演出”。事实上，在68年的工人运动中，意大利、德国、法国的“工会”的作用如果不能说是“负面的”也至少是“消极的”，在运动中追求“自我管理”的工人，与其他运动主体（学生、农民、教师、职员）处于于平等的位置之上。这种运动主体的表征，直到68年过去多年之后才获得了理论上的认识和理解——奈格里（Antonio Negri）为这种多元主体取名为“诸众（Multitude）”，它们被嵌入其的社会结构被称为“帝国”。今天来看，1968年的这场运动作为“表征”，在历史整体的运动过程中把西欧当时整体社会结构中的诸多层面的“潜在结构”的转型表达了出来，从那时迄今的欧洲-美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考，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是对这些表征的“问题化”和“理论化”。欧洲68年运动的“诸众主体”和“诸众诉求”表征了新型的经济基础模式（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经历过并且是深入“参与”过意大利六八年运动的安东尼奥·奈格里在后来直至今天都还在对这一模式进行不断的理论化。“帝国”正是他给这种基础模式的一种命名。在他看来，随着公共的社会规划被“事件性”取代，随着内嵌于劳动分工制度之中的“社会主体”被“诸众”取代，传统的“社会运动”内的“公”与“私”的两个构成性的装置原则即告瓦解在当代“后六八”社会的生产方式中，“非物质劳动”相对于社会分工明确、身份区隔严格的传统“物质劳动”占据更大的比重，以通讯技术为基本物质基座的信息化大工业劳动，融会人际交往的情感劳动和生产新象征性产品的创造性劳动，已经是六八及后六八时代工业社会的劳动基本因素。这种非物质劳动生产的社会化的广度与深度，社会和历史地重新设定了人的全部实践领地的边界。资本在过去要求物质生产的刚性、要求劳动过程的合理化、要求产物可公度性的地方，越来越被流动的、灵活和需要社会智能的非物质劳动所支配，劳动产物越包含“新颖性”、新“象征性”和“不可公度”性，越具有交换价值；社会劳动的公共产物，越是包含个人的“身体欲望”、象征性的“自由”和私人语言、地方语言的“表达力”，就越能有效地实现资本的内在要求。这种弥散的、流动的社会生产结构，所内嵌的功能性的主体，也不再是有着单一性（或单义性）的19世纪大工业生产中出现的“产业工人”。正如六八年运动主体的多样性所示，新的“功能性主体”以多样性的面目出现在社会运动的前台。在这一思索中，奈格里认为，六八年及后六八社会机器本身已经进入了矛盾的内部，作为“差异”机器的“帝国”，构成了矛盾中的一方，另一方则是运用“一般智力”开动这架机器的那些原子式个体，正因为“帝国”的权力直接无差别地运作于这些“生命”之上，这些生命才有去“占用”这台机器的“潜能”，因而这种对立是“结构”与“生命”的对立。

欧洲68年运动中最出名的“口号”，除了“不要国家”，还有一个就是“让想象力夺权”。如果说，前者是一种对“非政治的政治”的宣示，那么后者则是对“审美政治化”和“审美乌托邦化”的宣示。这种独特的“政治诉求”并非偶然，它当然也是一种“表征”。在奈格里后来的分析框架中，这种“审美乌托邦”也有着它的物质基础的根源，即当“全球化经济”只有通过“景观生产”才能维持自身的时候，当整体化景观成为实现了的“乌托邦”的时候，社会装置在基本层面发生了权力的重新配置。“乌托邦”从传统线性时间配置所指向的“目的”，转变为内在性的要素，传统的集体想象性“例外”被分解成为日常生活经验的非综合性或“事件性”。概括地讲，传统社会权力结构之中、被排除作为传统政治场域外的“共有的私人性”，在新的社会经济基础模式所决定的新社会权力结构中，以“私有的公共性”面相，成为了重要的政治话语中心，构成了政治-审美-事件的三元的政治议题。

奈格里和哈特的《帝国》虽然发表于2000年，但它的真正对象就是68年社会运动所预示、表征的社会结构本身。68年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的）各种抵抗性社会运动在主体、行动方式（行动主体的多元性、诸众性，非占用的占领或撤回行动者自身力量为特征的“撤离”的抗议手段等等）都在重复着68年社会运动或与68年社会运动保持着某种“同构性”——因为它们就是后68年时代中的68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