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公园蓝图

早在1947年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曾组织“北平都市计划委员会”，由市长何思源任主任委员，工务局长谭炳训任副主任委员，制定《北平市都市计划之研究》报告，预备重建北平，提出四个基本方针：一、完成市内各种物质设施，使成为近代化之都市，以适应其社会经济之需要；二、整理旧有名胜古迹、历史文物，建设游览区，使成为游览都市；三、发展文化教育区，提高文化水准，使成为文化城；四、建设新市区，发展近郊村镇为卫星市，开发产业，建筑住宅，使北平为自给自足之都市。

落实到具体规划上，无论是旧城区的改造、新市区的发展，还是游览区的建设，国民政府对于公园绿地的理想一以贯之。譬如强调对于现有各大公园，恢复并保持其公园性质，不得改作他用，并将其余名胜古迹亦设计为天然公园；在禁城墙外筒子河沿岸辟建公园式散步路；城墙内外的空地作为绿化带，配置小公园；长安街和天安门至永定门的街道打造为东西向和南北向的林荫大道；前门外商业区改造为广场绿地；在各居住区设置近邻公园；西便门内护城河迤南一带坟地及义园改建为公园；同时计划在西郊新辟新市区，环以绿带，并辟建公园。特别是将“游览区之建设”，列为一项专门的规划，不仅划定城区宫殿、坛庙、公园及四郊名胜古迹为游览区，绕以园林道路；同时建设卢沟桥一带为民族复兴纪念公园，设置纪念建筑及忠烈祠，并“布置伟大之广场及园林”；恢复颐和园至北平之游览河道，两岸辟建园林道路；还计划在城区或西郊新市区内，建设“大规模之故都剧院，故都饭店，及故都商场，以供应中外游览人士之需”。

国民政府的“北平市都市计划”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一方面，对于北平作为游览区、文化城的总体定位，乃至“故都剧院”“故都饭店”的具体设想等，基本上还是承接了袁良的思路。其对于公园绿地的执着，甚至比袁良更进一步，尤其是林荫大道和绿化带在规划中的比重，能看出奥斯曼巴黎的影响。而另一方面，“北平市都市计划”的一些思路，比如对于公园绿地的强调、城墙的再利用、西郊新市区的辟设等，又与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成、陈占祥改造北平的方案，构成某种呼应。

国共战争改变了中国的统治格局，新的执政党收复北平后，立即着手重建新都，勾画北京的新蓝图。1949年5月，中共中央在北海画舫斋成立北平都市计划委员会，聂荣臻任主任，薛子正、梁思成任副主任，委托梁思成组织程应铨、朱畅中、汪国瑜、胡允敬等清华营建系教师，对北平规划进行研究。梁思成受命后，与助手陈占祥及清华营建系师生等斟酌探讨，在“北平市都市计划”的基础上，提出保留北京旧城，在西郊另辟新城的思路。在梁思成、陈占祥看来，“北京为故都及历史文化名城，许多旧日的建筑已成为今日有纪念性的文物，不但它们的形体美丽，不允许伤毁，它们的位置部署上的秩序和整个文物环境，正是这名城壮美特点之一，也必须在保护之列，不允许随意掺杂不调和的形体，加以破坏”。然而，梁思成、陈占祥的意见与政府请来的苏联专家发生了分歧，其矛盾主要集中于对待北京旧城的态度以及行政中心位置的设置上。在中共中央变北京由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的指导方针下，以苏联专家为代表的主流观点，对于北京的定位是以发展工业为中心，因此要以最经济的方法进行建设，将行政中心设于旧城区。耐人寻味的是，他们强调的原因也恰在于北京旧城“一切街道、园林、河道、宫殿等已经成为具有相当规模足以代表中国风格的国际有名城市”，因此提倡充分利用，这基础上重建旧城。对于如何重建共和国首都，以梁思成为首的建筑专家与政府的意见相左，这段公案已广为人知。而我关心的是，二者的方案看似背道而驰，实际上有异曲同工处，公园在二者的乌托邦蓝图中都占据了核心的位置。“梁陈方案”借镜西方“花园城市”（Garden City）的城市规划理念，提议将旧城区作为“博物馆，公园，庆典中心”进行保存，“选出历代最优美的许多建筑单位，把它们的周围留出空地，植树铺草，使成为许多市内的人民公园”；并且呼吁保留城墙，设想在城墙上面植树种花、安设公园椅，建成长达39.75公里、“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环城立体公园，“夏季黄昏，可供数十万人的纳凉休息”。梁思成的方案，是对于“花园城市”在中国语境下富有创造性的新诠释。同时，梁思成夫人林徽因还在《新观察》半月刊上连载《我们的首都》系列文章，详细介绍中山堂（即中央公园）、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即太庙）、故宫、北海公园、天坛、颐和园、什刹海、雍和宫等，强调公园古迹的审美与文化价值，呼吁政府重视修复保存。

梁思成手绘城墙设计图

可以看出，梁思成、林徽因等人对于公园的理解，主要还是延续了民国时期启蒙主义的思路。此前谈到1948年沈从文撰《苏格拉底谈北平所需》一文，即设想由其好友梁思成担任副市长，主持重建自己理想中公园式的美育乌托邦，且沈从文与梁思成之间很可能存在彼此影响的关系。梁陈方案虽然落选，但其“人民公园”的概念对于共产党政府有一定的启发。此前学界在谈论北京城市改造的问题时，对于“梁陈方案”一再“招魂”。对于“梁陈方案”与政府方案的是非功过，此处不作判断。然而我想指出的是，20世纪50年代政府推行的方案和政策，对于公园在新中国以及新首都所承担的功能，实际上同样很见想象力，有着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解和表达，可与民国北京的公园状况作一对比。

1958年9月《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出台，提出对于北京作为新中国首都的建设目标是“把北京早日建成一个工业化的、园林化的、现代化的伟大社会主义首都”。在这个大方向下，“中央与政务院拟暂设于中南海周围，将来迁至天安门及广场右侧；靠近太庙，南海及中山公园等文物风景，为行政中心”；同时，“把天安门广场、故宫、中山公园、文化宫、景山、北海、什刹海、积水潭、前三门护城河等地组织起来，拆除部分房屋，扩大绿地面积，使成为市中心的一个大花园，在节日作为百万群众尽情欢乐的地方”。很明显，共和国政府对于北京的蓝图，也有一个北京大公园的方案。除了中南海被选择作为最高政权所在地以外，将曾经封建王朝的皇室空间打通连结，作为人民群众庆祝狂欢的场所，实现人民对于公园的占有和使用。这象征了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地位，同时表达了对于新政权和新生活的期许。公园寄托了强烈的政治性色彩和乌托邦意象。以公园为中心，作为共和国新首都的北京城市空间，在实质的物质和隐喻的象征双重层面，被重新书写，重新赋予意义。

从实质的层面上，前文述及，民国时期公园的消费、格调等限制了普通民众的进入，而共和国时期确实在一定意义上落实了“人民的公园”。以民国时期最“与世隔绝”的北海为例。根据资料统计的北海公园游人数目，在北海公园开放之后的民国至日伪时期，随时局变迁，人数浮动于年均17.9—102.5万人之间；而1949年后，年均人数自123.54万人起，呈逐年向上递增趋势，至1966年已达907.9万人。如此鲜明的对比可见，民国时期“公”园的理想，到了共和国时期才真正得以实现，公园广泛地向平民百姓开放，成为人民大众休闲娱乐的公共空间。如仿膳、漪澜堂等从前的餐厅、茶座皆改为食堂。湖泊为北海最特出的景致，然而在民国时期，园内仅有少量小划船与摆渡船，其中多数为权贵私船及董事会用船，其他出租船只仅由私商经营。至1949年，园内仅六条渡船、十二条游艇、五十条小划船中多数船只陈旧不堪，不能下水。1950年，北海公园管理处接管园内船只，进行修缮，同时又大量添置新船，至1956年，园内各种船只达三百条。泛舟北海，遂成备受人民群众欢迎的娱乐活动。

对于中央公园的使用也很有代表性。民国时期作为文化精英俱乐部的中央公园，在新中国成立后被复名为“中山公园”，以彰显其革命纪念意义。由于中山公园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处于首都中心，且毗邻天安门广场和中南海，其政治性的一面在共和国初期被凸显放大。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每年定期在中山堂举行，人民群众的代表在此当家做主，商议国事，具有强烈的象征性。这里还成为党和政府举办大型展览和庆典的场所。展览不再是如民国时期陶冶性情的书画展之流，而是含有浓厚的革命宣传意味，如1967年在水榭举行的“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展览以及1968年在水榭展出的“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们和同志英雄事迹展览”。每逢重大纪念日或庆祝会，政府都会在中山公园举办规模盛大的游园会，如1956年5月5日，北京市举行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游园晚会，与会者多达2.5万人，从下午4时一直持续到深夜11时。此外，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大型集会结束之后，也往往前往中山公园继续庆祝，中山公园与天安门广场构成一个整体，实现了“在节日作为百万群众尽情欢乐的地方”的理想。如1956年1月15日，北京市各界人民于下午3点在天安门广场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会后，1.7万余群众涌入公园参加联欢，直到晚10点才结束。每逢国庆，天安门前都会举行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中山公园亦作为庆祝会场，举行有组织的游园会；且利用公园自身丰富的花卉资源，供应天安门城楼及观礼台的摆花。中央领导人亦常来此与人民群众联欢，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毅等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时常到园中接见人民代表、参加游园会、观看文艺演出、与人民群众一同欢度节日等，甚至有时会在清晨赴距离中南海咫尺之遥的中央公园散步、赏花观鱼。

1957年毛主席在中山公园同群众一起欢度青年节

此外，与中山公园相对的和平公园（太庙）被改造为“劳动人民文化宫”，由毛泽东亲自命名并题写匾额，作为劳动人民的文化活动场所，设有劳动剧场、文化园、图书馆、体育场等，太庙功能与命名的变更饶有意味。城南公园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后改为“先农坛体育场”，新中国后又对其进行多次大规模的扩建，可容纳数万人。1949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的纪念大会在先农坛体育场举行，全市有超过3万名党员和市民出席，场面盛大；1951年，三十周年纪念大会同样在先农坛体育场举行。

1957年，北京市文联出版了《我热爱新北京》一书，选录老舍、曹禺、沈从文、张恨水、冰心、杨朔、萧也牧、秦牧等多位名家的作品，从不同角度歌颂首都方方方面的变革。花朵般的公园意象，再次主导了作家对于北京的期待。如老舍在同名散文《我热爱新北京》中憧憬：“我可以想像到，在十年八年以后，北京的全城会成为一座大的公园，处处美丽，处处清洁，处处有古迹，处处也有最新的卫生设备。”在曹禺《北京——昨日和今天》中，他谈到回母校清华与青年学生交流，发现他们充满了建设祖国的理想和激情，并摘录了学生的诗作——“我要带给工厂以新的血流，/我要带给城市以甘露，/我要使中国变成花园，/我要把污秽从地图上抹掉！”曹禺评价“他们是工程师，是建设者，又是诗人。爱和平，爱自由，爱真理的人就不能不爱这样的青年——人的花朵”。这种青年立志将北京乃至祖国建设成花朵的理想，与“到北海去”一章谈到王蒙《青春万岁》中的段落有惊人的呼应，洋溢着50年代独有的意气风发的气息。而这个北京大花园的意象，又与沈从文、梁思成的想象具有微妙的差异：

五年的工夫，巨大的钢铁厂、纱厂、水泥厂、煤矿，已一个一个地恢复、发展和建设起来。……新的房屋，公共建筑盖起来了，一座一座的高楼由平地升起：剧场、百货公司、旅馆、俱乐部、工人宿舍、工厂、医院、大学……像花朵似的在古代的建筑当中点缀起来。如果站在北海的白塔上往下一看，你就看见在那一望无际的绿树的海中，仿佛用了魔杖一点，绿色的海上四面升起无数的插着红旗、正在建筑中的高楼大厦。

被审美、被赞颂的新风景，是新兴的工厂和公共建筑，花朵般地点缀于古典建筑中，从北海白塔顶端远眺，如魔杖一点，绿树的海上升起无数插着红旗的建设中的高楼大厦，这是全新的社会主义城市美学。新中国成立之后，政府有组织、有意识地从象征的层面对以公园为代表的北京城市空间进行重写，赋予其新的意义，构成一种景观的政治学。《我热爱新北京》的编撰、出版即是一例。同时，《北京文艺》自1955年6月号起刊发金受申《美丽的北京》，此后逐渐固定为“美丽的北京”栏目，介绍北京的名胜风光。在《我热爱新北京》与《北京文艺》中，对于公园景观的书写和表现占据主导地位。而其遵循的逻辑，基本可以金受申《美丽的北京》的一段描写作为代表：

北京城市的建筑，是多少年劳动人民的血汗的结晶，是非常雄伟的。过去只为少数剥削阶级享受的地方，现在为人民所有了：那六百年来封建王朝的宫殿，现在做为人民的博物院；还有那红墙黄瓦的天安门，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开国大典时，毛主席在这里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代表六亿人民意志的巨大声音，飞过了黄河、长江，飞过了高山、草原，飞过了近海、远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天安门前从此成了人民广场。东边的封建王朝“太庙”，成了劳动人民文化宫；西边的中山公园，时常在这里举行国际性的联欢会。七八百年的老柏树，仍然苍翠的矗立着，供劳动人民憩息，供国际友人观赏。

即通过今昔对比，强调这些公园已从封建统治阶级的禁地，面目一新，成为“人民的公园”，这样的叙述成为惯例。除了在前朝皇家禁苑坛庙基础上开放的既有公园外，作家们关注的另一个重点是新中国成立后整修、开辟的一系列新公园，以陶然亭、龙潭湖、紫竹院等为代表。

陶然亭和龙潭湖在民国时期都曾是蚊虫孳生的臭水塘和乱坟堆，与周边百姓悲惨的生活相互呼应。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政府组织工人和群众疏浚苇塘，进行大规模的整修，在短时间内，将陶然亭与龙潭湖改头换面，富有象征意义地表现了人民群众凭借自己的力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创新的生活，与旧社会“苦难重重的回忆”（此系1958年版《陶然亭》民国部分的章节标题）形成鲜明对比。共和国早期的陶然亭，努力淡化士人文化的痕迹，凸显“革命胜地”的色彩，钩沉陶然亭与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高君宇等共产党领导人的渊源，将他们活动过的场所作为革命遗址修复、保存；同时，将赛金花墓等名坟一律迁到南郊人民公墓（除了高石之墓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得以迁回），将张之洞的抱冰堂改为说唱茶馆，由“人民艺术家”老舍题写匾额。1958年出版的《陶然亭》如此评价“抱冰堂说唱茶馆”：“抱冰堂，原是清朝官僚张之洞的别墅，但是到了今天，它终于随着时代一变而成为劳动人民的文娱场所。抱冰堂说唱茶馆！多通俗、多舒坦的名字呀！人们在这里欣赏着民间艺人们的各种精彩表演的时候，他们又怎能不想起过去那些艰苦的年代呢！饱经沧桑的陶然亭的土地，容纳过无数人眼泪的野凫潭，今天终于变得这样秀丽清新，成了人民的乐园。”

陶然亭遂成为作家们集中表现的对象，如杨朔借民众之口，将陶然亭不堪的过往和美好的现状进行对比，篇末升华主旨：“我们大家辛辛苦苦的是为了什么？就为的一个心愿：要把死的变成活的；把臭的变成香的；把丑的变成美的；把痛苦变成欢乐；把生活变成座大花园。我们种的每棵草，每棵花，并不是单纯点缀风景，而是从人民生活着眼，要把生活建设得更美。”张恨水同样强调陶然亭的今昔对比，追述当年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是去逛陶然亭，不料触目一片狼藉，“我心想，陶然亭就是这个样子吗？”与其早年小说《春明外史》中记述杨杏园慕名访窑台，结果大失所望的情节相互呼应。而今张恨水重访陶然亭，发现其焕然一新，以“这个面目一新的陶然亭，引起我不少深思”结尾，点到即止。孙福熙则直言北京名胜中，从前他最不喜欢的是陶然亭，而今最喜欢的却是陶然亭。因其有两个特点，一是化腐朽为神奇，二是这里没有基础，是“人民解放军和劳动人民，以一百七十几天的辛勤劳动开出来的”，“完全是人民的心血经营出来的”。

孙福熙此后又为紫竹院与龙潭湖撰文，称二者为“龙须沟以后的又一奇迹”。紫竹院原是一片洼地，苇草丛生，新中国成立后政府组织群众将低地挖掘成湖，以淤泥堆作岛山，成为一个幽美而别具风格的公园。孙福熙特别回忆道：“1925年，一位园艺学家从巴黎求学回国，我陪伴他看各处公园，听听他的批评意见。他当时被称为唯一的园艺专家；而现在，我们有了千百位优秀的园艺家，和别的一切行业一样，是我们自己，在祖国自办的学校中和实际工作中培养出来的，我们园艺家能够建设这样美好的公园了。”本书在绪论部分曾摘录孙福熙当年转述友人的批评，该园艺学家认为当时北京在前朝园林坛庙基础上改建的各大公园不符合西方现代园艺美学的标准，“中国要有好的公园总应该从新开辟”，与此文亦形成微妙回音。孙福熙描写龙潭湖的景致，壮丽的宫殿倒映在湖水中，如海市蜃楼般缥缈不定，“这不是神话，而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部分”，是社会主义神话的新景观。

这一时期的出版物，除了文字外，亦多以图像的形式表现人民群众尤其是少年儿童在公园中游憩的场景，以象征中国人美好的新生活。如《北京文艺》1950年代的封面、封底和插图往往描绘人民群众在公园中休闲娱乐的欢乐时光，以1956年7月号的封面为例，中山公园标志性的茶座上依然宾客满座，却已从长衫西装换成了身着中山装、军便装、读着《人民日报》的劳动人民。又如1954年由外文出版社印行的纪念新中国建立五周年的英文图册《北京》，以图像的方式向外语世界的读者展示新中国的面相，同样选取了多幅人民群众在中山公园、天坛、故宫、颐和园、先农坛、雍和宫、什刹海等公园中（或具有公园性质的博物馆、体育场）休闲、读书、锻炼的照片。画面和谐愉悦，色泽满明媚，象征着新中国朝气蓬勃的现状和光明的未来。

中山公园（套色木刻）

中山公园的茶座

颐和园的夏日

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时期，尤为重视公园与少年儿童的换喻关系。本书在关于北海的专章中已有讨论，新中国成立后对于北海的定位，强化了其面向青少年儿童、养成新中国未来公民的功能。北海公园不仅举办各类园游会和展览等文娱活动，还专门开设儿童阅览室、儿童运动场，并建立北京少年之家（后改为北京市少年科学技术馆，存有少年先锋号飞机和汽艇）和少年先锋队水电站，由少年儿童自己操控。实际上，不只北海公园，与其相邻的景山亦有相似定位，二者构成一个相得益彰的整体。1955年，作家李审言撰文《北京的景山》，反复强调景山真正成为“儿童的乐园”，其免费向儿童开放，游览的儿童日均超过一万人。景山公园内辟设少年宫和附属图书馆，且修缮工作本身就由三千多名少先队员义务完成。少年宫由寿皇殿改建而成，设有群众文化部、科学技术部、艺术教育部、军体部、少先队工作方法部等，开展各式活动。如建军节时，有两千名儿童参加了“八一联欢晚会”，听三位老红军讲述长征故事。少年宫图书馆基于观德殿改建，藏有文字书五千本，连环画五百本，儿童喜爱的书即预备多本副本，甚至高达五十本。除了三位管理员外，都是由少先队员志愿者们自行管理。

除了北海和景山这两个定位明确的公园外，文艺工作者们在表现北京公园时皆不约而同地侧重于少年儿童的意象。如《北京文艺》1955年6月号刊发诗歌《欢乐的节日》：“在欢乐的节日里，/孩子们歌唱，/‘我们是祖国的花朵，/在太阳的微笑下开放。’/歌声随着六月的和风，/穿过了古柏和花丛，/歌声又从美丽的中山公园，/飘进了劳动人民文化宫……”配图为一群天真烂漫的儿童在中山公园中嬉戏（图6-7）。同年的电影《祖国的花朵》，采取了极其相似的意象，电影一开场，即表现了一群少先队员在中山公园听志愿军讲革命故事的场景；而剧中的高潮部分，是孩子们在北海泛舟嬉戏，唱起脍炙人口的主题歌《让我们荡起双桨》，曲终点题：“我问你亲爱的伙伴，谁给我们安排下幸福的生活？”共和国公园最根本的功能，在于生发人民群众尤其是祖国未来的公民的自豪感，唤起对于“给我们安排下幸福的生活”的共产党的感念。

中山公园（水彩）

作家们在描写各大公园的时候，都特别着墨于其间的少先队员和共青团员，如寄水谈到后海被改建为街头公园，儿童娱乐设备应有尽有，“每到夕阳西下，那些系着红领巾的少年儿童，在那里尽情地歌唱，尽情地跳舞，它是一座名符其实的儿童乐园”。孙福熙描写新建的紫竹院公园“新种的槐树都已成荫，少先队先锋中、小队，在树下，在草地上，在石桌边开会、作游戏，而学校和工厂的共青团员们，在红色的团旗飘扬下，唱歌、演奏，做各种文娱活动。这样活泼壮健的组织生活，对青少年的身心，对共产主义集体生活的培养，是有重大意义的”。沈从文赞叹颐和园“满园子里各处都可见到红领巾，各处都可听到建设祖国接班人的健康快乐的笑语和歌声。配合充满生机一片新绿丛中的鸟语花香，颐和园本身，因此也显得更加美丽和年青！”《北京文艺》1955年12月号的封面为“少年先锋队员在在陶然亭”，陶然亭因高君宇、石评梅的渊源，在新中国时期成为青少年革命教育的基地。无论是中山公园、北海、景山、颐和园这样在前朝皇家禁苑基础上开放、风格各异的民国公园，还是陶然亭、后海这些曾与士大夫或市民关系密切的旧名胜，抑或是紫竹院这种新中国成立后全然新辟的公园，都因少年儿童的身影而重新焕发了生机。

少年先锋队员在陶然亭

可以看到，新中国早期对于少年儿童与公园的关系，有一种非常罗曼蒂克的乌托邦想象。即强调少年儿童当家作主的自主性，强调青少年作为祖国的接班人，建设花朵般的城市和国家的理想。正如电影《祖国的花朵》原题为《祖国的明天》，朝气蓬勃的少年儿童作为“祖国的花朵”，与花朵般的公园城市，形成了一种换喻或同构的关系，应许了新中国光明美好的未来。对于公园的占据、使用和表现方式，所谋者大，在在渗透了新政权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美学。北京的公园从来不止于娱乐小道，而是与统治政权对于设计和治理一个首都乃至国家的蓝图紧密挂钩。

到了1961年，《北京文艺》“美丽的北京”栏目刊发金受申《北京的新花朵——工人体育馆》一文。在文中，金受申沿用了城市——花朵的换喻意象，激情洋溢地将新建的工人体育馆比作“北京一个绚丽多彩的新花朵”、北京“东郊花园”系统中的“一朵奇花”。金受申把一幢又一幢拔地而起的新建筑比作首都的花朵，从农业展览馆，到工人体育场，再到工人体育馆，并始终依据花朵的意象对其进行具体描绘。“美丽的北京”栏目始自金受申的同名散文，此前介绍的基本上是北京的各大公园，这篇文章标志性地象征了新中国城市乌托邦美学的一个新的转向——北京引以为傲的风景不再是公园，而是工人体育馆式的体现社会主义工业美学的建筑。这种对于北京作为社会主义的工业花园城市的譬喻和想象，在曹禺《北京——昨日和今天》已初露征兆，至此彻底取代了沈从文、梁思成所曾经构想的那个启蒙主义的美育公园城市。

20世纪一二十年代，京都市政公所将皇家园林坛庙开放为现代公园；到30年代，北平市政府拟将北京打造为以公园古迹为中心、面向外国旅游者的“世界公园”；乃至50年代，梁思成提议保存北京旧城，在城墙上建设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环城立体公园；同时共产党政府借助对于旧有公园古迹的重新改造和使用，向世界宣传新中国朝气蓬勃的崭新形象。自民国初年至共和国成立，半个世纪以来北京的公园史变迁，体现了近代北京对于现代性富有创造性的诠释方式。

（本文摘自《公园北京 : 文化生产与文学想象（1860—1937）》，林峥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10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