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窗赵佳佳：故事已经讲得太多，我还能做什么？| 媒笔记

2023年1月4日

赵佳佳：故事已经讲得太多，我还能做什么？

✍潘桢甄

赵佳佳

《南风窗》高级记者，主要负责社会新闻。代表作有：

人到底怎样才能从容体面地走向死亡？当我们年老体衰、身体失能时，如何在死亡面前保有尊严？三十多年前，这项事业被冠以“临终关怀”的名字，但在2016年，它被“安宁疗护”这个概念替代。那么，安宁疗护到底是什么？应该怎么做？在推广安宁疗护的过程中，是走大城市的高端路线，还是要照顾到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

2022年10月29日，南风窗推出了。这篇报道被视作解困式报道的典型案例。它以沧州市人民医院安宁疗护科室为模型，详细阐释了普惠型安宁疗护是什么？它的发展面临哪些困境以及我们可以为此做什么？

南风窗记者赵佳佳为我们从选题、采访、写稿等方面复盘了为什么选择做这样一篇报道以及怎样做好它。

Q:为什么选择做安宁疗护这个选题呢？

A：我在今年大概八九月份的时候看到了三联生活周刊推送的。这篇报道写的是在安宁疗护科室里，那些临终的患者以及他们的家属在患者临终前经历的很多事情。核心场景就是一个老伯伯，挂着镇痛泵和妻子在安宁病房里一起完成了生命中的最后一支舞。当时我也被这个场景吸引到了。所以我开始想去做一个人文性、故事性比较强的报道。

Q：在报道过程中，你是有意识地去做解困式报道的吗？

A：我做这个报道的出发点是想做一个人文性的故事，并不是做解困式报道。那个时候我知道解困式报道，也对这个概念感兴趣，但手上并没有合适的题目去做。直到这个报道成型，我开始复盘时，才第一次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一篇解困式报道。

之所以找到现在的方向，很大程度是因为我的主要采访对象——郭艳汝医生的引导。我一直叫她郭姐姐。在去到沧州之前，即为采访做前期准备时，我们有通过二三十分钟电话。在电话里，她问我有没有胆量去做其他媒体没有涉足的领域？她觉得人文故事已经讲过太多，但安宁疗护行业存在怎样的发展困境没有人追问。

我意识到讲一些人文故事很简单，但想要讲透一个行业里最专业、最深刻的故事，还要讲得有趣，很困难。这两者要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完全不一样。做不做这个大东西当时对我来说是一个困难的选择。但在和郭姐姐通话的过程中，她提出的一个问题激起了我的好奇心。

这个问题是大城市的安宁疗护和小城市为什么不一样，大城市的安宁疗护实践模型为什么无法在三四线小城市推广、应用。她告诉我，三四线小城市才是中国辽阔土地的主要组成部分。我意识到她焦虑的问题是中国安宁疗护行业的方向可能走错了。她急切地想要借助媒介把自己想说的话传递出去。那个时候我才决定按照她所说的问题导向，而非我原计划的人文故事的逻辑来驱动这篇报道。这也说明和采访对象事先对问题的沟通是非常重要的。

Q：为什么会对解困式报道感兴趣呢？

A：因为我面临过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做一些报道时有强烈的无意义感。我感觉到自己的采访是一种打扰，甚至会对这个群体造成破坏。面对这个问题，我选择扭转我的报道思路。一种扭转是如果采访对象认为我的到来是一种入侵，那我就选择另找采访对象或者不做这个题目。另一种更大的扭转是我选择不再去做现场还原式的报道。比如面对重大灾难事件，去现场找灾难亲历者以及他们的家属进行采访，做第一落点的现场报道。可以做快讯式报道的媒体同行很多，不差我一个。我选择去做新闻议程第三阶段、第四阶段的报道，因为那些报道在我看来更有价值。我觉得解困式报道就处于新闻议程靠后的阶段。这篇报道很符合我对这一类新闻报道的想象。

Q：你的采访思路是怎样的呢？

A：我决定做一个问题导向的报道后，最困难的事就是怎样把问题搞清楚，也就是怎样采访。在正式采访之前，我看了一些关于安宁疗护的文章，但很多专业术语我都搞不清楚，想推进采访非常困难。所以我在正式采访之前，进行了二三十分钟的电话预采访。电话采访中的表述相对不系统，所以挂断电话后，我让郭姐姐把她谈到的问题做成一个列表式的问题提纲。她写到了她们的团队现状以及对目前安宁疗护行业的思考。我从她提供的内容里挑出自己不明白的问题，提前找资料搞清楚它们之间的关系，然后勾出重点，形成初步的采访思路。我在医学方面并不专业，这个步骤便于我在去到现场前，就对事情有深入的了解。

去到沧州的第一天晚上，采访对象要来接我，于是我们就在饭桌上进行了预采访。饭桌上我们的聊天非常轻松。我首先就问了她几个比较关键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我在准备资料的过程中自己没有弄明白的，比如安宁疗养想要进入基本医疗的标准是什么，它为什么达不到标准。问这些问题一方面可以增进我对行业的了解；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建立采访对象对我的信任。因为我年龄比较小，如果按照年龄判断专业性的话我有点吃亏。所以我得到采访对象信任的方式就是问出最深刻、最核心的问题。我希望用足够尖锐和深刻的问题让采访对象意识到我非常清晰地了解她想讲的事情的重点以及我足够专业，从而快速地建立起很强的信任感。

采访的第二天我和他们全天待在一起。郭姐姐告诉我有一个病人在当天凌晨去世了，他们要去青县吊唁。我看到病人去世后他们都很伤心，这个场景构成了我对这个团队的基本印象。我相信他们值得信任和帮助。而且我产生了一种价值感和意义感，我必须要帮助他们做一些事情。

第三天郭姐姐相对比较空，我们基本上全天都在聊天，聊了好几个小时。我把问题提纲中我不明白的问题一个个理顺。第四天郭姐姐的采访差不多了，我主要在对本院医生、护士、党委书记以及其他医院医生进行外围采访。遇到不明白的问题，我会随时进行补采。

采访的第一个星期里，我的工作时间是每天的早上九点钟到晚上九点钟。因为主要采访对象有自己的工作，所以这个时间段里我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在采访。郭姐姐有空我们就聊，如果有大块的时间就进行密集的采访，把问题往深聊，往细聊。挖掘越深，问题也就越清晰。她忙碌的时候我就去看相关资料或者整理采访思路，思考她跟我聊的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采访结束后，我花了十多天时间整理采访信息。我整理的步骤会比较麻烦，但最后得到的采访资料使用效率很高。我会把录音都过一遍，在音频转换软件中随时编辑文字，删去语气词和闲谈部分，再把关键素材放进采访文档中。整理后的采访资料有二十五万字。整理的时候还有一个技巧——可以把采访资料按照采访日期和采访重点做一个分类，并且折叠在文档中。

我觉得在采访过程的重点是要不断去寻找叙事的核心——文章的主题。比如这篇报道，我在预采访中已经有一个好奇的问题了。被这个问题吸引后我发现在与郭姐姐聊天的过程中，她讲到的很多事情都与这个问题有关。如果一开始没有意识到问题重点的话，那就需要在后续采访中一边采一边找，不断去思考报道想要讲的重点问题是什么，直到找到它才结束采访。如果没有这个核心，那么一篇报道给读者带去的很可能除了情绪上的感受之外什么也没有。在采访结束后挖掘这条线索也可行，但效率就不会那么高了。因为我可以在采访中围绕着这个核心问题不断补足信息。

采访对象的语言中藏着很多信息线头。虽然他们的表达足够清晰，对行业的认识也足够明确。但对于一个行业来说，信息量太大了。他们涉及的面太广，所以很少专门找一个线头把自己的思想体系串联起来。这个线头就是要找的叙事核心。我找到线头的办法是重视闲聊——采访对象在平常聊天中反复提到的事情是什么，有没有共同的点。

我能在和郭姐姐的聊天中找到普惠型安宁疗护切口，就是因为聊天过程中一些刺激我的瞬间。第一天晚上我们吃饭时她说，只要病人搓一搓手，她就能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他们搓手很可能是在考虑经济问题。因为很多走到生命末期的患者，他们在前期挽救生命的过程中已经花费了很多钱，到了安宁疗护阶段已经没有钱了。但他也害怕医生不好好治疗，所以他没办法开口说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神奇，郭姐姐作为一个医生如此善于琢磨小老百姓面对生死时的心理活动。

我了解到其实她本人就出身在底层，所以很能体恤贫苦人，她的思想核心是想要做人人都能负担得起的安宁疗护服务。虽然郭姐姐很好，但我并不想把她塑造成一个“孤胆英雄”，因为光有她一个人普惠型安宁疗护事业没办法完成。许多医院的安宁疗护做不起来，这个行业更需要的是一个问题导向的报道。

稿子成型后，我把它发给了郭姐姐。那天晚上她几乎没睡着觉，把文章看了很多遍，和我打了很长时间的电话。她说文章里的每一个信息都是她在想的东西，从来没有哪篇文章能如此清晰地把她在这个行业做了这么多年思考的问题呈现出来。她明确认可了我找到的东西就是她的核心驱动力。我觉得如果能努力寻找到那个核心的话，第一能得到采访对象的高度信任，第二报道本身也会非常有价值。

采访中我的关注点并不仅仅在困境本身，我还关注哪些人可以参与到这个困境的解决中来。我这么做并不是有意识地去做解困式报道，而是我个人比较推崇这么做，并且我的采访对象不断告诉我哪些人为这件事的解决付出了努力，比如文章中提到的党委书记王兆发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因为安宁疗护它的账面上是赔钱的，所以如果没有医院领导在资金和人员等方面的支持，这件事是不可能做成的。此外，我还记录了安宁疗护科室其他医生以及护士、护工还有社工他们参与其中的方式。目的就是为想要参与安宁疗护行业的人提供参考。

Q：你在选取素材时做了哪些考量？

A：我故事的选取都服务于文章的逻辑。因为我在采访时就带着问题意识，所以我得到的故事基本上是围绕着我的问题逻辑展开的。文中画家的例子提到一个场景：一个赤身裸体的女画家躺在病房的地上，一边拍打着水，一边说你们淹死我吧。之所以写这个片段，是为了引出安宁疗护科室对这起遗产纷争的解决办法。而写解决办法是为了说明如果想把安宁疗护服务做精做细，那就不能只考虑医疗问题，还要从心理、社会等多角度进行思考。

Q：你是怎么安排文章结构的？

A：我觉得把一个故事讲得生动很容易。但把一个问题讲清楚很难，在讲清楚的基础上，讲得有趣，就更难了。作为读者，他们没有必要花时间来看一个行业里非常专业的事情，所以解困式报道不能是枯燥的。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我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我采访到了海量的信息，但是问题太多、太坨梳理不清楚。如果我把问题一块一块列出来，读起来会非常枯燥。

我想到的办法是把一个坚硬的问题进行人格化叙事。比如说把面临的问题想象成一个婴儿，报道的逻辑就是它从孕育到出生再到成长的过程。同时，我把所有的小问题编织进每一个部分，就像织毛线一样把问题和故事按照逻辑串起来。

在我的报道中，第一部分“弃儿”是这个胚胎是怎么形成的，用了一个农民的女儿患病后，农民父亲希望她没有痛苦地死去，但没有钱这样一个故事。讲的就是郭姐姐为什么想做普惠型安宁疗护的模型。

第二部分“浅蓝色病房的降生”是这个小孩儿怎么生出来的，生出来长什么样子。也就是安宁疗护科室是怎么诞生的，它的布置是怎样的，为什么这么布置。我写到普惠病房收费13元一天，是为了让最贫苦的人也能住得起。这么写的作用是如果别人也想要生这个孩子，可以按照这个模板去做。

第三部分“医学专业主义及随之消失的道路”，想告诉大家这个小孩子的核心是什么。安宁疗护本质上是一个很专业的医学问题，它会涉及吗啡的应用以及很多病症的护理。所以安宁疗护需要足够专业并且懂得多学科知识的医护人员。他们应该有足够的薪酬保障。但目前的安宁疗护行业中，医生和护士都没有足够的薪酬，很容易放弃自己的工作。

第四部分“死亡所遗留的”用到了前面提到过的画家的故事。一个人临终的时候，不仅要承受身体的痛苦，还会给家属遗留很多问题。画家的故事所谈的就是遗产问题和心理问题。它的核心就是对小孩人格的深化，相当于告诉大家，除了医学的人格，它还有多学科综合性人格。

第五部分“没有痛苦的城市”最核心的功能是说明哪些人可以参与到问题的解决中来，你可以怎么去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创造一个怎样的模型去解决问题，相当于怎样生小孩。其中谈到了郭姐姐的五级模式，党委书记王兆发的作用和很多医生、护士、护工、社工的帮忙。

第六个部分叫“流浪”。这一部分我的叙事重点出现了一点转移。我开始运用病人家属的故事了。为什么这样操作呢？是因为我想通过这些故事告诉大家中国安宁疗护行业走普惠型道路非常重要，它关系到每一个人，必须要好好做。当然，这只是第一层次。第二层次写到我问党委书记王兆发会不会有一天迫于经济压力关停安宁疗护科室。紧接着用了武汉社区医院医生纪光伟科室关停的例子。就是想告诉读者安宁疗护行业这么好，但却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我们要去关注它，推动它发展。最后一个层次我讲到刘志静在青县吊唁病人时会流泪这样一个例子，并在最后直接说了“帮帮我们吧”。书写至此，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呼吁——让大家一起帮助他们做成普惠型安宁疗护。

我的问题和故事服务于文章的逻辑。这就是它虽然体量大，但很流畅的原因。

Q：文中多次出现“我”的视角，会担心对文章客观性造成影响吗？

A：“我”在这篇文章里出现的频率非常高，而且很强烈。比如文章中我写到“他们的存在让我确信安宁疗护是一桩必须被精心培育的事业，它是否健康与壮大将昭示整个国家的文明水平。”这句话很大胆，它是从旁观者的角度去说的，其实借助外围采访对象去说会更好，但我没有采访到。对我自己而言，这一点很重要，我必须要把它写出来。我觉得无论是与采访对象打交道还是写作，我都必须要保持诚实。

我自己总结出的经验规范是“我”可以出现在文章中，但“我”的出现要服务于文章的主题和逻辑，服务于故事本身，而不是突出记者。所以在这篇文章中，虽然“我”多次出现，但都只是借我的眼睛把事情准确地讲出来，通过“我”告诉大家他们是什么样子，他们的事业为什么值得被关注。

Q：你觉得和采访对象建立紧密联系是一个好记者必备的品质吗？

A：新闻专业主义认为应该尽量避免与采访对象成为朋友。但在工作中，我发现其实要和采访对象成为朋友很难。很多时候被采访者对我来说可能只是一个短暂介入我生命的陌生人。但有时候接触到一些发光发亮的人，我会本能地想要了解他们他们生命里精彩的故事。比起成为行业里一个杰出的记者，我更希望成为一个不那么坏的人。我和采访对象的接触式人与人之间的接触，而不是记录者与受访者之间的接触。

我记得20年10月份，我去北京做外卖骑手过江的报道。当时我和他的关系非常好。他听说我喜欢唱歌，大冷天布置了大音响、话筒架。我们和骑手朋友们一起在草坪中间唱歌。那时我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记者，我觉得自己结识了一群值得交往的朋友。放轻松，像好奇朋友身上发生了什么事一样与他们相处就可以了。

*文中图片来自赵佳佳

原标题：《南风窗赵佳佳：故事已经讲得太多，我还能做什么？| 媒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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