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手稿，手写时代的留影

编者按：2022年11月7日，华东师范大学手稿馆正式启动。同日，“积健为雄——华东师范大学学人手稿文献展”开幕。展览展出吕思勉、钟泰、苏渊雷、陈伯海、刘永翔、赵丽宏、童世骏等现当代著名学者作家的诗稿、书信、文稿、日记、论著等各类手稿，受到广泛关注。

在现代信息社会，传统的书写活动已日趋减少，计算机和手机的普及使用仍然在不断加剧“手稿的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下，手稿的价值需要进一步认识，手稿的收集、保护和研究亟待加强。《中华读书报》特刊出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胡晓明教授等专家的文章，希望有助于增强各界对手稿相关问题的关注。

吕思勉《古史纪年》

钟泰《礼记笺》批注

手稿文献的五重价值

文 ｜ 胡晓明

手稿在古籍中是专门的学问，叫“稿抄校本”，即稿本、抄本和批校本，是仅次于宋元本的珍稀文本，具有文献价值、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甚至有些稿本的价值，胜过宋元本。古籍中的稿本分为清稿与草稿，草稿可见作家的修改过程及思想发展；清稿即古人自定稿，常常是以极具个性或精妙的书法，精楷写定的自己的作品，是一生心血之所凝聚，几乎可以等同于甚至超越一己生命之价值。2019年出版的《沈祖棻诗学词学手稿二种》，其中记涉江词人在抗战烽火之中曾自问自答：“设人与词稿分在二地，必有一处遭劫，宁人亡而词留也。”人亡稿存，正是对手稿精神生命价值最庄严的确认。此外，所谓精神生命，蕴含特美的人格魅力，作者亲笔书写的著作，带着作者的体温、呈现作者的性格和展示作者的文化素养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就是作者的文字肖像，甚至就是作者本人。它以真实和生动的方式，演示了一种著作的创造过程，对于了解作者的独特思维和个性心理具有重要作用。所以，手稿甚至是一道原始的、丰富的和留存着作者生命信息的文化风景。

手稿在当代，特具一份书写价值。中国美术学院的许江教授曾为王元化先生在上海美术馆办过一个手迹展，他的序名为《敬正的风神》，写道：“王元化先生是我们尊敬的一位著名学者。他以一种温厚的笔法，书录他的著作语要，书写敬正风雅的文人气息，文质而彬彬，可谓形美、义真、而入自在与感心之境。这种重书写内涵、重书之风神的学者书艺，正应为今日学界所推崇。”当今，机器写作时代、信息洪流时代所导致的粘贴重复、抄袭风、图片化，甚至口水化、粗暴化，跟大学生不注重敬正的书写，错字连篇，废话满纸，整体写作能力下降、独立思考能力下降，内在是有关系的。正如林毓生教授指出：“当代年轻人在聊天软件里快速反应，即时回复，时间久了容易形成‘浅碟子思维’。手写时代的写作品质正在被侵害。”也许我们无法抗拒新的书写方式席卷天下而来，然而我们仍然坚信书写本身强大而持久不衰的生命力。这个时代是双刃剑，我们希望能重视收藏手稿，在书写方式发生重大改变的时代，再认敬正真诚的书写传统，回应中文写作的问题危机和契机，珍惜写作、守护中文。

手稿包括文稿、书信、书法、日记、笔记等，尤具学术文献价值、文物价值、艺术价值。

所谓学术价值，指手稿蕴含着另一套未曾明言或未欲人知的作者思想，是作者的隐潜世界。“莱布尼茨具有代表性的两种哲学体系：一种是他公开发表的，乐观、正统、不切实际，而且肤浅；另一种是近代编订者从他的手稿中一点一点发掘出来的，其中呈现的哲学思想，深刻渊博、条理清楚，以斯宾诺莎主义为主，极富逻辑性。”（罗素《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随着近年来海德格尔思想日记，也就是俗称“黑色笔记本”（Schwarze Hefte）的陆续出版，欧美学界已经开始重新看待海德格尔后期思想，将海氏政治哲学的解释路向，从左翼回转到右翼。近期有关胡塞尔手稿与耿宁教授苦心经年的编著权，更是激起学界对手稿研究与整理学术价值的重新重视。

王家范《对“中国学派经济学”的期望》

我曾在撰写《宋辩才法师年谱》时，为苏轼与辩才法师的唱酬诗系年，因为未能看到手迹，只是根据查慎行《苏诗补充注》，大致揣想推理，系于元祐四年（胡晓明《宋辩才法师年谱》，《传统中国研究》第五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然而后来在看到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东坡赠辩才法师书迹，落款明明写着元祐五年！

年代悠久的手稿，当然不仅具有学术考证的价值。像东坡赠辩才诗稿，两个高人相聚于西湖龙井，名公、书法、思想、山水，美美与共，更具有宋代文明的重大文物的魔力价值。

手稿是有生命印迹的特殊文献，是见字如面的文字照片，是焚膏继晷的岁月留痕，是心灵交谈的现场记录，是储藏隐秘的时间胶囊……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城市有没有文化，就看它有没有老房子老街道；而一个学校有没有重要的学术传统，就看它有没有丰富、厚重、渊深的手稿。这都是她的文物价值的体现。

苏渊雷致吴忠匡

手稿最映入人们眼帘的莫过于其艺术性，当我们看惯了出版物中的印刷体，以及电脑中了无修改痕迹的定稿，再回头看看那些手稿，就能体会到作者的心路历程了。稿书或许可称为中国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王右军兰亭、颜鲁公祭侄文稿、苏东坡寒食帖，点画涂抹，一任天性，行间增删，皆属自然，思想的自由使作者的性情和精神得以流露笔端。一旦我们在阅读手稿中与作者共情，就能够参与到他们的书写和思考过程中，或是击节称赏、或是悲痛不已。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的手稿往往伴随作者的多次修改，点画涂抹、倒置插入、整段删除，不厌其烦，展现了作者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心路历程。作者的字迹随着思想的延伸，最终一泻千里，倾倒在稿纸之上，笔落而惊风雨，下笔如有神助，曲尽文辞和思想之妙。我们也能透过作者的手迹知道他们书学的来源，发现他们习字的成长过程。

在现代信息社会，传统的书写活动已经日趋减少，计算机和手机的普及使用仍然在不断加剧手稿的生态危机。妥善保存现有手稿，抢救濒临湮灭的珍稀手稿，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这也是我们建设手稿馆的初衷，希望能激发诸君关注手稿、保护手稿、捐赠手稿的宝贵热情。

此外，江南历来是文献名邦之地，藏书家比比皆是，除了拥有珍本古籍外，所藏文献资料中也有稿抄本、尺牍等珍贵手稿。而当代图书馆在新时代的引领下，需要在文化传承上做出守正创新的成绩，就需要研究、收藏、保护、阐释和展示这些文化遗产。

胡晓明教授在“积健为雄——华东师范大学学人手稿文献展”开幕式上致辞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由于互联网时代数字信息渐取代纸质文献的大势，以及书写方式的根本改变，手稿几乎成为不可再生的稀有资源，成为亟待加以保护的文献生态。我们时常听到这样的传闻：某某教授的藏书，整车整车地交给了收废品的人，或某某教授的书信成为孔网上的卖品。因此，在这个书写方式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抢救这些承载着记忆和温度的珍贵纸张，便成了一项极其重要的事情。图书馆人清楚认识到，数字智能时代的云计算与古典时代的手稿馆，不是一种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关系。图书馆作为人类文明一项古老而聪明的发明，历劫不死，自有其三生之精魂，自带其不朽之气场。如果说图书馆的使命是文明传承，应该从珍惜一张纸开始。手稿馆，似乎又从云端回到土地，人们在这里相聚而流连，重新去寻找过去的记忆；回到一张纸、一行字、一支笔，回到纸质的时代，好像又成为一个时光的游荡者，一个收集往日岁月的收藏者、穿越者，一个弯下腰来的拾稻穗者——反者道之动，停下奔跑的步子，暂时返回到那样一个纸质书写的时代，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情。

华东师范大学手稿馆之建立

文 ｜ 丁嘉晖

近年来，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把手稿作为一项重要的特藏文献资源着力建设，通过本校名师数据库等项目征集到了众多学人的手稿，其中不仅包含本校上海社科大师、知名教授和杰出校友，又兼顾了校外名师、作家、诗人的珍贵手稿，范围覆盖文、理、工学科，初步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文献资源体系，收藏规模在高校图书馆中名列前茅。由此，国内高校图书馆第一家手稿馆——华东师范大学手稿馆应运而生。关于手稿馆成立的前前后后，认识与方案，特色与影响，成绩与问题，不仅可作为史料加以记录，更可视为“江南文脉”在当代之一种鲜活生动的现象。

“积健为雄——华东师范大学学人手稿文献展”展厅

手稿馆不是一天能建成的，兹先略述及其基础，即有关手稿特藏文献的建设。

著名文艺理论家王元化教授临终前一个月，有人向他建议，也向华东师范大学提议：在普陀校区建立王元化学馆。王先生赞同此事，并于缠绵病榻之际亲自关心过问此事的种种细节，强调学馆不能办成一个纪念名人的馆，更重要的是，继续研究自己生前还不及研究的重要的课题，研究中国学术思想、中外学术史的问题。学校在2008年，建立了王元化研究中心暨学馆。后来由于中文系整体搬迁到闵行校区，王元化学馆转由图书馆管理，作为图书馆的一个机构，专门收藏展示有关王元化先生的重要文献，并开展有关的教学科研及举办讲座。其中收藏书信、日记、笔记等文献近百件。

著名俄罗斯文学专家王智量的藏书、译稿、读书卡片，杰出校友、著名书法家楚默的74幅书画，版画家、美术学院教授张嵩祖的成套版画，由他们亲自赠与图书馆，这些，都成了手稿馆的最初家底。

当然，我们抓住了一个特别的机缘。

2018年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公布了首批“上海社科大师”人选名单，共有68位社会科学界已故著名学者当选，与华东师范大学具有密切关系的有24位先生，这其中有20位是华东师大的教授，他们是：吕思勉、廖世承、张耀翔、孟宪承、萧孝嵘、言心哲、胡焕庸、方重、施蛰存、李平心、王养冲、陈彪如、李春芬、吴泽、刘佛年、冯契、周原冰、陈旭麓、钱谷融、王元化。另外4位分别是长期在大夏大学任教的王蘧常，长期在光华大学任教的王造时，在光华大学兼任过历史系教授的光华毕业生杨宽，以及在华东师大担任过兼职教授的顾廷龙。

我们抓住机会，花了三年时间建设华东师范大学名师库。这个过程中，征集了不少名师的手稿资料，比较突出的有吕思勉的文稿、诗稿、札录900余页，胡焕庸书信、手稿、笔记1200余页，李春芬中英文手稿3300余页，刘佛年手稿5300余页，周原冰手稿、诗稿1400余页，王元化手稿、书信1400余页，陈吉余手稿2800余页，此外搜集到所有名师的照片近5000张。这些资料十分罕见，基本从未公开过，目前都已上传至名师库中，供所有人观看利用。自2021年10月名师库上线以来，上线推文被上海市社科联、《探索与争鸣》杂志转载，点击量总共2万多次，网站累计访问量近10万次，还专门有学者来电致谢。另外像我校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院长杜德斌教授在纪念胡焕庸诞辰120周年纪念会上做的报告明确表明他的研究很多参考资料来源于名师库，其研究发现胡焕庸是中国地缘战略研究的先驱，并首次为“南沙群岛”命名。

胡焕庸《中国人口地理》

第二个机缘是在校庆七十周年时（2021年），我们与中文系合办了一个“华东师范大学作家与批评家文献展”，借此机会，征集到知名作家赵丽宏、格非、宋琳等手稿文献，后转入手稿馆共计150余件，《文汇报》《光明日报》都有报道，有较广泛的社会影响。这两件事，让手稿馆的建立，机缘渐熟。

今天看来，这正是手稿馆的重大机缘。当机会来到眼前时，重要的是要努力抓住，大力促成，不然，坐失良机，是与事者的失职。胡晓明馆长在2021年校庆时及时倡议筹建手稿馆，并手写十来封书信，寄给校内诸位名教授，以获响应。并带领手稿馆筹备组员工，热忱投身于新的工作，从各个渠道，积极征集我校老教授、名师、校友及其他社会名人的手稿等资料。

做好一件事情，仅是一些员工自己的努力是不够的。要充分利用朋友圈，利用信息时代沟通便捷与媒体的社会影响力，发动更多的人、更多的机构投入手稿征集与建设。

除了与中文系合作成功举办作家、批评家文献展之外，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学校不少教师的支持。如美术学院朱杰军老师第一时间在孔网上发现并立即购买到我校原教务长、化学系教授方禹之手稿资料后，转赠我馆。又如古籍所的丁小明教授，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助力者。他本身就是一个优秀的校史研究者、手稿收藏者。他不仅捐赠了10件中文系、历史系与古籍所的名家手稿，而且联手古籍所，与图书馆达成手稿整理的意向书。

很重要的一个事，是要真正使捐赠者愿意捐、热心捐，而这当中其实是受捐方与捐赠方之间的重要结缘。这当中有很多故事值得一记。

譬如，著名伦理学家周原冰、周关东父子资料，最开始家属并无捐赠之意，我们就提出帮忙扫描整理700多张照片以及转录磁带，并亲自为周原冰印章钤印、拓边款，然后把资料全部归还，将电子版、录音转换的内容、印谱送给家属，家属被我们不怕繁琐及细致认真的工作所感动，最后主动提出捐赠，包括相册、录音、书法、读书笔记等。

陈伯海八十多岁高龄，得知我馆收集手稿资料，亲自分类整理，将所捐资料信息都输入电脑，把目录打印出来，并将手稿整整齐齐按照年份排序，封好袋子交给我们。后得知我馆名师库正在建设其父陈科美先生数据库，而且也收集陈科美的手稿，又第一时间分类整理好资料，主动联系我们。

陈伯海读书笔记

在联系历史系英年早逝的谢天佑教授家属时，通过其弟子历史系孙竞昊老师联系到谢先生长子谢贯斗，家属毫无保留全部捐赠，说这些资料放在学校是最好的归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联系孙竞昊教授要出书，孙老师说想先整理出版谢先生的著作，又指导学生做谢天佑史学研究的毕业论文。在整理手稿资料信息时，我们得到了孙老师及其学生的大力帮助，最后分别从家属、孙老师、孙老师学生、广西师大出版社获得了完整的谢天佑手稿文献。

中文系史存直先生的资料，最先得到潘文国老师的捐赠，潘老师又联系了同为史存直弟子的李露蕾老师，又蒙捐赠，并且李老师第一时间为我们联系了史先生之子、现居住在北京的史国宁，史国宁也已八十多岁，夫妇两人相继跌伤骨折，在稍事休整后就开始整理史存直资料，写了多篇回忆文章，发来许多照片。

在这个过程中，收集者与捐赠者之间，精神与精神相融贯，意念与意念相感通。斯文骨肉，听见这些故事，就会想象那些已经离世的手稿作者，是由我们的馆员，为他们点上一炷香、点上一盏灯，引他们顺着图书馆的书香和明灯，找到回家的路。

手稿是有温度的物件，是人性的见证。收集手稿的过程，也应该记录这些温度，见证生命的美好，以之作为馆史的一部分。一个有温度的图书馆，本身就是这个机器复制时代、信息洪流时代、数字时代的图书馆意义的另一面。

寄庐读杜：刘衍文“《唐诗别裁集》杜诗批注”浅谈

文 ｜ 尹伟杰

前不久，“积健为雄——华东师范大学学人手稿文献展”在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揭开帷幕，其中刘衍文先生批注的《唐诗别裁集》足令后生瞻望弥怀。

先生浙江龙游人，号寄庐，早年师从余绍宋，后任上海文史馆馆员、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等职。先生读书好批注，早年书稿，多毁于十年浩劫。现存之批本如《清诗精华录》与《子平萃言》，向为学界珍若拱璧，“密密麻麻，圈点批注，议论风发”。《唐诗别裁录》为乾隆时期诗坛祭酒沈德潜编选，取杜诗“别裁伪体亲风雅”为名，尊李、杜为宗，网罗唐诗佳什，补订小传，是研治唐诗的较佳选本。先生所批之底本为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有朱、墨、蓝三色批注：朱笔主要圈点词句，墨笔和蓝笔或注释典故出处，或补录历代评价，或列举他本异文，或赏析诗心妙语，或纠正前贤之非。《唐诗别裁集》原附沈德潜批注，又经先生汇集诸说，补“沈批”未备；徵引之多，批语之密，洵可谓用功甚夥之书，反映了先生博观约取的治学历程。

刘衍文《唐诗别裁》批注

《唐诗别裁集》收入杜诗五古53首、七古58首、五律63首、七律57首，高居全书首位，故笔者以杜诗部分为例，介绍先生批注《唐诗别裁集》的基本情况。

首先，先生将各家对杜诗的注解、评语过录其上，经笔者统计，前人注本有陈式《杜意》、王嗣奭《杜臆》、李长祥《杜诗编年》、钱谦益《钱注杜诗》、仇兆鳌《杜诗详注》、浦起龙《读杜心解》、杨伦《杜诗镜铨》、范廷谋《杜诗直解》等，前人诗话有《古今诗话》、蔡绦《金玉诗话》、罗大经《鹤林玉露》、方回《瀛奎律髓》、谢榛《四溟诗话》、王夫之《唐诗评选》、顾嗣立《寒庁诗话》、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吴乔《围炉诗话》、叶燮《原诗》、陈沆《诗比兴笺》、黄子云《野鸿诗话》、施补华《岘傭说诗》、方东树《昭昧詹言》、汪师韩《诗学纂闻》，另援引《全唐诗》、曾国藩《十八家诗钞》、何绍基《蝯叟日记》、刘师培《文说》、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冯至《杜甫传》等。据门人回忆，寄庐先生讲学时，“喜欢从各种资料的比较中引出自己的观点”，《唐诗别裁集》的批注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特色，颇有钱锺书所谓“听讼之两造然”的效果。

沈德潜力推杜甫，如“五古”部分批云：“前人论少陵诗者多矣，至严沧浪则云：‘宪章汉魏，而取材于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先辈所谓集大成者也。’孙器之比之周公礼乐，后世莫能拟议，斯为笃论。”当时对杜诗的地位仍有争议，如明人高棅《唐诗品汇》在“诗必盛唐”旗帜的影响下，将李白尊为“正宗”，杜甫仅得“大家”，又如寄庐先生批注引《带经堂诗话》云：

祝允明作《罪知录》，论唐诗人，尊太白为冠，而力斥子美，谓其“以村野为苍古，椎鲁为典雅，粗犷为豪雄，而总评之日“外道”。李则《凤凰台》一篇，亦推绝唱。狂悖至于如此，醉人骂座，令人掩耳不欲闻。宗楠按，《谈龙录》：“阮翁酷不喜少陵，特不欲显攻之。每举杨大年‘村夫子’之目以语客。”观集中所论，其推少陵至矣。如此条指斥京兆，殆无馀地。宫赞（按，指祝允明）云云，或者有为言之尔。

这则材料很有力地揭示了明人尊李贬杜的复古思潮。更有意味的是，推崇“神韵说”的王士禛心中交织着尊杜与贬杜的复杂情感。王士禛编选《唐贤三昧集》极力推重王维、孟浩然一派，却未选录李白、杜甫之诗，暗含贬杜之意，赵执信《谈龙录》对此也大加非议。另一方面，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却反复举隅杜诗之妙，弟子张宗楠甚至辑出《带经堂评杜》一卷，共得八十二条，即先生批注中标“评杜”二字之引文。

锤句炼字是研治古典诗学的重要法门。先生在批本中用朱笔圈点佳句，还在旁边列出异文，可见推敲琢磨的过程。异文多录自《全唐诗》《十八家诗钞》等，先生有时结合自己的理解撰写校语。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群冰从西下”句，先生批云：“‘群冰’《全唐诗》注作‘群水’。按‘群水’指泾、渭诸水。”显然认为“群水”比“群冰”更符合诗意。《行次昭陵》“风云随绝足”句，沈德潜批云：“意绝足，马名也。”先生批云：“寄按：‘绝足’《全唐诗》作‘逸足’，犹云骏足，乃指良马，非马名。”纠正了沈德潜的臆说。又旁注相近句式以示因承。如《望岳》“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旁，抄有崔颢《游天竺寺》：“直上孤顶高，平看众峰小。”《古柏行》“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旁，抄有王维《华岳》：“西岳出浮云，积翠在大清。连天疑黛色，百里遥青冥。”

先生对沈德潜的批语有补正，复有批驳。如《秋兴八首》沈注：“潘岳有《秋兴赋》，言因秋而感兴，重在兴不在秋也。每章中时见秋意。”先生批云：“寄按：严武为剑南节度使，杜甫曾入幕参谋，武卒而甫留滞蜀中，未能还京，故云‘奉使虚随八月槎’也，沈说非是。”相较于沈批着重于《秋兴八首》的寄兴，先生揭示出诗中蕴含着杜甫的生平经历与家国情怀。又如《诸将五首·其二》“稍喜临边王相国”一句，沈德潜认为：“其人只此一事可嘉，故曰稍喜。”先生先引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稍喜之稍字，犹颇也，深也，甚辞，与小或少之本义相反。……此‘稍’字若从本义解，则一种尖刻之口吻，实为贬辞；然诗人之贬辞，义取浑涵，恐无指名王相国之理。王相国即王缙，《解闷》诗云：‘未绝风流相国能。’即指王缙，明明褒之。盖指名褒之则可，指名贬之则不可，义例可以类推。然则此所云稍喜者，亦犹云颇喜或深喜，且与老杜平生忠爱热烈之情怀亦极合也。”先生云：“寄按，就全诗看，‘稍喜’非专指王缙而言，谓国事在在可忧，独此事可喜耳。沈氏云云非是。”先生将诗中“稍喜”所指从王缙转向“国事”，较张相说更符合“老杜平生忠爱热烈之情”，可从。

《哀江头》末句“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寄庐先生批有：

寄按：今人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五章谓唐代宫阙在长安城北，望城北乃回望宫阙，寓其眷恋君国之情。然据杜甫《悲陈陶》：“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望城北”亦可谓望官军之至。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七云：“北人谓向为望”，欲往城南（杜甫家在城南）而反向城北，正写出忧愤交并、惶惑迷惘之情状，似较合诗意。《全唐诗》又作“忘南北”，亦瞀乱不辨南北之意。

《哀江头》末句可引出一段著名的诗学公案，即陈寅恪、钱锺书两种论诗范式的对立。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认为城北乃李唐宫阙所在，“望城北”正寄寓杜甫“眷恋君国之情”。相反，钱锺书《管锥编》据《老学庵笔记》“‘欲往城南忘城北’，言皇惑不记为南北也”，并引《敦煌掇琐》“八十眼暗耳偏聋，出门唤北却来东”一句，认为写出一种“衷曲惶乱”的心状。寄庐先生按语引杜甫《悲陈陶》“都人回面向北啼”内证，认为若从陈寅恪说，则“望城北”未必是望宫阙，亦可“望官军”。故先生最终折衷于钱说，认为不管是“向城北”还是“忘城北”，都描绘了“忧愤交并、惶惑迷惘之情状”，于诗意较为妥帖。

先生读书有既博且细的特点，通过广泛涉猎，分类摘录各处材料，一可熟悉典故、辨析异文，二可掌握古今评语，三可从比较中发现、解决疑义。先生案语，往往较沈德潜批语更为切合诗意，故今人谓先生论诗诚可当一“切”字。若能将先生批注与沈潜批语合璧，重为董理，必能嘉惠学林，成为《唐诗别裁集》的最佳读本。

原标题：《他们的手稿，手写时代的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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