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秀莲（Evelyn Wang）为什么这么忙？

原创 严肃的人口学八卦组 严肃的人口学八卦

作者图编 | 董浩月

本文责编 | 李婷

引言 //

杨紫琼在《瞬息全宇宙》中扮演了一位美国华裔移民王秀莲（Evelyn Wang），妻子、女儿、母亲、老板娘的多重角色让她每天的生活异常忙碌，但是却依然在每一个平行宇宙中为爱而努力战斗。

凭借此角色拿下金球奖影后，杨紫琼在领奖时的发言也再一次让我们感受到女性力量。“At the end of the day, in whatever universe she was at, she was just fighting, fighting for love, for her family.” 这句话引起很多女性的共鸣。

身边真的不乏在各自的工作领域出类拔萃的女性朋友，但是在生活中仍然发现不论是照顾重病的老人，还是看护顽皮摔断胳膊的孩子，忙碌也大多都是她们的身影。因此听到杨紫琼的发言时愈发深有同感，在心疼这些女性朋友之余，也再次感慨老生常谈的性别不平等问题。

许琪在《从公私两个领域看当代中国性别不平等的发展趋势:一个研究述评》一文中对中国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性别不平等及其变迁过程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性别不平等是社会分层和性别研究中的重要议题，讨论这一问题时常用的分析框架便是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分割。

公共领域主要指劳动力市场中的工作、收入等，而私人领域则包括家庭内部的家务劳动分工、家庭权力关系等。在公共领域，女性想要取得与男性同等的工作职位、收入等，往往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而在私人领域的家庭内部，女性通常又是家务劳动尤其是照料工作的主要承担者。更重要的是，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性别不平等并非独立，而是互相作用、互相影响，这种双重的压力无疑让女性的“工作-家庭”平衡变得更加困难。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一 公共领域的性别不平等

公共领域的性别不平等，即劳动力市场的不平等主要体现在劳动参与、职业隔离、职位晋升和工资收入四个方面。

劳动参与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21年世界范围内女性劳动参与率（占15岁及以上女性人口的百分比）为46%，远低于男性的72%。一些研究发现，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女性劳动参与率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保持稳定上升趋势，男女在劳动参与率上的差距呈现逐渐缩小的趋势。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相比于发达国家较高，但在1990年之后经历了明显的下降，城镇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且下降速度明显快于男性。

关于中国90年代之后两性劳动参与率差距增大的一个重要解释是经济的市场化转型及其带来的劳动力市场冲击。计划经济时期女性的就业机会和就业权力由国家政策和意识形态保护，导致女性劳动参与率大大高于企业对女性员工的实际需求。而随着市场化转型，市场逐渐接管劳动力配置权力，效率优先原则取代平均主义意识形态，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劣势”不断凸显。

但是市场转型论却无法解释为何近年来女性受教育程度逐渐增高，甚至超过男性，却仍然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劣势地位，而婚姻、生育等家庭因素则能够对这种劳动参与的性别不平等提供更强的解释力。即女性往往承担繁重的家务负担和照料压力，这无疑会影响到女性投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和精力。而祖辈帮忙照料或正规儿童照料服务的可及能够支持女性的劳动参与也从侧面说明了家庭因素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

职业隔离

职业性别隔离指劳动者因性别不同而被分配到不同职业类别，担任不同性质的工作。不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中国，我们都能观察到女性大多集中在强调女性阴柔、善于照顾等特性的职业，甚至这些职业往往还会被贴上“女性化职业”的标签，比如护士、幼师、家政工等。同时也有一些高收入、社会声望较高的职业往往对女性进入有着较高的门槛，比如医生、工程师等。

中国的非农职业隔离自1982年以来经历了先升后降的过程。改革开放之后，由政治意识形态作用下女性得以进入许多传统上由男性主导的重工业部门的格局发生变化，劳动力分配权力被让渡给市场之后，市场对经济效率的追求加剧了职业性别隔离的程度。但90年代之后，一方面市场改革的深入可能进一步加剧职业性别隔离，但另一方面女性受教育程度的迅速提升和性别平等观念的慢慢转变则有助于消除职业性别隔离，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发展使得女性在某些社会经济地位和职业声望较高的职业中所占比例逐渐增加。

职位晋升

前面提到的因性别属性而倾向于被分配到不同的职业部门的隔离又被称作职业的水平隔离。事实上，两性职业的垂直隔离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在相同职业中男性往往比女性更容易获得晋升或获得管理职位。女性在晋升过程中会面临很多无形且难以突破的障碍，而这种障碍随着职位的提高而越来越强，因此女性往往很难无法获得高层次的管理职位，这便是女性在职位晋升中面临的“玻璃天花板”现象。

女性在人力/社会资本上的劣势等可以一定程度上解释男女在职位晋升上的差距，但在控制了这些因素之后，这种性别差异仍然存在，因此，在职位晋升中存在着明显的性别歧视。劳动力市场制度（如女性退休年龄早于男性）、家庭照料负担、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等是职业晋升中性别歧视的重要影响因素。

在学术研究领域，这种性别歧视也是实实在在存在的。Erin Hengel的一项研究就表明在学术研究中，女性往往面临着更高的学术标准的隐形歧视。2015年，女性研究者发表在“四大”经济学期刊上的论文只占了15%，而其中仅有4%是只有女性作者参与的。

同时她利用2015-2017年Econometrica和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期刊发表的数据，探究了同行评议过程中的性别歧视。研究发现，首先，女性研究者普遍适应了在同行评议之前就以更高的标准来完成写作，女性研究者的论文比男性研究者写的同等论文的可读性要好1%-6%。其次，女性研究者撰写论文的审稿时间比男性研究者平均要长3-6个月。最后，女性研究者正式发表的论文比她们投稿时的初稿质量要好两倍，女性在不断发表论文的过程中写作水平也在不断提升，而男性则没有。

工资收入

劳动力市场的性别不平等另一个重要的表现形式就是两性工资收入的不平等，甚至同工不同酬。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2018-2019年《全球工资报告》显示，世界范围内女性的工资水平比男性低20%，中国的性别工资差异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亦有研究表明1988年以来城镇女性工资占男性工资的百分比从84%下降到2007年的74%。

大量研究发现，两性工资收入的差异并非主要源自于两性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职业技能、非认知能力等劳动力素质对性别收入差距的解释力很弱。而前述讲到的职业性别隔离、职位晋升的不平等劳动力市场结构因素对性别收入差距的解释力大约为20%。

实际上，两性收入差距的真正根源仍然在于家庭内部，一方面传统的性别观念可能导致两性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劳动力素质上的差异化投资，同时也会导致职业性别分割和雇主歧视。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国家再分配权力对女性的保护和对家庭照料的支持，使得女性面临愈发沉重的家庭负担和子女养育压力。这些才是导致性别工资差异，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性别工资差距逐渐扩大的主要原因。

二 私人领域的性别不平等

私人领域的性别不平等则主要体现在代际关系和夫妻关系两个方面。中国代际关系中的性别不平等主要受传统的父系父权制影响，夫妻关系中的性别不平等则主要体现在家务分工和夫妻权利两个方面。

代际关系

传统中国家庭的女儿嫁入公婆家，女儿无法继承家庭财产或延续家族姓氏等制度都会产生广泛的性别不平等，生育时的男孩偏好便是一个明显的体现。而这种男孩偏好也会带来父母对子女教育投资的性别不平等，中国父母长期在教育投资时的儿子优先策略也是导致女性受教育程度长期低于男性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后，生育数量的较少也伴随着一些家庭只有女儿，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教育投资中的性别偏倚，也在客观上促进了男女教育的平等化。

另一方面，在婚居模式上，传统中国家庭普遍选择从夫居。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流动的大幅增加以及家庭观念的转变，中国家庭核心化趋势显现，年轻夫妇从夫居比例不断下降，独立居住的比例不断上升，但同时从妻居的比例也在上升。但是，当女方经济地位较高时从妻居才更可能发生。2010年，中国夫妇从妻居和从夫居之比大约为1:7。这些都说明，当前中国婚居模式上仍然存在着明显的性别不平等。

而在代际交往关系上，传统的父系家庭中儿子需要承担正式的赡养责任。但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女儿养老的现象逐渐增多，尤其是在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等方面，女儿的功能已经超过儿子。虽然生育率的下降、人口流动、女性经济地位的提升等促进女儿养老愈发普遍，但并不意味着在代际关系中性别变得愈发平等。

女儿在向父母提供更多的养老支持，却并未能够从父母那里相应地得到更多支持。例如隔代照料仍然以爷爷奶奶照料孙子女为主，向下的经济支持和财产继承方面也仍然存在明显的儿子偏好。在代际关系中，女性的权利增长速度远不及义务增长速度。

夫妻关系

首先在家务分工方面，虽然丈夫参与家务的比例不断上升，但从家务劳动时间上来看，家务主要由女性承担的状况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明显的改变。根据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1990年女性平均家务劳动时间是男性的1.8倍，2000年和2010年均为2.4倍。

性别观念在家务分工中扮演重要角色，性别观念越现代的夫妇，家务分工越平等。而夫妻相对资源对家务分工的影响则较为复杂，经典的相对资源理论下，相对收入的增加通过提升个体的议价能力从而有助于摆脱繁重的家务负担；但从性别表演理论出发，由于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妻子相对收入过高反而可能威胁妻子的女性角色，因此妻子反而会通过多做家务来维护其女性形象。

更有意思的一点是，父辈的家务支持并不是缩小，反而会加剧家务分工中的性别不平等。其原因在于父辈提供的家务支持往往会在更大程度上减轻男性的家务负担。

从性别化家庭资源或者情感表达的角度来定义家务劳动，也能一定程度上解释家务分工中的不平等现象。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观念影响下的性别角色期待使得一些女性将做家务视为体现自身价值的一种家庭资源，也可能成为维持婚姻稳定及家庭和谐的一种策略。从情感角度，做家务也是夫妻向对方表达爱意的一种重要途径，而家务的情感表达功能在男性中体现得更为明显。

其次，在夫妻权利方面，中国夫妇在家庭决策中以平权为主，但女性在家庭日常事务中更有话语权，而男性则在家庭重大事项上更有权力。从相对资源理论出发，夫妻中拥有更多资源的一方越可能在家庭重大决策中拥有话语权，而男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优势则通过这一机制体现在家庭内部的权力分配上。文化规范论则认为男主女从的观念是使得男性在重大事项中拥有更多决定性权力的原因。不过，随着时间推移，女性在家庭日常事务和重大事项的权力都有所提升。

三 中国公私领域性别不平等的演变

中国公私领域关系及其性别不平等状况在改革开放之后出现了明显的转变。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期，中国的公私关系表现为“家国同构”，即政府的制度安排和政治宣传很好地保证了国家利益与家庭利益的一致性，终极目的都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国家不仅鼓励女性参与社会劳动，赋予女工崇高的政治地位，还肯定其在家务劳动中的贡献，认为其保障家庭中的男性全身心投入生产同样是在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另外，国家还通过在工作单位建设食堂、婴幼儿托育机构等为家庭提供服务支持，减少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因此，在身体上和情感上，这一阶段的女性并未感受到强烈的工作家庭冲突。

不可否认，这一时期特殊的公私关系对性别平等观念以及女性经济独立性和社会地位的提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实际上，这种“公私相嵌”的关系并不意味着公私对等，而更像是“私嵌于公”。同时，女性并未感受到强力的工作家庭冲突也并不意味着性别的平等。

在劳动方面，政府将家务劳动也视为社会劳动的一部分而将广大妇女赋予了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政治身份，但生产劳动仍然被赋予更高的社会价值，女性的家务劳动因其能让家庭中的男性安心参加生产活动才得到国家认可。国家在鼓励女性参加生产工作的同时，刻意保留了家务劳动方面的传统性别分工，这便为改革开放后公私领域性别不平等的加剧埋下了伏笔。

计划经济时期的男工女工很大程度上也是被区别对待的，女工更多的是作为劳动力的“蓄水池”而存在，在国家扩大生产时被鼓励从事生产劳动，而经济萎缩时则又被迫使回家操持家务。改革开放之后，国有企业改制中女工便首当其冲成为“下岗”的主体。

对家务分工方面的性别不平等的默许使得市场部门普遍将女性视为“劣等”劳动力，市场化改革后，在市场主导的强调自由竞争的话语模式下，女性因要更多地兼顾家庭而不得不在和男性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同时，单位制瓦解，国家和家庭的关系逐渐从“同构”走向“分离”，国家不再为女性提供保护，对家务和婴幼儿照料方面的支持也逐渐减少，因此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处境则变得更为严峻。

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性别不平等是客观的事实，而中国的公私领域关系及性别不平等的表现又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和特征。追求两性平权并不意味着一味追求以消除性别差异为目标的绝对平等，而是应当客观看待两性差异以及性别不平等的事实，不以性别为标签地赋予每一个个体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同等的权利，并通过社会服务为家庭发展提供支持，以促进两性和谐共处。

参考文献：

[1]许琪.从公私两个领域看当代中国性别不平等的发展趋势:一个研究述评[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22(06):25-43.

[2]Hengel E. Publishing while female: Are women held to higher standards? Evidence from peer review[J]. The Economic Journal, 2022, 132(648): 2951-2991.

原标题：《王秀莲（Evelyn Wang）为什么这么忙？》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