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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浴室的春秋岁月（中）：浴池中的乐趣及话题

2023-01-13 18:21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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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池中的乐趣及话题

对浴客而言，公共浴室最基本的功能当然是打理个人卫生——洗澡。但就类型来讲，盆汤和池汤之间，后者无疑更受大众欢迎。众人一起“孵混堂”，虽然看上去不那么“卫生”，却更有生趣，这就引出了公共浴室的社会功能。

池汤，利用大池进行集体洗浴的古老沐浴方式。俗称的“混堂”基本就是这类，也是大众浴室主要的设施，又有头池、大池（二池）之分。头池又称“焦池”，水温高达70℃～80℃，不能入浴，上盖防护装置，池内有蒸汽管，下有一孔与大池相通，对大池水起到加热作用。二池即大池，冬天水温要求38℃～42℃，容水10立方米或更多，池壁高1米左右，水深也差不多1米左右，池壁内侧有台阶，方便客人进出，或坐在上面洗泡。池埂宽50厘米，周边有走道，大池上方一般有拱顶，部分还有别致的装饰。

各大公共浴室通常会在每天上午11点左右开业，行话谓之“启盆”，营业一般都持续到午夜时分。宽阔的大汤池一定是整个浴室中最热闹的部分，沪上有闲人士很早就有“上午皮包水、下午水包皮”这样的“白相经”，意为“上午孵混堂，下午泡茶馆”这种惬意的节奏。

而从外来者的视角看，这种现象则有另外一种观感。

20世纪20年代，有位旅居沪上的俄国人顾彼得（Peter Goullart）就曾经由友人带领下踏进上海的一爿公共浴室，他将这段神奇的经历记录在《神秘之光：百年中国道观生活亲历记》一书中（注：英文书名The Monastery Of Jade Mountain，1961年由英国伦敦约翰·默里出版社[John Murray]首版），部分细节很是生动：

We proceeded to a large marble-lined steaming pool where we soaked ourselves in hot water until a bath-boy stretched us on marble slabs，giving us a vigorous rubbing and massage. Returning to our coaches， we had iced beer and small plates of delicious cold duck and chicken while a pedicurist worked on our feet. He twirled little wooden sticks between our toes， a ticklish and exquisitely painful procedure but at the same time quite pleasant. After more violent massage we were left to rest in peace. As the baths were always full， we talked to many and listened to their talks. To the Chinese these baths were not only a hygienic necessity， but also clubs where business was discussed with friends and new acquaintances made， quite in the best Roman tradition……

（我们走进一个铺着大理石的大池子里，把自己浸泡在热水中，这时就会走过来一个小伙子把我们四肢扯平“铺”在一块大理石板上，在我们的身体上使劲一顿揉搓、按摩。这一阵下来我们又可以回到躺椅上休息一会儿，喝上一瓶冰镇啤酒，吃几块美味的冷鸡冷鸭肉。接下去就是扦脚师傅用一根木棍在我们的脚趾间不停地转，这是一个又痒又痛的过程，但同时又很舒适。又是一阵更猛烈的按摩后我们才算彻底“解放”了。泡澡的过程很充实，我们不断地聆听和交谈。对于中国人来讲，泡澡堂不仅仅是一种个人卫生的需求，更是朋友和熟人间的社交模式，这一点十分像古罗马的传统……）

顾彼得的字里行间流露出好奇和愉悦。对许多上海本地人来讲，这样的场景只不过是日复一日的常态而已。与汏浴和保健相伴的是一系列休闲与社交行为。当浴客们赤身裸体同池沐浴时，“坦诚相见”的状态无形之中淡化了彼此的差异，从而更容易拉近浴客之间的距离。公共浴室在更多情况下还是熟人碰头的地方，在旧上海，“请客洗澡”是一种带有丰富社交含义的行为。

正因如此，旧时的浴室、混堂也成为三教九流汇聚之地，其中不乏一些社会头面人物。事实上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号称“上海滩三大池”的日新池、浴德池和卡德池背后，都有闻人和帮派分子的身影。地处八仙桥地区的日新池（位于维尔蒙路，今普安路），老板是号称“粪霸”的马鸿根，且与黄金荣有着密切关联。卡德池（位于卡德路247号，今石门二路）的老板谢葆生也曾是专门从事抢劫鸦片的流氓集团“八股党”成员，并与杜月笙有着密切往来，同时还经营著名的仙乐斯舞厅。

1930年版《上海指南》中关于沪上主要浴室的简介

鱼龙混杂，也导致了浴室经常会出一些“幺蛾子”。小到偷鸡摸狗，大到杀人命案。那个年头常有人谎称在浴堂丢失衣服而进行勒索，也有“鼓上蚤”之流，乘人多手杂时，盗窃高档衣物或财物，所以混堂洗浴丢失衣破财是司空见惯的事体。1923年11月10日，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樑刚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大世界附近的温泉浴室享受完毕，红光满面步出大门，正欲登车，突然窜出几条人影，伴着枪声，徐倒在血泊中，这就是上海滩轰动一时的“混堂口刺杀案”。

1923年7月1日《申报》刊发的温泉浴室开业公告，从中不难看出其高档的设施及周全的服务，可谓百年前沪上的高级洗浴场所

大众浴室的卫生问题，也是各方关注的焦点。“孵混堂”虽说难登大雅之堂，但对于浴客和从业者来讲，其中自有一套内涵丰富的“健身逻辑”。有什么伤风感冒、腰酸背痛，去池汤里泡一泡，“出身汗，可发散风寒，有舒筋活血之功效”。甚至有很多老浴客略带偏执地认为，夜晚的汤池，经过了大半天众人的浸泡，其中“吸足了精华”，能够帮助体虚者补充“元气”。

然而，在知识阶层看来，这些没有科学依据的“功效”却蕴含着公共卫生隐患。一些专业人士从现代细菌病理学的角度将“众人共浴一池”“多人同用一巾”解读为“极具传染风险”的行为。1925年出版的《新上海》第1卷第1期，刊发了一篇题为《有趣的科学谈》的普及文章，其中有一节名为“浴室中的细菌”，援引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实验结果显示：“一立方生刚从井中汲取的水，细菌量为31359个；入浴池中加温度后为1512479个；一人入浴后为5330861个；十人入浴后为124109444个；三十人入浴后为2086612500个，几乎是几何级增长……其中有脓菌、淋病、结核菌等等……”虽然这个实验有一定的片面性，但这些数据足以显示“混堂”中堪忧的卫生状况。

1925年出版的《新上海》第1卷第1期，刊发题为《有趣的科学谈》一文，其中有一节名为“浴室中的细菌”

上海是国内最早树立“城市公共卫生”理念的城市，大众在这方面的意识也是日渐增强。从政府层面来讲，对公共浴室卫生状况的顾虑及舆论的压力下，也有相应的管制措施出台。1930年，上海特别市就颁发《管理公共浴室规则》，共十三条，其后又多次修订。1937年5月，市政府还在闸北青云路建造“市立公共浴室”，意图推广“公共淋浴”这种更卫生的方式，但随着日寇入侵，此计划被迫中止。

1930年《上海特别市政府公报》（第四十一期）发布的卫生局管理公共浴室规则

1937年5月21日《申报》刊发的市立公共浴室开放消息

华界战火纷飞，迫使大批市民涌入租界，人口激增之下，使得原本就问题丛生的公共浴室更趋混乱。1939年，公共租界当局被迫出台《公共浴室章程》加以严管，但他们主要还是更偏重于治安方面的考量。事实上，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沪上各类报刊中质疑甚至抨击公共浴室卫生状况的报道就从未停歇过。如1939年3月28日《申报》刊发的“关于公共浴室”短文中开门见山地攻击——

“洗浴是清洁卫生的第一步，这事尽人皆知，不须说明。可是除掉设备完美的学校，高尚的团体机关，自备浴室外，都会中人还可以向大旅社开有浴室的房间洗浴，其他人们的洗浴问题，只好完全寄托在公共浴室，俗称混堂，这是男人洗浴的专利场所，女人的洗浴只好等待夏神到临，才可以便宜行事。关于跑进公共浴室的浴客的化费繁重，浴巾的通用，大汤的肮脏，这些都是浴室的根本问题……”

乱归乱，杂归杂，对于普通市民来讲，混堂、浴室终究还是身体和心灵的“暖房”。旧时上海的绝大多数住宅区缺乏取暖设备，阴冷潮湿的冬日，能有一池混堂孵一孵，可谓是“小确幸”了。当时曾有人撰文写道:

在天气十分寒冷的时候，就化上十来铜子，跑进浴室的门，就感到一阵暖意，因为里面装有火炉。把衣服脱得精光，迅捷地向浴池内一钻，把整个的身体都沉浸在热水中，好温暖呵！不啻是最好的水汀，是穷人们名副其实的水汀。

为招揽客户，浴室内的理发、擦背、扦脚师傅各司其职，堂倌个个也都是面带笑容、眼尖手快、见貌辨色的服务高手。当你买好竹筹踏进浴堂，木拖板、茶水、热毛巾如变戏法般地闪现在眼前，脱下的衣裤，浴工身手敏捷，整理有序，轻轻一叉，稳稳地勾在高高的衣架上，浴毕奉还时绝不会张冠李戴。

上海发达的洗浴业市场也为许多人提供了就业岗位。《新青年》杂志1920年第7卷第6期（348—349页）刊发过一篇李次山撰写的《上海劳动状况》，其中一段对当时上海的洗浴行业有较为详尽的记述：

上海的浴室有六十多家，最大的就是大马路浴德池，三马路洗清池，二马路华清池，四马路浴春池等。浴室里面用人有四种：（一）茶房（照顾客人茶水），（二）理发匠（替客人剪发），（三）修脚匠（替客人修脚刮脚），（四）擦背司（在浴盆内代客人擦背）……上海这种行业大概有两千多人，浴德池一家就有一百二十人以上，也算一个不小的工作社会了。

《新青年》杂志1920年第7卷第6期刊发《上海劳动状况》，其中有关于浴堂中用工的情况

随着洗浴业在20世纪上海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行业公会组织也应运而生。据《上海饮食服务业志》记载，1919年就已成立“上海市浴室商业同业公会”，但其后会务散乱，鲜有活动。1936年4月12日《申报》头版刊发了一则“上海浴业公会筹备处通告”，其中提到“沪上浴业多至百数十家，惜彼此涣散，向无团结，殊为缺憾……即日成立筹备处地址暂设龙门路信平南里……特登申新两报通告，凡我同业幸祈……”此后，浴业同业公会又数次改（重）组。

1926年4月12日《申报》头版刊发的“上海浴业公会筹备处通告”

抗战胜利后至1947年，上海全市营业性公共浴室有约140家，竞争更趋激烈。加之时局动荡，物价飞涨，许多浴工的生计难以维持，因此工潮时有发生。1947年8月21日，有要求提薪的浴工300余人蜂拥闯入大观园浴室（北京西路西藏中路新闸路口，现已拆除，成为大观园绿地），捣毁物件，并殴伤经理杨少云（浴业同业公会理事长），当场有7名工人被新成区警察局镇压抓捕。至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全市大小浴室约有150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