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战争四百周年︱三十年战争的起因、扩大和结束

2018年5月23日是布拉格“掷出窗外事件”四百周年，这一事件所引发的三十年战争是欧洲近代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英国历史学家彼得·威尔逊在伦敦的格雷沙姆学院做了题为“The 30 Years’ War (1618-48) and the Second Defenestration of Prague”的讲座，对三十年战争的意义、起因、扩大和结束进行了梳理。彼得·威尔逊是牛津大学万灵学院奇切利战争史教授，其2010年出版的专著《Europe’s Tragedy: A New History of the Thirty Years War》被认为是目前英语学界最权威的三十年战争史著作之一。本文翻译自彼得·威尔逊的讲座讲稿。

三十年战争是发生在神圣罗马帝国（近代早期欧洲最大的国家）境内的、一场有关政治和宗教平衡的冲突。它爆发于四百年前，导火线是1618年著名的布拉格“掷出窗外事件”。四百年前，海因里希·马提亚斯·图尔恩率领一帮心怀不满的波西米亚贵族闯进了哈布斯堡王朝官员的会议室，后者代替抱恙在维也纳的皇帝马提亚斯治理波西米亚。愤怒的波西米亚贵族发现他们要找的人大多都不在，便逮住威廉·斯拉瓦塔和雅罗斯拉夫·波里塔·冯·马丁尼兹两位官员。一番短暂的争执后，两人被绑起来扔出窗外，这时好几个在场的人还没有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两人的秘书菲利普·法布雷加斯求饶，不想却引起了起事贵族中强硬派的注意，他随后也被扔了出去。三人虽然受了点伤，但都活了下来，而且法布雷加斯还能跑去向维也纳当局发出警告（他后来被封为“冯·霍亨法尔”，意为“从高处掉下来”）。

这一事件引发了后来的三十年战争，几乎将其他所有欧洲国家都卷了进来，它们不是直接参战，就是间接地向参战方提供支持。西班牙、法国、丹麦、瑞典和特兰西瓦尼亚都至少一度直接介入战争；英国、荷兰、波兰—立陶宛、奥斯曼帝国、教宗国和许多意大利邦国都间接介入了战争，主要是向一个或几个直接参战方提供财政或军事援助。

虽然有些人会将三十年战争与同时期其他欧洲战争并在一起，但它是一场独立的冲突。尽管如此，它还是与其他重要战争有关系，最著名的是西班牙和新生的荷兰共和国之间发生的尼德兰起义，或者叫“八十年战争”，一共分为两个阶段（1568-1609、1621-1648）。三十年战争的后半部分还与一场独立的法西战争相重合，这场战争从1635年一直打到1659年，尽管结束了尼德兰起义和三十年战争的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也试图结束这场战争。这场法西战争反过来又引发了加泰罗尼亚起义（1641-1654）、葡萄牙独立战争（1640-1648）以及那不勒斯起义（1647），这些战争妨碍了西班牙在三十年战争的最后阶段对奥地利进行支持。另外瑞波战争（1624-1629）和瑞丹战争（1643-1645）也影响了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战争进程。同样造成影响的还有法国境内的一系列内战和起义，先是（雨格诺派起义）一直打打停停地持续到17世纪30年代，然后在1648年到1653年又发生了非常不同的“投石党运动”。最后，许多参加三十年战争的士兵也投身了英国内战，包括王军骑兵统帅鲁伯特亲王，他的父亲普法尔茨选侯腓特烈五世是布拉格“掷出窗外事件”后的主角之一。

本次讲座将简要回顾战争的重要性、起因、它为何持续这么长的时间以及它最终如何在威斯特伐利亚和会画上句号的。这样就需要将“掷出窗外事件”放到当时的背景中，传统观点认为该事件引爆了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我们要对这种观点进行重新审视。其实，这一事件是波西米亚境内一些具体因素的高潮。人们先是没能阻止波西米亚爆发起义，后来也没能控制住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的危机，导致一场本该是短暂而局部的战争演变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毁灭性大战。

三十年战争的重要性

三十年战争为何重要，我们今天为什么还在谈论它？首先，它是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历史上最惨烈的冲突。神圣罗马帝国有500万人死亡，人口减少了五分之一（尽管有人估计总体损失还要高得多）。这样说来，三十年战争甚至比世界大战更具破坏性：苏联是二战中人口损失最大的国家（约4000万人死亡），但它的人口总数也大得多（人口损失比例约为12%，比三十年战争低很多）。此外我们还得记住，那是一个前工业化的社会，用机器来替代人力非常困难。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战后恢复得如此之慢：直到1713年才恢复到了1618年的人口水平，那时战争已经结束65年了。

其次，三十年战争因其造成的破坏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成为了一杆标尺。人们常常拿它与后来的战争相比较，结论也往往是后来的战争在破坏性上略逊一筹。再次，三十年战争作为一场创巨痛深的事件铭刻在中欧人民的心中，远远超过后来的灾难。例如两次大战在东线作战的士兵觉得，他们所经历的“几乎”和三十年战争一样糟糕。在1945年后的一次民意调查中，德国人将三十年战争评为本国最重大的灾难，排在纳粹政权和黑死病之前。战争期间的恐怖故事仍然深植于中欧人民心中，我们从今天德文媒体如何谈论这场战争就可见一斑。毫无底线的野蛮战争形象一直保存在民间故事中，并在德语文学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第一部德文小说《痴儿西木传》出版于1668年，作者约翰·雅各布·克里斯托夫·冯·格里梅尔斯豪森成长于战争期间并成为一名士兵。这部作品被18世纪末的诗人和剧作家们重新发现，尤其是弗雷德里希·席勒，他写了一部三十年战争史以及有关帝国将领瓦伦斯坦的戏剧三部曲。席勒的作品问世于18世纪90年代，当时德意志再次面临法国革命政府的入侵；他将三十年战争视为一面镜子，透过它来解释当下的民族创伤。《痴儿西木传》和席勒的《瓦伦斯坦》都被改编成了电影和电视剧。

这一切都让人们更进一步将三十年战争看成一场重大的历史事件。这场战争被认为标志着欧洲历史甚至世界历史的关键变动。很多人认为三十年战争是一整个“宗教战争时代”的高潮，这个时代始于1517年的宗教改革，一直持续到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它也和其他领域的广泛变迁联系起来，著名的有“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经济变迁，以及被冠以“军事革命”的战争方式变革。政治学家等往往认为战争的和平安排标志着现代“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诞生，那是一套由民族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秩序。这些对于三十年战争影响的说法，都在主旨或细节上受到了很多批判。然而这些说法的存在说明，人们普遍地将三十年战争视为一个对欧洲历史、乃至世界历史有着重大意义的事件。

三十年战争的起因

这场战争是为什么打起来的？和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一样，对于这一问题有众多的解释。现在我不能将所有的解释都一一详细列举，所以我打算重点概括一下我所认为的战争起因。但在这之前，我们必须厘清一种误解，即认为三十年战争主要是一场“宗教战争”。这一方面是定义的问题，尤其是后来日益世俗化的社会定义了何为“宗教战争”，并将这一概念强加于历史；另一方面也是现存史料以及对其进行解释的困难所导致的问题。三十年战争常常被视为“宗教战争时代”的巅峰，这个时代源自宗教改革运动。神圣罗马帝国是第一个要面对宗教改革的欧洲国家（路德来自帝国核心地带的萨克森）。宗教改革打破了曾经主导中世纪政治的那种信仰上和法律上的大一统。现在对什么是“真宗教”有了几种针锋相对的观点，这意味着“真理”有了不同的版本。近代早期的欧洲人并没有做好接受这一现实的准备：他们希望只有一种真理，以此作为一切合法性的来源以及法律、道德和政治的基础。现代意义上的宽容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它隐含着承认对立观点可能也有合理之处。对于近代早期的欧洲人而言，宽容只不过是侍奉魔鬼的凭证：如果你宽容了对立的观点，那么你就是容许邪恶的存在，从而会妨碍自己得到救赎。

多数欧洲国家都采取的一种君主式的解决方案。国王决定何为“正确”的基督教，并将其树立为国教。这种做法会引起政治上的动荡，因为不从国教者成了危险颠覆分子；也就是说，如果你的信仰不同于国王的信仰，你就是潜在的叛乱分子。这就是为什么宗教变成了内战的一个因素，例如从1562年到1629年的法国内战，尼德兰起义，还有16、17世纪反复困扰英国的问题，包括内战和1688年的“光荣革命”。

神圣罗马帝国在1555年的奥格斯堡和约中采取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办法，它在法律上承认了路德派和天主教，给予这两个教派的信徒平等的政治权利。决定接受哪一个教派的权力被下放给了帝国境内各邦国的诸侯。因此，神圣罗马帝国对宗教问题的解决办法反映了其作为“混合君主国”的政治特点：皇帝是帝国的元首，但他的部分权力必须和诸侯共同行使。

历史学家传统上将奥格斯堡和约视为一种休战，认为它只不过让一场不可避免的冲突晚一点爆发。然而在1945年之后的当代之前，从1555年到1618年这段时间（63年）是德国近现代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和平（当代的和平也是到2008年才满63年）。帝国境内的相对平静与欧洲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例如，德意志就没有发生1572年“圣巴托洛缪日大屠杀”这样的事件，那起事件中法国的天主教徒杀害了至少1万名雨格诺派新教徒。

更重要的是，在1618年战争爆发时，交战双方并没有完全按教派站队。大多数德意志路德派诸侯保持（或试图保持）中立，或者甚至支持信奉天主教的皇帝。1560年后星期的加尔文派（相当于英格兰的清教徒）确实总体上反对皇帝，但还是有个别人为对方而战。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霍尔察佩尔伯爵彼得·梅兰德，他在1647年到1648年统帅帝国军队，虽然当时加尔文派严格来说是被皇帝所取缔的。同样，新教势力的军队中也有天主教徒，而将“掷出窗外事件”的起事贵族放进布拉格城堡的就是一个天主教徒。在国际层面上也是如此。天主教的西班牙确实支持了皇帝，但却并非始终如一，并且还常常敦促皇帝与其新教敌人达成和平。法国先后支持新教国家丹麦和瑞典介入战争，并最终公开与皇帝交战。更根本的是，我们并没有看到“圣战”的号召。没有哪个政府或教派动员普通民众，去和纯粹的宗教敌人作战。在1620年，波西米亚的起义者甚至宁愿与穆斯林的奥斯曼苏丹谈判以争取后者派正规军助阵，也不愿意武装自己的农民，因为他们自然会要求在社会政策上进行让步作为交换。

简而言之，宗教在战争中的角色非常复杂，当时的人大多各执己见。一些人真的视其为一场宗教战争，因为他们教派和信仰的命运悬于一线。这样的观点主要是出自教士以及那些因故乡被占领而流亡的人。然而宗教主要是在争取团结和援助时锦上添花的：用来让其他国家或势力相信你的事业和他们是一致的，所以他们应该来帮助你。但我们不应该误认为宗教只是被利用来合理化或粉饰世俗的目标。相反，大多数参与或评论战争的人都认为宗教的目标是比较遥远的，而对于如何实现这样的目标则更为务实。

在排除了宗教战争这一传统解释后，我们不得不寻找其他的答案来解释战争的起因。为了找到这样的答案，我们也必须问这样一个问题：战争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爆发（即在1618年，神圣罗马帝国经历了63年的相对和平后）。问题的根源在于神圣罗马帝国是一个混合君主国。正是这一特点让帝国在1555年平息了冲突，也正是这一特点在1618年引发了战争。神圣罗马帝国的基本体制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这个体制中的个人想要调整体制以满足他们的目的。没有人想要进行大的变动，但许多帝国政治精英希望提升他们自己在帝国体制中的地位。诸侯之间分享的权力并不平等。有些身居高位的人觉得他们的家族应该有更大的影响力，尤其是普法尔茨选侯腓特烈五世，以及他的亲戚、来自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对立支系的巴伐利亚统治者马克西米连公爵。另外，许多小诸侯、伯爵和骑士在现行等级制度中处于劣势，他们希望能消除身份差别，获得更平等的政治权利。虽然宗教分歧激化了政治分歧（普法尔茨选侯信奉加尔文派，而马克西米连则是天主教徒），但并没有将帝国分化成壁垒森严的教派阵营。例如马克西米连希望提升自己的地位，但不想便宜了拥有帝位的天主教哈布斯堡家族，而他的做法有时与哈布斯堡家族的政策背道而驰。

这种政治分歧在“帝国教会”或教会邦国的前途问题上暴露无遗，这些邦国加起来占了整个帝国的七分之一。这些领地在1555年被保留给了天主教徒，但为了让路德派能接受奥格斯堡和约，故意用了一种非常模糊的办法。作为教会领地，它们是被主教和大小修道院长所统治，他们有诸侯的身份（在混合君主制中有一席之地），但却不像世俗诸侯那样是世袭的。相反他们是由各自领地内的高级教士选举产生。问题是这些领地传统上被视为一些诸侯和贵族家庭的保留地，他们把帝国教会当作幼子和独身女儿的理想归宿。新教诸侯并不打算因为有了新的信仰就放弃这些地盘。此外，这些教会领地虽然每一个都很小，但却数量众多，新教徒（有理由）担心如果这些领地在天主教徒手里，后者就能在帝国机构中永远保持多数地位，在投票的时候压倒新教徒。

哈布斯堡家族的羸弱是导致这一局势不稳的另一因素。虽然诸侯们加在一块在帝国境内影响力可观，但他们在重大事务上没有最终决定权，这仍旧是属于皇帝的。自从1438年以来，大诸侯们（选侯）总是选举哈布斯堡家族的成员为皇帝。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地最大，其地理位置也导致他们在保卫帝国安全、对抗奥斯曼帝国长期威胁中承担了首要的责任。可惜哈布斯堡的领地被分成了西班牙和奥地利两个支系，西班牙支系继续保有富庶的海外殖民地，而奥地利支系则一穷二白。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需要资金来巩固匈牙利的边防，被迫与那些把持着其世袭领地地方议会的贵族们谈判。到16世纪70年代，这些贵族中有很多人改信了新教，这让哈布斯堡家族不得不在宗教和政治上做出让步，以换取税收（征自贵族的农民）来维持边防。1608年到1611年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对谁来继承优柔寡断的鲁道夫二世发生了一场争端，做出了更大的让步。相互争夺的大公竞相给出更大的让步（包括著名的“庄严敕令”），以换取贵族的支持。所以，皇帝总是抽不出身，不能（也不想）解决帝国德意志地区的教会邦国争端。

然而，滑向战争的道路并非不可避免，哈布斯堡王朝官员被扔出窗外后，帝国也没有立刻打成一团。波西米亚的危机并非因为哈布斯堡家族的软弱，而是因为哈布斯堡家族的实力相对复兴了，这与斐迪南大公有关，他在1617年被指定为奥地利领地的继承人。斐迪南将天主教作为政治忠诚的试金石，想以此强化家族在其领地上的权力。新教徒并没有被立刻革去官职，但现在朝廷和军队中新任命的人都是天主教徒。波西米亚的新教贵族领袖觉得受到了威胁，其中更为激进的人策划了“掷出窗外事件”这场政变。他们知道自己只是少数——他们想迫使温和的大多数下定决心，反抗哈布斯堡王朝重新天主教化的政策。

为什么战争打了三十年？

“掷出窗外事件”的起事者和哈布斯堡王朝都不想打旷日持久的战争，双方本来都希望只要秀一秀肌肉、放一放狠话，就足以结束这场危机。所以我们就有了一个问题，帝国的问题为什么要花上三十年才能解决？为了理解这一问题，我们必须考察一下当事人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对于斐迪南及其继任者斐迪南三世而言，这并不是一场战争，这是一场叛乱。他们的敌人是叛乱分子，自动被打入另册，成为“恶名昭彰的乱党”。这就让哈布斯堡王朝可以任意剥夺他们的财产。17世纪20年代，哈布斯堡王朝几乎连续不断地打了一连串胜仗，使之成为了可能。在1620年11月波西米亚贵族兵败白山战役后，发生了1945年共产党政权上台前欧洲最大规模的私人财产转移，从叛乱分子那里没收的土地被分给或贱卖给仍旧忠于哈布斯堡王朝的贵族。哈布斯堡家族重新控制了他们自己的领地，并通过那些从财产重新分配中获利的贵族家庭进行统治，缔造了一个持续到1918年的政治同盟。在1620年之后，随着腓特烈五世（他愚蠢地接受了起义者奉上的波西米亚王冠，草草地当了一把“冬天国王”）的失败，这种政策被搬到了帝国其他地区。他的领地和头衔都给了镇压起义有功的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连。

这种政策留下了一大批心怀不满的流亡者：失去领地的波西米亚、奥地利和德意志贵族，还有普法尔茨选侯及其支持者。虽然他们中有人默默地屈从，希望能换取赦免并至少恢复部分财产，但大多数人觉得自己已经走投无路，只能继续斗争。他们为那些想要介入帝国事务的外部势力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他们不仅帮助组建了干涉所需的军力，还提供了借口，让外部势力可以堂而皇之地在帝国境内执行自己的政策，宣称他们不是来征服领土，而是来让帝国体制恢复“合理”平衡的。

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战争会扩大化。西班牙支援奥地利，因为它希望哈布斯堡家族亲戚能平定神圣罗马帝国，这样他们就能反过来帮助西班牙对付荷兰。荷兰人对此心知肚明，并因此资助任何可以延长帝国战事的人，以牵制住奥地利。法国害怕西班牙，所以在一开始有所犹豫后就模仿了荷兰的政策，援助哈布斯堡家族的敌人，包括对丹麦进行资助。丹麦在德意志的教会领地有利益，它担心哈布斯堡王朝会夺取这些领地，便在1625年介入战争。丹麦在1629年战败，这让它在波罗的海的对手瑞典有了可乘之机，瑞典从越来越鸡肋的对波战争中抽身出来，转向神圣罗马帝国，希望能更轻松地扩张并维持其波罗的海帝国。瑞典在1634年一度兵败崩溃，最终让法国不得不在次年直接参战，以阻止皇帝取得全面胜利。

法国和瑞典从来没有相互信任过，但却最终在17世纪40年代初形成了一个有效的政治军事同盟。一系列实际因素阻止了任何一方取得决定性胜利，包括经年累月的战争破坏及其对资源获取的消极影响。但军事行动和外交斡旋（尤其是1644年在威斯特伐利亚城镇明斯特和奥纳斯布吕克开始的和会）很难协调起来，这使得和平姗姗来迟。政治领袖和外交官一再要求军队再打一场胜仗，好增加他们的谈判筹码，以达成一份体面的和约。最终，法瑞同盟成功地迫使许多诸侯抛弃皇帝并宣布中立，战争的天平越来越向他们倾斜。随着支持者和资源不断耗尽，皇帝斐迪南三世巧妙地提出恰到好处的让步，让法国和瑞典相信，他们如果现在收手可以得到更多利益，而一旦战局对他们不利，则有错失优厚条件的风险。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这一动态平衡让很多人觉得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新教徒的胜利”。这种观点形成于19世纪，当时很多有关三十年战争的历史著作都是新教徒历史学家写的。

当然，和约的条款对新教徒有利。加尔文派被承认为正式的教派，但它作为一场宗教运动到这时已成强弩之末，在1648年之后没有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取得新的发展。加尔文派获得正式承认可以说是路德派的失败，因为大部分改信加尔文派的人原来是路德派。天主教在1648年之后的巴洛克时代经历了信仰上和政治上的复兴，随后的一个世纪里有50名诸侯改信天主教。瑞典获得了大片德意志领土，以“补偿”其支持那些反对皇帝对帝国体制解释的人的努力。法国也得到了阿尔萨斯的部分地区，并（这在当时看来更为重要）迫使奥地利承诺不会在仍在进行的法西战争（一直打到1659年）中支持西班牙。

然而，巴伐利亚保住了大部分战利品，一跃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一大势力，而普法尔茨只恢复了一半的领地。重要的是，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维持了17世纪20年代强加在其领地上的安排，战败流亡者的财产没有得到恢复。这一王朝变得更为强大，让奥地利走上了成为列强的道路——这在1683年从奥斯曼帝国手中收复匈牙利后成为了现实。同样，人们习惯上认为神圣罗马帝国在1648年之后就名存实亡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把和约同主权原则联系在一起。其实，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并没有让诸侯成为独立的主权者，而且在一些重要方面还缩减了他们的权力：从那以后，诸侯再也不能决定其臣民应该信仰帝国三大正式教派中的哪一个了。复杂的体制调整伴随着哈布斯堡家族影响力的复苏，让神圣罗马帝国一直良好地运作到了18世纪。

普罗大众对这些长期的变化基本上没有察觉。相反，他们对战争的观感受到了官方的影响，认为这场大灾难是罪孽深重的德意志人自作自受。政府和教会当局说避免这种浩劫重演的唯一办法就是当一个虔诚的顺民。这样，三十年战争导致了诸侯权力的扩大，并深刻影响了人们对这场惨烈冲突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