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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洛亚:从甘蔗种植园里的黑奴音乐到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2018年5月24日,上海外国语大学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上海联合发布了《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经验与启示(四卷)》。该书分为欧洲与美洲卷(上)、欧洲与美洲卷(下)、西亚与北非卷、亚洲其他地区与大洋洲卷。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校长冯庆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等专家学者出席了此次发布会。
“马洛亚”诞生于黑人奴隶劳作的甘蔗种植园,是典型的多种文化混合进程中的产物,融合了东非文化(莫桑比克、坦桑尼亚、科摩罗群岛等)、马达加斯加岛文化(以沿海居民为代表)、印度泰米尔纳德邦文化及法国音乐(华尔兹、滑稽小调、四组舞曲)等多种元素。这一多种文化的混合进程类似于“克里奥尔语”的形成,其造就了一种“克里奥尔式”的音乐风格,创造背景多为大种植园的后院和留尼汪岛上贫民的生活。
马洛亚与留尼汪岛的克里奥尔式生活中的许多重要活动息息相关,如家庭聚会、丧葬、祭祖、政治集会等,每一种活动均有特定类型的马洛亚演奏、歌唱和舞蹈形式。留尼汪籍的历史学家普罗斯佩尔·埃夫(Prosper Eve)认为:“马洛亚将一种神圣而隐秘的仪式以世俗的形式表现出来,即奴隶们通过近乎秘密的方式重建的被称为‘卡巴雷’(le kabaré)的祭祖仪式。对于这些被从故土劫掠而来,并与社会完全隔绝的人们(指种植园中的奴隶)来说,这种仪式能够确保他们与故土保持某种联系,并与祖先之灵相通,从而受其庇护。”由此,奴隶们把对于自身文化渊源的记忆隐藏起来,其不为公众所知,却依靠祭祖的形式代代相传,直至今日仍没有被遗忘。然而,马洛亚与奴隶制度的建立及1848年的废除奴隶制度之间是否存在关联,依然无从知晓。没有任何文献可以提供佐证。无论是私人还是官方的档案资料,尤其是后者,对于同奴隶制度相关的问题均讳莫如深。可以说当时的行政当局和统治阶层根本无视奴隶的存在,尽管18~19世纪后者在留尼汪总人口中的比例为60%~80%。既然无法找到奴隶人数的确切统计数据,那么就可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留尼汪岛是否真正实行过奴隶制度?由此,一段历史空白摆在人们面前,即于贝尔·热尔博(Hubert Gerbeau)所说的“一段沉默的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最早一批描绘马洛亚表演的画册在1848年废除奴隶制后才出现:画册中那些刚获得自由的“法国公民”往往以漫画形象出现:躯体扭曲,面目狰狞,仿佛鬼附身一般丑陋。而“马洛亚”这一名称在19世纪这些素描和版画中从未出现,画家通常用以下标题命名他们的作品:“1848年12月20日政府广场前的黑人舞蹈”“黑人舞蹈:海边‘塞卡’”“‘塞卡’:周日圣德尼海边的黑人舞蹈”“卡菲尔人舞蹈”“‘博布尔’演奏者”“‘博布尔’伴奏下的黑人舞蹈”“用非洲红木制成的‘博布尔’伴奏的黑人舞蹈”等。画面中的黑人舞者往往仅以后背示人,并且处在与画家有一段距离的暗影中,似乎画家无法近距离用画笔描绘舞蹈的人群,或者说担心和这些成群的黑人靠得太近会有危险。1848年后,留尼汪警方的部分报告记载着一些“为制止黑人喧闹”而没收其乐器(以敲击用的鼓为主)或因黑人酗酒(某种用蔗糖酿制的低劣烧酒)骚乱而将其逮捕的案例。
事实上,17世纪时的游记或航海日志中就对留尼汪岛的黑人音乐有过描述,当时殖民者刚开始向这座岛屿进行移民。1832年,从法国移居留尼汪岛东部圣-苏珊娜区的让-巴蒂斯特·雷努瓦亚布勒·德·莱斯库布勒(Jean-Baptiste Renoyable de Lescouble)在他的私人日记中记载有“马洛亚歌段”。1930年前后,留尼汪民俗学者乔治·富尔卡德(Georges Fourcade)在他所创作的一部名为“陋屋故事”的戏剧中首次在公开场合提到“马洛亚”这个词。他在这部戏剧中详尽介绍了使用“卡扬博”(le kayamb)、“博布尔”、“丹巴”(le timba) 等本土乐器为某种源自莫桑比克的马洛亚歌舞伴奏的具体方式。上述黑人音乐形式多样,变化不断,随着时代的变迁而相互融合和补充,逐步形成当代马洛亚音乐艺术的基础。
马洛亚蕴含着世俗与宗教两种意义,通常以小调合唱,整体旋律分成两个声部,演唱时逐渐分离,分别成为乐曲的主音。传统形式中的马洛亚歌曲往往由独唱者与合唱班交替演唱,为之伴奏的是整套的鼓、木琴及“博布尔”等手摇乐器。根据演奏场合需要,还可以附加琴弓或新近引入的其他打击乐器,包括“让贝”(le djembé) 、“卡美雷”(le kamélé) 、“贡加”(le conga)。若是演奏电子音乐的马洛亚,则需要配备诸如吉他、电子合成器、贝斯、架子鼓等现代乐器。同时,马洛亚的唱词通常由克里奥尔语写成,偶尔也会使用克里奥尔化的马达加斯加方言。
奴隶制和殖民时代的马洛亚音乐始终处于“边缘化”的境地,而在留尼汪岛正式成为海外省的前夕,依然备受贬斥,长期以来被视为某种原始的、吵闹的“下流小调”,演奏者或歌唱者的形象被扭曲,其被丑化成奉行巫术的信徒、猥琐放荡的游民或者醉鬼。1946年,法国政府正式在留尼汪岛设立海外省,成为该地区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标志性事件。然而,留尼汪共产党宣扬留尼汪自治,而非成为法国政府的海外省。借助留尼汪共产党组织的集会或庆祝活动,出现了第一批在公共场所公开表演的马洛亚艺术家,如费尔曼·维里(Firmin Viry)。当年的留尼汪社会对于该岛的奴隶制历史持几乎全盘否认的态度,从未有人公开唤起对奴隶制往昔的记忆。上述的集会或庆祝活动经常会引发参加者与当局治安人员的肢体冲突,相关人员遭到处罚,甚至有些人还面临牢狱之灾,1963年维里就因此被捕入狱。官方的广播电视机构严禁播出任何马洛亚节目,这种情况直至1981年才得以改变,一批独立的私人电台获得批准,促进了马洛亚音乐的普及和流行。
当代的马洛亚艺术的发展方向具有层次性:一方面,坚持不断更新、变化(甚至重构)的传统;另一方面,努力探寻向世界推广的路径。如今从事这种音乐活动的艺术家在“马洛亚先辈大师”所取得的成就基础上探索新的发展道路,从而使“这种艺术和文化实践活动能够与时代的发展相契合”,又不与马洛亚的传统割裂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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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马洛亚
20世纪80年代,马洛亚音乐重新焕发生机,如今已受到整个大区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马洛亚表演者人数可观,有利于这一艺术门类不断实现风格的创新。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马洛亚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此后,留尼汪大区当代艺术中心的调查显示,留尼汪最负盛名的马洛亚团体和艺术家不仅在本地区定期举办演出活动,而且在印度洋区域的许多国家、法国本土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巡回演出。2011~2012年,“兰迪戈”组合成功进行了遍及日本、美国、巴西等地的国际巡演,之后又前往希腊演出。
现今,留尼汪岛有以让-吕克·罗贝尔(Jean-Luc Robert)为代表的多位以制作马洛亚表演“专属”乐器为生的知名工匠,他们的产品主要被提供给留尼汪岛的马洛亚表演者,同时远销法国本土、加拿大的魁北克省以及其他地区,深受当地留尼汪族群的青睐。每逢12月20日,这些乐器制造匠人会被邀请到小学、初中、高中、某些户外场地或直接来到媒体放映室中,演示制造乐器的过程,用他们精湛的技艺促进马洛亚艺术的传承。传统的马洛亚乐器以甘蔗茎为基本原料,但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原材料日渐短缺。面对这一困境,部分乐器制造工匠进行试验和创新,尝试用现代工业的复合材料和塑料作为替代品,所制造的新型乐器不仅更加耐用,而且音质毫不逊色。他们摒弃以往用明火炙烤的方法,转而采用现代技术来平展鼓皮,效果显著。
综上所述,可以说马洛亚不仅在文化领域,而且在经济生活方面,都在留尼汪岛占据重要的地位。与此同时,马洛亚艺术的传承同样面临一些困境。
近三十多年以来,留尼汪岛所经历的社会与文化变迁(如种植园产业的衰败、中产阶级的出现等)导致这一音乐艺术赖以生存的历史根基愈发脆弱,精神价值也日渐消退。一方面,那些“马洛亚世家”中辉煌一时的巨星们几乎全部离世;另一方面,无论是公办还是私立学校,极少为马洛亚音乐开设专门的课程。同时,马洛亚本身以家庭传承为主,通常是长者在家中亲自歌唱或舞蹈,后辈观看学习,通过“耳濡目染”来使年青一代掌握技艺。因而,即使少数正规教育机构设置了这类课程,由于缺少“家庭氛围”,教学实践也困难重重。留尼汪大区音乐学院留尼汪本土音乐系的负责人特别指出一个极为不正常的现象:与马洛亚音乐教学举步维艰的境况相比,西非、非洲-加勒比(如古巴)和印度打击乐的教育遭遇的困难就少得多,原因在于后者已有几十年的教学历程,课程设置完备,师资队伍成熟,教学方法规范,而就马洛亚的教育而言,“一切都需要尝试、思索和创新”。
留尼汪岛的年青一代与“世界音乐”接触频繁,将“异质”音乐元素融入马洛亚的方式有时过于极端,他们所推崇的马洛亚音乐带有诸如蓝调、摇滚、现代民谣、爵士、瑞格舞、“波普”、电声甚至非洲现代打击乐(如架子鼓)等多种不同元素。上述新增的元素受到年轻人的追捧,而这一人群本身就有容易接受外来新鲜事物的特质。但费尔曼·维里等传统马洛亚音乐的代表人物对此十分反感,他们坚持使用传统工艺制作的乐器演唱和伴奏,同时拒绝给予上述带有不同风格的音乐形式以 “马洛亚”的称号。出于抵制这种对“异质”音乐的向往热潮,部分从事宗教祭祖和通灵仪式的传统艺术家发起“探寻与回归马洛亚本源”的号召,以对如今的马洛亚音乐进行“重新马达加斯加化”,认为这才是真正具有留尼汪和克里奥尔文化特质的艺术,具体行动包括用萨卡拉瓦语、安坦德罗语和贝齐寮语演唱,同时引入马达加斯加岛特有的手风琴和口琴伴奏。
从上述视角审视马洛亚艺术来看,如今最大的问题在于其最为古老和传统的表现形式面临“失传”的风险。当今社会,任何拥有悠久历史,并与特定地理环境相关联的艺术和文化形式都会存在这种风险,马洛亚也不例外。而从相对的角度来看,这恰好就是当代马洛亚艺术的显著特征:传统的遗失与现代的创新并存,换句话说就是变革。不同的族群和他们各自的“从业者”会根据不同的审美观和意识形态需要出发,或多或少有意识地选择传统或“新型”的艺术表现形式。
马洛亚是留尼汪岛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极具代表性的范例,从各地移民迁居该岛开始就已存在,历经奴隶制度和殖民制度的考验,最终成为全体留尼汪人共同的文化表现形式。无论他们的祖先来自东非、印度洋诸岛,还是中国、印度(如印度南部的达罗毗荼)、伊斯兰地区或法国,留尼汪人携手开创了以共存、共生为理念的文明。作为抵御“文化同化”的关键要素,马洛亚开辟了一个独特的艺术和语言创造空间,各种知识、技艺和实践活动在这一社会文化空间中相互交融和促进:乐器制造、舞台表演、祭祖仪式、歌舞、文学创作及克里奥尔语的丰富和发展。众多教育培训机构致力于把这些知识和技艺传承下去。
同时,马洛亚艺术尽管分为宗教与世俗两大应用领域,但二者之间相互尊重、相互借鉴,一些新的表现形式由此产生,使得马洛亚本身具有很强的艺术创造力。留尼汪著名的女舞蹈家和舞蹈设计家弗洛朗丝·布瓦耶(Florence Boyer)长期为Artmayage协会和艺术公司工作,创作出大批当代马洛亚舞蹈作品,这些作品在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舞蹈节被表演时大受观众欢迎。她的创作本身就与其所从事的有关马洛亚传统舞蹈的人类学研究息息相关。
简而言之,“申遗”并成功入选对于马洛亚艺术的保护和传承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这种作用是全方位的,并且直接与留尼汪岛社会文化的定位息息相关,可以说从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确立了留尼汪文化独特的地位。
多年以来,留尼汪海外大区(即海外省)政府和其他机构都在各自领域以各种方式,积极推动马洛亚“申遗”。
首先,一批大学科研人员在历史学、人类学、语言学、文学、音乐学(如民族音乐学)等多个领域开展对马洛亚的研究,大区政府对于以留尼汪岛移民历史和社会文化变迁为主题的学术讲座和研讨会予以财政支持。
其次,1987年,法国政府正式在留尼汪岛设立大区国立音乐学院(le Conservatoire National de Région),马洛亚艺术在建校伊始就被引入正式课程序列。2008年,该校设立留尼汪岛本土音乐系,教授的课程包括马洛亚传统乐器制作和歌舞表现形式,授课地点遍布全岛各处。参加这一“非常规”的课程学习的学生有60多人,而大区音乐学院中的所有学生在整个大学期间,也必须接受一个学年的留尼汪传统音乐教育,以便熟悉马洛亚艺术。对于在留尼汪大区音乐学院本土音乐系学习的专业学生来说,学习的重点在于通过实践方式掌握马洛亚乐器制作、歌唱和舞蹈等多个方面的知识和技能。整个教学体系依赖具有正式国家文凭的留尼汪籍教师,他们还在专门的乐器制作学校中接受过培训,同时也会聘请有名望的“卡巴雷”表演者对学生的实践活动加以指导,从而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有助于马洛亚艺术的传承。
再次,留尼汪大区政府在财政预算中拨专款,支持从事和传承马洛亚艺术的协会开展各种活动。如每年12月初,米亚罗协会在留尼汪岛西南部高地上一座过去逃亡奴隶(les Marrons)的汇聚地组织的带有祭奠祖先的文化和宗教仪式得到大区政府有力的财政支持。这一协会致力于非洲和马达加斯加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扬。
最后,大区政府积极鼓励各种形式的艺术创作,帮助留尼汪艺术家将马洛亚文化推向世界各地,具体举措包括资助各类研究工作,发行唱片、画册和其他视听产品,同时,为艺术家购买或更新乐器提供补贴。
2009年马洛亚“申遗”成功后,据不完全统计,留尼汪大区政府在2010年至2012年,总共投入约148万欧元,用来支持50多个马洛亚团体和大批艺术家。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法国政府和留尼汪大区共同创建留尼汪大区当代艺术中心(PRMA),将其作为从全局角度发展和构建以马洛亚为代表的留尼汪音乐的文化机构。中心委托一批民族音乐学家在印度洋西南部的岛屿上搜集各类资料、文献和文物,以证明传统艺术(以马洛亚为主)的生命力。除此以外,中心自创办之日起,就对遗失或在商业领域被遗忘的作品进行整理、修复和重建,将它们呈现在公众面前。这些作品并不都是经典,但对于研究留尼汪音乐的历史具有重要的价值。在此背景下,以保护和传承留尼汪音乐遗产为己任的唱片公司Takamba应运而生,其出品的唱片集的主要社会功能就是为留尼汪保存一部“声音”。
与此同时,一大批已成名的留尼汪岛艺术家不仅在法国本土“开辟”舞台,而且逐渐得到国际音乐界的关注和承认。2012年和2013年是马洛亚实现“国际化”的里程碑年份,多个马洛亚团体在澳大利亚、南非、中国、日本、美国、印度、印度洋诸岛及多个欧洲国家(德国、英国、波兰、意大利等)巡回演出,其中“兰迪戈”组合在2012年希腊萨洛尼卡举行的“世界音乐博览会”的成功“亮相”,让马洛亚艺术的风韵展现在全世界的音乐专业人士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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