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文本与前沿问题：中山大学“马哲国际前沿讲坛”系列回顾

2022年11月2日至2023年1月4日，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以下简称“马哲所”）、哲学系、广东哲学学会邀请8位来自英国、德国、加拿大、美国等国家的国际学者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国际前沿讲坛”系列讲座。主讲人均为哲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学术领域中知名的国际学者。每场讲座平均吸引200位听众在线参与互动，反响热烈，广受好评。系列讲座还获得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广东省马克思主义学会、广东伦理学学会的支持。

第一讲由国际知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主讲，题为“马克思论国家消亡”（Marx on the Abolition of the State）。麦克莱伦教授从四个方面阐释了马克思的国家消亡说。第一，马克思所说的“国家”是他的社会概念。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提出了直接与“社会化的人的本质”相适应的统治形式；马克思在后来的著作中更加强调国家在社会中的功能而非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鸿沟。第二，马克思就无产阶级革命之后的政治转型所使用的各种术语的内涵。第三，目前由国家行使的职能有哪些（如果有的话）会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继续存在。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者的无政府状态意味着，在消灭阶级之后，国家的统治职能转变为单纯的管理职能。第四，马克思关于多线（multi-linear）经济发展和生态问题的观点与他的国家消亡说如何互动。

马天俊教授在评论中指出，麦克莱伦的报告阐明了马克思笔下的“dictatorship”与古罗马政治的特定关联，这对于准确把握马克思思想和反思马克思主义史具有重要意义。报告指明马克思赞赏巴黎公社以“武装的人民”取代“常备军”的创举，这一点可能对设想国家之“废除”或“消亡”具有特殊意义。也许可以说，人民的自立和强大是国家消亡的条件和表征。恩格斯1887年以瑞士为实例也有过类似论述。在这方面，法家和秦制可以是一个有特殊意味的对照。

第二讲由国际知名“马克思学”专家马塞洛·穆斯托（Marcello Musto）主讲，题为“马克思对战争和劳工运动的历史重建”（The Brutality of War and the Response of Labour Movement: A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穆斯托教授回顾并分析了从马克思的时代开始，左翼理论家们在战争问题上采取的立场及其分歧。穆斯托的总立场是无产阶级要反对一切性质的战争。穆斯托首先介绍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对战争本质的分析，指出战争从根本上看是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相互竞争的结果，无产阶级应该在民族国家内部展开针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不是参与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接着，穆斯托分析了从第二国际到当代的左翼代表性人物在战争问题上的立场，其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苏联的诞生与解体是重要的节点，分歧的焦点在于无产阶级是否应该坚持反对战争。

张米兰助理教授围绕着战争和一般意义上的暴力手段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评议。张米兰首先针对罗莎·卢森堡的观点提问，无产阶级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展开反对战争的“战争”？张米兰更进一步提问，左翼在战争和一般的暴力行动之间所采取的态度是否存在张力，而我们应该如何应对？穆斯托肯定张米兰看到的张力，但他重申无产阶级的反战立场是宝贵的理论资源和更加清醒的立场。

第三讲由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肖恩·塞耶斯（Sean Sayers）主讲，主题为“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Marx's critique of Hegel's dialectic）。塞耶斯围绕着“马克思如何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如何从其‘神秘的外壳’中提取其‘合理内核’”两大问题论述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继承与批判。塞耶斯首先指出，必须颠倒地阅读黑格尔《逻辑学》的开篇，将其视作是对定在概念的分析。以此阅读方法，塞耶斯系统挖掘了《逻辑学》开篇中辩证法最为重要和基本的原理思想。在此基础上，塞耶斯强调辩证法的矛盾概念不能因为纯形式逻辑而被排除，具体事物本质上是矛盾的、可变的，是与其他事物有关系的。

龙霞副教授和李逸超博士后先后进行评议。龙霞首先指出塞耶斯观点与卢卡奇的“辩证总体观”和伯特尔·奥尔曼“内在关系”哲学的相似性，并进一步提问：（1）将黑格尔辩证法内核视作康德式的“调节性原则”，是否会走向思想与存在的二元论？（2）塞耶斯批评黑格尔从空洞抽象的存在中发展出定在是“胡思乱想”，这是否过于苛刻？塞耶斯肯定龙霞看到了他与卢卡奇和奥尔曼理论的联系，并指出了自己的不同之处。他还强调马克思有一种不仅适用于社会历史总体，也适用于物质性总体的总体观。塞耶斯承认自己的批评或许过于严苛，但他坚持要从具体到抽象来理解事物。李逸超博士后主要为黑格尔从纯粹“存在—虚无”规定中逻辑地分析演进到“变易”规定的论证进行澄清和辩护，指出“存在”的抽象性并非空洞，而是开端的“直接性”作为有待充实和发展的极端贫乏。李逸超还认为，塞耶斯将“定在”和“一个确定且具体的事物”、费尔巴哈的“实际的东西”以及马克思的“现实的事物”联结起来，有待更深入的考察。塞耶斯接受李逸超的辩护和质疑，但他强调哲学不应该完全以逻辑的方式来证明，而应该有其他更有用的方式加以证明。

第四讲由德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米夏埃尔·海因里希（Michael Heinrich）教授主讲，题为“作为政治争议话题的马克思传记：21世纪马克思传记的唯物主义进路”（Marx's Biographies as a Politically Contested Field：Framework for a Materialist Approach to Marx's Biographies in 21st Century）。海因里希教授批评马克思传记里受政治立场的不良影响的历史化解释，提出唯物主义的历史化解释及其六大特征，以此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传记的基础。他指出，在苏联解体之前，马克思主义的支持者与批评者的立场相对清晰；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英美学界的传记倾向于对马克思及其作品进行前述第一种历史化解释，不过其优点在于，乔纳森·斯珀伯和加雷思·斯特曼·琼斯首次广泛使用了自1975年起陆续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提高了传记的科学性。海因里希认为传记的唯物主义的历史化解释包括如下基本特征：要基于事实展开阐述，应把马克思所处的19世纪作为过渡时期进行考察，不能将马克思的生平与著作割裂开来等。

王莅副教授和凌菲霞副研究员先后进行评议。王莅首先指出写作思想传记是当代重新理解马克思的一种重要方式，并就“西方和东方视角在理解马克思思想时有何差异”“马克思晚年时期的思想图景如何重构”等问题与海因里希进行了交流。凌菲霞指出，科尔纽的马克思恩格斯合传开启了关于马克思生平的学术化研究，而曾在德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担任历史学家和档案员的尼古拉耶夫斯基在传记中犯了一些事实性错误。海因里希回应道，科尔纽的传记在斯大林主义的影响下存在简单化倾向，尼古拉耶夫斯基的传记尽管有事实性的错误，但仍有重要历史地位。

第五讲由国际知名的黑格尔和马克思实践哲学研究专家米夏埃尔·宽特（Michael Quante）教授主讲，题为“卡尔·马克思的历史哲学”（Die Geschichtsphilosophie von Karl Marx）。宽特教授认为，历史哲学的解释贯穿马克思的理论工作，不仅表现在他的早期著作中，也体现在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中。宽特首先介绍了1843-1845年青年黑格尔派的论战语境，指出黑格尔历史哲学对马克思影响深远，它奠定了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的历史哲学发展逻辑。宽特在第二部分探讨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的历史哲学，认为要规避逻辑—历史等同和以单一经验科学代替哲学理论建构的两种解读方式，要看到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转化使用以及其历史哲学构想中始终存在的哲学人类学基础。

陈浩副教授和龙霞副教授先后进行评议。陈浩在概括报告主要内容的基础上，分别就主客观异化的关系和马克思历史哲学与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关系进行提问。宽特回应认为，主客观异化都是异化总体的部分，必须同时扬弃两者。马克思和黑格尔历史哲学的重要差异在于，马克思以哲学人类学代替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龙霞肯定宽特鲜明的历史哲学视角和宏阔的思想史视野，指出澄清马克思历史哲学，必须处理其与康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关系，并进一步指出关键问题在于，马克思如何在反对黑格尔历史目的论的同时改造其辩证法根基？宽特进一步补充了黑格尔和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区分，指出马克思的历史概念是始终变化的，是面向未来而尚待展开实现的。

第六讲由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哲学、人类学和电影研究院院长詹姆斯·哈里斯（James Harris）教授主讲，题为“两种人民的理论：霍布斯vs.卢梭”（Two theories of the people: Hobbes vs. Rousseau）。哈里斯教授开宗明义地指出，讲座的核心问题是，究竟什么把大众（multitude）团结在一起，使他们可以被称为人民（the people）？为什么说人民有一个单一的意志并且可以进行集体行动？由此展开了霍布斯和卢梭对问题的两种回答。哈里斯认为，霍布斯的解决方式奠基于代表的概念，卢梭的解决方案的关键则在于人民的意志；前者反对国王和人民分立的“政治二元论”，后者则以“政治二元论”为基础。哈里斯通过比较得出结论，卢梭和霍布斯在“什么是最好的政府形式”这个古老问题上共享了一种中立性。结合当代政治，他揭示了一种卢梭式的民粹主义，并认为在霍布斯的人民理论中，多重性和异质性被接受为生活的基本事实，或许更切近民主。

汪炜副教授首先指出哈里斯通过比较霍布斯和卢梭的人民理论重思了民主的本质和价值，接着探讨了卢梭的立法者难题。汪炜认为，卢梭关切的真正问题不在于是否存在集体意志主体（真实抑或虚构），而在于哪些条件使众人意志的“一般化”成为可能，“公民可能变回人”的问题并不构成卢梭的“恐惧”。汪炜特别指出，特殊意志的一般化是政治体始终面对的课题，“公民”不是一种被给予的身份/同一性，更是由其精神、感受和行动方式所造就的文化存在。哈里斯肯定汪炜提醒他去思考公共理性的重要性，但他坚持卢梭对立法者形象的引入存在循环论证，预设了人民的存在。

第七讲由布里斯托大学管理学院高级讲师、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委员会研究员哈利·皮茨（Harry Pitts）主讲，题目为“创造性劳动的测量与管理——创造性产业中的价值斗争与计费工时”（Measuring and managing creative labour：Value struggles and billable hours in the creative industries）。皮茨基于对英国和荷兰的10家平面、品牌和战略设计机构雇员的33次采访对非物质劳动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传统的管理和测量形式在创造性产业中持续生效，借助工时系统，这些机构在工作场所内外将劳动时间与价值联系起来。计费工时如同泰勒主义工厂中测量的“综合计时”，通过遵循由货币需求确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虚构计时规范来对劳动起中介作用。当代测量和估值机制所产生的各种显而易见的经济客观性，成为工人对其工作报酬和工作条件进行证明与谈判的基础。

陈奕山副教授和李光玉讲师对讲座内容进行了评议。陈奕山提出，决定工人组织和安排劳动时间的是利润而非工人自发产生的“直接社会化”，但只要生产资料分配的不平等作为前提存在，计量劳动就不成问题，因为资本所有者不愿对劳动时间投入的边际产出进行客观的估算。李光玉指出计费工时具有三层含义，即计费工时可以组织和管理创造性劳动、具有社会化的中介性质、提供创造性劳动的测量标准。皮茨在回应中指出，只要企业确保劳动遵循普遍的社会必要性标准，把社会必要标准运用到生产领域，测量就继续可行。

第八讲由美国西北大学传媒学院教授罗伯特·哈里曼（Robert Hariman）主讲，题为“何谓人类世的明智？”（Prudence in the Anthropocene）。哈里曼教授指出，通过调整明智这一独特政治判断模式可以应对人类世的生存危机。明智是对偶然事态进行推理以选择最佳行动方案的模式。它使规范性、计算性和表演性技巧协同动作，反映的是政治行动的多元性、偶然性和实践性状况。然而，明智的惯常用法无法解决大规模和紧迫性问题。人类世对政治判断提出迄今为止尚未遇到的挑战，哈里曼教授认为，这可以通过更新明智的古典概念来应对。明智的充分形式就在于把诸明智思维所能提供的资源和实践综合起来。因此，对明智的调整包括评估诸知识形式——活跃在公共话语中的政治、技术、伦理和艺术思维——的限度和资源，以及重申富足，改变繁荣的标准，并把美视为交流和共同体的一种资源。

马天俊教授评议道，以亚里士多德为主要典范的古典实践智慧，大致是城邦公民参与和处理城邦事务的技艺或德性，它预设了特定的身份及其专属政治事务。在普遍参与的、巨大规模的现代实践中，古典实践智慧需要调整和拓展。人类世的实践往往是反实践智慧的，它或者迷信教条性的理论，或者迷信无教养的增长，因此往往是灾难性的。在这个意义上，重申和发展古典实践智慧是人类思维的一个当务之急。刘宇教授就明智与政治体制的关系进行提问，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区分了正常与变态两类政体，哈里曼教授关于明智的构建似乎是以现代共和政体或民主政体为前提，问题是明智如何在变态政体中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