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郑张尚芳先生︱打通民族语和汉语音韵学的“任督二脉”

2018年5月19日，郑张尚芳先生不幸离世。在此之前入院期间，我们还抱着希望，期盼天气转暖，老先生又能回到我们身边与大家一起愉快地讨论汉语音韵学的话题。如今想来，更加痛彻心扉。尤其是身在病榻的郑张先生还在请学生们联系西夏语的专家，并将其最后关于西夏语的研究成果全部交给弟子和再传弟子们，真是可敬可叹。

此时回想起来，郑张尚芳先生传奇的人生经历和学术成就，千头万绪、异彩纷呈，竟不知从何说起。悲痛的心情下，一心要纪念老先生，却又无从下笔。想来只好从先生与我可怜的知识储备交集最多、我印象最深刻的方面略微追述，权当是表达对先生的景仰与纪念。

独辟蹊径

2017年5月，我们在北京参加了一次学术交流活动。其间郑张尚芳先生到现场发表演讲，精神矍铄，兴致勃勃。在先生的演讲稿中，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先生专门引用浪速语的资料，以之研究上古汉语拟音。浪速语是一种缅语支下的语言，主要分布在缅甸北部和我国云南边境地区，使用人口较少，在中国境内仅景颇族同胞数千人使用。即使在专门研究藏缅语的学界内，浪速语的“出镜率”也不高，没想到郑张先生竟然大胆地引用相关资料，参与上古汉语拟音研究。诚然，在专业藏缅语数据库中抓取浪速语的材料并不困难，然而将它运用到汉语音韵学的研究中来，却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正如我们可以在专业信息库里查到某种药品的说明，但是否能够或者敢于用它来开药方，则是另一个层次的专业水平问题。

中国自古以来的小学传统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汉语音韵学研究成果和研究资料。以古代，特别是清儒的大量成果为基础，赵元任、罗常培、王力等大家把汉语音韵学的研究推上新台阶。在此层面上如何拓展汉语音韵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是当时十分迫切的问题。大量的学者作出了各式各样的努力和探索。而郑张尚芳先生却把眼光放在了民族语比较研究上。

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西方的语言学者已经提出了汉藏语系假说。在中国，这一理论长期主要应用于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中。在研究很多少数民族语言时，中国的学者已经将有关语种的词汇大量与汉语词汇比较，但反过来将民族语的材料运用于汉语音韵学的研究，在当时却不多且不受重视。然而，既然依据同源词比较能够建立汉藏语系假说，不论该假说是否理论完备，至少说明汉语与有关语种在词汇上的亲密关系。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民族语的材料当然可以作为汉语音韵学研究的重要资料。郑张先生以此为切入点，开启了汉语音韵学研究的新时代。

说来好似很简单，将民族语的材料与汉语音韵学的研究对接起来即可。然而，这是一个艰辛的“打通任督二脉”的过程。由于自然语言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会有各式各样的变化路径，并且还附带有各种偶发的现象与不规则的情形。即使在今天，我们使用大数据机器算法来比对，仍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在当时的条件下，需要人工比对寻找规律。郑张先生从零开始，对民族语的资料进行学习、整理、研究、思考，终于提出了一系列的重要论述。

举例而言，汉字“虎”，据中古韵书记载为“呼古切”，即晓母模韵一等开口上声字，中古读音大致是xo~huo一类的读音（标音为国际音标，下同）。中古读音上，各家看法大致雷同。向上推到上古汉语读音时，各家看法则有很大差异，特别是声母上。按郑张系的理论，晓母的一个来源即是带介音-l-的塞音，“虎”则拟为qʰlaːʔ。与此相对应，於菟二字在郑张系统中根据各自的发音演变则分别拟为qaː和tʰaːs。由此看来，楚人谓虎为“於菟”，两词之间是合音与分音的方言关系。

然而，到这里为止，完全是汉语文献自身内部交叉分析推导而出。如此突破中古以来汉语语音特点的拟音也颇受质疑。这时，非汉语的材料起到了支撑作用。虎一词在孟-高棉语中的典型说法包括：缅甸孟语（Mon）klaˀ、柬埔寨高棉语（Khmer）kʰlaː、越南巴拿尔语（Bahnar）klaː、印度卡西语（Khasi）kʰla。这样看来，汉语内部通过自身历史材料分析拟构的一条上古语音，在孟-高棉语中有明显的亲属关系。这种跨越广袤的地理空间和悠长的历史时间的对应关系，很难用巧合来解释。这实际上就把这条相关汉语上古音的拟构，稳稳地定下了大致坐标，后续的工作则是进一步细化和完善。

类似的例子还很多。这样的突破性工作，拓展了汉语音韵学的研究视野，提升了其研究维度，从而使汉语音韵学这一门历史上较为封闭性的学科通汇于更广阔的世界语言海洋。不论郑张系的研究在具体某个字上的拟音是否完善和准确，其方法论上的变革与升华，给我们打开了新的大门。

此外，先生还特别注重文字学的研究成果。近年来，文字学研究硕果累累。不仅有新文献新文物，更有新成果新共识。郑张先生特别把这些成果运用到汉语音韵学的研究中去，指导和验证音韵学研究，同样拓展出了新天地。虽然自来文字学和音韵学不分家，但是在郑张系的研究中，文字学成果对音韵学的推进作用显然被全方位激活了。

运用这些新方法、新技术，郑张先生不光是胆大，更多是心细。对学术的深刻理解和对研究的反复思考，才能促成这些新的研究途径。

白狼王歌

《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记载，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年至75年），益州刺史梁国朱辅对四川盆地以西的各民族采取了和平争取的政策，“白狼王唐菆等慕化归义作诗三章”。这便是《白狼王歌》，也简称《白狼歌》。这首诗汉语歌辞共四十四句一百七十六字，用汉字记音的“白狼语”也是四十四句一百七十六字。

相当长的时期以来，学者都试图探究白狼语的语言系属，总的来说均在藏缅语的范围内。丁文江先生于1920年代即提出白狼语近彝语说，1930年代王静如先生提出近纳西语说，1940年代马长寿先生提出嘉绒语说，1940年代方国瑜先生提出纳西语说，1960年代陈宗祥先生提出普米语说，1980年代F. W. Thomas提出羌语说。以上各种假说均有不同的学者表示支持，以彝语及彝语支说的支持者最多。1982年马学良先生、戴庆厦先生在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白狼语应是一种缅彝语，与彝语、缅语均非常接近。

白狼语的研究实际有两个难点，一方面要根据汉字记音寻找到目标民族语恰当的对应词汇，二是要清楚当时（东汉时期）有关汉字的读音。之前的研究均集中在前一点上，自马、戴两位先生开始才大面积引入上古汉语拟音，从而使得研究有了质的飞跃。郑张先生仔细分析了之前的研究成果，向缅甸语大家汪大年先生咨询，终于写就《上古缅歌——〈白狼歌〉的全文解读》一文。这篇文章引用缅甸文拼写的资料并与郑张系的汉语上古拟音比较，较好地解读了《白狼歌》。

这篇文章不仅仅是较大程度解决了白狼歌的历史、民族问题。更重要的是，这是继解读《越人歌》之后，郑张先生再一次将其上古拟音体系用于实践。事实证明，不论郑张系的上古汉语拟音还有多少需要完善和改进的方面，其大方向和大格局上的正确性是经得起历史文献和不同语种之间的交叉检验的。

值得深思的是，缅彝语内部是关系比较紧密的，彝语和缅甸语的关系十分亲密，即使是支持白狼歌彝语说、彝语支说，鉴于彝文不是拼音文字不能很好反应历史读音，也应当考虑使用缅文拼写予以比对分析。之前的学者要么没想到这个问题，要么想到了但是走得不深。这并不是前人思辨能力上的问题，而是白狼歌研究需要缅彝语和汉语音韵学方面的双料专家，这是一个比较苛刻的条件。郑张先生并不是缅彝语方面的专家，但是他借力于汪大年先生和缅语数据库，结合自身的汉语音韵学专长，把此项研究推向了新境界。选择缅文拼写作为研究对象，这需要的是眼界；敢于在专家指导下使用民族语数据库，这需要的是胆识。一篇看似波澜不惊的学术论文，却是先生个人学术性格的彰显。

不仅如此，在使用缅文拼写资料的过程中，郑张先生更是体现了惊人的思维能力和学术归纳能力。首先，缅文拼写与汉字对音的工作不是简单的找到一个差不多近音的字即可，而是要能够有体系性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要有规律。郑张先生的字词对应中不仅有单个对字，更有声母、韵母对应规律分析。只有形成体系、有规律，我们才能放心地认为形成了理论。

其次，缅文拼写记录的是一种自然语言，因此必然会包含缅语本身的偶发性音变，剔除这些偶发因素，才能使研究更成熟、更完善。郑张先生在这一点上也令人印象深刻。缅文拼写“石”作kjok < klok，但对应词汇在缅彝语中的情况为：凉山彝语 lu̠˧；丽江纳西语 lv˧ pa˧；豪白哈尼语 lu˧ mɔ˧；载瓦语 lŭˀ˨˩ kok˨˩；怒苏怒语 lu̠˥˧。在其他藏缅语中的对应词还包括：西夏语 卢；扎坝语 lu˥˧；纳木义语 lo˥ qua˧；独龙语 luŋ˥；博嘎尔珞巴语 ɯ lɯŋ。这说明缅文拼写的k-，很可能是缅语中因前缀或原有合成词等原因偶发增生的部分。郑张先生在白狼歌对音中，直接用klok对应了“禄”（扶路侧禄-缘崖磻石），其中固然有意义相对的因素，然而，这一对应在全诗对音的过程中，与其他数个对音一起体现为“只取垫音”（即此处只取l不取k或kl）的规则。这恰恰说明，在此项对音工作中，单从对音和语义关联找出的规律，与民族语内部本身的同源规则是相吻合的。特别是这篇白狼歌的文章发表于1993年，在当时堪称先锋式的研究。其中的学术功底、学术见地以及学术方法，确实令人钦佩。

《上古缅歌——〈白狼歌〉的全文解读》片段

回响延绵

郑张先生既不是首倡民族语比对的汉语音韵学学者，也不是同时代唯一一位从事这项工作的学者。但是，他对民族语材料的重视程度要超过之前与他同期的所有汉语音韵学学者。他的这项开创性的工作，不仅推动汉语音韵学研究发生了巨大变革，也对世界语言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郑张先生所提倡的民族语材料不仅包含传统汉藏语系下的语种，还包括了诸如孟-高棉语下的语种、南岛语下的诸语种等，这实际上触及了语言联盟（Sprachbund），特别是“东亚-东南亚语言联盟”（Mainland Southeast Asia linguistic area）的概念。语言联盟的概念虽然在二十世纪早期就已经由西方学者提出，但是中国学界对此研究并不充分，尤其在汉语音韵学界。郑张先生重视民族语材料的工作，等于在汉语音韵学界对“东亚-东南亚语言联盟”的概念进行了开创性和前瞻性的应用。这也改变了我们对汉语音韵及汉语本身的看法，甚至还修正了我们对上古时期东亚及东南亚历史的看法。

郑张先生对《越人歌》《白狼歌》的解读，对若干古地名、古名词的溯源，使得汉语音韵学这门曾经是故纸堆里文人清谈的学问变得鲜活生动起来，成其位列打开中国历史的众多金钥匙之一。他同时还使得汉语音韵学的成果能够反哺少数民族语言和境外诸语的研究，推动了整体学术的发展。

时至今日，对郑张先生开创的汉语音韵学郑张-潘（悟云）体系，批评指摘之声仍不绝于耳。作为一项学术研究，郑张先生的成果必然需要后人不断地拓展和修正。但是，不论我们接受或反对郑张-潘体系，郑张先生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都促使我们站在新的角度、采用新的材料，来反思汉语音韵学研究。这种新的思维和新的视角，更是先生对学界的重大贡献。相信新一代的学者会在此基础上达成更多的成就。

得知先生西去的消息后，我眼前常浮现起多年前的一幕。那时，我们一帮同侪仍多是少年，意气风发，在一次网友聚餐宴会上高谈阔论。席间不知道谁拿出一本红色封皮的先生著作《上古音系》，岂料大家纷纷打开书包或打开电脑，人手一本实体书或电子书的《上古音系》。这本印数仅两千册的书籍，竟然在我们一帮年轻音韵学爱好者的手中成为人手一本的“红宝书”！我们这群年轻人也因此结缘，直至成为挚友。在那之后，我们当中有人成为郑张-潘体系门下弟子，有人成为音韵学业余研究者，有人成为音韵学科普作者，也有人日常生活远离音韵学却时刻关注郑张-潘体系的发展。回想起来，那时人手一本《上古音系》时，郑张尚芳先生的学术精神已如同耀眼的火焰一般，点燃我们每一个人，成为我们这一生的财富。每念及此，怎能不让人对先生的离去感到心痛不已，怎能不让我们泪眼朦胧！

郑张先生既是大家，又是亲切的长辈。当人们要他表演温州话吟诵时，当学术水平不高的人向他抛出蹩脚的问题时，当年轻人找他要签名时，他从没有表现出厌烦之情，而是尽其所能地配合。我们总以为，那位慈祥的老师，那位精神矍铄的老者会一直在某个地方，等着我们去求学，甚至是去叨扰。然而他真的离开了，离开了他热爱的汉语音韵学事业，离开了他热爱的学生们，离开了他手中浩如烟海的语言学资料，只留下了传奇一生的故事和深深植根于我们心间的学术精神。

郑张尚芳先生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