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万里｜回忆与徐文堪先生共同编纂《汉语大词典》的岁月

昨晚是近年来失眠最严重的一次，到凌晨三点多犹未入睡，这当然是因为与文堪哲嗣研信通了电话，得知相交四十多年、相处十七年的文堪先生于昨天下午走了。但我尽量抑制情绪，不去多想，勉强睡了两个小时。六点醒来，脑海里竟相浮现出我和文堪一起在汉语大词典编纂处那些岁月琐事的片断。

徐文堪先生

1980年底我应聘《汉大》编辑，虽有幸在四百多人中颖脱而出，却仍几经周折才被录取，时间已在1981年的3月份。当我去陕西南路25弄8号报到，率先碰到的是文堪怀孕在身的夫人刘泽淮，由泽淮再得知文堪先生时任《汉语大词典》卢湾区编写组副组长，组长是钱剑夫老先生。卢湾区编写组借向明中学一教室作为办公室，离编纂处不远。编纂处是《汉语大词典》的总部，加之泽淮有孕在身，所以文堪经常来我们这里查书。我是和他熟识后才知道他就是徐森老公子的。80年代初《汉大》有两位名公子，一位自然是文堪先生，另一位是小校经阁主人后裔刘笃龄先生。刘先在上图208参考阅览室与我相识，他言必谈老庄，于小学亦略有研究。笃龄兄清癯瘦长，生活虽清贫，而头势清爽，中山装风纪扣必紧扣不松，眉宇间透出一股桀骜不驯气势，颇有夫子所谓狂狷之气。而文堪给人的印象却是温文尔雅，和蔼亲切，每事必先称谢。两公子个性鲜明，为人处世各有特色。

1984年，编纂处搬到上海影城旁边的新华路200号，这时《汉大》已进入第一卷出版阶段，编写组任务大致结束。卢湾区编写组因之拆散，钱剑夫年老在家看些稿子，专心去做自己的《后汉书校注》。文堪先生则划归到编纂处任二编室主任，和我们一起上下班。起先我们同在三楼东头一间大办公室，文堪因为腿脚不便，所以总是赶在通勤高峰前出门，早早就到办公室。下班时他也不急着走，捱到晚高峰稍过才回。而我一般要到晚上十一点多才骑车回家，后来又申请到所谓的宿舍——其实是主体建筑旁违章搭建的“风雨楼”，和炊事员合住，为节约时间，不再回家，这样我们在休息时或下班后有很多时间可以叙聊。记得陆锡兴借到一本马衡的《汉石经集存》来复印。80年代复印很贵，我只能复印其中文字部分，没有复印图版。《集存》由徐森玉题签，那是因为马、徐两老当年曾一起去洛阳收集熹平残石，于是我们相与谈论森老和马叔平的一些轶事。我在上图抄读过叶笑雪的《谢灵运诗选》，他说叶是他父亲的老部下，划成右派后，生活很不如意。我在南京西路江宁路交界处的上海旧书店淘到一册森老发表在《文物》上的《蜀石经和北宋二体石经》抽印本——近年我编著《二十世纪七朝石经专论》已予收录，上面有森老题赠签名，签赠给谁现已记不得。我买来后，送给文堪，并问，为啥不给老先生出一本文集。他说：“家父写得很少。”“那以他对古籍保护和抗战时迁运国家文物的贡献，也应该有一个年谱”，我说。“那位选谢灵运诗的叶笑雪早就着手在编，他搜集了很多资料，只是后来生活艰难，没有下文”，他无奈地回答（2015年中华出版了叶笑雪的《徐森玉年谱手稿》）。之后我以八折买到初版道林纸本的《殷墟卜辞综述》，他与我讲述了陈梦家当年来他家里，与森老交往的一些细节。我曾以一元钱买了本破旧的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他就讲了些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片断轶事。由此我对黄文弼有了印象，之后便淘到了《吐鲁番考古记》和《塔里木盆地考古记》，还因此写了篇关于《诗经》残卷的小文。

文堪与我闲聊的无数话题中，有一个是我终身不忘的，那就是他对吐火罗语的兴趣与立志。他说他刚跨入大学，就发现这个问题值得重视，但在国内几乎是空白，立志要关注、追踪国外这方面的研究。这一关注、一追踪就是二十多年，就是一辈子！早在80年代中期，韩康信研究新疆出土古尸头骨，发现其中有中-长颅和低面的原始高加索人成分，引起文堪对吐火罗语和运用吐火罗语的高加索人之间有无关系的思考，这个新见得到季羡林、张广达和黄盛璋等前辈，以及余太山、芮传明、荣新江等同辈的关注，于是就催生出文堪《从一件婆罗谜字帛书谈我国古代的印欧语和印欧人》一文，此文刊在《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从此业内都知道有徐文堪其人。其对相关资料、信息收集之迅速与网罗无遗，让前辈同辈、圈内圈外人都叹为观止。之后便传出：季老要想调他去北大的消息。他最终没有去。我曾很私密地问过他，他沉吟半晌，只说了一句：从各方面考虑。以我当时从其生活细节着想，研信还小，泽淮的工作安排，举家迁徙的复杂等，都是实际问题。但几十年后我再回想，自然还有更深的缘由。他不去，虽也是一个很智慧很周全的考虑。但留在上海，留在编纂处，却也遭受了很多常人所不知的挫折。

依照文堪的学历资历和学术水平，以他曾任卢湾区编写组副组长和《汉大》编委，对《汉大》的贡献，在1987年前后第一批评编审应该没有问题。那时他也申报了，据他在《深切缅怀季羡林先生》中说，季老当年就为他写过推荐，但第一批显然没有他。之后他几乎每年都申报，每年不是名落孙山，而是“无疾而终”，即没有回复你是投票不过、水平不够还是什么原因。1993年，他和傅杰兄、文忠兄一起帮助元化老编《学术集林》，王先生给他写过两次推荐，还曾发过“徐文堪不评评谁”的不平之声！以季先生在国际、国内的影响，以王先生在上海宣传部、出版局的能量，竟然都无济于事！直到1994年，编纂处那位领导评上了编审，1995年文堪再申报，终于在年底评上了。

我最初对文堪的职称评审没有很关心，后来每年到职称评审时，总感觉其有些沉默甚至焦虑，有时独坐出神。这时候一般不宜多问，但偶尔在下班后人少时提及这类话题，他也是露出茫然而无奈的神情，因为确实不知道评不上的原因是什么。后来我从“没有下文”的纳闷结果中，参悟出他参评那么多年，其中有几次是真正按正常程序“报上去”的，即是否确实将季、王两老的推荐文字附在申报表后递交给出版局，拿到评审会上去传阅投票，实在是个难解之谜。时过境迁，虽然查无实据，却也事出有因：编纂处是小单位，正高名额极其有限，若年龄相仿的人占据了“高位”，同龄人只能顶着副编审等退休。文堪是个谦抑君子，他绝不会和任何人说起这事——这点我坚信无疑，只会默默忍受、承受。职称对一个读书人来说，本该是一个实至名归的标签，是客观的——尽管标签与实际才能仍是两码事。但社会上、团体中的职称，非客观因素太多太多。文堪的职称延迟了七八年，高级职称系列中又多了一位领导，社会上质疑、抨击职称评定中的乱象也增多了一个实例。我重提此事，不是要追责那位去世很久，并已受到行政处罚的领导，而是一直在想，如果文堪先生在90年代初期就评上职称，他是不是会考虑去北大，或者去其他大学？如果执教大学，放下了繁重的《汉大》编辑工作，以他的才识加勤勉，在中亚语言学、人种学特别是吐火罗语领域肯定会有更多的著译成果，这对我国中西交通史上的人类人种学和语言学贡献肯定更大。但回首烟云，又似乎都已前定。

傅杰兄和文堪先后帮助王先生编辑《学术集林》，我得以在《集林》上刊出马一浮著作的整理稿和自己的几篇文章，受到王先生的眷顾。所以我评职称时，想请王先生推荐，自己不便去说而商量于文堪，请他去打探王先生意思。不意老人欣然同意，因文堪对我了解，由他起草，王先生点定签字。后来先生生病，我和文堪去探望过两次，一次去瑞金医院，一次去衡山宾馆顶楼。我问文堪买些什么合适，他说王先生喜欢吃猕猴桃，就买猕猴桃吧。记忆中也没买多少，但临别时，王先生要送我一盒西洋参。我当然坚不肯收，文堪在旁说：“你不收，王先生会生气的。”长者赐不可辞，我怀着忐忑而惶恐的心情收下，这是平生“投”长辈以猕猴桃，而“报”之以西洋参的最尴尬一事。

我与文堪主要的学术兴趣有一定距离，而向学求真之心却同。他为儿子取名“研信”，我曾和他开玩笑说：“你这是研而求其信吧？”他会心一笑而不答。后来我为音南（表字）取名“思徵”，亦寓“包宇寰于一心，无事不思；求事理于万物，有徵方信”之意，适可谓“名异而实同”。所以每天在一起，声气相求，总会朱墨相染。他关心中亚的人种与语言，我曾一度有意探索上古音，也醉心于人种、人类学、人口迁徙和姓氏问题。他说杨希枚对人类学和姓氏学都有研究，我竟在旧书店买到杨希枚签名送给刘咸的《安阳殷墟头骨研究》一书，延展也收集了很多如吳金鼎、韩康信、潘其风的人种学论文著作。关注杨氏，自然会买他的《先秦文化史论集》。我曾想利用姓氏音读的稳定性探索古方音痕迹，读了杨希枚有关姓氏研究的文章，却催生了我几篇关于姓氏起源的文章。我对杨先生姓氏学观点从惊叹信从，到怀疑犹豫，再到否定反对，直至导致我将要出版的《中国古代姓氏与避讳起源》一书中部分观点的形成，这都导源于文堪与我最初有关人类学、人种学的交流，可惜现已无法再与他讨论是非了。文堪关注人类学与基因研究，与杜若甫有联系，所以当杜若甫、袁义达的《中国姓氏大辞典》出版，就率先告诉我。《辞典》有关于人口姓氏统计的数据，但所收姓氏只有一万多个。这就是后来我在辞书社听到徐铁生说收了二三万的姓氏，即刻兴趣盎然，要帮他出版的动力。

我俩有过一次小小的合作，那是美国宾大梅维恒教授参观新疆文物考古所保存完好的古尸后，在新疆文物考古所所长王炳华的支持下，想展开基因研究。当时计划好像很大，我也与王所长等会过一面，与闻一些事宜。要研究新疆古尸DNA基因，要证明新疆古尸的种族，得有汉文历史文献的证据。文堪以为我对文献较熟悉，要与我合作。先由我以二十四史《外国传》《四夷传》、《十六国春秋》和《十通》为主线，旁及《世说新语》《高僧传》《续高僧传》相关典籍，还有个别诗文集等文献中，搜寻记载深目高鼻的人种资料。这其实是大海捞针的工作，没有索引，全靠目耕，我却乐此不疲，搜了一大圈，所得只有几十条，其中还有不少重复。汇总后，由文堪予以排列，加上解释按语，著成《从汉文古籍看古代西域（新疆）的人种问题》一文，附于王炳华主编的《新疆古尸——古代新疆居民及其文化》一书中（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后又收录在文堪的《吐火罗人起源研究》（昆仑出版社2005年）一书。前者他还将我列为合作者，后者则在前言中说此文“是与虞万里兄合写的”。其实我只是做了点资料工作，并无贡献，但文堪出于其谦抑与学德，硬把我扯上。

我俩还曾有过一次外出参加同一会议的经历，那就是1993年在香港召开的第34届亚洲及北非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是因为与赵令扬学生马楚坚一起买书，这次会议由赵令扬主政，所以马楚坚邀我去香港相聚，我便写了《商周称谓与中国古代避讳起源》一文与会。我办理香港会议手续的曲折经历，已记在我的《访谈录》中，不表。其实这次会议的主题，与文堪研究的内容更切合，他知道后，大概是由大哥伯郊去要了一张邀请函，最后我们同行。应该是出于经济因素考虑吧，我们选择从深圳罗湖去香港。在罗湖海关前要排很长的队，队伍右旁有镀铬的栏杆拦着。我俩排队时，他在前面，将自己的行李放在右侧地上，我在后面，行李则放在左侧地上。他左侧着头在和我讲话。这时，居然有一个个子矮小，穿着黑衣短袖的小青年走过来，稍一蹲，拎起他的行李就要走，光天化日之下，我被这一幕惊呆了。瞬间，大概是下意识的应激反应，我突然大喝一声！这小子一怔，放下行李，大步，但却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走开了。等到文堪醒悟转过身来，一切都已归于平静。事后我想，要是这小子拎包狂奔，我必须跨越栏杆才能去追，可能未必追得上，这还真亏我中气足嗓门大，有惊而无险。到了香港，伯郊先生来与我俩会面。伯郊先生当时已年届八十，依然风采神秀。他受郑振铎之命，在香港为国家抢救收回书画文物之功绩彪炳史册，无须赘言。他给我印象最深的两点，一是他讲述了当年如何将廖莹中世彩堂韩柳文集（《昌黎先生集》《河东先生集》）截留收归国有一事——不讲《二希帖》而讲善本书，大概是因我与文堪都与书打交道的缘故。后来韩柳文集又到香港展出，他在书前驻足停留，久久不忍离去，用他的话说是“浮想联翩”、“如见故人”。此时北京图书馆策展专家（现赫然已为版本学名家）见之好奇而问，不想竟是当年的功臣，于是连忙相邀吃饭。这则故事等他陪我们吃饭时又说了一遍，可见他对此事颇感自许自豪。第二是，他说想送我四册一套的《金瓶梅》，得先问我太太会有什么想法。这样送书有点滑稽可笑——只因为是《金瓶梅》。此书在90年代初仍属稀有带“禁”。编纂处只有一套人民文学郑振铎删节本，还是复印的，由图书室刘泽淮和沈万红保管，如果要查书证，就到他们那儿去拿，查好还给他们，仍然锁起来。1987年齐鲁书社影印出版不删节的线装本，说是要局级证明才能买，编纂处因工作需要，也买了一套，那就更是深锁庭院难得一见了。我知道他是打趣，是作为文化前辈，以送书为雅事，但送此书有点雅中带俗，或者说略显不雅。当时就笑着回答没问题，恭敬接受称谢。遗憾的是，三十年过去，我竟然没去翻过一页，只记得封面上是有个姓“黄”的人整理的。后来听文堪说伯郊先生去世了，我还曾经掠过一丝淡淡的歉疚。

我写《黄庭经新证》一文，初衷是为了《汉大》引书分清梁丘子、务成子的注文。写成后发表，也几经周折。后来《文史》愿截取一大半刊出，我删节抄成后竟犹豫用什么篇名，还是文堪说，既然和王明《黄庭经考》的观点不同，就用“新证”吧，于是就以“黄庭经新证”为题刊出。发表后，他又和我说，现在国际上道教的权威是荷兰人施舟人，现任法国高等研究院特级教授，要我将文章寄给施，并为我查得施的地址。由此我与施舟人联系上，遂有后来荷兰莱顿之行。他将《婆罗谜字帛书》一文刊在季老的八十华诞论文集上，借给我看，那书红封精装，喜气华丽，非常诱人，但很贵，要100元一套，我还是忍不住去买了一套。这就催生了我那篇《敦煌摩尼教下部赞写本年代新探》，后来刊在荣新江主编的《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一辑上。他从荣新江那儿借来《汉学研究通讯》前四十几本，我也从头至尾看了。台湾地区当年的经学、小学特别兴盛，《通讯》信息极多，我从中受益不少。以致我后来直接写信给汉学中心资料组组长刘显叔先生，蒙其馈赠《通讯》，一直至今未断。了解了台湾的学术和学人，这对我后来赴台湾开会、访问、客座，与学人交往，去旧书店淘书，带来了无限的便利。

1997年我离开编纂处去辞书社，旋即编纂处并入世纪出版集团，到上海书城去办公。那时我经常去书城买书，顺便到编纂处看望文堪。格子式的办公条件，使他这样的学者也只能在一个平米见方的空间中看稿。我到历史所后，因为副所长芮传明是章巽的高足，兴趣也在中亚史和宗教方面，于是历史所与文堪又建立了新的联系方式。我们组成社科院“传统中国研究中心”，他是参与者，我们编辑出版《传统中国研究集刊》，他也是支持者。《集刊》第一辑就有他《古代世界的文化联系和交流——三本中英文论著读后》，第二辑刊其《略论佛教汉语研究和词典编纂》，第三辑刊其《关于对“印度”等译名的考辩和研究——纪念师觉月教授逝世五十周年》，第四辑刊其《略论汉语外来词的词源考证和词典编纂》，第五辑刊其《略论汉藏语言与民族的起源及迁徙》，可以说，他是《集刊》前期的主要作者。在我后来主编的二十多辑中，沿袭前面几辑的程式，论文目录须有英译，经学和文献的目录相对而言较为难译，但他始终为《集刊》的目录作英译，一直支持我的工作。文堪先生的英文之所以好，是他既懂各种学术内涵，熟悉国际著名学者及其著作，又有词典释义的涵养，以致译文能够最接近原意，这是一般译者所难以具备的。社科院图书馆有圣约翰大学调拨的一批书籍，其中不乏早期珍贵的外文版书。传统中国研究中心成立，开发重印早期书籍，也是工作计划之一，因此请文堪入书库浏览选择。记得那本出版于1610年，后来收入《上海社科院图书馆馆藏精粹》的《讷韦尔公国习惯法汇编》的发现，就与文堪入库检视有关。

2014年，黄曙辉策划的《林藜光集》出版，由文堪撰写前言，记述林氏在法国艰难困苦环境中创下的奇迹，我读后泪流满面。8月18日，我们在中西书局开了个小型发布会，到会有李家振、刘震、陈福康等。那次应该是文堪最初坐轮椅出来，所以由泽淮陪同。记得散会要去吃饭，外面已经大雨。出门有一条较长的斜坡，泽淮就径行准备顺坡推下去。我一看急了，一个箭步上去，抢过轮椅双柄，一百八十度转身，倒着沿坡而下。然后我有些责备的口吻与泽淮说：“万一有个咯噔的话，人会顺势朝前‘飞’出去的。”泽淮当然没有推过轮椅，我则是童年时玩独轮车和备战备荒为人民做砖头时就积下的经验。

文堪先生有一个特殊的交友处事方式，就是他喜欢在可能的情况下，写一张小纸条留给你，说一两件事。最初我感觉有些异样，我们每天见面，今天忘了，明天再说，何必劳驾手书。日子长了，知道是他的处事方式，也就习惯了。他的字端正清雅，一笔不苟。我曾有一比，堪比扬之水的书法，娟秀净洁，真有异曲同工之妙。尤其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他这些随手而写的便条，竟然都是一气呵成，絶少涂改——至少我印象中他给我写过的无数纸条只有偶尔涂改一二。唯一遗憾的是，他给我的纸条太多，几近于我们日常的手谈（当然是单向的），我并不为意而去珍惜，大多随手一放或夹在某书中，没有善加收集珍藏，以致现在也无从汇总编集，今天想来不免有一种失落的感觉。不过，由他写纸条的习惯，我还应该代为揭示的是，研信电话与我说，北大段晴教授逝世时，上海刚刚进入封控，文堪已脑梗后卧床不起有时，手脚僵硬，不听使唤，但他还是想写一段文字表示悼念。待扶起坐好，提笔写字，却因手抖无法完成，只能换成计算机敲键，最后连敲键都敲不动，只好作罢。听之不免令人唏嘘。又说，去年某学者要请他题辞，他勉强应命，强打精神，百般题写，总不满意。以致后来像小孩一样发脾气说：“以后不要用这种事来烦我了。”文堪的与人为善是朋友间有口皆碑的，文堪的认真又是我所见最多的，我闻之痛心得眼眶也湿润了。由此我想引申说，社会需求名人的帮助赞襄，共举盛事，是情理中的好事，无可厚非，也应该支持。但名人也是人，有健壮时的应付自如，也有老病时的力不从心。为他们着想：委婉推却，恐人讥嗤为名士傲气；率意应付，又怕丢失自己昔日声誉；用心为之，或许呕心沥血也未必能称人我心意。做人难，做名人更难。

我去交大后，与文堪见面机会相对少了。但因为他一直帮《集刊》英译目录，虽然微薄的翻译费由出版社支付，但我总觉得麻烦他太多，一直要请他吃饭，实质也是想借机见面叙旧。2019年12月22日，我和他联系好，犬子音南开车到他楼下，接他下来，然后去饭店。车到小区，道窄，开不到楼下。他书房的书比我二十年前去时还要多，他在书桌前，我在门口，霎时间，让我幻有一种“道阻且长”和“宛在水（书）中央”的感觉。我是想叫研信背他下楼，但他很倔强，一定要自己走，从二楼到楼下，坐上轮椅推到车前，再扶上车坐稳，前后费了半个多小时，真可谓是艰难的旅程。好在顺利到了顺风大酒店，时《集刊》责编曹勇庆和我的几个博士生在座，研信陪同，泽淮因忽然感冒不能来。我一直想当然地认为他的腿是因为小儿麻痹症所致，席间相问，他说是一种骨结核病，即结核菌侵入骨关节，是很致命的病，后来由香港涂姓医生为之主刀，却除病菌，保全了性命，但留下腿脚的后遗症。那天是多年来从容说笑最愉快轻松的一次，只是泽淮没有来——我之所以很希望泽淮一起来，是因为音南小时候去编纂处玩，泽淮还特地去香花桥买奥利奥饼干来给他吃。那时还没有“送礼体面过人”的蓝罐曲奇，看到沾满巧克力的饼干就很稀奇，一直记在心里。所以那天散席，我还打包一盒点心叫研信带给他妈，并约好过一阵子，再来请泽淮一起出来聚餐。

这年头的节奏即使退休也摆脱不了杂事，况乃不退休，更是穷于应付。一晃一年多过去，2021年7月，我家里装修，无法安静写专业文章，就电话研信问他爸如何，是否可以出来一聚。研信说：“父亲之前脑梗，手脚僵硬，虽饮食尚可，但睡眠很糟糕，所以情绪低落，无心事事。”加之小区改造加装电梯，邻居又趁机装修，吵闹无比，他只能住到附近旅馆暂避。且生活不能自理，全靠研信护理。我听了后很不是滋味，说是不是可以前来探望，研信说暂且不便，于是又拖下了。年底，我在翻阅台静农墨宝时，发现一封台静农致森老的书信，就拍摄给研信请转文堪。转眼上海封控，封控之后，我去浙大上课，疫情加重，不能自由来回，未能继续关心。12月9日，张涌泉微信问我，近期文堪是否可以代审一篇稿件。我鉴于前因，说估计不行，但回说我得问问。随即与研信联系，他微信说父亲身体较我上次联络时又大幅度恶化，一言难尽，希望通话说。电话中他详细叙述近况种种；7月份避居旅馆，曾一度好转，也可以偶尔坐轮椅出去散心兜风，他看到附近有新开饭店，还表示我若再去，可以选择那家。但回家之后又急转直下，卧床不起，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凄惨的窘境完全出乎想象。我只能默然无语，但仍有些异想天开，想想森老至九十岁逝世，哥哥文迥（伯郊）、姐姐文绮（王辛笛夫人）也都是九十岁才去世，徐家性缓，应该长寿，况且我还有宿诺要践，所以心里仍在默默祈祷，并决意寒假回来，无论如何先去探望一次。

不幸的是，我也是感染了才回上海，病毒在身，岂敢轻易走动散播，况他已沉疴呓语，只能稍安勿躁。那知刚过一个星期，所有的宿诺、祈祷，都在一个电话中被瞬间打碎、破灭。这次是泽淮去医院配药，染上新冠，回来又感染全家。文堪所染虽轻，但对已经卧病不起、骨瘦如柴的病躯，无疑是沉重而致命的一击。我的愿望和宿诺不断在退而求其次，又退而求其次，现在只能等疫情稍过，仍请泽淮和研信一起出来一聚——就选择他曾指定的那家饭店，让他魂归有依。我会奉上一副碗筷，敬斟一杯薄酒，迟践宿诺，再续前缘，与文堪畅谈作别——特殊的时期，只能用特殊的方式祭奠。

2023年1月5日至10日于榆枋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