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本芬“女性三部曲”：非虚构女性写作的生长｜新批评

近些年来，非虚构写作成为当代文学中十分重要的写作潮流，这其中女性写作尤其引人瞩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在梁庄》《妇女闲聊录》《拆楼记》《秋园》等作品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与讨论。在众多作家中，杨本芬的写作具有独特性。作为一位无名的普通女性，她拿起笔书写身边人以及自己的故事，发出不再沉默的声音，这本身就深具意义。她的写作力图抵达“有情”的真实，通过讲述他人与自己一生的坎坷、苦难、真情，揭示出个体生存下的普遍情感。这样的写作不仅意味着女性主体意识的切实提升，也体现出非虚构文体内部的包容与活力，更代表了非虚构女性写作正在蓬勃地生长。

文 / 赵泽楠

“厨房里的写作”：不再沉默的声音

2020年的中国文坛星光熠熠，这其中不得不提80多岁的写作者杨本芬。《秋园》是她的第一部作品，但难以置信的是，这部作品一经出版就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豆瓣也取得了8.9的评分。随后的两年，她先后出版了《浮木》与《我本芬芳》，构成了属于杨本芬的“女性三部曲”，俨然成为近年来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她的写作质朴，没有花哨的语言与技法，她诉说的是自己、母亲、家人以及身边人的故事，这些人一辈子如浮木般，随着命运起伏不定，她们是沉默无名的大多数。杨本芬在《秋园》中写下“如果没人记下一些事情，妈妈在这个世界上的痕迹将迅速被抹去”。同样的，其他人连同自己的痕迹也将被岁月吹散。正因如此，耄耋之年的杨本芬拿起纸笔开始写作，为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发声，也为对抗那无情的岁月与遗忘。

▲ 新华社视频

杨本芬的写作之所以引人关注与共情，很大程度在于她原本只是一位无名的写作者，更是千万普通女性中的一员，她发出的是无名者与沉默者的声音。杨本芬在《秋园》的自序中曾说过：“厨房大概四平米，水池、灶台和冰箱占据了大部分空间，再也放不下一张桌子。我坐在一张矮凳上，以另一张略高的凳子为桌，在一叠方格稿纸上开始动笔写我们一家人的故事。”当杨本芬在狭小的空间内写完，稿纸足足有八公斤重，厚厚一沓稿纸中饱含着普通人一生的酸甜苦辣，现实与命运是如此令人沉重，但杨本芬以淡然坦荡的晚年心态去面对这段记忆，其中也不乏脉脉真情与温暖，她的文字有举重若轻之感。杨本芬在自家“厨房里的写作”让她的非虚构写作更具在场感，也更加深沉与切肤。

当学界还在急于界定什么是标准的非虚构写作时，中国的非虚构写作正在发生着变化。正如非虚构作家梁鸿所说：“非虚构写作的门槛并不高，不管是普通老百姓，还是专业人员，都可以拿起笔，讲自己的故事，它几乎可以说是一种‘人民写作’。”我们对此应该持有一种包容的态度，这个在中国尚显年轻的写作潮流需要更加多样的写法，以保证非虚构写作的活力。杨本芬的写作让那些沉默者、无名者看到了发声的机会，这本身就是深具意义的事。这些大众的声音虽然每一个都十分细微，但汇聚起来就力量磅礴。非虚构女性写作让更多沉默者、无名者看到了希望，她们的声音同样能够被听到，她们的情感一样能够被大众所感知，未来或许会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女性拿起笔书写不再无名的故事，发出不再沉默的声音。

“有情”的真实：浮木人生，载浮载沉

许多人在衡量非虚构作品时，总以客观真实作为评判标准，认为非虚构就是不虚构，作家写的就应该是完全真实的故事，这种看法是偏颇的。可以说，当人类尝试用语言、文字来描摹生活时，语言、文字与真实之间就横亘着难以逾越的鸿沟，文学永远无法抵达真正的真实，何况非虚构写作。非虚构写作并非是否定虚构，也并不是拒绝虚构，它力图追求的是一种在场的真实感和情感的真实，这也是它作为文学所需要发挥的巨大作用。当下的许多非虚构作品一味追求客观真实，盲目引入社会学方法与视野，最终呈现的作品刻板、冰冷，试问这样的写作何以让千万读者产生情感的共鸣。情感真实在杨本芬的“女性三部曲”中得到了很好的呈现，她的写作在平淡中见波澜，人生的沉浮、历史的变迁凝缩在个体生存与日常生活中，恩情、亲情、爱情相互交织，以“有情”的方式对抗着载浮载沉的浮木人生。

▲ 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中提到《秋园》时的弹幕

《秋园》书写的是杨本芬母亲的一生，一位普通中国女性的故事，她写出了中南腹地乡间的死生，也讲到了她们一家人如浮木般的命运。在杨本芬的书写当中，我们很少能感受到那种高高在上的启蒙者姿态，她永远身处在现场，与笔下的人物一起随命运沉浮。书中的主人公秋园一生颠沛流离，从洛阳到南京、从汉口到湘阴、从湖南到湖北、又从湖北到湖南，她少年丧父，中年丧偶，晚年丧子，前半生忙着生育、忙着生存，后半生她一次次目睹着离别与死亡。当她五十多岁时得知自己聪慧的儿子溺水身亡，她疯了般哭道：“逃过一劫又一劫，不知我前世造了什么孽，今生今世要受这么多苦难！”我们感概人究竟要承受多少的苦痛，我们要背负多少的伤痕才能走完这艰辛的一生。还有在《浮木》当中平凡如草芥的母亲、弟弟杨锐与田四、妹妹夕莹以及众多乡民，他们或短或长的平凡故事背后都揭示出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他们真实地面对着苦难，也真切地生存与死亡，这种真实感在杨本芬笔下尤为明显。

除了残酷的现实外，杨本芬的写作中也不乏动人的真情与温情。秋园的命运是悲苦的，但同时也是幸运的，她有着疼爱与体谅她的子女与爱人，她与爱人、子女之间的深切情感，让我们感受到在冰冷命运面前人间尚存的温暖，这种情感的真实是跨越代际与时空的。即使在当下，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与困境面前，与个体息息相关的真情与温情依旧弥足珍贵，情感的力量总是带有着穿透性与永恒性，这或许也是《秋园》引人共情的又一重要原因。在秋园为了生存而不得不改嫁时，她写信给儿子子恒，希望得到他的原谅，子恒接到信后嚎啕大哭：“难为了妈妈啊，我可怜的妈妈！”改嫁到湖北的秋园与爱人王成恩也有着一段真切的情感，王成恩在生命的尽头也不忘对秋园说：“只是我不能陪你再过些日子，如今这样只能拖累你，实在过意不去。”在这些恩情、温情、真情之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一种生命的有情，这种力量支撑着每个人渡过漫长的人生。杨本芬的非虚构写作抵达的，也是一种“有情”的真实，她以真诚真实的姿态，直面载浮载沉的人生，捞取艰难岁月中的珍贵情感。

自我救赎：女性本就芬芳

杨本芬的女儿章红在《秋园》的代后记中说到：“当之骅——我的妈妈——在晚年拿起笔回首自己的一生，真正的救赎方才开始。”在《浮木》的代后记中章红又补充道这种救赎意味着自救，“这是回归人的主体意识之旅，对生命有所觉知而不再是浑浑噩噩”。我想，杨本芬写作的意义主要在于她让千万个普通女性看到了写作本身的意义，也让大家看到了女性本身的坚韧、伟大与芬芳。女性主体意识的真正提升更多应该体现在无名的、沉默的女性身上，正如批评家张莉所说：“当越来越多的女性拿起笔，当越来越多的普通女性写下她们的日常所见和所得，那是真正的女性写作之光，那是真正的女性散文写作的崛起。”杨本芬的“女性三部曲”将女性的隐痛、创伤无保留地揭露了出来，同时也呈现出女性的坚韧与美丽，这样真诚坦诚的书写，不仅救赎了自我，更启发了千万的女性。

在《秋园》中，杨本芬讲述了母亲的一生，她一辈子生育过六个孩子，也一直在为养育孩子所奔波。当之骅成为母亲后，她同样面临着生育与养育的问题。在《我本芬芳》中，杨本芬讲述了自己的爱情故事，在作品的结尾，她道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她终于知道，这六十年的婚姻——大家眼中的钻石婚——的确也是固若金汤的婚姻，只是她和他都没能获得幸福”。惠才与吕六十多年的婚姻，并没有换来相濡以沫与情投意合，惠才一直追求与丈夫有更多情感上的交流，但吕却不为所动，到最后生育、养育孩子成为二人之间沟通的桥梁。他们为了供孩子上大学，养猪、种草、攒钱，他们之间或许有培养孩子的成就感，但却始终没有达到情感上的互相满足，这种情况不止是个例，它很普遍的存在于中国的夫妻关系里，这也是许多女性所要面对的问题。

杨本芬的写作将女性在生育、养育方面的困境与问题以及在情感中的诉求书写了出来，这种直面创伤式的写作，恰恰说明了女性主体意识的提升，普通的无名女性开始触及曾经避而不谈、默默忍受的话题，她们选择让更多人听到女性原本沉默的声音，这并非控诉与抱怨，而是还原了女性的真实处境，既看到女性处于弱势的一面，也看到她们为此做出的艰辛努力。杨本芬的“女性三部曲”不仅指向自我救赎，更是千万普通中国女性的缩影，她们坚韧、伟大，她们本就芬芳。

▲ 杨本芬的第四本书将围绕哥哥展开

在《浮木》的序言中，杨本芬曾说道：“这是一颗露珠的记忆，微小、脆弱。但在破灭之前，那也是闪耀着晶亮光芒的，是一个完整的宇宙。”我想，杨本芬写作的价值也正在于此，过去人群中沉默、无名、渺小的女性，通过写作不再沉默，许多人看到了她们的真实处境与完整人生，由此带来理解与深思，这就是写作带来的价值与力量。当越来越多无名沉默的普通女性开始拿起笔书写自己的故事，这就意味着女性主体意识的切实提升，也说明了非虚构女性写作正在中国的大地上蓬勃生长。

原标题：《杨本芬“女性三部曲”：非虚构女性写作的生长｜新批评》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