羲之小传｜素心如此：国家之虑深矣

王羲之的天性向往自由。他不乐意居于京师，乌衣巷里的深深宅院，不适合他崇尚自然的天性。他向往江南的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向往春天的惠风和畅，山阴道上难以忘怀的深秋佳色。

可是，羲之毕竟出身于天下第一望族。父辈中有许多位高势重的政治家、军事家，是东晋政权的顶梁柱。“王与马，共天下”的民谚，是东晋初期政权结构的真实写照。生于这样一个家族，具有并始终保持家国情怀，是完全必须的。王导谆谆教诲王氏子弟，勉励他们培养自己美善的品质。王廙赞誉羲之，以为他必定会继承光大祖宗业绩。可见羲之父辈希望王氏子孙，要保持家族的光荣永远不坠。

王羲之久有逸民情怀，素有向长之志，却大半辈子奔波仕途。为什么不早一点隐居呢？根本原因是家族利益不允许他做隐居山林的逸民，也不允许他做告别家人出游的尚子平。只有在辞去会稽内史之后，他才过上真正的逸民生活，不过终究不能像尚子平那样不知所终。他把人生最后几年的足迹留在会稽的山水之间，与亲友、子孙的脚印重叠在一起。

王羲之草书《破羌贴》

王羲之终究是入世的。他的才器，既表现为书法艺术，也表现为洞察世事。忧国忧民的入世情怀与素有尚子平之志的结合，才塑造出完美、真实的王羲之。

《晋书·王羲之传》叙述他的仕宦经历，除最后一任作会稽内史稍详，其余都较简略，却用大量篇幅记载他给会稽王、殷浩、谢安、谢万的书信。《晋书》作者这样处理，是有用心的，即通过这些信件，表现羲之对时事的洞察与殷忧。他在给会稽王的信中说：“国家之虑深矣，常恐伍员之忧不独在昔，麋鹿之游将不止林薮而已。”伍员（子胥），春秋末期吴国大夫。伍员曾数次劝谏吴王夫差杀越王勾践。夫差急于北图中原，拒绝伍员的建议。子胥说：“臣今见麋鹿游于姑苏之台，宫中生荆棘沾衣也。”（见《史记》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传》）不出伍员所料，吴国被越国所灭，姑苏之台化为废墟，麋鹿来游。羲之用伍子胥的典故，表达对当今国事的担忧。

也在这封信里，羲之陈述殷浩不宜北伐的理由：“今外不宁，内忧已深。”指出北伐须千里运粮，此事自古为难，以区区吴越的经济实力，想要经纬天下的十分之九，必然会亡国。接着，他建议会稽王改变北伐主张，命令殷浩、荀羡等退守合肥、广陵，收缩北方许昌、谯郡等地的军力，保住淮，此为上策。羲之考察、分析敌强我弱的军事形势，殷忧在心，以为不可默而不言。

他又大胆批评会稽王未达到众人的期望，令我这样的“受殊遇者，寤寐长叹”。并提出希望：“愿殿下暂废虚远之怀，以救倒悬之急”。意思说，你会稽王清谈可以暂时废止了，先解救倒悬的危局。拳拳之心，一篇之中三致意焉。

永和八年（352）九月，殷浩率众将北伐。这时羲之已在会稽内史任上，写信给殷，以为北伐必败。再写信给会稽王，也不听。可叹忠言嘉谋，执权柄者弃而不用。殷浩率军刚出发，就从马上跌下来。恶兆出现了。次年，殷浩军败，丢弃辎重，士卒逃散。不出羲之所料，北伐彻底失败。

殷浩失败后，仍不甘心，再图北伐。羲之又致信殷浩，一说对于北伐的失败，“不能须臾去怀”；二说“天下将有土崩之势，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三说征役繁重，几乎与秦朝相同，“恐胜、广之忧，无复日矣”，担忧陈胜、吴广的举旗造反，没有几天了。

永和三年（347），桓温灭蜀，威势转盛。简文帝辅政，忌惮桓温权势过大，引殷浩为扬州刺史，以抗衡之。殷浩又提拔荀羡为义兴、吴兴太守，作为羽翼。桓温觉察简文、殷浩的企图后，十分愤怒。最高执政者之间的猜忌不合，必然影响国家的安定。王羲之深为忧虑，暗中劝导殷浩、荀羡与桓温搞好关系，并请人画了廉颇、蔺相如“将相和”的画，挂在扬州刺史府中，用心可谓良苦。然殷浩听不进羲之的劝告。殷浩北伐失败后，桓温上书，列举对方的罪责，要求朝廷即使不杀，也应流放至边荒。结果，殷浩废为庶人，流放到信阳县。

庾亮当年品目王羲之“清贵有鉴裁”，眼光是精准的。羲之不仅评论人物有知人之明，评论时事也有极佳的洞察力。围绕殷浩北伐这件事，羲之陈述北伐不宜，指出会稽王和殷浩的不足，无不见出他的见识高明。

王羲之的学问主要源于儒家。他希望国家强盛，社会安定，政治清明，执政者之间团结，都属于儒家的政治理想。他指出当时赋税繁重，人民成了囚徒，主张“除其烦苛，省其赋役”，源于儒家的仁政。

他作会稽内史时，浙东饥荒，常常开仓振贷。多次上疏，力争减轻人民的负担。他致信尚书仆射谢尚，感谢对方能采纳减轻赋役的建议，使百姓得到了小小的喘息机会，各安其业。

羲之在给会稽王的信中说：古人即使处于小民、走卒的卑贱地位，尚且忧时忧国，何况自己忝处大臣之末，“岂可默而不言哉”！最后一句尤能表现羲之的高贵人格。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即使知道自己的建议不易实现，但作为国家大臣，不能沉默不言！

永和十一年（355）初，羲之辞去会稽内史之职，从此栖身自然山水。但他对国家大事依然关心，不能忘怀。永和十二年（356）秋，桓温破羌族首领姚襄于伊水，进至洛阳。当时，桓温想荐举谢尚镇守洛阳，可惜后者有病不行。羲之作《破羌帖》，赞叹“桓公摧破羌贼”，叙“知仁祖（谢尚）小差”。此时，羲之辞去会稽内史快一年了，游放山水间，按理不必再以世务经怀，可他十分关心时事的变化。黄伯思称赞羲之说，“忧国嗟时，志犹不息，盖素心如此”（黄伯思《东观余论·跋逸少<破羌帖>后》）。确实，关怀国事，乃是羲之的“素心”，终其一生而不变。

《晋书·王羲之传》说羲之“以骨鲠称”；《文章志》说“羲之高爽有风气，不类常流也”（《世说·赏誉》八一引）。确实，羲之秉性刚直，真诚坦率，慷慨直言，识见高明，而且始终关心时事，忧国忧民，品质之高贵，绝非那些名不符实的魏晋“名士”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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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斌，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