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巴金的五次见面，如何影响了现代文学史的书写

我试图“识”大作家之“小”，识小作家之不“小”，从而揭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复杂性，并提供一些可以进一步研究的线索，所谓以“小”见“大”是也。

陈子善 著｜新民说·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这句话是学者陈子善在学术随笔集《识小录》中拾文学史之遗的感想。这本书可视为陈子善长年深耕现代文学领域研究的一个缩影，书中既对鲁迅、郁达夫、徐志摩、巴金等大家名作及文人交谊进行了考证，如《郁达夫全集》种种、鲁迅与巴金见过几次面、鲁迅偏爱毛边本之缘由、巴金著作盗版本研究等，亦发掘了一些相对鲜为人知的作家作品，在丰富扎实的文献基础上，寻根溯源，厘清了不少颇有意趣的文学史谜题，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延拓出更深层的阐发空间。

今天夜读，带来关于鲁迅与巴金五次见面的细节，在陈子善看来，这些见面“均非普通的应酬，都具有实质性内容，甚至影响到现代文学史的书写”。

▲ 2021年“薪传”鲁迅与巴金图片展

鲁迅与巴金见过几次面？（上）

鲁迅与巴金，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两位大家，1930年代同时驰骋海上新文坛，他们见过面吗？如见过，又见了几次？这是个有趣和值得探究的问题。

鲁迅日记明确记载巴金只有五次，即1934年10月6日、1935年9月25日、1936年2月4日和8日及4月26日，实在不算多。而且，这五次记载中，后四次都是巴金托黄源转赠著译或寄送稿件，两人见面仅1934年10月6日这一次，该日鲁迅日记云：

夜公饯巴金于南京路饭店，与保宗同去，全席八人。

日记

这是巴金名字首次出现在鲁迅日记中。这次见到鲁迅，巴金的印象特别深刻。1956年10月，为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巴金发表了《鲁迅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其中两处写到与鲁迅的见面：

我第一次看见鲁迅先生是在文学社的宴会上，那天到的客人不多，除鲁迅先生外，还有茅盾先生，叶圣陶先生几位。茅盾先生我以前也没有见过，我正在和他讲话，饭馆的白布门帘一动，鲁迅先生进来了：瘦小的身材，浓黑的唇髭和眉毛……可是比我在照片上看见的面貌更和善，更慈祥。这天他谈话最多，而且谈得很亲切、很自然，一点也不啰唆，而且句子短，又很有风趣。……

一九三四年我去日本之前，十月初文学社的几个朋友给我饯行，在南京饭店定了一个房间，菜是由餐厅送上来的。鲁迅先生那天也来了。他好像很高兴。

日记

▲ 巴金《怀念鲁迅先生》一文手稿

从巴金的回忆可知，1934年10月6日这次聚宴是“文学社”为巴金即将赴日饯行，也就是鲁迅日记中所谓的“公饯”。“文学社”出版《文学》月刊，当时实际主编是傅东华，编辑黄源。所以，参加聚宴的“八人”，“文学社”同人鲁迅、茅盾（保宗）、叶圣陶和傅东华、黄源，加上巴金，这六位完全可以肯定。另两位恐已难以查考了。

除此之外，巴金回忆还与鲁迅见过数次面，每次都非简单应酬。第一面是：

第二年秋天我从日本回来，有一天黄源同志为了“译文丛书”的事情在“南京饭店”请客，鲁迅先生和许景宋夫人都来了。他瘦了些，可是精神很好。他因为“译文丛书”和他翻译的《死魂灵》第一部就要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感到高兴。……那个时候我正计划编辑“文学丛刊”第一集，我对他说：“周先生，编一个集子给我吧。”他想了想就点头答应了。……这就是他的最后一个小说集子：历史短篇集《故事新编》。

日记

“第二年秋天”是1935年秋。查鲁迅1935年9月15日日记，果然有“河清邀在南京饭店夜饭，晚与广平携海婴往，同席共十人”的记载，时间上完全吻合。这次聚宴十分重要。当时黄源（河清）协助鲁迅编辑“译文丛书”，而巴金和吴朗西合作，刚刚创办了文化生活出版社，计划出版“文学丛刊”。正是在此次晚宴上，巴金得到了鲁迅的全力支持，鲁迅决定把“译文丛书”和自己的最后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均交给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故事新编》列为“文学丛刊”第一集第二种。而参加此次聚宴的“十人”，黄源在《鲁迅书简追忆》（1980年1月浙江人民出版社版）中也已有详细的回忆：

九月十五日傍晚，我先到鲁迅先生家里，同鲁迅先生、许先生、海婴一起到南京饭店夜饭，同席共十人。即译文社四人：鲁迅、茅盾、黎烈文和我。文化生活出版社两人：巴金、吴朗西。还有四位客人：除许先生和海婴外，鲁迅先生邀了胡风，因有话和他谈；我邀了傅东华，他是《文学》主编，我和他在一起工作，这次是我以译文社名义做东，也请了他。

日记

▲ 鲁迅致信巴金，谈论校样修改方式

鲁迅与巴金见过几次面？（下）

巴金在《鲁迅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中还回忆，在1935年9月15日黄源宴请席上与鲁迅见面之后，又有一次见面：

几个月后，我在一个宴会上又向鲁迅先生要稿，我说我希望“文学丛刊”第四集里有他的一本集子，他很爽快地答应了。过了些时候他就托黄源同志带了口信来，告诉我集子的名字：散文集《夜记》。不久他就病了，病好以后他陆续写了些文章。听说他把《半夏小集》《这也是生活》《死》《女吊》四篇文章放在一起，已经在作编《夜记》的准备了，可是病和突然的死打断了他的工作。他在十月十七日下午还去访问过日本同志鹿地亘，十九日早晨就在寓所内逝世了。收在“文学丛刊”第四集中的《夜记》还是许景宋先生在鲁迅先生逝世以后替他编成的一个集子。

日记

这次见面的具体时间能否查考出来？答案也是肯定的。“几个月后”，虽然可以三四个月，也可以五六个月，但查鲁迅日记1936年2月9日有“晚河清邀饭于宴宾楼，同席九人”的记载。更重要的是，黄源也留下了回忆，明确告诉我们，这晚是“邀请译文社同人和其他友人在宴宾楼夜饭，共同商定《译文》复刊事”，同席的“九人”是“鲁迅、茅盾、黎烈文、巴金、吴朗西、黄源、胡风、萧军、萧红”。（《鲁迅书简追忆》）巴金的名字正好在内，这当然不会是巧合。后来发表的巴金1976年3月25日致王仰晨的信中也提及这次见面（《巴金书简⸺致王仰晨》，1997年12月文汇出版社版）。因此，这次见面时间是1936年2月9日应可确定。

正是在这次见面时，巴金又有了新收获，鲁迅答应为“文学丛刊”提供第二本书稿《夜记》，书名鲁迅自定，书中将收入《半夏小集》等四篇散文也是鲁迅自己选定。可惜他3月2日去溧阳路藏书室检书时受寒患病，以后病情时好时坏，直至10月19日去世。

《夜记》成了鲁迅生前拟编而最终未能编成的一本书。后来于1937年4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夜记》是许广平在鲁迅逝世后代为编辑的，她在《夜记》编后记中有明确的交代。

除了上述三次，根据现有史料，鲁迅与巴金至少还有两次见面。一次是1934年10月30日，当日鲁迅日记云：“吴朗西邀饮于梁园，晚与仲方同去，合席十人。”这次宴席应该是吴朗西为巴金赴日饯行，鲁迅与茅盾（仲方）当时都是吴朗西编辑《漫画生活》杂志的约稿对象，所以都受邀参加。唐金海、张晓云主编《巴金年谱》（1989年10月四川文艺出版社版）已有记载。另一次则是1936年5月3日，当日鲁迅日记云：“译文社邀夜饭于东兴楼，夜往，集者约三十人。”这是译文社为《译文》复刊而举行的上海文学界同仁宴会，规模较大。巴金本人在1976年3月24日致王仰晨信中确认了这次见面（参见《巴金书简⸺致王仰晨》）。唐、张编《巴金年谱》也记载，巴金在这次宴席上把刚到上海不久的《大公报·文艺》主编萧乾介绍给鲁迅。这大概也是鲁迅与巴金的最后一次见面。

▲ 巴金在鲁迅像前

鲁迅与巴金见面应该不止这五次，但这五次是确切无误的，而且均非普通的应酬，都具有实质性内容，甚至影响到现代文学史的书写，如鲁迅最后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的诞生正是由于巴金的约稿，如鲁迅的最后一部散文集《夜记》本来应该是他自己编定的，如《译文》杂志的复刊巴金也是参与者之一等，由此也可见鲁迅对巴金的欣赏和信任。鲁迅后来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称“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也就更可以理解了。如果我们只根据鲁迅日记的明确记载，认为鲁迅只见过巴金一面，那就大错特错了。

原标题：《鲁迅与巴金的五次见面，如何影响了现代文学史的书写｜此刻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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