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玛利亚女中：中美教育碰撞的悠远回响

原创 城市考古

坐落于中山公园西南侧的来福士广场，是中国“现代化”的最好例证：梳着最时髦发型，身着最新款的衣裙的人们，在店家营造出的璀璨夺目里，一边不停浏览手机信息，一边欢声笑语。然而，就在这广场中间，却默默栖息着一栋并不起眼的爬满了绿植的建筑。与周边的光怪陆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栋小楼古朴而优雅，它像一位温和慈爱的老人，不争不抢地安静凝望着人世间熙熙攘攘，时间也仿佛在它周边凝固。而它，就是圣玛利亚女中，这个承载了蜚声文坛的一代女作家张爱玲充满文情抱负，却也跌宕起伏六年少女时代母校中，最具代表性的建筑——钟楼。

图：圣玛利亚女中的钟楼和附属礼堂

2015年10月31日，这座位于长宁路近凯旋路的建筑被上海市政府列入“优秀历史建筑”，得以留存；之后，经过凯德中国产品设计和开发中心、同济大学城市设计规划学院的研究生和导师们的共同修缮与规划设计，在2017年7月2日正式对外开放。这座钟楼，一如百年之前，每逢整点，便会鸣音报时。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得以走进它，真实触摸镌刻在每一块砖墙上的近两个世纪的历史记忆，倾听一声声中西教育碰撞发出的悠远回响。

“惊鸿一瞥”

“饱经风霜的古老钟楼，仍将兀立在金色的阳光中……”张爱玲曾在她高中英文习作《心愿》中，如此描写母校——上海圣玛利亚女校的这座钟楼。1931年秋，12岁的张爱玲进入圣玛利亚女校学习时，校园内中西式教学楼的北侧是一座西班牙式礼拜堂，包括一栋钟楼和一个礼堂。彼时，这里是女学生礼拜祷告、聚集开会及上下课的鸣钟场所。随着时间的流逝，古钟楼逐渐荒芜，出现墙体开裂较多、局部基础倾斜等诸多问题，因此在经过专家的多次评审后，政府对于这栋老建筑进行了改造。

这座钟楼建于1926年，曾是圣玛利亚女中校园里最高的建筑物。从礼堂门口的旋转楼梯而上，便看到了这个尖顶的小钟楼。从结构角度看，主体为砖混结构，三角形木屋架。钟楼的外部也在1966年那次改建中恢复了其最初的灰黑色洗米石墙体材质，并且在原来的基础上加建了一层，由两层增加到了三层，因此钟楼现高约20米。而钟楼那标志性的铜钟，在修缮时也是按百年前的西式教堂钟进行仿制的，当然这口钟平时并不会敲，大家所听到的整点钟声是事先录制好并定时播放的。

图：钟楼的铜钟

在钟楼的一层，则是一间大礼堂。这间礼堂具有典型的西班牙式建筑特征：神秘内敛，沉稳厚重。其上部采用低坡屋顶，坡度较缓，有利于排水防风。多为红色瓷瓦铺设，采用拉毛处理的建筑墙体，组成西班牙风格建筑的典型外观：“红瓦白墙”，体现出与自然合一的朴实质感。

在改建过程中，人们给礼堂做了个夹层，因此礼拜堂现高约12米，连同整个钟楼，整体建筑面积645平方米。修复后的这栋钟楼连同礼堂就坐落于这个商圈最核心的位置，其不但做到了商业空间与公共空间的完美融合，也让老建筑在钢筋水泥的高楼中找到了栖息之地，并且修复后的钟楼也摇身一变成为了时尚秀场，不但可以举办各类走秀活动，还能供市民举办婚礼。

轻轻推开暗朱红色的木门，伴随着“咯吱”一声响，我们便站在了一楼的礼拜堂里，其内铺设花纹素净的大理石地面，两侧由连续立柱和拱券构成的耳廊一如往昔，曾被砖墙封闭的那扇玫瑰彩色玻璃花窗也重见天日。四周所有窗棂、玻璃，均以最初的风格、颜色修复。

图：礼堂内的玻璃花窗

秋日的阳光明媚的耀眼，直直照射在玻璃花窗上，被折射成五颜六色的点点波光洒在屋内的地板和摆设上，原本沉寂在这些地方的历史风尘，像是突然被激活了一样，飞舞旋转着，带我们穿越时间的长廊，回到了19世纪中叶，那个圣玛利亚女中初建成的时空。

“历史回眸”

圣玛利亚女中始建于五口通商后的1881年，是由两位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女士—琼斯女士和格兰德女士分别于1851年和1861年在上海设立的“文纪女塾”和“俾文女校”合并而来。因此，圣玛利亚女中的发展，正是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女子教育思想禁锢的冲击下，两百年来中美教育交流碰撞的缩影。

“文纪女塾”刚刚成立时，由于中国妇女长期接受封建教育，未曾见过女子和男子一样去上学读书，加上“男女授受不亲”的影响，即使学校教授中国传统文化和女红等科目，也只有8名学生。“俾文女校”在初建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即使“俾文女校”增加了国文、算术等实用性极强的科目，他们依旧难以招到学生，无奈之下只能在马路上找一些无家可归的孤儿或穷人家的孩子来上学。但是在几年的教学实践后，人们发现，这些女孩子不但没有出什么事，更是通过读书找到了工作。因此，少数有识见的知识分子家庭也开始把女孩送到学校来读书，紧随着，一些有钱人家纷纷把女儿送到学校里来，学校的地位也得到了提高。

但是两位女校的创办者先后因病将学校分别托管，并且在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后，学校失去了经费来源，遭遇困难，一度面临停办。直到1881年，在上海当时著名的圣约翰书院创始人，一位名叫塞缪尔·施约瑟（Samuel Schereschewsky）的美国传教士主持下，两所女校合并了成立圣玛利亚女中（St. Mary’s Hall），设址梵皇渡圣约翰书院之旁，由上海教会富有影响力的妇女事工领袖，江苏妇女辅助会的奠基人、首任主席的中国女子黄素娥初任首任校长。

从20世纪初，圣玛利亚书院依托梵皇渡圣约翰大学之地利优势，进入稳定发展期。1920年，第三任校长为傅德女士（C.A.Fullenton）上任，她将学制改为三三制，并设有两年预科，英文和琴科成为当时的办学重点，当时的数、理、世界史地全属英文部并用英文课本讲授，故对学生英文水平要求甚高。渐渐的，学校完全按照美国式方法教育：除必修课外，还有宗教活动，家政训练和音乐舞蹈表演等选修课，传授西方上层社会的礼仪、社交知识。由此，圣玛利亚女中不仅成为贵族女子学校，在一次次的改革中，中美交流不断推进，两者文化也在不断交融。

1952年，圣玛利亚女中离开原址，与江苏路上的中西女中合并成为市三女中，女校的建筑中只有钟楼和礼拜堂原位保留。

“群星璀璨”

在这样既严肃又活泼的教育下，圣玛利亚女中走出了一个又一个成绩斐然的校友。其中最富盛名的，莫过于张爱玲了。虽然在这所重视英文的美国人创办的学校中，绝大部分学生中文写作并不通顺，张爱玲却在校期间发表了她的小说和散文处女作。1932年第12期的学校年刊《凤藻》刊登了当时还是初中一年级学生张爱玲的处女作《不幸的她》，其中的那句“人生聚散，本是常事，我们总有藏着泪珠撒手的一天！”更是让全校师生惊艳。

图：校刊《凤藻》

随后，她陆续在《凤藻》上发表了散文《迟暮》、《秋雨》等，在学生社团国光社办的刊物《国光》上发表了农村题材的小说《牛》和历史小说《霸王别姬》等。在《霸王别姬》中，她已尝试将西方现代心理分析方法和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叙事手法交融在一起，其成熟的技巧令国文老师也甚感吃惊，乃至公开在课堂上赞扬它可与郭沫若的《楚霸王之死》相媲美，而张爱玲的这些一篇篇秀气的习作，现在也被珍藏在上海市档案馆里。

图：1937届毕业生合影

正如张爱玲在英文习作《心愿》中所讲到的那样：“与全中国其他学校相比，圣玛利亚女校的宿舍未必是最大的，校内的花园也未必是最美丽的，但她无疑有最优秀、最勤奋好学的小姑娘，她们将以其日后辉煌的事业来为母校增光！”。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圣玛利亚女中的特点在于英文、家政和音乐舞蹈，所以培养出来的女学生，大都深谙社交礼仪、通晓英文，有一些校友成为了杰出的外交人才，为中国对外关系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被誉为“联合国问题专家”，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国际司副司长的龚普生和历任《新华日报》记者、中共驻重庆代表秘书等职的龚澎，便是圣玛利亚女中1932届和1933届的学生。

除此之外，从圣玛利亚女中走出的医学、音乐和建筑专业人才也不胜枚举。1920届桂质良是我国最早的女性精神病学专家，1925届章德馨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病理生理学教研室的创始人， 1937届的张佩珠更是曾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中国福利会妇幼事业樟树奖，而1951届王爱霞是中国艾滋病防治专家，她发现了我国第一例艾滋病人，并在预防医院内部感染问题上做了提前二十年的准备。1944届董爱琳是著名女中音歌唱家，1946届的朱雅芬是沈阳音乐学院前钢琴系主任，著名钢琴家郎朗的启蒙老师，1952届李世济是著名京剧艺术表演家，京剧程派艺术的传人。在圣玛利亚女中毕业生中还有三位颇有成就的建筑家，她们是1950届朱亚新，1952届李玫和1952年初二的曾点。

暮色里，敦厚悠远的钟声再度响起，饱经风霜的古老钟楼，仍然兀立在金色的阳光中，来福士广场的嬉笑声变得再度清晰。虽然这些人，这些事都已经远去，历史和记忆却永远鲜活，因为它们凝聚在现代社会的点点星火中，闪烁在中华大地的每一寸土地上。

参考文献：

《秘境寻踪 | 圣玛利亚女校在哪里？》, 载于澎湃新闻，作者：“申知沪志”小组；

《追忆圣玛利亚女校》,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4年, 作者：徐永初、陈瑾瑜；

《一代才女张爱玲和她的母校》，载于公众号：上海长宁, 作者：长宁区新闻宣传中心：董宝骅

图片来源于网络

原标题：《圣玛利亚女中：中美教育碰撞的悠远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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