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的“三只胳膊”——余秋里与谷牧

【编者按】

2023年1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逝世47周年纪念日。本文经授权摘自《百年不了情——我与伯父周恩来相处的日子》一书，作者周尔均是周总理的侄子，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位高级将领。他从亲属的视角，生动真实地记叙了周总理一些鲜为人知的人生侧面和工作情景。

1958年3月，周恩来同志在十三陵水库劳动工地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电视、广播和报刊凡报道重要会议和重大活动，在列举出席中央领导人的名单之后，都有这样一句：“还有余秋里、谷牧同志”，颇为引人注目。

余秋里和谷牧是在“文革”的特殊时期，经党中央批准，指名协助恩来伯伯工作的。当时，余秋里任国家计委主任，谷牧任国家建委主任。余秋里是驰名全军的“独臂将军”。

在多位副总理和老帅被打倒或靠边站的情况下，他俩在国家危困之际，辅佐伯伯撑起濒于倒塌的共和国大厦，厥功至伟。人们赞誉他俩是总理的“三只臂膀”。

我很早就认识余秋里，按理应叫他秋里叔叔，但因工作关系，我都是按职务称呼他，人后则称秋里同志。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参加西南军区后勤部派往下属一个汽车团的工作组，协助该团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三反”运动。当时，余秋里任军区“三反”委员会主任，是专为完成中心任务设立的一个临时机构负责人，却握有重要职权，仅次于军区首长贺龙、邓小平。

有一天，秋里同志事先没有通知军区后勤，直接来到汽车团视察工作。听说军区来了领导，我们到团部门口迎接，只见来了一辆老旧的美式吉普车，从车里下来的正是余秋里主任。他一身洗得褪了色的旧军装，左臂的一只袖子空荡荡的，随从只有警卫员和司机，车上却载有铺盖。他一路风尘仆仆，但精神抖擞，动作敏捷，吸烟时用一只手掏香烟、取火柴、点火，一气呵成地完成这一连串动作，比常人还利索。如有旁人帮忙，他统统谢绝。

巧得很，我们工作组组长、军区后勤司令部检查局的张兴臣局长，同秋里同志是红军时期的老战友，他俩多年来在不同地区战斗和工作，没想到今天能在这里见面，相谈甚欢。秋里同志亲切地询问我们几个人的姓名、职务，逐一握手。这是我第一次认识余秋里，至今过去七十多年了。

余秋里在团里待了两天，日夜不停地连轴转工作。他听取工作组汇报并共同研讨；参加团党委扩大会议，对团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进行了严厉批评；召开全团干部战士大会，深入进行“三反”运动再动员；到各个连队实地视察，看望干部战士。这个团还没有新建营房，连队分散驻扎在附近村庄和临时工棚，相互间距离很远，他一个不落地走了个遍。

在短暂的相处中，我对这位红军将领的独特风格深有感触。他为人豪爽豁达，直来直去；工作大刀阔斧、脚踏实地；在原则问题上是非鲜明，执行党的政策却心细如发。

有件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个汽车团前身是起义投诚部队，许多老驾驶员抗战时期在滇缅一线执行任务，夹带走私是常有的事，不少人因此发了洋财。我在进军抵达重庆之初，就听到过一个笑话：国民党一个师长向某漂亮女大学生求婚，遭到她的拒绝，女方说：“我司机都不嫁，还嫁你师长。”原来，司机比师长挣的钱还多。“三反”中，这些老驾驶员便成为揭、批、查的重点。有人发明了一种“跪五加仑油桶”的体罚，谁不老实交出赃款，就让他日夜不停地跪油桶。秋里同志听说此事很生气。他把团领导和基层干部召集在一起开会，现场放了个五加仑油桶，指定几名干部亲自“体验”一下跪桶的滋味。秋里同志问他们：“感觉怎么样？”个个回答说，“不好受”，“坚持不了多久”。余秋里说：“是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三反’反的是贪污，这些老司机在解放前置的家业，只要不是伤天害理得来的，就属于私人财产。把问题说清楚了，该交公的交公，其他不必追究。”一下子解脱了一大批人，老司机们个个欢天喜地，干部们也减轻了完不成运动“指标”的压力。

第三天一早，秋里同志乘坐他的老吉普车离开了。但就这两天时间，在他的指导下，汽车团的“三反”运动走上了正轨。在团里期间，他与工作组成员和干部、战士同吃同住，不接受任何招待。警卫员告诉我，他上任一个多月来，同这次的做法一样，已经巡视了十多个单位。

1952年，余秋里被任命为西南军区党委常委、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委，成了我的顶头上司。这期间，我听说了他在战争年代的传奇事迹：长征中，任红二军团十八团政委的余秋里左臂两次负伤，露出骨头和筋络，仍坚持不下战场，托着一条伤臂爬雪山、过草地，度过整整192个昼夜。最终还是用木工的锯子截去了左肢。这一壮举，堪与青史留名的关云长“刮骨疗毒”媲美。

在军区后勤工作的三年期间，余秋里豪爽泼辣、率直果断的作风，快人快语又不失风趣的讲话，赢得干部战士的普遍好感，树立了很高的威信。

那时，全国刚解放不久，有些老干部进城后忘了本，看上年轻美貌的女大学生，与原配夫人闹离婚，一时间群众中闹得沸沸扬扬。军区后勤油料部部长就是其中一个。余秋里部长在一次后勤礼堂召开的干部大会上，点名让这位年轻能干、资格又老的部长站起来，当众严厉训斥他：“不要以为你为革命事业做了多少贡献。犯了几分钟不该犯的错误，就会毁了你一生！”在场的千余名干部无不深受震慑，但细细品味他的讲话，又都不禁掩口而笑。

20世纪50年代初期，对老干部闹“婚姻改组”的事情，前有军区邓小平政委给予我们二野后勤政治部前主任、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位正军职干部撤销职务的严厉处分，后有余秋里部长这次大会点名批评和处分一位正师职的二级部部长。这两位受处分干部都是卓有功绩的老红军，对他们的严厉处置，显示了党组织对违纪行为的“霹雳手段”，犯错必究、法不容情。当时对各级干部的思想触动很大，在全军区范围内一下子刹住了这股婚变风。

如今，有些干部在贪污枉法的同时包养“情妇”，有的数以百十计，有的竟然边贪腐边升迁，贪腐越重升得越快。古语说，“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百尺之室，焚于突隙”，这些贪官污吏已不是小小蚂蚁，而是成群结队毁我国本的蠹虫。“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对这些败类不但应重拳出击，处以重典，而且要严厉追究有关领导和部门的责任，真正做到惩前毖后，正本清源。治国必先治吏，治党尤须从严。当年“三反”运动中的正面经验，仍值得今天借鉴。

在余秋里任军区后勤部长期间，我有时会参加重要文件的起草，见面时，他仍记得当初我这个工作组成员。1955年余秋里调北京任总财务部部长，曾有意选我做秘书，由于军区后勤政治部主任卢南樵希望我留下工作，此事作罢。这是干部部的同志后来告诉我的。

1959年我调到北京后，由于七伯、七妈知道我在西南军区后勤部工作的经历，伯伯有次问起余秋里当年在西南军区的工作情况。我把亲身经历的这些有关秋里同志的逸事告诉伯伯，他听了哈哈大笑，说：“这个余秋里，他就是这个性格！什么事都要亲自过问、抓住不放。什么事也难不倒他。这回他在大庆发现油田，为国家立了大功。他是我们党内难得的能文能武的好同志，你要好好向这位老领导学习。”

1962年，周恩来第一次到大庆。图为在1202钻井队现场参观的留影

1962年6月，余秋里（前排左一）陪同周恩来视察大庆职工宿舍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国出逃事件发生后，我与分别了十六年的老首长余秋里重逢，并在他直接领导下参与总后批林整风运动，前后有一年多时间。后来，我有幸听到他与谷牧两位亲自谈述“文革”中辅佐七伯险渡国家经济难关的往事，其中有两件格外使我感动。为免遗珠之憾，披露在此，与读者共享。

余秋里说：“‘文革’中进入1968年，经济形势更加严峻。12月26日，我回家时凌晨两点多了，周总理亲自打电话叫我去，到他那里已是凌晨三点。总理疲惫至极，面带忧虑，对我说：‘今年只有五天了，明年的计划还没有搞出来，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和人民生活必需品安排哪里生产，往哪里调运，没有个计划怎么行呢。’我说，我找几个人先搞个明年第一季度计划，以便工作有新安排。总理说：‘好。’回来后我顾不得休息，找人商量、制定了1969年第一季度计划安排，经总理审查同意后，立即报请毛主席批准。这样，1969年开头，总算有了一个可供遵循的方案。”

这个事例表明，余秋里不仅在战争与和平年代能率领千军万马斩关夺隘，而且在国民经济的危急时刻，帮助伯伯治理国计民生，不愧是伯伯夸奖的“党内难得的能文能武”的治国之才。不止如此，曾在中共七大时任中央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早就对秋里做过这样的评价：“余秋里，现在已经成为大知识分子了！”

谷牧同志曾与我和在军做过长时间交谈。他向我俩回忆了七伯“文革”中那句感人肺腑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下火海谁下火海，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谈话的经过。

七伯的这句名言，常被人错误地引用，其时间、地点和原意都有很大出入。谷牧同志所言是他的亲身经历，也是唯一准确的版本。

谷牧说：“这是总理在我召集的一个会议上讲的。开会期间，周总理来了，他要听听大家的意见。结果几个部长把总理包围了。那也是当时有名的故事了，叫‘五部长包围周总理’，段君毅、吕正操都是老资格。老将包围总理，部长们纷纷陈词：他们这些人挨批挨斗没关系，就是被打垮了也不在意，但是生产不能垮啊，总理！现在生产已经很乱了。省委书记也纷纷诉苦，说生产垮了还革什么命啊。总理讲了一番话：现在这个形势是大势所趋，欲罢不能，只有挺身而出，站在运动前面来引导运动。这时候别人又说了一句什么，总理说：我怕什么，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下火海谁下火海，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

谷牧回忆周恩来时激动不已（1997年）

余秋里和谷牧对七伯敬重如山、感情至深。我从电视和照片中看到，秋里同志向七伯遗体告别时悲痛欲绝、站立不住的恸心情景，令人心碎。谷牧同志是一位端庄凝重、心高气傲的领导人，对七伯同样情深意切、敬仰有加，在同我俩交谈时说到动情处，几度痛哭失声。谈话结束时，他站起身来，说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令人久久难忘：“周总理的功绩与日月同辉，怎么估计也不为过！”

《百年不了情——我与伯父周恩来相处的日子》，周尔均/著，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