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瑞芳㈡｜“红姐”张瑞芳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今年6月15日，迎来著名电影艺术家张瑞芳的百岁诞辰，而6月28日则是她六年前逝世的日子。对这位生于1918年，把艺术当作生命、把生命献给理想的中国演艺界“老大姐”，吾辈满怀着敬仰、崇拜之情。在纪念她百岁诞辰和怀念她逝世六周年的非凡时刻，我不由回到为老人家编导纪录片《瑞草芳华——张瑞芳的故事》的精神状态，于是，关于她的种种往事就像一个个特写镜头，猛地推到面前……

2010年11月，在上海影城隆重举行的“瑞草芳华——张瑞芳银幕生涯70年暨中国电影文化传承论坛”系列活动仿佛就在昨天。那一次，回顾了这位上世纪40年代重庆话剧舞台上名闻遐迩的四大名旦之一、主演过《松花江上》《家》《李双双》《泉水叮咚》等经典佳片的杰出电影明星、中国电影艺术表演学会名誉会长、上影演员剧团老团长的精彩一生，首发我编导的那部纪录片，并与她的电影代表作DVD一起，作为赠送来宾的礼品。记得老人家在“特别激动和感谢”之余，与其荣获终身成就奖时谦虚地表示“我是一个幸运者”一样，反复强调：“我拍的戏数量不多，谈不上多大的成就，大家给我的荣誉太沉了，年轻人比我强……”

通过编导纪录片，我对张瑞芳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觉得她与其他表演艺术家最大的不同，不是在表演上多么高不可攀，而是她有着引以为傲的红色经历，堪称“红姐”……

一、北京，有着红色灵魂的张家老宅

在筹拍纪录片之初，与张瑞芳有着亲属关系的朱枫导演就告诉我，张瑞芳小时候在北京住过的老房子——鼓楼东法通寺10号，是一个革命者活动的据点。于是，委托朋友去实地勘察并拍摄，却见那地方已成“华丰胡同23号”，面目全非，被许多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割据”着，只有她当年的那间卧室还保留得相对完整。

那次采访张瑞芳的时候，她身体欠佳，住进了华东医院，显得有点迟钝，但说起往事立刻精神一振。她说，南京发生“下关惨案”后，他们举家迁到北平，母亲杜健如（后改名廉维）为了摆脱因参加北伐的丈夫殉国和幼女病亡造成的极度悲伤，用一部分积蓄在偏僻的北城买下了梅兰芳的一座旧宅。“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后，这里经常会来一些神秘的“陌生人”，是她姐姐张楠带回家的“同学”——彭真、姚依林、蒋南翔等等，还有黄敬（解放后天津第一任市长）。当年幼的张瑞芳知道这些都是领导学生运动的北平地下党干部后，就怀着崇敬的心情，透过自己卧室的纱窗，看着他们一个个走进东边的屋子。一整天，那里悄无声息，却能根据母亲守在门口“把风”的行为判断出，那扇门里正在进行着神圣的事业，心中便亮起了一盏灯。不久，张瑞芳的母亲就成为中共党员，直接受黄敬领导，就像后来在重庆张瑞芳直接受周恩来领导那样。在母亲和姐姐的影响下，“抗日救亡”的意识迅速占据张瑞芳的脑海，她加入了由北平地下党领导的青年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积极参加游行和左翼电影戏剧工作者组织的演出，在独幕话剧《黎明》中扮演失业工人的妻子莲香，由此认识了两位重要人物：此剧的男主角崔嵬和编剧陈荒煤。在这两位的引领下，她走上了一条革命文艺的道路。二、奔波，充满红色浪漫的移动剧团

“七七事变”爆发一周之后的7月15日，以宣传抗日为宗旨的“北平学生战地移动剧团”成立了，团长是张瑞芳的同学郝龙，成员包括荣高棠、杨易辰、程光烈、她的姐姐张楠等等，还有已经是中共党员的24岁的陈荒煤。说起这段坎坷又有趣的经历，张瑞芳会突然振奋，因为她把跟随剧团开始“移动”的这一天作为自己参加革命和走上专业文艺工作道路的日子。

张瑞芳和姐姐张楠、荣高棠、陈荒煤四人计划先到天津，再乘船去上海，办理好相关社团手续后再回济南，和剧团其他成员会合，然后一路南下。为了安全起见，她和姐姐穿上花旗袍，扮成小姐。荣高棠一身对襟小褂，像是来接她们的男佣。陈荒煤则穿着洋装，装成她们的表兄。他们在天津等了两天，终于登上英国“太古号”轮船，前往上海。

船在烟台海面上漂了几天后来到青岛，在舅舅杜经田的帮助下他们才抵达“中转站”济南。当他们和黄敬、杨易辰等人会师后，一致决定先去南京造声势，以获得当局的认可，然后才好顺利展开宣传活动。他们发扬风格，在列车上“占领”了最后一节运牲口的敞篷车厢，可过了徐州突然大雨倾盆，车厢里积满了水。荣高棠大声喊道：“女士们就别客气了，不能坐在水里呀，就坐在男同学腿上吧！”张瑞芳一转身就坐在了杨易辰腿上，她姐姐坐在荣高棠腿上，一帮人紧紧挤在一起，避雨又取暖。细心的陈荒煤发现顶篷上积了很多水，就用棍子一顶，水哗啦啦从四边倾泄而下，大家哄笑着凑起了打油诗——哈哈哈，提起这段往事，张瑞芳就连说带比划地笑出声来。

到了南京，在沈钧儒先生的斡旋下，他们见到了时任教育部长的张道藩，这才获得演出机会。剧团首推陈荒煤新编的《打鬼子去》，讲述日本鬼子如何在沦陷区欺凌、侮辱中国人的惨剧。张瑞芳扮演的张大嫂被日军玷污后痛不欲生，但怀中还有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当她无意中摸到一手鲜血，发现孩子已死，便惨叫一声，跌跌撞撞冲下舞台……

张瑞芳摔倒在后台的芦席垫上，还在瑟瑟发抖。记者问她怎么演得那么真实？她答不上来，只记得用棉花浸满自制的“血水”塞在“婴儿”肚子里，帮助自己调动情绪，非常有效。后来有人总结说，她这种方式就是“体验派”。

当局允许他们公开演出了。于是，他们的漂泊和战争一样刚刚开始，边走边演，很革命，也很浪漫……

三、重庆，记载辉煌成就的红色舞台

张瑞芳跟随移动剧团到达西安，正要奔赴向往已久的延安时，剧团“干事会”考虑到她的身体状况和演艺前途，决定让她去重庆。为此，张瑞芳曾经耿耿于怀，用她的话说就是“眼泪刷刷地流”。她没有，也不可能料到，重庆会成为她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城市。

在重庆，她演过《全民总动员》《上海屋檐下》《国家至上》《女子公寓》《国贼汪精卫》《北京人》《秋收》《棠棣之花》《屈原》《家》等无数舞台剧，以及电影处女作《火的洗礼》；其中《屈原》最为轰动，那段日子，重庆到处都有人在学戏里的“雷电颂”，“炸了吧！炸了吧！”大大激发了民众的抗日热情，作为“四大名旦”之一，张瑞芳名副其实。更重要的是，她在重庆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并直接由周恩来领导，一直延续到解放后。

为了更有利于为党的文艺事业工作，周恩来亲自部署，让张瑞芳“淡出政治圈”，“隐蔽”下来。周恩来表示，他工作非常忙，所以可能做不到定时频繁地与她见面，但只要有必要，他会与她联系。于是，张瑞芳连党的组织生活也不参加，并对原来热心参与的一些事情故意表现出冷淡，心里则是又别扭又痛苦，还不能跟任何人说，只能靠不断地演戏来充实自己，忘却隐瞒党员身份的不爽。

尽管如此，张瑞芳还是有幸无数次走过那条蜿蜒的小巷，前往曾家岩50号，那幢三层的小楼房——周恩来的住处。当她站在高处，俯瞰滔滔的嘉陵江以及两岸的景色，不由感到一阵心旷神怡，原来淤积于胸的愁绪也就消失殆尽了。和大家一样，张瑞芳也喜欢叫周恩来“大哥”，多次聆听“大哥”描绘抗战胜利后建设新中国的宏伟蓝图，品尝“大哥”亲自下厨做拿手菜“红烧狮子头”，她感到幸福无比。

在每一个成长的关键时刻，张瑞芳都会受到周恩来的鼓励和支持。她一刻也不曾忘记“周大哥”的教诲，“在演剧上精益求精，做共产党的好演员”，践行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