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龙︱曾与楚：周代南土大国的先祖与居地

曾与楚是周代南土政治格局中十分重要的两个大国，近年来有关两国的简牍和铜器不断面世。其中，清华简是目前楚简和先秦史研究的热点，《楚居》一篇对传世文献中记载极为简略的楚先祖提供了全新的资料。曾国考古有三次列入十大考古新发现，从早年的曾侯乙墓到近期的叶家山、郭家庙、文峰塔、苏家垄、汉东东路墓地，使曾国成为迄今为止两周时期唯一一个能利用考古材料构筑其基本历史的诸侯国。有鉴于此，5月17日，华中师大古史论坛组织了一期主题为“曾与楚”的学术沙龙，特邀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研究所尹弘兵和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凡国栋两位副研究员，分别就“楚居与楚先祖”“曾国与曾铜器”进行学术分享，来自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湖北省社科院、湖北省博物馆、华中师范大学的专家学者参与了座谈。

上古地名研究的路径

尹弘兵认为《楚居》研究非常困难，最主要的原因是其所载大部分地名不见于传世文献，而目前出土文献研究的主要路径是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互证。现在《楚居》研究涉及楚先祖时，一般是用同音通假的方法将其与《山海经》建立联系，但《山海经》虽然包含了上古文明的很多珍贵信息，但不宜将其与理性时代的认知系统做直接的连接。而同音通假在清代最初发明时，解决了很多问题，但过分地使用，已被当时的学者所批评，在现代学术环境中，一般而言，只有在其他手段均无可能的情形下，才能考虑以同音通假来打通关键环节。而当整个的论证体系完全建立在通、转、假的基础上，并且是用同音通假来与《山海经》建立联系，这在方法论上是危险的。因此《楚居》的研究尤其是楚先祖的研究，需别出蹊径，在研究方法上有一些特别的思考。他根据自己的经验提出了三条研究路径：

一、从区域入手。《楚居》的研究首先要划定区域。楚先祖从祝融开始，祝融作为传说时代华夏集团的核心族群，其居住范围应该是在华夏集团的分布范围内。根据徐旭生、王玉哲等学者的研究结论，华夏即中原，其范围西至陕甘，东至河南东部与东夷相邻，南至伏牛、外方山脉与苗蛮相邻。进入夏代，华夏在族群上指夏王朝诸族，在地理上则较为确定，指今河南省中部、西部及山西省南部。从考古学文化讲，与华夏集团相对应的是中原龙山时期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因此从区域角度考虑，所有关于楚先祖的地域，尤其是传说时代，可在这一地理范围内探讨，如果超出了这一范围就需要谨慎对待。

二、从关联度入手。由于很多的地名、人名、族名以及它的活动区域都有一定程度联系，于是可采取一种比较迂回的方式，从与其相关联的、有较明确活动范围的人物、族群来推定。以季连与盘庚之子为例，《楚居》里明确记载，季连因“汌水”而见“盘庚之子”，以此居于“方山”、“京宗”等地，并与其女联姻。则可由盘庚之子的居地来推测季连在商代晚期的活动区域：盘庚之子为商王族，商王室核心成员，则其居地当在商核心区内。商代晚期时季连的活动、居地，则当在此区域内探讨。而商核心区，可从文化地理的角度来确定。晚商文化中最为核心的是殷墟类型，因此盘庚之子的居地，必在晚商文化殷墟类型的分布范围内，而晚商时与盘庚之子有密切关系的季连居地，虽不知其具体地点所在，但可确知其亦在殷墟类型的分布范围内。我们即可由此推定：晚商时期，季连部族仍在商朝的政治势力与文化范围内活动，因此“汌水”、“方山”及最初的“京宗”等地，均应在晚商文化殷墟类型的分布区内探求。

三、从逻辑分析入手。通过逻辑关系来进行推论，也是楚先祖研究中的重要一环。《楚居》里记载“丽不从行，溃自胁出，妣厉宾于天，巫并该其胁以楚，抵今曰楚人。”尹弘兵据此从逻辑角度推论，芈姓祝融不是一开始就有楚之名号，在丽季之前，无楚人之称，其后才与“楚”产生交集，被称为“楚人”“楚族”。”因此先有楚地和楚蛮，然后才芈姓楚人和芈姓楚国。这也与《楚世家》中“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相合。进一步推论，荆楚与华夏不仅是两个互不兼容的族群概念，也是两个互不兼容的地理空间体系，因此“抵今曰楚人”也就意味着芈姓祝融的生活空间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华夏地域进入楚蛮地域，或者说从中原地域进入荆楚地域。这还意味着芈姓祝融改变了自身的身份属性，从华夏旧族转变为楚蛮的一员。类似的情形在上古时代颇为常见，《左传》中所载的杞国，即是最常被引用的一例。经历过夏商和商周两次重大变革之后，有大量原来的华夏核心族群由于无法在中原立足，进入到东夷、南蛮等地区，由此被视为夷狄，芈姓祝融这一支就是进入荆楚地域成为楚蛮中的一员。

一直以来早期楚文化的中心区域都不太确定，成了楚文化研究的一大遗憾。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先福研究员认为《楚居》对早期楚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线索，《楚居》地名虽然不好定位，但至少解决了楚族由中原南来的基本问题。早期楚文化的研究除了考古学的进展外，对邓、噩、曾等周边国家的研究也需要推进。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王准副研究员认为以上这种方法论是极具建设性和启发意义的。先建立一个体系，限定一个范围，然后将人物、国家、族群等定位到这个空间里来，再拉上时间的轴线，相当于是空间和坐标的关系，这是在目前《楚居》史料记载纷繁复杂、模糊不清的情况下比较可取的一种方法，“虽不中，亦不远矣”。

传说人物的神化与神话的历史化

就历史时期来说，历史人物就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人物事迹都是一个个具体的过程，但楚先祖是传说人物，而非历史人物。尹弘兵指出早期文明研究中要注意传说人物的特殊性，不能够将传说人物作为历史人物来看待。传说人物的真实含义有以下几点：一、在一般情形下，传说时代的人名指的是部族名称，二、部族首领的名称，三、在特定情形下指担任部族首领的个人。而传说时代的某生某，除了存有父子关系的意味外，其基本含义就是氏族分支和部落分支的关系。

但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较为特别的情形，中国古代是祖先崇拜，祖先皆是神灵，后人叙述先祖，不免出现人神杂糅的现象。因此在“季连初降于隈山”这个特定语境下，季连既不是部族，也不是部族首领，而是神。上古时代神灵所居名义是在天上，实际是在山上，所谓“天在山中”，在《山海经》中常言某神居于某山。

因此“季连初降于隈山”这一句中的季连，其身份属性是季连部族的祖先神，故隈山并非是上古时代真实的季连部族居地，而是一种想象中的神灵居地。真实的季连部族实际上是居住在隈山附近的平原地带，具体在哪里，还需要从考古的角度做进一步的分析和探讨。在部族的祖山或神山与实际的部族居住地之间，可能还有河流相连，这条河流在早期文明中被想象成神灵往来的道路。

讨论环节中，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黄尚明教授认为隈山既然是神山，从考古的角度探讨或许也无济于事。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宋亦箫教授指出，古人喜欢把神话人物当作祖先以显示自己是天之骄子，这是神话的历史化的一个体现。像早期的许多历史人物，如季连、大禹等等他们可能原本就是神话，而非真实存在的人。如何对待历史上的神话人物，考虑这个问题时应当要充分尊重当年古史辨派所作的许多工作。在研究文明起源、研究先秦史的时候，应当将古史辨派的观点与传说人物进行对照考量，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早期文明的特殊性

尹弘兵认为，我们不可避免地受到后世的生活观念，甚至于现代的一些生活经验的影响，不自觉地用一些我们现代的观念、经验去理解古代，甚至于更早的早期文明，这是很成问题的。尤其是对于早期文明的特殊性，我们一定要有充分的认知。早期文明的基本逻辑是宗教，宗教是规范一切社会行为的根本准则。而且早期文明的宗教与理性时代的宗教还不一样，比如在早期文明阶段普遍存在的人殉现象，这对于理性时代的人类认知来说很难理解。

到了铁器时代，由于铁器的使用带来了生产的大爆发，同时也推动了人类知识的大发展。在这个爆炸性的进步之中，历史理性完全取代了早期文明的宗教逻辑，成为整个社会的行为规范，这也被称为“轴心时代”或“轴心期文明”。因此我们对于早期文明的理解，一定要从它自身的逻辑出发，从这个角度来认知。要尽量避免从后世乃至现代的生活经验与逻辑来理解和认识早期文明。

曾侯公族的称名问题

曾国不见于传世文献，最早的认识来源于青铜器。从已发现的墓葬群中，可划定曾国的范围主要在随州。现在所知时期最早的墓葬是2011年、2013年发现的叶家山区域，是西周早期阶段的墓葬，到现在为止基本上可以确认至少有三代曾侯。两周之际主要分布在两个区，一个是郭家庙区域，一个是苏家垄区域，最近两年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出土了重要的资料。春秋中晚期主要是在文峰塔区域。进入到战国，早期非常明确的便是78年发现的曾侯乙墓。到战国中晚期，在13年的时候发掘出曾侯丙的墓葬。

关于曾侯公族的称名，学术界说法比较复杂。凡国栋举张昌平《曾国青铜器研究》中的看法：“曾国青铜器中的伯仲叔季都应该是行辈之称，而与爵位无关，曾伯曾仲，曾子可能分别代表着公族大小不同的宗族，即伯仲属于曾侯直系大宗，曾子某则是旁系的小宗；曾子、曾孙应当是曾侯后裔等曾侯公族的专有称谓等。”但如果严格用这个体系看问题会陷入矛盾。

根据西周时期氏族制度，曾国公族包括曾国公室和公族小宗。公室成员包括曾侯、曾侯之子、曾侯之孙，大致按照行辈称呼。

一、从曾国公室来看，曾侯的儿子可能按伯仲叔季来排，曾子伯皮，曾子伯言等等。那么曾子伯、曾子仲、曾子叔都属于曾侯的儿子，都为公室的核心成员。要指出的是过去所挖掘的大量曾国贵族铜器，只有曾子和曾孙器，从来没有出现公子或公孙的，因此起初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曾侯之子、曾侯之孙不称公子、公孙。

而M6墓穴中带有曾公子弃疾铜器的出现，则推动了新的理解和阐发。有学者指出，曾公子弃疾诸器，器主是“曾公”之子，此称的内涵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吴师入郢以后，因随（曾）人救楚，随（曾）国在楚系附庸体系中擢升为“公”，曾公之子就是曾侯之子；二是曾公可能与曾地设县有关，曾国为曾县县公，非曾侯。而根据2017年随州汉东东路曾国墓地考古发掘结果显示M129的墓主人曾侯得也可称为曾公得，因此证明了曾侯也可称为曾公，曾公子显然应该是曾侯之子，曾子则是曾公子省称。

二、从公室里分出来的小宗来看，曾伯、曾仲所出的铜器较多，有曾伯文、曾伯桼等，应是已经别为立氏。再一个是曾仲，是曾侯的仲子，业已别为一族。2017年的汉东东路挖掘中出现了曾叔子、曾叔孙的铜器。曾季目前还没有发现。

曾国都城在哪里？

凡国栋指出要把握都城和侯墓相隔不远的原则，赞同以下列墓葬的标准识别都城：

1、墓坑规模大，其墓室的开口面积至少在100平米以上（不含墓道）；

2、墓室形制独特，要么多边形（曾侯乙墓），要么亚字形（曾侯丙墓）；

3、椁外一般都有积石或者积炭；

4、墓坑外围有多个器物附葬坑或柱洞、或祭祀坑（曾侯舆墓）；

5、侯墓与夫人墓皆东西向并别，绝无南北向排列的。

从地理分布看，曾国公室墓地，如曾侯、曾侯之子孙的铜器主要出土于随州义地岗、安居等，处曾国的核心区，而曾伯、曾仲等铜器比较集中在曾国核心区的外围，如枣阳郭家庙、京山苏家垄等地，这也侧面反映了曾国的都城不可能在郭家庙或苏家垄。而需要更多的工作，找到西周中晚期的墓葬。另外，曾伯陭墓内出土的铜钺上有文字“用为民刑”，因此在都城的判断上也有人将其作为辅助材料，理解为“为民父母”。但凡国栋认为，曾伯陭作为被分封出去的一支本身就有统治的人民，相当于一个封君了。

王先福研究员则认为曾国早期都城在叶家山应该没有太大疑问，其附近有随州庙台遗址等。噩国与曾国相邻，随州安居羊子山墓地就是噩侯墓地。西周晚期周王猎伐噩侯，噩国北迁南阳，该地出现真空，曾作为周王同姓南方大国，在此背景下，曾国中心区可能西移。可惜的是，西周中期的资料存在缺环。总体上，曾国的研究对于早期楚国历史进程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曾楚联姻与两国关系

黄尚明教授指出，曾楚的通婚行为是两国关系最直接的反映。从历史上看，与他国通婚、结成政治联盟是楚国惯用的一种战略手段。曾到南方之后，地缘关系改变，于是与周边国家通过联姻来进行互通。曾楚两国一开始的关系是平等的，他们都是想借通婚行为来拉近两国的关系。从春秋早期到战国中期，曾有多位曾国女子成为楚国的王后，这就说明了当时两国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同时，曾侯墓中大量的青铜器也恰恰证明了当时两国关系友好，尤其是在吴师入郢时楚得到曾（随）国的帮助，所以曾侯才能从楚国那儿获得、积累大量财富。曾到后来一直处在楚国的庇护下，实际上成了楚国的附庸国，因此，除了国内的社会治安需要其自身进行管理外，像军队建设、对外战争等问题，曾国作为一个非独立国家基本上是不用过多考虑的。

值得进一步思考的议题

基于本次沙龙的主题，与谈的老师们还提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思考的议题，武汉大学历史学院郑威教授提出：曾和楚是如何从族群逐渐发展上升到早期国家形态的？曾、楚两国构建国家体系的过程是怎样的？在国家体系的构建过程中，曾国的地位是否存在从原来的周王室的一个重要的南方诸侯国变为楚的一个附庸国的变化？在此过程中所产生的曾人对自身定位的变化，在墓葬的铭文称呼中是否会有所反映？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洪强老师指出，此次沙龙中使用“杂用多科”（张正明先生提法）的方法来解释相关的人名和地名，能很好地开拓研究者的思路，让人豁然开朗。在传说人物的问题上，先祖从族名到特定的个人，比如季连，他是如何一步一步被神化为整个部族的祖先神的？他在后来楚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对季连的信仰在楚国中晚期以及楚国灭亡后是否继续存在？汉代以后的文献中间是否还能发现这种信仰的影子？楚地的人们在秦汉以后是否还有对这些祖先神的记忆？这也是考察楚地民众信仰和思想状态的一个重要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