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最大的为恶者，是那些因为从不思考所做的事情而从不记忆的人

汉娜·阿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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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阿伦特是20世纪伟大的政治哲学家，作为一位美籍犹太裔女性学者，她的思想深受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熏陶，甚至有部分基督教的影响，但却鲜有犹太色彩。而她最有争议的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遭到了许多犹太同胞的批评，就连她的好友肖勒也指责他“缺乏对犹太人的爱”。她因此蒙受了“自我憎恨的女人”，以及“纳粹的同情者”的恶名。而阿伦特的代表作《人的境况》一书中的观点，被认为有对私人生活和家务劳动的贬低，因此有批评者说她是偷偷溜进男性俱乐部的“反女权主义者”。

阿伦特身为一名犹太女性，在思考问题时，似乎从来不从自己的“特殊”身份出发，而是一直站在普世、公共的立场上。或许这是她本人遭到误解，著作遭到误读的重要原因。2020年的平安夜，教宗方济各在圣诞致辞中，曾引用《人的境况》中阿伦特的名言：“尽管人终有一死，而不是为死而生，而是为着开端启新而生。”显然，阿伦特的思想深受其师海德格尔的影响，但是她如同亚里士多德一样，爱真理甚于自己的老师。阿伦特对于海德格尔的感情是复杂的，不能用爱恨交织来简单地形容。在20世纪50年代两人恢复友谊后，阿伦特曾积极地向美国读者推介海德格尔的作品，但海德格尔对于自己这位高徒的著作，却似乎并不怎么放在心上。阿伦特所关注的公共领域，恰恰是海德格尔所忽视或者轻视的。

人的境况

作者: [美] 汉娜·阿伦特 著 王寅丽 译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1-06

2

在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和存在论中，没有伦理学或政治学的位置，用荀子批评庄子的话来说，是“蔽于知天而不知人”。面对纳粹的滔天恶行，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出发，的确很难得出批判的结论。或许在海德格尔看来，犹太人遭遇的劫难，是无可逃避的存在之天命。“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难道纳粹的意志，就能代表天道？另一位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也是阿伦特导师的雅斯贝尔斯，在纳粹统治时期做出了与海德格尔截然不同的选择。而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在被关押的集中营里得到一本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深受启发。但他却另辟蹊径，发展出自己独特的存在主义思想，积极地加入到抵抗运动之中。希特勒上台之后，阿伦特敏锐地感到局势紧张，果断地选择了离开德国。在逃亡的过程中，她并没有消极地坐以待毙，而是积极地应对，巧妙地周旋，两次从险境中脱身。在1941年逃离欧洲，来到美国。

阿伦特的《平庸之恶》遭到很多犹太同胞指责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她大胆地提出，部分犹太人，尤其是那些具有特权的犹太人，对来自纳粹的迫害没有进行抵抗。而顺从主义的态度，当然不会感动刽子手放下屠刀，反而令其更加顺利地完成了屠杀的任务。正如阿伦特所说的：“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说，犹太领导人在毁灭自己的同胞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整个黑暗故事当中最黑暗的一章。”在耶路撒冷对艾希曼的审判中，大量受害者对施害者罪行的控诉，很容易引起人们对受难的以色列人的同情和对纳粹的憎恨。但情感上的共鸣，不能代替对事件背后的原因，以及作恶者心理动机的深入思考。

反抗“平庸之恶”

作者: [美]汉娜·阿伦特 著 [美]杰罗姆·科恩 编 安尼 译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4-04

在阿伦特看来，仅仅将艾希曼视为恶魔般的人物，是一种简单化的判断，重要的是对他所犯罪行的性质有明确的认知。“因为透过这个故事，人们可以最清晰地洞见纳粹在欧洲上层社会——不仅在德国而且在几乎所有国家，不仅在施害者同时也在受害者身上——引发的全面道德崩溃。”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阿伦特借用康德“根本恶”的概念来表达这种史无前例的滔天罪恶。“确实是在极权主义的最后阶段，一种绝对的恶出现了。”她解释说，绝对是因为它不能从任何属于人的可理解动机中推出。这种恶既不能惩罚，也不能饶恕，也就是说，不能由自我利益、贪婪、渴望、怨怼、权力欲望，怯懦等罪恶动机来解释。她形容为“凡它们展现之处，人类事务领域和人的权力都被破坏殆尽。”显然，阿伦特是从人对公共事务参与的缺失角度来试图理解根本恶的。而极权主义的“根本恶”具体表现在实施者艾希曼的身上，却是“平庸”的。

共和的危机

作者: [美] 汉娜·阿伦特 著 郑辟瑞 译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3-04

3

对于何为“平庸”？阿伦特曾向好友肖勒姆这样解释：恶不是radical，而是extreme，前者带有根本性，后者具有极端性。主要的特征在于thoughe-defying，也就是抵制思考，通俗地说就是“无思”。在阿伦特看来，只有善才是有深度和根本的，这种看法明显来自于奥古斯丁的影响。相反，恶是没有深度和肤浅的。具体到艾希曼，他不是传统的大恶人、野心家，即伊阿古、麦克白，也不是“一心只想做个恶人”的理查三世。“他为获得个人提升而特别勤奋地工作，除此之外，他根本就没有任何动机。”更加直白地说，他从未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他并不愚蠢，他只不过不思考。“是不思考，注定让他变成那个年代罪大恶极的人之一。”因此，阿伦特在《平庸之恶》的结尾，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远离现实的做法，这种不思考所导致的灾难，比人类与生俱来的所有罪恶本能加在一起所做的还要可怕——事实上，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从耶路撒冷习得的教训。”

许多像艾希曼这样的纳粹分子，在对自己的罪行进行辩护时，往往会说他们是在执行命令，尽职尽责。而这恰恰说明了阿伦特对极权统治所下的判断是准确的：“把个人变成行使职能者和统治机器上赤裸裸的齿轮，从而对其去人格化，是极权统治的本质。”但是，艾希曼是否可以就此推脱罪责呢？“我们假定作为辩护，你说没有什么比让你变成一个大屠杀组织的自愿工具更不幸的事情了，可是仍然存在着你执行了这个工具的事实，因此你就主动地支持了大屠杀。”自愿成为作恶的工具，服从上级的命令，不加以思考，亦不曾抵制，就是成为犯罪帮凶的表现。任何参与到狂热的运动之中，不加分析地服从动员，接受命令，以致在集体性的暴力罪恶行为中有份的人，都不能找任何借口为自己推脱罪责。当然，他们可以说，自己在历史的大潮中，狂热的氛围中，被冲昏了头脑，失去了理智。而这本身，就是一种“抵制思考”的表现，“无思”并不是罪，但却让人对罪恶缺乏判断的能力。阿伦特的致“思”之路，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近现代的康德、海德格尔。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恶的报告

作者: [美] 汉娜·阿伦特 著 安尼 译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7-01

4

半个世纪之后，德波拉·普利斯塔的《艾希曼审判》和贝蒂娜·施汤内特的《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平庸面具下的大屠杀刽子手》等著作，通过更多的历史资料，试图向人们展现艾希曼作为一个纳粹党军官、反犹主义者，并非如法庭上表现得那么平庸肤浅，对自身的所作所为毫无意识。如果不是阿伦特被艾希曼的伪装所欺骗，那么就是她关于“平庸之恶”的观点站不住脚。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即使艾希曼有明确的反犹意识，那么这也是一种“政治无意识”。因为不加批判地接受一种哪怕是由来已久的意识形态、根深蒂固的思想传统、流行的大众观念，并无本质上的区别。阿伦特关于“无思”的概念，明显带有海德格尔影响的痕迹，但在内涵上又有所不同。

海德格尔超脱了“常人”的世界，也就抽空了伦理和政治的内容，对于现实的社会问题、政治立场，只能采取“回避”或“沉默”。战后关于纳粹的问题，海德格尔拒绝明确表态，难道是“知其黑，守其白？”因此，海德格尔的“思”是一种与“道”为邻的孤独者的沉思，是柏拉图关于“洞穴”的比喻中，见过真理的澄明之光后，不再返回其中的悟者在更广阔的天地中的诗意栖居。但是，大多数人仍想生活在洞穴之中，如果哲人们不再回返其中，将真相告诉生活在幽暗中的人们，他们岂非永远沉沦其中？或许在柏拉图看来，洞穴中的人就如同井底之蛙。你跟他们讲真理，他们由于受现实环境所限，是无法明白的。就如同庄子所言：“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而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对城邦民众的启蒙结果，是自己被判处了死刑。因为在那些“曲士”看来，“真理”也不过是一种“意见”而已，和众多的其他意见并无不同。因此，柏拉图为了让城邦接受真理，想出了由哲学家为王，或者国王为哲学家的“理想国”，由上而下直接推行真理的统治。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与苏格拉底与别人辩论的平等对话不同，柏拉图试图利用权力制造等级，由上而下灌输思想。显然，海德格尔在纳粹上台的初期，也想如柏拉图一样，利用后者的权势来推行自己的思想。可惜，国家社会主义自有一套成体系的主张，根本不容许海德格尔喧宾夺主。遭受挫折之后，海德格尔心灰意冷，由政治实践返回哲学沉思。最终成为一名远离尘嚣的隐士哲学家。而阿伦特却选择了“爱这个世界”。她对思考的理解，也更加地具有公共的维度。在她看来，所谓世界并非自然，也不是社会，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共在。在《人的境况》中，阿伦特指出：“城邦，准确地说，不是地理位置上的城市国家，而是一种从人们共同言说和共同行动中产生出来的人类组织，其真正的空间存在于为了这个目的而共同生活的人们之间，无论他们实际上在哪里。”

对于今天生活在网络信息时代的人们来说，阿伦特所谓的公共空间，更类似于网络平台，但又不限于赛博空间。广场、剧院、议会等，都可以作为公共空间的现实场域发挥相应的作用。阿伦特认同的是苏格拉底的交互式辩论，而不是柏拉图的独断论推导。辩论发生在平等的个体之间，或许不会得出一致的结论。但至少会让人通过反思，认识到自己“一无所知”。而后者发生在哲人与大众之间，所有人都奉行一个不能怀疑、无可辩驳的逻辑结论，每个接受真理的人似乎都是“无所不知”的。意识形态就来自于独断论的真理观，依靠声势浩大的舆论宣传和自上而下的专制权力来推行。

极权主义的起源

作者: [美] 汉娜·阿伦特 著 林骧华 译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 2014-10

5

在阿伦特晚年的著作《精神生活》第一卷“论思考”的扉页上，引用了海德格尔对“思”的解说：“思不同于科学，不带来知识，不产生实用的智慧，不能解决宇宙之谜，不能直接带来行动的力量。”也就是说，“思”不与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相关。所以，当阿伦特说艾希曼“抵制思考”的时候，并不是说他没有推理能力和道德观念，而是说他不能进行“判断”。“最大的为恶者是那些人，他们因为从不思考所做的事情而从不记忆，而没有记忆，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他们。对于人类来说，思考过去的事情就意味着在世界上深耕扎根，并因此而安身于世，以防被发生的事情——时代精神、历史或简单的诱惑——卷进。最大的恶不是根本的，它没有根基，而因为没有根基，也就没有界限，它能够到达无法思考的极端并席卷整个世界。”

恶其在历史中，确实没有根基。无论是在中西方的文学、历史、哲学中，都没有对恶的肯定。而只有在被批判的意义上，才会在相关的著述中留下痕迹。哪怕是我们今天流行的网络剧，也知道如何表现善战胜恶；怕那是最肤浅的鸡汤文，也会表达对恶的不屑。其实恶并没有深刻之处，只要人具有基本的判断能力，就能够轻易识别。那么，为什么会有成千上万像艾希曼那样的人，会相信希特勒的宣传鼓动？

论革命

作者: [美] 汉娜·阿伦特 著 陈周旺 译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9-04

在阿伦特看来，孤独的大众如同原子一样，只有私人生活和社会生活，而没有政治生活。他们是私人领域的劳动者、社会领域的工作者，而不是政治领域的参与者。举例来说，艾希曼在家庭生活中是好丈夫、好父亲；在政府部门是尽职者、尽责者。但是，由于他没有公共生活，也就是说，在当时的德国，并不存在一个人们可以自己交流的公共空间，因此对于纳粹宣扬的所谓“种族优越说”等谬论，根本不可能得到公开的讨论。或许，很多人有充分的理由和论据，能够证明纳粹的观点是荒谬的。但是这种声音却不能通过公开的媒介，进入公众的视听范围。当社会上只有一种“意见”，而听不到其他“意见”的时候，这唯一的“意见”，就会上升为真理。而元首作为哲人，就成为唯一拥有真理的人。纳粹党徒和德国民众对于元首的话，只能相信，只有服从。元首的话语成为真理的声音，谁质疑元首的的话，就是质疑真理。站在元首的反面，就是真理的敌人，而消灭敌人，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从一个荒谬的前提出发，任何荒谬的理论都可以自圆其说。并不是说，很多纳粹分子在执行屠杀任务的时候，没有过怀疑。屠杀的方式由枪杀改为毒杀，就有对执行者受到良心折磨困扰的考虑。许多纳粹党徒为了坚定自己的信仰，不让自己对元首的决策产生怀疑，只能抵制思考，甚至用酒精来麻醉自己。任何看似天衣无缝的谎言，都经不起思考和判断。因为谎言和罪恶一样，都是肤浅无根的。

精神生活·思维

作者: [美]汉娜·阿伦特 著 姜志辉 译

出版社: 江苏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6-06

6

阿伦特认为，公共空间的自由交流，是让人能够产生思考和判断的前提条件。因此，她强调的思考就不是个人的沉思默想——无论是柏拉图式的，笛卡尔式的；或是尼采式的，海德格尔式的——孤独个体的思考。阿伦特从康德的《批判力批判》中得到启发，认为审美判断和政治判断具有相似性，借助于“趣味性”、“共通感”、“范例有效性”和“扩大的思考”，就能够形成真实有效的判断。即“恰恰在康德所指的意义上，判断能力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能力，即不仅从自己的立场上看事物，而且从恰好在场的所有其他人立场上看事物的能力，就这样的判断能让一个人找到他自己在公共领域、在共同世界中的位置而言（这实质上是政治经验中古已有之的明察），它也许是一种人作为政治存在的根本能力。希腊人称这种能力为明智，或明见，并且认为这是使政治家的德性区别于哲学家的智慧的主要特点或者优异之处。”

因此，阿伦特所谓的思考与判断，既非智慧意义上的，也非道德意义上的，而是政治意义上的。当然，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与国家统治权力、个人权利相关的政治，而是指个人能够自由而平等地进行交流、讨论的空间。这种政治商谈，或许不会产生唯一的真理，但至少能避免明显的谬误。阿伦特从存在论和现象学出发，重新思考了劳动、工作、行动的意义，探讨了政治、革命、罪恶的概念。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一书中写道：“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它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这些“男人和女人”，当然包括她自己在内。在黑暗的年代里，她独特的思想之光，成为一盏闪亮的明灯，照亮着在世界黑夜时代里寻找温暖，爱着这个世界的人们。

政治的应许

作者: [美]汉娜·阿伦特 著 [美]杰罗姆·科恩 编 张琳 译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6-06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年10月14日-1975年12月4日)，犹太裔美国政治理论家，20世纪思想家、政治理论家之一。1906年出生于德国汉诺威一个犹太人家庭，早年她在马堡和弗莱堡大学攻读哲学、神学和古希腊语，后转至海德堡大学雅斯贝尔斯的门下，获哲学博士学位。1933年先是流亡巴黎，1941年到了美国，1951年成为美国公民。她认为极权主义起源于19世纪的排犹主义和帝国主义。流亡之前，阿伦特以一个犹太人的身份协助犹太组织工作，为此曾被纳粹政府关押过。去美国之后，她为流亡者杂志《建设》撰写评论等；做过肯舍出版社的编辑；1952年担任过"犹太文化重建委员会"的负责人。自1954年开始，阿伦特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研究新学院、纽约布鲁克林学院开办讲座；后担任过芝加哥大学教授、社会研究新学院教授。随着《人的状况》、《在过去与未来之间》、《论革命》等著作的出版，使她成为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上的瞩目人物。1975年12月阿伦特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原题为《汉娜·阿伦特的政治哲学：极权主义与平庸之恶》，转载自今日头条“儒帅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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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汉娜·阿伦特：最大的为恶者，是那些因为从不思考所做的事情而从不记忆的人 | 纯粹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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