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机织汉锦：“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成功复制

中国丝绸博物馆用复原的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的西汉提花机，成功复制了新疆尼雅遗址出土的国家一级文物“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锦，成为业界首例对“五星锦”的原机具、原工艺、原技术复原。当时的尼雅考古队队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齐东方教授在看到复原后的“五星锦”时，也是难掩兴奋。一部已散架的千年前汉代提花机是如何跟国宝汉锦交缠，织造出新织物的？《澎湃新闻·古代艺术》专访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赵丰，谈“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织锦（以下简称“五星锦”）复原始末及其意义。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织锦1995年在新疆尼雅遗址出土，轰动世界。该文物现收藏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为国家一级文物，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这件国宝“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臂，长18.5厘米，宽12.5厘米，带长21.0厘米，另有“讨（或诛）南羌”锦残片一片。两者放于一起，合意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或诛）南羌”。从其图案和工艺来看，可说是汉式织锦最高技术的代表。

2015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正式委托中国丝绸博物馆对“五星锦”进行复原。

经过三年多的前期研究、准备、装造、穿综及织造，前天（5月20日），在中国丝绸博物馆举行的“五星锦”复原项目中期汇报会上，国丝馆技术部研究馆员罗群手持梭子，脚踩踏板，向国家文物局及一众同行示范他织造“五星锦”的经过。据介绍，复杂的穿综工作涉及10470根经线，84片花综，2片地综，历时1年多才最终完成。

被用于织造这件“五星锦”的织机原型，则是2013年出土于成都老官山汉墓的西汉提花机模型。考古发现之初，四部竹木质地织机文物浸泡于水中已难辨其形，它的出土，成为当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2014年，由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赵丰领衔主持国家“指南针项目”，联合成都博物院、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等科研机构，还原了汉代勾综式提花机的结构，解决了关于汉代提花机的学术问题。在此基础上，制作了3D展示系统，并按比例复原了两台原始大小且可操作的提花机。原机具、原工艺复原“五星锦”由此成为可能。

据赵丰介绍，“五星锦”的复原工作，之前其他机构也有做过，然而用复原的汉代织机以原机具、原工艺、原技术复原同一时期的“五星锦”，这是第一次，是汉代织造技术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当时的尼雅考古队队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齐东方教授在看到复原后的“五星锦”时，也是难掩兴奋。

《澎湃新闻·艺术评论》专访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赵丰，谈“五星锦”复原始末及其意义。

澎湃新闻：为什么要复原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锦？

赵丰：关于五星锦的复原初衷主要有两方面：

比较直接的原因，若干年前，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励小捷去新疆和田考察，当地领导向励局长反映，“五星锦”这件国宝虽然出土于当地的民丰尼雅，但出土后迅速被国家文物局定为国宝级文物，并列入了第一批禁止出境的文物名单，其收藏不在当地，和田人民都无法见到出土于本地的这件国宝，所以请求国家文物局和新疆文物局能给予帮助，找业内领域专家复制一件，给三百多万和田人民一个交代。于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和浙江省文物局接洽，希望中国丝绸博物馆能提供技术支持，委托我们来复原这件国宝。国宝级文物的复原牵涉到多方面的问题，但后来国家文物局考虑到新疆人民的诉求，特批了这件国宝级文物的复原项目。

另一方面，文物复原从专业角度出发，更为重要的是研究和认知。“五星锦”出土时是以经过裁剪、制作成护膊的形式出现，出土的这部分只是原织锦的一部分，包含的信息也不全，我们希望通过研究已有信息，联系历史资料来还原织锦的文字、图案、门幅等。所以此次复原项目，我们希望以当时的工具还原当时的技艺，最后达到还原汉代织锦技术的目的。纹样、文字的复原只能算理论研究，而通过合适的机具把文物复制出来，就从理论进入到实践阶段，牵涉的技术问题更为复杂，其中最关键的是织机采用什么类型。所以作为国家文物局纺织品保护重点科研基地，这个复原工作不只是单纯的复制，而是必须要面对大量的研究。

澎湃新闻：复制工作对于文物本身有何作用？

赵丰： 复制对文物本身而言可以替代展览从而起到保护作用。“五星锦”出土时的色彩极其鲜艳丰富，出土后会受到环境中的各种不利条件影响，温湿度、光线等都会对文物色彩产生极大影响，如果要展览，必然会对文物本身多少带来损害，所以现在我们基本很难看到“五星锦”的展出。文物复制工作如果完成，就能够代替文物向大众传递文物的信息价值，包括纹样艺术、组织结构、技术信息等，从而使文物本体处于最合适的环境中，受到最稳妥的保护。

复制“五星锦”，除了文物本身所承载的信息可以得到有效传保护和承外，我们还可以向大众传播其研究过程、复原织造的技术难点、复原工作背后的故事，使得文物故事更加完整丰富。

澎湃新闻：具体复原工作经历了哪些阶段？

赵丰：2015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委托中国丝绸博物馆进行五星锦护膊的复制。经过较长时间的前期研究和准备，我们开始进入对五星锦本体的复制。

2017年1月，我馆技术人员罗群和刘剑前往新疆对五星锦护膊进行了织物信息采集和分析检测。此后的关键就是设定完整的复制目标。我们对五星锦的织物图案及其上面的文字进行了研究，经过对此前研究资料及海内外相关文物的比对研究，最终确定把图案及文字还原为“五星出東方利中國誅南羌四夷服單于降與天無極”，并据此绘制了意匠图。

2017年2月，我们正式开始上机的穿综及织造工作。10470根经线，84片花综，2片地综，历经1年多的时间完成了错综复杂、丝丝入筘的穿综工作。复杂的穿综工作结束后，进行织造，最终成功复制出五星锦。

澎湃新闻：用复原的汉代织机来复原汉代“五星锦”意义是否更为特殊？

赵丰：我们是用复原的汉代织机来进行织造复原，这是一次从织机模型到织机再到织物的前所未有的还原研究过程。我们很幸运，2013年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了四台陪葬织机模型，我们和成都博物院等机构合作申报专项课题，第一次对汉代的提花织机进行复原。因为其出土地在成都，我们相信这应该是用来织造“蜀锦”的汉代织机。我们认为“五星锦”可以用同时期的织机来实现织造目的，所以我们这次的复原工作可以称为：原机具、原工艺、原技术，这就相当于还原了整个汉代的织锦技术体系，是对汉代织造技艺的集中体现，我们相信这远比其他复制方式和复制成果更有意义。

澎湃新闻：此前你们馆或其他机构有过织物文物复原先例么？这次复原的织物是等级最高的文物么？

据我所知，之前也有其他机构做过“五星锦”的复制工作，但都不是用汉代织机来织造复原，并非原技术、原工艺；之前学者做的工作也都是对文物残片的局部复制，没有对整幅织锦的复原。若只是复制一件护膊，相对而言难度就比较小。从出土的护膊来看，其中“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这部分残片的宽度，远小于其织造时织锦的真正门幅。如果我们只复制出土部分的织锦，大概只需要三四千根经线即可，结合织造技术，其难度相对就会小很多。而我们现在要复原整幅织锦，需要一万多根经线在一台织机上，涉及到的整经、穿经、提综、开口等多个技术点的难度都会呈指数增长，而且对整幅织锦的复原需要更充分而有力的学术研究作为支撑。在不知道残片以外信息的情况下，过往普遍的做法是将出土残片的图案进行简单的循环重复。

国内不少机构都做过一些古代丝绸文物的复原工作，有很多先例，中国丝绸博物馆也做过大量的实践，从战国秦汉到魏唐宋辽的例子也有不少。即使是在老官山提花机上，我们也曾织造战国“交龙对凤锦”，也复原过同为尼雅出土的汉代“波形纹锦”，但之前这些复原工作的织造难度都没有如此之高。无论从技术难度还是文物级别，这次“五星锦”的复原都是我们接到的复原任务中的最高规格。

澎湃新闻：“五星锦”的复原难度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赵丰：首先是文物本体认知的难点。我们在复制目标的确定上就很困难，“五星锦”出土时是以裁剪后制作成护膊的形式出现，其内容和信息都只有部分，很多部分都已缺失，如何还原原织锦的图案和文字难度相当大，需要通过大量的研究。我本人在1997年就做过五星锦的图案复原，在这方面有较好的专业基础，后期为此做了更多的工作。

其次是织造过程的难点。汉代织机的复原难度就不多提了，尽管难度很高，但我们在之前的另一个项目里已经基本解决了这些困难。但用这种同时代的织机来织“五星锦”，其织造难度就变更高，最主要是因为“五星锦”其经线密度极其大，是我们所了解的汉代织锦中密度最高的，50厘米的门幅里面就有一万多根经线，也就是说每个厘米的织物都要接纳两百多根经线。经线密度之高，加上织物纹样之复杂，使得需要使用的综片数量急剧上升，我们这次复原用到了84片纹综、2片地综。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成都老官山出土的原织机上有19片综框的位置，真正留下来的其实只有5片，而我们的纹综有84片，这意味着整个综片所占的位置会很长，提花时，综片的提落、经线的上下交替都会变得相当复杂，第一片综片和最后一片综片间隔了一米多的直线距离，虽然第一片综片提起时开口是很清晰的，而最后一片综片提起时，前面的开口相对就很模糊了。对于织造来说，这很难织并极其容易出现差错。所以经线的根数、综片的数量之多都是织造技术上的大难点，“错综复杂”、“丝丝入扣”这些词其实就是对织造场景的形象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