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也夫︱超越狭隘民族主义

笔者喜爱中国先秦诸子的思想和性情，而与此同时，也钦佩苏格拉底智力生活中迥然不同的风格。深以为，智力生活是靠争论展开的，甚至其大半内容就是争论：与友人争论，与同行争论，与后生争论，与古人争论，乃至与外国人争论。与你争论的人越多，你受益越大。本书呈现在韩国朋友面前时，笔者内心已做好准备：聆听韩国朋友的批评，若有热烈的争论更是求之不得——因性格所致，笔者聆听的同时不会放弃必要的争辩，乃至有了争论的可能。本书涉及贵国古代印刷术，乃至贵国古代历史，而笔者深知自己这方面知识与阅读之有限，笔下没有谬误几乎是不可能的。

《文明是副产品》韩文版书封

笔者以为，各民族中真正的学者会共享一种旨趣：学术绝非侍奉本国元首与众生的虚荣心，而是要探究人类文明之发生和演化。毕竟学者不至于像二流政治家那样无聊，以吹嘘自己民族历史上有哪些“第一”为要务。笔者青年时代正值中国历史上的黑暗时期，统治者终止了一切学术活动，除了考古发掘。因为后者可以帮助他证明中国之伟大。是强权专制话语与少年天真心灵的冲突，开启了笔者的反叛：祖先的伟大丝毫也不能证明其后人的伟大，因而为证明自身去神话祖先的勾当可以终止了。即使祖先确有伟大的发明和发现，其中必有运气的成分，丝毫不证明其他民族的拙劣。比如小麦、水稻、玉米的驯化，首先是因为该地有此植物，其次还因为温度和地貌的适宜，再次才是驯化者的才智。我们不能无中生有，这是本书主要观点之一。

近日读《宫崎市定中国史》。宫崎说：“将中国与西域相比较，无论如何西域都是拥有古老文明的发达国家。当然中国也有丝绸之类的特产，但这些还是更接近于初级产品。”这观点显然与笔者自幼年起接受的正统教育不同。从拙作可以看到，笔者已经完成了对狭隘民族主义的超越：印章、石碑、青铜冶炼，统统是自西域传递到中国，而那时候还没有开通“丝绸之路”。宫崎认为，漫长的时间，比如千年之久，可以解决文化传递中空间的阻隔，比如千里之遥加上高山大川。便是丝绸之路开启后，西域固然惊叹中国的丝绸，中土何尝不艳羡西域的物华天宝、人工精作。

或许韩国读者会惊异：你一个中国学者，何以不去讴歌自己的祖先，却要宣扬古代西域文化更发达。因为我想走出皇权治下的民族主义的历史观。一个民族不需要自尊心吗？当然需要。但自尊心不可建立在虚妄的历史观之上，那是不牢靠的。而错误的历史定位会带来诸多的盲目性。读史使人明智，明智才擅于开拓未来。

发明优先权是专制君主与民族主义史学家共同的嗜好。搞清发明者，是探究起源的题内之意，当然有其重要的历史学意义。但真正的史学家的关怀远为宏大，发明先后只是他的关注之一。一项技术演化中，若干细事和微妙变异，在他看来同样重要。比如下述问题在笔者看来不比发明优先权次要：为什么毕昇发明活字后，雕版依旧是中国印刷业的主流？再比如卡特提出的问题：为什么韩国有了活字，却不印刷谚文，而依旧印刷汉字？

思考第一个问题时，我曾给出了一个线性的、狭隘的答案：活字适合印刷拼音文字，而印制汉字当然地会选择雕版，因为它更廉价。韩国的案例给了这一狭隘思路迎头痛击。印量、刻工群体，都影响到技术类型的走向。印刷术是思考人类技术史的一个绝佳的案例，因为有中国、韩国、谷登堡三方的存在。从中可以看到：技术与文字特征（汉字还是拼音文字）的关系，技术与各类工匠的关系，技术与产出量的关系，技术与政治的关系，技术与市场的关系，等等。研究印刷术，开阔了笔者的思路。这之中当然有韩国历史给我的启示。

收藏在庆南陕川海印寺藏经板殿里的高丽大藏经板

并且是印刷术的探讨引领我走进韩国历史。虽属浅薄的涉足，仍时感惊异。科举在中国是皇权抑制门阀的产物。移植到韩国，却演化成两班阶层垄断文化特权的屏障。可见社会生活的博弈中，行动者的选择包含了太多的可能性。

2015年我来韩国自由行旅游，兴奋异常，收获良多。我的性格中融合了似乎格格不入的两种品质：酷爱抽象的理论，却又常常被一些无关宏旨的细节打动。仅举两例。我们因故在首尔机场滞留很久。太太告诉我，她发现韩国机场的厕所极富人性，为携带婴儿的母子提供了细致入微的设置。我听后仔细观看，男厕的设置同样精心。参观战争博物馆，看到李承晚总统信札中的钢笔字，如此纯熟优美的钢笔书法在当代中国人中已经少见。看不到这些细节，就绝不会有看到后的若干思绪。或许我有生之年还会来韩国。下一次计划中的重头当属庆州，渴望在那里瞻仰贵国先人的智慧结晶。

期待着就本书中的内容，与韩国朋友讨论，聆听你们的批评。

郑也夫 2016年4月7日

（本文为《文明是副产品》韩国版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