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观察中世纪的新视角

1159 SUMMER

1159 年夏天，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对法兰西南部的图卢兹伯国提出了主张。

亨利几乎已经拥有了半个法兰西，其中包括从他父母和妻子埃莉诺——她是法兰西南部阿基坦公国的女继承人 ——那里继承来的北到诺曼底、南到比利牛斯山的若干公国和伯国。尽管存在争议，但如果亨利能够迫使图卢兹伯爵屈服的话，这片地区也可以被视为埃莉诺继承的遗产。

一幅12世纪的图画展现了亨利二世和阿基坦的埃莉诺执掌朝廷

亨利持有的全部法兰西土地都来自法兰西国王路易七世（1137—1180年在位），他已经向路易国王进行过臣服仪式并宣誓效忠，承诺将捍卫路易的生命和个人荣誉，而这就发生在 1158 年。可是，直接控制的领土仅有巴黎地区的路易并没有在军事力量上与亨利抗衡的可能。

红色代表了巅峰时期亨利二世对法国土地的主张,图卢兹紧邻阿基坦公国

在 1159 年的那个夏天，亨利率领了一支大军入侵图卢兹，而这可能是亨利一生中召集过规模最大的，其中包括他在英格兰和法兰西领地中的大部分主要贵族，甚至苏格兰国王马尔科姆四世也向亨利进行了臣服仪式。路易不能允许亨利进一步扩大威权，而且不管怎么说，图卢兹伯爵雷蒙五世是他的妹夫，因此他不得不试着帮助后者。但是他又能做什么呢？

路易七世接见神职人员

路易所能做的就是带着少数随从（也因此很快地）奔驰到图卢兹，这样一来，当亨利和他的军队抵达图卢兹时，法兰西国王已经在这座城中组织防御了。尽管图卢兹的防御工事很坚固，亨利仍有很大可能拿下图卢兹，至少这显然是他的计划。但是现在，他曾宣誓效忠的领主此刻就在城墙之内。

一份当时的记录说：“出于对正在保卫这座城镇，对抗亨利国王的法兰西人之国王路易的尊重，他不希望再围攻图卢兹城。”另一份记录（作者认为亨利国王这么做是错的）则说，亨利国王出于“空洞的迷信和崇敬”而听取了不进攻图卢兹城的建议。也就是说，亨利陷入了僵局。

如果他去攻击自己曾经宣誓效忠的领主，那他的贵族们对自己的效忠誓言又有何价值呢？

如果他俘虏了这位曾是自己领主的国王，他应该如何处置呢？

所以，他最终没有进攻，在仅仅经过了一个夏天的掠夺之后就撤退了。亨利，作为欧洲西部最有权势的两个君主之一，不能承担被别人视为破坏誓言者的风险，因而宁愿被当作一个失败的战略家丧失声望——很大的声望。

这里重要的是亨利和路易之间的个人关系。这种关系被一些仪式——宣誓、臣服仪式（正式承认的个人依附）等加以限制，而且与名誉紧密相连。

它同时也与人们对领主权（lordship）的设想有关：这种仪式是亨利作为领主领有法兰西国王的十几个伯国与公国及这些土地上资源之条件的一部分，与他最富有、最完整的领土，即他享有绝对主权的英格兰本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这里，我们正处于通常所说的军事封建制世界的中心：大量的大贵族和骑士精英履行军役，并显示出政治忠诚，以换取国王或更低级领主赐予的官职或土地，而如果他们有不忠行为，则会失去所有这些被赐予的东西。

阿金库尔战役

这些人时常被称为领主的宣誓封臣，而这块有条件持有的领地则被称为封地，因此在现代历史学术语中才有了“封建”和“采邑封臣”这些词语。

亨利的法兰西领地在当时的文献中时常被称为封地；随同亨利一起远征图卢兹的贵族们也都是向亨利宣誓效忠并受封土地的人。碰巧，近来“封建制度”这个词时常受到质疑。

苏珊·雷诺兹指出，这种军事和政治义务或者“领地”这种词的意义，很少像我们上面描述的那样清晰明确，自然在 12 世纪的法兰西也是如此。很多学者也强调，并非中世纪时期词语的“封建制度”，在不同的现代学者笔下也常常有着许多不同的含义，并因此认为这个词已经模糊到了毫无用处的程度。我自己却认为这个词在经过谨慎定义的情况下仍是有用的。

爱德华三世授予黑太子爱德华阿基坦的领地

如果我在本书中极少用到它，那只是因为我在尝试尽量避免使用太多的专业词汇，而不是因为这个词在本质上比历史学家们所使用的其他词汇更具争议性。然而，无论如何，路易是亨利在法兰西领地上的封君，而亨利自己的贵族也与他有着同样关系的事实，显然对亨利在图卢兹城外会做何反应至关重要。无论你是否愿意把领主权称为“封建”，这种关系肯定决定了这次遭遇的结果。

导致这种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精英提供军事服务并不是为了薪水。雇佣兵被应用于 12 世纪，并且构成了步兵的主体（1159 年亨利军队中的情况亦是如此），但骑兵和将领——虽然其中也有一部分会领取薪水——大体上都是由与王国或国王个人（又或两者兼具）负有个人义务之人组成的。

罗马帝国曾经有一支完全受薪的军队，规模也比中世纪的军队大得多，并且还是常备的，而为了维持这样一支军队，罗马帝国也要对土地持有征收重税——我们将会看到，土地是当时主要的财富来源。因此，罗马帝国的模式是一套非常连贯的政治结构，而帝国财政体系在西方的消亡（见第二章）就是导致中世纪早期的后继国家实力更为弱小的主要原因。

罗马士兵

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则以相似的方式运作，使罗马模式在整个中世纪时期的欧洲东南部地区保持了延续，这一点会在第三章和第九章中加以讨论。欧洲西部的普遍税收在中世纪晚期也恢复了，尽管其规模较小且效率也低得多；税收的重新恢复既改变了统治者手中的资源，又带来了新的问题——最明显的就是统治者需要取得不得不承担军队开支（或者至少是要把负担转嫁给他们自己手下农民）的贵族和城镇居民之同意。我们将在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看到税收的恢复是如何改变中世纪晚期欧洲西部的政治动态的。

但是，在 12 世纪的法兰西以及中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的欧洲大多数地区，没有任何人在超越小规模的程度上征收过土地税。作为结果，军队不得不建立在土地所有者提供公共服务或是给军事人员分配足以维持生计之土地的基础之上；又或者，当使用雇佣兵时，就用国王和伯爵领地上的资源和那些从不愿履行军事义务的土地所有者手中征收的钱款来支付。在中世纪世界里，很大一部分军役以及由此导致的军队构成都取决于与土地占有相关的个人关系。

11世纪时的瓦兰吉卫队

伟大的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在 1940 年仔细分析了这种土地政治，其精致程度迄今无人能比。（他把这种以土地为基础的社会称为“封建”，这一定义比仅限于封地和封臣的定义要更为宽泛。）

他认为，一个以土地为基础的社会暗含着“权力的分散”：也就是说，这往往会产生分权化的政治结构，而这仅仅是因为（此处的表述远比布洛赫的要粗略），在零和博弈中，你所授予的土地越多，你自己手中的土地就越少，而随着你在未来所能给予的土地越来越少，那些土地精英可能就越不会服从你。

我们将会看到，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尤其是在中世纪早期；最典型的就是没有征税还统治着以任何后世标准来看都着实疆域广阔的加洛林王朝。但不能否认的是，征税的国家总是要比那些以土地换取军事或政治忠诚的国家稳固得多。受薪的士兵和官员也比那些要赐予土地作为报酬的人更安全，因为对任何不忠诚和不称职者都可以直接停止授薪。

加洛林王朝的家族树

如果一个所有资源都来自所持土地的统治者想要取得政治成功，那么他（更罕见的情况下也可能是她）就不得不更为谨慎了，尤其是在与那些手中土地资源难以被收回的贵族军事领袖打交道时。这勾勒出了中世纪政治体系的主要特征。

以上选段节选自《中世纪欧洲》第一章

[英] 克里斯·威克姆 著

李腾 译

2022-12

这是一本关于变化的书。

我们所说的中世纪从公元 500 年到公元 1500 年延续了 1000 年；而作为本书主题的欧洲，在这一时期结束时与刚开始相比已经大不相同了。

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展现这些变化还有其他诸多变化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它们究竟有多么重要。

但是，本书并不聚焦于结果。许多中世纪研究者都全神贯注于那些“民族”国家的起源，或者其他被他们视为具有“现代性”的方面，对于他们来说，正是这结果为那个时期赋予了意义。而在我看来，这却是大错特错。

历史并非目的论的：也就是说，历史的发展并非“去往”，而是“来自”。此外，对我而言，充满勃勃生机的中世纪时期本身就非常有趣，没有必要以任何后来的发展为其正名。我希望本书能够清晰地呈现这种旨趣。

原标题：《一个观察中世纪的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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