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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浦滨江:腹地改造更新后,如何重塑在地活力?
杨浦滨江位于黄浦江岸线东端,岸线全长15.5公里。2017年10月,杨浦大桥以西2.8公里滨江岸线贯通。近五年来,杨浦滨江持续开展岸线贯通、品质提升的项目工程——2019年9月,杨浦大桥以东2.7公里滨江岸线贯通、5.5公里杨浦滨江岸线向市民开放,实现还江于民、还景于民。
工业遗产林立是杨浦滨江的一个特色。20世纪初期,杨浦滨江就开始了工业化的进程,外商资本和民族工业并存,很快成为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1937年,工业区内已有57家外商工厂,民族工业企业301家,留下了丰富的工业遗产,奠定了杨浦滨江更新以工业遗产保护设计的特质。
不过,杨浦滨江的活力在热力图上,并不算高。
2022年11月,杨浦滨江(位于图上半部分,黄浦江西侧)某个工作日和周末的热力图对比。澎湃研究所研究员 赵忞 图
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与滨江空间衔接的腹地,不少正处于“新旧不接”或者开发早期的阶段。因此,理解杨浦滨江活力,不仅需着眼滨江,更需要关注其腹地的更新与建设。
杨浦滨江贯通与腹地开发几乎是同时进行的。2013年,杨浦滨江企业土地收储、腹地成片二级旧里拆迁、土地收储和土地招拍挂等工作同步展开。在城市更新长达近十年的过程中,随着拆迁工作推进,杨浦滨江部分区段的原有功能被腾退,但新的功能和人口尚未进入,形成“新旧不接”的暂时性局面。
目前,杨浦滨江的大块用地已经转让给大型企业,其办公高层建筑预计要3—5年才能投入使用,也就是说杨浦滨江整体从2013年开始土地收储到2027年新楼投入适用,可能会经历近15年甚至更长的空置期。
这种长时间、大规模的城市更新可能会为地区活力带来什么影响?
当原住民搬走后,巨头企业能否弥补城市活力?
杨浦区计划到2025年,将引进、培育、发展30家以上在线新经济头部企业,3000家以上在线新经济创新型企业,产业规模超过3000亿元。
滨江地区作为杨浦重点空间之一,承担着杨浦增长极的重任。
在2018年末到2022年初约四年时间内,杨浦滨江招商引资成功吸引字节跳动、哔哩哔哩、美团以及合生等巨头公司以及中交、中节能这样的央企落地,陆续投资总共约234.06亿元,地块总建筑面积总共约90.73万平方米。
2022年11月15日,杨树浦路上,杨浦滨江中交集团上海总部基地正在建设中。本文图片均为 吕正音 图
导入热门“在线经济”企业生态群,目的让企业主导用自带的资源重塑地块活力。但需思考的是,购地建自持物业的行为并不一定能为这个片区注入“活力”。
因为城市活力呼唤“街道上的生活”,不只是“楼里的生活”。一个有活力的街道,其店铺不只有连锁店或大型超市,还要有相当数量的社区邻居开的小店,而这些较难通过巨头企业主导的城市更新来获得。
这些巨头企业地块开发内容多为“高品质商业办公综合体”。即使企业主导的城市更新后,地块建设成为文化属性较强的“街区式文化商业综合体”,如上海时尚中心、成都远洋太古里等,也可能成为较同质化的消费空间,而给文化和社区的空间逐渐消失,最终街区仍然可能失去原有的文脉和特质。
以爵士发源地的纽约哈莱姆(Harlem)街区为例,由于各种全球公司、连锁超市的入驻,呈现出一种国际化的特点,但却看上去和其他普通街区没什么两样——它正在逐渐失去了其珍贵的特质,取而代之的是相似的咖啡馆全球连锁店、博物馆、艺术馆等,虽然这些地方能够提供质量较好的产品,非常受“中产阶级”和“年轻人”的欢迎,但不可否认它对于当地的特质塑造并没有很好的作用。
最终,可能所有地方都会很相似。
也因此,尽管巨头为当地带来较好的税收和更多就业岗位,但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开始警惕全球化的巨头企业入驻本地街区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柏林、丹麦等国家就曾强烈抗议过谷歌总部的入驻。
城市或迎“士绅化”,将推高用工及生活成本
2021年中旬,外来务工租户聚集的成片二级旧里(平凉路街道、大桥街道和定海路街道内)已经基本完成了拆迁,2022年它们正在逐渐找到“下家”——在滨江腹地层,像瑞安集团这类房企扎堆,计划建设定位高端的商品房住宅。
更新,往往意味着区域功能、区域定位从低端走向高端。
凡事都有两面,看似更光鲜的城市街区,也会面临新的挑战。
比如,完成“旧改”的街区人去楼空,原住的低收入者不得不迁往更偏远或公共服务更差的地方生活。在大桥街道,一位留在空荡街道上的卖烧饼的老年租户告诉澎湃研究所研究员,他来自河南,他租住在店面后的隔间,每天早起做烧饼,以前生意不错。现在街区空了,周围的租户很多回老家,附近没人买烧饼,他也将返回老家河南。
2022年11月15日,杨浦大桥街道,即将搬走的老年租户在清理做烧饼的炉子,相邻的店铺已经全部停业封门。
一个旧区更新后地价及租金上升,原本聚集低收入者被较高收入者取代,这个现象常被叫做“士绅化”(绅士化、缙绅化)。
这最初是英国学者罗斯·格拉斯(Ruth Glass) 在上世纪60年代,针对英国城市更新所造成的社会结构变化问题所提出的一个概念。这种转变过程可能因更新速度而或快或慢,但无可避免,最终结果是本区生活成本提高。
但大城市的发展不仅需要高收入群体,其实还依靠着低收入群体的服务。如果通过城市旧改提高了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成本,只会使得城市生活成本整体提升。
相应的,企业付给员工的“用工成本”也会不断提升。这种情况也在杨浦滨江出现。经研究员了解,位于军工路的“上海第一罐头厂”上海梅林集团现在的用工成本需要比旧改前增加约1000元/人,因为员工需要去离厂更远的地方租更贵的住房。
同时,伴随着土地经济价值提升的还有市场主体的变化——作坊手艺人付不起昂贵的店铺租金,逐渐从街上消失,当地社区内能提供的服务更加稀少,生活成本更高昂——找不到一个传统的裁缝店,吃到便宜又好吃的食物。周围所见的服务和产品,大部分来自于工业化、全球化的生产网络。随着滨江腹地二级旧里成片“旧改”,里弄空间所具有的特殊生活方式也在消失。
2022年11月15日,杨浦滨江附近关闭的“南货店”,前店后作坊,现做现卖,自产自销,曾于近代在上海盛行,是承载老上海记忆的典型空间。本文图片均为 吕正音 图
在推动区域地位迈向高端,成功入驻巨头企业、拉动产业经济发展的同时,如何保有地区文化活力,是滨江腹地更新后将面临的新挑战。
通过运营和营造空间形成“互动”网络,重塑“在地性”与“全球化”的平衡
原住民的声音杂而碎,很难有代表性和说服力。在地文化缺少挖掘和积累,难以形成一种强大的“在地性”与“全球化”所带来的企业主导的城市更新抗衡,通常只能在开发设计初期的调研中进行一定形式的吸收,最终成为街区更新中的一顶锦上添花的帽子,促进消费行为和人气。这个过程中,“在地文化”成为摆设,在城市更新中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
如果把社区和街道看作有机体,那么嫁接一个新的东西进去需要长期磨合才能“生根发芽”。同理,向一个城市片区“导入”产业、“填充”功能,是自上而下的规划意图,但离“有活力”还有一定距离。基于此,本文从软环境、硬环境两个方面提出建议。
建议1:加强入驻企业与腹地社区的互动,建立企业与社区资源互换网络
与当地社群的融合可能为企业扎根区域带来持续的生命力。
入驻的大型企业可与政府协同反哺社区,成为社区文化培育者、参与者。以下一些社区场景可供参考。
走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近年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建设为社区老年人生活和服务打下了良好硬件基础,不过软件建设相对滞后,解决这一“短腿”仅靠政府或社会公益组织的力量远远不够,需借助社会企业力量。而部分社区资源也可让渡给社会企业,其盈利后再“反哺”社区,出资帮助社区做养老服务,这不仅可以减轻政府负担,也可为社区养老的可持续发展探索出新路子。
在招商时建立更多元化、更长期的目标,重视参与在地文化网络构建。给那些记述历史的小体量文化主体创造一个在地运营空间,聚合短期性、临时性的展览活动,建立线上资源库,释放长期效应。可参考独立出版媒体“三明治”与杨浦区的YOUNG剧场共同发起的“杨浦一日”在地记忆工作坊、多元文化空间“城市交集”等具体案例。
建议2 :优化是滨江与腹地的步行联系,形成“步行街”
形成活力需要更多人选择步行。世界上很多城市都在提升道路的步行体验,例如伦敦交通局专门为检验街道是否健康创设了10个指标,包括:是否遮荫;是否是停留和休息的场所;是否不太吵闹;是否让人们主动选择步行、骑行和公共交通;是否让人们具有安全感;是否让人们有事物可看可做;是否让人们有放松感;空气是否清新;汇聚的行人是否来自各行各业;是否容易穿行。这10项指标同时也是影响人们在街道逗留或选择步行出行意愿的重要因素。
若以这个标准来衡量,杨浦滨江应优先提升哪里的步行体验?如何提升?为鼓励慢行和引导人流,应首先注重形成连接地铁站和滨江渡口的“步行街”。
如果不需要经过城市道路,建议鼓励企业保留原有工业建筑周围的道路,或是在新建综合体底层设计留出通向滨江的可识别的开放空间,在地块内部形成连接“渡口”和“地铁站”的若干条 “步行街”。
如果需要经过城市道路,以丹阳路地铁站与丹东路渡口的联系为例,目前唯一的联系是主要道路,但主要道路由于车流、过于宽阔等问题,难以吸引人群的停留和驻足;从功能和空间的连贯性和多样性来看,沿江布置的服务驿站和腹地的商办综合体的底层商业都是孤立的,并无连贯的空间引导行人“逛街”。
2022年11月15日,东方渔人码头区域,通往丹东路渡口的道路西侧是树木,东侧是正在建设的高楼核心筒,没有沿街布置的功能。
建议沿道路布置流动商业、定期举办集市,并与杨浦滨江的服务站遵循统一的服务标准甚至创立品牌。使之具有一定的规模、连贯性和可识别度,从而合力塑造滨江与腹地联系的“步行街”,让短时间、高频的人气积聚成为长期的城市活力。
(本文作者为澎湃研究所研究员吕正音,水岸中国“活力黄浦江”子项目负责人朱玫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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