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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笛：日常生活史中的手艺人、小贩和商人

王笛

2023-01-06 14:15

私家历史 >

手艺人的表演：今天何处寻？

近几年来，我们经常从媒体上看到提倡工匠精神。中国的手工业者是传统社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他们中有的身怀绝技，作为中国古代文化和文明的一部分，留下宝贵的遗产。即使是普通的工匠也有他们的历史与特征。

工匠中有相当大的比例从事丝织业。中国的家庭手工业虽然规模小，但从宋元时代开始就变得十分普遍。范成大在《夏日田园杂兴》中写道：“小妇连宵上绢机，大耆催稅急于飞。今年幸甚蚕桑熟，留得黄丝织夏衣。”

手艺娴熟的丝织工匠，也可以受雇于人。元末时期的杭州，有不少丝织工场，这些工场雇用丝织工匠，工匠每天有工资，家人全靠他们的工资养活。在不同的工场之间，有以较高工资争取优秀工匠的情形。

晚清民国时期，纺织是成都的“大工业”，在我们所了解的石羊场杜家的故事中，杜二嫂就是凭着将丝织成绸出售，从而使家庭富裕起来的。织绸的机器巨大，有一间大屋那么长，由于高过屋梁，所以得在地上挖一个一人深的坑来放置。不过此时的生产工具还是很简陋的，需要大量的人工协助不同环节的劳作，其中上机织绸这个环节是最复杂的，织绸师傅手脚并用都忙不过来。

丝织品的制作工艺各有不同，技艺的保护和传承也相当重要。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中就记录了亳州出产的一种轻纱，当地只有两家人拥有这种技艺，为了保护这种技艺不被外人习得，这两家人世世代代通婚，就是为了共守两家技术的秘密。

除了丝织业的技术比较成熟，制陶业也是匠人比较多的行业。

南宋晚期的景德镇制陶工场，已经分化出许多不同的工种，内部分工较为细密，专业化程度非常高。蒋祈在《陶记》中记载，有人负责制陶的形制，有人负责制陶的材料选择，还有人负责陶器上的花纹，秩序井然，分工合作。

在制陶手艺人的不同工作中，烧火窑匠最为辛苦，而且仰赖纯熟的经验和技艺。因为在烧窑的过程中，火候的大小直接关系到瓷器成品的色泽是否理想。整个烧制的过程需要昼夜观察，添柴不能间断，如果因为太过困倦忘记添柴，瓷器甚至有碎裂的危险。

清朝时期，在资质最好的官窑中，每个窑有两名烧火匠，每夜厂官会亲临窑边巡查，可见这个瓷器制作的最后环节是多么重要。开窑之后，如果器皿完美，工匠会得到厚赏，但如果质量不堪，则要根据质量不堪的程度来惩戒。

在成体系的手工业中，造纸业的工匠所掌握的技术也是非常发达的。

20世纪20年代对四川造纸业的调查报告将造纸业奉为“四川伟大的手工业之一”。

造纸业涉及许多人的生计，更重要的是，传统中国的政府认为纸张对国家管理、考试和教育体系、大众启蒙具有核心作用。同时，造纸是一项复杂、有精细劳动分工的高技能工艺。造纸匠人要经过72道“手脚”，造纸业的核心技艺流程表中列出来20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又囊括若干小的步骤。

我们可以粗略地把造纸的过程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是依据季节变化将竹子和其他纤维物做成料子。这是一项季节性工作，需要经验丰富的伐竹工人来完成，因为头年、二年、三年的竹子每年都要砍掉固定的一部分，才能确保它们来年继续再生。

其次，将这些料子做成纸浆，再将纸浆变成纸。这是一个全年都可以进行的工序，对工匠的技术要求也极高。就拿抄纸匠来说，他要在水槽中拖拽纸帘，单是将潮湿的纸张一张张分离，就需要高超的技术才能识别纸浆何时可以分离成纸。一个技术娴熟的抄纸匠一天下来，可以抄出数百张纸。

这种对技术有超高要求的手工业，工匠一般都是从父辈那里学习技艺，鲜有正规的教学。他们在小的时候是半玩半学，真正认真学习是从十五六岁开始。技术的真正习得需要多年的练习和浸润，需要极大的耐力。

如果家里不从事造纸业的小男孩要学习造纸技术，他的父亲要与经验丰富的抄纸匠接洽，以酒肉款待，希望他能收自己的孩子为徒。如果抄纸匠应允，孩子按规矩先在蔡伦的神位前磕头，因为蔡伦是造纸行业的祖师爷，然后再给师父磕头，行拜师礼。

学徒有三年期限，期满时，徒弟送师傅全套衣服，以此换得一整套工具。徒弟终身听从师父的教诲；即使出师了，如果徒弟对师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尊重，师父可以拿走纸帘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使他没办法继续抄纸。如果徒弟擅自拿走这个工具，师父可以责打他，他还不能顶嘴。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技能娴熟的抄纸匠的工资是非常可观的，一个抄纸匠每天可以挣到五到十斤粮食，足够维持四口之家的生活。

还有许多与普通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小型生产作坊。

在传统的城市社区里，大多数居民都属于下层阶级，对他们来说，买新的日用品价钱不菲，这些修理旧物的手艺人对他们便特别重要。这些工匠几乎能修理任何东西：棉絮、瓷碗、铁锅、木桶、凉席、雨伞等等。

与小贩一样，他们也有招徕顾客的各种响器。例如，补瓷器和修米缸的手艺人带着由五块黄铜片组成的工具，这种工具叫作“金圭”，发出的声音很远都能听到。

这些专门修补日常用品的手艺人一般都拥有娴熟的技艺，例如弹棉花的匠人可以将陈年的灰色旧棉絮弹得又软又白；而经过铆匠修补的破碗，如果不从下面看，很难发现它曾经破裂过。

绝大多数的日常用品都可以经过手艺人制作出来，有了破损之后，可以修补之后再次利用。那些漆匠、篾匠、铁匠、磨刀匠、锡匠等手艺人的工作，也形成了一种街头“表演”。在他们工作的时候，总有人在一边围观。

中国传统手工艺行业中的纺织、制陶、造纸等手工匠人，他们的手工技艺不但与传统中国的经济和文化相关，还创造了独特的制作工艺流程，使得这些手工艺技术日臻完善。在城市的街头巷尾，各种与家庭生活紧密相关的手工匠的存在不仅便利了人们的生活，也形成了传统城市中独特的手工艺文化，为城市带来了活力。

说书，图片引自李弘《京华遗韵》

走街串巷的小贩：他们演奏了城市生活的交响乐

小商小贩是从事商业贸易的人群之一。1906年，美国传教士韦尔估计成都街头大约有150种不同的小贩，销售食物、日用品和装饰三大类商品。小贩们的资金很少，利润也有限，但是他们的生意可以迅速得到回报。他们不仅有应季的商品，而且可以根据买主的需要采买物品。老年人和不能做繁重劳动的妇女，往往以此为生。

小商小贩招揽生意的方式，让城市生活充满活力。

每天清晨，各种小商贩便登上了他们的舞台——街头，继而在都市生活的交响乐中，开始了他们一天的“表演”。小贩们的叫卖声是成都“城市之音”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种小买卖都有其独特的叫卖方式。铜锣和铃铛是最常用、最能吸引人注意的工具，当它们发出声音时，居民们根据自己的经验，便会知道哪种小贩到了。

小贩们带着货箱，大声吆喝，吸引买主来看他们的玉器、针头线脑、蚊香和其他日用品。即使是类似的商品，小贩们也可以用不同的鼓声来加以区别：卖菜籽油的小贩敲一面半月形的锣，卖芝麻油的小贩摇晃拨浪鼓，卖豆腐的小贩敲一个一尺多长的空竹筒。卖甜食、玩具和其他玩意儿的小贩，最受孩子们的欢迎。他们敲击一面直径大约为20厘米的黄铜锣，宣布自己的到来。那些经营刺绣和瓷器的小贩，使用的是直径比黄铜锣更小一点的鼓。

居民们能迅速辨认出不同小贩和手艺人的叫卖声。我们可以从一首竹枝词里体会到：“门外忽来卖货郎，连铃鼓动响叮当。婢供驱使娘弹压，挑拣全凭女主张。”

小贩的货物和摊点都是城市生活的生动展示。

商贩们从早到晚在街头来回游走，成为市民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食品小贩到处摆摊设点——街角、人行道、寺庙或茶馆外，这些公共空地都是他们支起货摊做买卖的好地方。以美食闻名的成都，尤其是芳香可口的小吃，吸引着众多食客。清末，外国旅行者把卖小吃的摊点叫作“街头厨房”或“流动饭馆”。

那些街头食摊每天营业的时间很长，通常是从黎明到午夜，设备也很简单。普通人特别是体力劳动者，是食品小贩的主要顾客。路口有很多饮食摊为路人和苦力供应早餐，到这里吃东西的主要是轿夫、人力车夫和搬运工。在开始一天漫长而艰苦的劳作之前，他们需要一些暖身的食物。

20世纪40年代的《华西晚报》上经常出现“蓉市夜景”的漫画，里面描画各种各样的小贩，有卖木拖鞋、卖衣架子的，有卖蚊香的，更多的是卖各种吃食的：卖抄手和小面的、卖肥肠粉的，还有卖豆浆、烧鸭子的。这些食摊的设备都很简单，有的街头摊点摆放几张桌子和几条长板凳，但大多数顾客只能站着或者蹲着吃，人们并不以为不方便。

还有一些小商贩是地方特有的。例如只有在四川才能看到“装水烟”的。他们通常在茶铺、烟馆、酒店、戏院和集市上做生意，如果有顾客要吸烟，他们就把黄铜水烟壶和烟丝递上。

与水烟小贩一样，“烘笼”也是地方物质文化的一种。由于成都的燃料昂贵，所以成都平原的居民除了做饭从不生火，以节约燃料。在冬天，一些小贩出售暖手暖脚的烘笼。

烘笼是手工编制的竹器，里面是由土陶罐做成的小炭炉，炭炉里装有木炭或木渣，生着微火，以供取暖。暖手的“烘笼”是用手捂着，但是暖脚的篮子却是放在长袍下面。远远望去，用这些东西的人就像怀着孩子的女人挺着一个大肚子。这些东西简单又便宜，甚至最穷的人也买得起。

小商贩要有机灵的头脑寻找商机。

小商贩做的都是小本生意，为了确保生意顺利，他们不仅要勤劳，对商机也要有敏锐的反应。

传教士徐维理描绘过小商贩利用各种机会赚钱的情形。例如成都遭受水灾之后，洪水刚退，卖面条和豆腐的小贩就来了。即使战争也不能让小贩停下手中的生意。1917年，成都街头的巷战尚未完全停息，小贩们就冒着生命危险，出来兜售食物和货物了，而此时街上的商铺还没有开张营业。

晚清民国时期，成都的茶馆非常普遍，生意也好。这里不仅人多，人们在此逗留的时间也长，于是许多小商贩利用茶馆的“人流量”做生意。茶馆中最多的是卖香烟和卷烟的小贩，其次是卖糖果的，也有人卖报纸。

为了吸引更多的顾客，一些小贩还练就了“绝技”。他们喜欢卖弄自己的技术，也为顾客提供了娱乐。例如，一个卖炒瓜子的姑娘很受顾客欢迎，因为她可以一把抓出顾客要求的瓜子数量。

虽然有茶馆的顾客抱怨小贩的吵闹，但事实上，许多小商小贩，像肉贩、卖小吃和蔬菜的小贩等，可以让顾客在饿了的时候随时有东西吃，用不着离开茶馆去填饱肚子。所以小贩与茶馆的关系很密切，符合互利的原则，既给茶客提供了方便，也促进了各自的生意。

20世纪初，政府也开始了对小贩的管理。

虽然大多数小贩都努力挣“诚实钱”，一些小商贩的行为还是引起了地方精英和政府的“反感”。

例如，有一些小贩雇人假装买货以诱骗顾客。特别是卖糖果和食物的，用诸如掷色子或抽奖的游戏来引诱过路人。这些做法被认为有欺骗性，于是地方精英们想方设法予以禁止。

20世纪之前的成都，地方官员并不直接控制市场。但在20世纪初警察设立以后，小贩在公共空间逐步受到限制。例如在1932年，政府在公园禁止乞丐和小贩，理由是他们在公园的茶馆里妨碍卫生，影响公共秩序。这个禁令不仅给顾客造成了不便，因为他们需要小贩提供各种小吃、玩具等物品，而且也直接让许多小商贩失去了生计。

后面虽然经过茶馆和公园的请愿，政府妥协，将中山公园的小贩限制在90人，但1937年，政府发起新生活运动，以需维持公共秩序为由，不再为小贩提供入园证，许多小贩的生计受到影响。

小商小贩在街头、公园、市场等公共空间的活动，极大地方便了居民的日常生活。他们与顾客的关系，以及他们独特的吆喝声和话术，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无数平民以此为生，同时给城市带来了活力。我们可以想象，在传统中国城市，如果限制了他们的商业活动，多少人将失去生计？而如果城市中没有了小商小贩，日常生活将会变得多么不方便，城市景观将变得多么枯燥乏味？

货郎图

坐商和行商：商业文化丰富了城市景观

商业贸易虽然在历史上一直存在，但直到唐宋时期才日渐繁盛，市场不断扩大，贸易越来越兴旺。

尤其是南宋的杭州，有多重贸易通道：有国家控制的贸易，有大规模的内河和海上贸易，还有奢侈品贸易以及供应城市主要消费品的贸易。

内河贸易使长江两岸兴起了一些大市镇，这些大市镇后来又发展成为大城市。整个帝国的物产，从珠江流域、汉水流域到长江流域，均由商人们运输和经销。

海外贸易也空前重要，9世纪时有广州这个大港。到了南宋，泉州和福州成为新的重要港口，除了中国商人，这里还有大量的叙利亚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等等。

到了明清时期，商业兴盛，长途贩运兴起，小商小贩在短途商品流通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长途贩运中，徽商、晋商、粤商、闽商、浙商等都是重要的角色。

在商业发展中，商人还发展出独特的文化。清代汉口的徽商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群体。徽商虽然擅长做生意，但更推崇文化。徽州人认为，自从朱熹出现以来，徽州文风日盛，于是发家致富的徽商更加推崇朱熹，朱子学说成为徽州商业文化的象征。因朱熹又被称为紫阳先生，许多地方出现了徽商建立的“紫阳书院”。

不仅如此，徽商还在紫阳书院中祭祀朱子。在异乡，朱熹成为徽州商帮的精神支柱。紫阳书院的建筑风格也沿用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风格，在商业城市中独树一帜。

随着商业发展，传统的“士农工商”秩序也有改变。许多商人想尽一切办法使其子弟受到良好的教育，通过科举使家族的社会地位上升。在商人辈出的徽州和山西，商人的经济地位大大上升，即使是严格的科考制度，在此时也对商人阶层有所松动。

例如为盐商子弟设立商籍，使盐商子弟不必回原籍应考，并且为他们保留录取名额。明代只有山西商人得以享受这种优待，到了清代，商籍之法得到推广，徽州商人也被授予了这种特权。

不仅商人子弟进入仕途变得容易，商人也可以通过捐纳的方式取得官位，这些官位起先只是一个虚衔，后来可以进一步捐得实缺，例如广东十三行的商人大都拥有官衔。

西方力量的到来，刺激了近代中国新兴工商阶层的崛起。鸦片战争前，广州是唯一的对外贸易窗口，著名的十三行就是专门与“洋人”做生意的机构。因为垄断了对外贸易，十三行商人曾是中国最富有的商人群体。

沟通外国商人和中国市场的买办，是晚清新兴的一类商人。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多，广东十三行的垄断地位被打破，买办商人兴起。买办商人源起于鸦片战争以前广东十三行的雇员，专代洋商买办食物、料理薪水等琐事，以后功能扩大，成为洋商所雇用的掮客、经理人或承包人，并且随着通商口岸的开辟而扩展到各地，取代了十三行的地位。

外商不了解中国的市场情况和语言风俗，必须借助买办的力量才能拓展商务。买办一方面为外国人做事，为外国产品在中国拓销助力；另一方面也有人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到许多西方经商的经验，积累了许多财富，此后成为独立的企业家，甚至成为中国工业化的先锋。

譬如中国第一家航运公司轮船招商局的成立，就是唐廷枢、徐润和郑观应等买办的功劳。他们采用西方的办法经营，推出股份制，并且发行股票，同时与强大的西方轮船公司竞争。轮船招商局成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航运公司。

传统的士绅阶层也开始公开经营近代企业，出现了所谓商绅阶层。

明清以来，士绅和商人已逐渐有合流的趋势，我们前面讲到汉口商人组织了诗社并且出版了诗集，就是一种表现。士绅化名或幕后经商者很多，而且到清代晚期，纳捐制度的盛行也使商人能够用金钱买得功名。

西方商业实力的强烈冲击使得朝野开始重视商业，社会对于商人的评价开始上升，追求商业利益成为正当行为。于是士绅或为了理想，或为了利益，公开投身于商业的大有人在，其中最有名的是号称“北周南张”的周学熙和张謇。周学熙中过举人，做过道台，创办了开滦煤矿公司、启新洋灰公司等许多企业。张謇更是中过状元，还创办了纱厂以及盐垦公司。

文人办企业，如果说有什么特点，那就是他们信奉“实业救国”，非常重视现代职业教育。周学熙为了学习近代工业，曾到日本考察，并且在归国后创办北洋工艺学堂；而张謇开办了中国第一所纺织专业学校。

绅商合流成为当时的趋势，商人的子弟在接受新式的中学、大学教育之后，有许多继续投身于商业，成为民国初年商人的一大特色。这和从前商人子弟大多向往官宦之途已经大不相同。

20世纪初，新商业文化开始在中国形成。

在西方影响下，全国各地纷纷开办商业劝工会和博览会。

1906年，成都举办了第一次商业劝工会。这次劝工会仿效外国博览会，按区域陈列摆放商品，其中还有休息和娱乐区。这些展品不仅要参与评比，根据评比结果颁发奖项，而且出售，销售金额颇具规模。

此后现代商城的雏形也开始出现，推动了新兴商业文化的萌芽。例如成都商业场，这里的所有商品都被要求明码标价，以减少价格欺诈，这在成都是前所未有的。商业场吸引了全省各地来的买卖人和消费者，商业日趋繁荣。

随之而来的是新的商业文化。1909年，由改良人士周善培主持的四川劝业道发布公告，其中包括若干项改善顾客服务的规定，如热诚待客、清验存货、引导顾客货比三家等。公告要求店主不能回绝顾客开价，要礼貌地同顾客磋商，同时也要求他们更有耐心地对待顾客，甚至端茶上烟，这样才可以和气生财。

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经济势力在华的扩张催生出新的商人集团，新式商业兴起也促进了新商业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