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历史学家阿米蒂奇：从伊拉克到叙利亚，什么是“内战”？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大卫·阿米蒂奇的“野心”似乎太大了：当许多历史学家谦逊地将自己的本分限定在“过去”，并谨慎地保持学术与政治、历史与现实的距离时，阿米蒂奇却近乎煽情地发出“全世界历史学家，联合起来”的号召，呼吁历史学家在政治决策与公共领域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今天，有关未来发展的话语权完全掌握在那些将人的本质看作是静态的经济学家手里”，他为此表达不满，“而历史学本能够为气候变化、不平等根源和资本社会未来这些重大问题提出更深刻的洞见”。

不难想象阿米蒂奇的主张在历史学界内引起的广泛争议：在和杰·古尔迪那本动员性的小册子《历史学宣言》里，他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当前史学的短视、碎片化、以及过度专业化倾向。“历史学家的书不应该只写给历史学家看，”不仅如此，“历史学家还应该思考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历史”。如今，历史学乃至整个人文学科的学生都常被劝告其学术论文应“从小题目做起”“切忌想太大写太宽”，阿米蒂奇却反其道而行之：“我总是让学生们回答，你的文章能问出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在治学之路上，阿米蒂奇贯彻了自己的信条。新书《内战：观念中的历史》大胆处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这个题目不是我找到它，而是它找到我的”，阿米蒂奇谈道，伊拉克战争、以及围绕战争性质发生的激烈论辩成为他思考内战的起点，他反对将美国的行动美化为一个“输出自由的故事”，而希望通过长时段的历史研究展现“一段更黑暗的历史”，并反思：作为人类颇为广泛、颇具破坏性、且依然频发的武装暴力形式，内战究竟是什么？就是如何塑造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历史学又能如何帮助我们去理解它、去洞悉它的症状？对他来说，这不仅仅是一次对“过去”或“历史”的梳理，“如何用历史给予我们的知识来武装自己，面对这些未来，将会影响到全球上万甚至上百万人的命运——这些人也通常是最脆弱、最不幸的人”。

与文字上表达出的激进姿态相反，阿米蒂奇本人就像他的老师昆廷·斯金纳那样谦和友善。应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之邀，阿米蒂奇来北京访问，并于2018年5月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的采访。以对新书《内战》的讨论为起点，我们期望向读者进一步展现这位历史学家对历史学责任与未来的热切期望。

澎湃新闻：从大英帝国、美国《独立宣言》、国际法、内战到海洋史和全球史，你的研究范围和领域呈现出令人惊讶的广泛性和多样性。在这跨度极大的学术历程中，我们能找到一条连贯的线索吗？或者说，有哪些主题或问题是你持续关注的呢？

阿米蒂奇：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我想先说，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非常高兴能接受澎湃的采访，也期待与更多的读者分享自己的思考。

而对于你的问题，是的，我想确实存在这样一条连贯的线索。从事学术研究以来，我一直对“国家”这个概念和它的对立项深感兴趣。政治思想的视角构成了我学术研究的出发点，而你知道，传统的政治思想讨论往往从内在角度去研究、思索和反省国家，但在我看来，国家以外的其它政治组织形式也值得关注——诸如帝国，尤其是在西方所谓早期帝国时期（从16世纪到18世纪）内国家和帝国的关系。

事实上，从第一本书《英帝国的意识形态起源》发表以来，我的作品就致力在“国家及其对立物”这个论题上不断扩展。第一本书讨论帝国意识形态的形成，第二本书《<独立宣言>：一部全球史》则试图以18世纪美国革命与《独立宣言》的发表为例说明国家的诞生。而在随后《现代国际思想的根基》里，我讨论了我们如何开始想象自己生活在一个充满国家的世界——毕竟直到20世纪，我们的世界大部分领域仍被帝国覆盖，从“帝国的世界”到“国家的世界”的想象转换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我最近出版的作品《内战：观念中的历史》某种意义上可看作《<独立宣言>一部全球史》的后续，《<独立宣言>》讲述国家的诞生，而《内战》则转向国家的分裂，我开始思考国家如何从内部破裂，以及作为“国家”对立物的其它形式政治共同体（如帝国）如何陷入冲突。我想这就是贯穿在我研究中的连续主题。

而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这个主题，我寻求在研究中不断扩展政治思想史的边界：我不仅仅试图扩展研究对象的类型（比如思考），还希望拉大研究对象的空间和时间尺度。我想，即使是最传统的政治思想史问题——诸如什么是国家，国家如何诞生，如何获得合法性，如何在国际领域类与其它国家互动——也值得在更长时段，更广范围上进行探讨。我的著作，以及我与朋友、同事合编的有关海洋史、全球史的著作，都源于扩展传统史学问题之边界的意图。我感到非常幸运，作为一名学者，我能追随着自己关注的问题，我完成的每一本书似乎都在处理一系列新的问题，但又在最根本的关切上相互联系。

内战最悖论性的核心是，你承认自己与敌人的亲密联系

澎湃新闻：来谈谈你的新书《内战》吧。我们看到，“内战”似乎是个相当模糊的概念，中文中的“内战”更多包含“国内的”“内部的”意味，但今天，那些被界定为“内战”的战争往往包含多方国际势力的参与，甚至也有政治家或学者提出“全球内战”这个字面上有些矛盾的概念。在当今的国际世界中，你如何理解“内战”的意涵？

阿米蒂奇：这个提问正与《内战》的主旨相关。在这本书里，我试图探讨两千多年来“内战”的意涵之变化，以及它们如何与当代的冲突观念。首先，在欧洲话语内，“内战”（civil war）的核心在于“公民”（civil）而非中文里的“内部”，内战是发生在公民或同胞之间的战争；当然，就意指在同一个政治共同体内发生的冲突而言，中英文的“内战”意义是相通的。

我想说明两点，首先，之所以会出现“全球内战”这种说法，其根源在于我们对公民或政治共同体想象形式的变化——这个共同体可能是一个城邦，一个帝国，也可能是整个人类总群。在此意义上，“全球内战”便是意指作为整体同胞的人类的战争，它带有一种普遍人性的含义。

而另一方面，就像你说的那样，在今天，大部分内战都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国家界限之内。21世纪约有40多场战争被定义为“内战”，而其中大部分（超过30场）被学者定义为“国际化”的内战：就像伊拉克和叙利亚一样，战争从单一共同体的内部冲突开始，而在冲突进行过程中，美国、俄国或其它邻国等外部势力逐渐参与该国政治军事冲突，与此同时，原本属于“内部”的冲突也常常突破国家的物理边界——叙利亚便是一个例子，流离失所的叙利亚人民大量逃离祖国寻求其它国家政治避难，甚至带来整个欧洲政治局势的震荡。我们看到，这一“进”（即外部势力卷入）一“出”（即冲突向国外扩散）的国际化特征正是今天大部分内战所显现的。

澎湃新闻：就像今天的叙利亚战争，以及上世纪的朝鲜战争一样，我们会看到有关战争迥然不同的叙述视角和命名。诸如“叙利亚内战”、“叙利亚革命”或者“叙利亚危机”，不同的命名或许包含了对战争势力和战争性质完全不同的理解，在你看来，今天人们对“内战”的使用或读解是否包含了特定的意识形态或叙事框架？

阿米蒂奇：是的，当然。这正是我在书中的核心主张：在“内战”的理解和使用上，不存在毫无争议或者普适性的共识。

事实上，当我在十多年前开始构思这本书时，正是期望反思内战所包含的不同政治叙事与意识形态内涵。当时正发生的伊拉克战争是我展开这项研究的重要催化剂。在伊拉克，各种形式的暴力频发，光是在2006年10月到2007年1月间每月就有3000人丧生。那时，在美国、伊拉克和世界其它地区，对当前美索不达米亚冲突性质的辩论正日趋白热化：到底该如何定义在伊拉克发生的事？这是叛乱吗——意味着它应该由国家内部的暴力部门加以压制？这是内战吗——意味着冲突双方在某种程度上的对等性？对于“为何围绕内战会产生这么多困惑和争论”这个问题的好奇，成为我撰写本书的一大动力。

而在我完成这本书写作时，相似的争论在叙利亚发生。以2011到2012年的叙利亚为例，普通叙利亚人认为这是一场由阿萨德政权争端展开的内战；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则以“战争对立方并不等同”否定“内战”的定义，同时与俄罗斯相互指责对方挑起内战；阿萨德政权将其视为叛乱，而反抗者则认为自己正进行着一场革命性的反抗。你可以看到，同一场战争可能从不同视角或立场（诸如统治者、反抗者或旁观者）获得截然不同的命名，而每一种命名——诸如革命、叛乱、危机——都包含政治的、意识形态上的指向：为了捍卫自身的合法性，为了否定敌对者的权威，为了构建对下一步行动和未来图景的想象等等。在特定的冲突语境下，这些命名的使用也不断由于各方力量冲突而带来各种各样的争议。

值得一提的是，一年后，国际红十字会官方宣布叙利亚的情况应属于“不具备国际特征的武装冲突”，这从术语上界定了我们描述这场战争的方式。这个界定是重要的：只有在这个结论确立后，各方才确定受到《日内瓦公约》相关条约的约束，并让人道主义援助到达叙利亚成为可能。你可以看到为什么国际组织避免使用“内战”这一称呼：它牵涉太多政治、军事、法律和民族的意义。而对期望将内战置于国际人道法约束下的国际参与者来说，他们期望让发生在叙利亚“内部”冲突在国际共同体中被思考，从而将人道主义的限制引入内战，最小化人类牺牲。

澎湃新闻：今天，国际关系的学科视角几乎主导了对我们对世界上发生的内战的理解：人们更关注特定区域国家间的复杂局势，及其背后的大国势力博弈。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你认为历史学科能为我们理解内战提供什么新的东西呢？

阿米蒂奇：我想历史学能帮助我们去辨析那些围绕内战观念产生的争论背后的多重层次。事实上，至少在西方，当我们谈论内战时，我们是在同一术语之下谈论许多不同的事物。一个美国人对内战的想法很可能不同于一个英国人或一个俄国人，而一名国际律师的内战观念也可能大大有别于一名政治科学家或历史学家。无论在大众还是专家群体，我们都能看到有关内战不同的历史叙事，这些定义和想象也会影响他们是否将特定战争视为内战。而作为历史学家，我试图一瓣瓣剥开这些争议的内部层次——存在关于内战的多种话语，那么这些话语缘何而来，有何交叠？我希望像考古学家那样挖掘这些话语和观念，从而在观念史视角下展现内战的思想如何在时间中沉淀。

在上述思路的引导下，我在书中穿越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在罗马时代——我认为“内战”观念起源于罗马——找到了“内战”的核心：就像我之前提到的那样，即内战是同胞之间的战争，是那些将彼此视作同一共同体之一部分的人之间的战争。我想这是内战思想史中最为矛盾的一个地方：在这场最具毁灭性、破坏性并泯灭人性的战争中，你始终承认你与敌人的某种集体的、亲密的联系——而你正在杀害那些你视之为共同体之一部分的人。我想说明的是，尽管我们使用不同的语言来述说内战，但思想史研究的进路向我们展现了，内战观念这一悖论性的核心已经持续了两千年。

澎湃新闻：你曾多次提出，我们经历了从“一个帝国的世界”到“一个国家的世界”的清晰转变——当然，你主要从思想史的角度阐释这一转变。但如果我们将当前频繁爆发的内战视为殖民时代的长时期后果，并将这些内战与寻求独立、民主国家的斗争结合的话，我们也不难看到，这些战争是如何被美国、俄国等大国的阴影笼罩，而任何“内部”的斗争最终陷入国际政治力量的博弈里。是否可以说，尽管我们正经历从帝国到国家的变革，但帝国的阴影从未散去，甚至具备了新的形式？

阿米蒂奇：你提到了内战和殖民的关系，我想先就此再补充一点。事实上，内战的爆发和去殖民地化的独立运动有着密切关系。就像我们在1945年以后非洲和亚洲的历史发展中看到的那样，当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人民在二战后宣告从帝国独立后，内战往往在独立运动2到10年后爆发，其矛盾核心大多在于：从帝国的权威脱离后，如今谁才是国内权威的合法所有者。当然在我看来，不仅是20世纪，19世纪的历史同样呈现出“独立→内战”的模式，以美国为例，它在1776年宣告独立，而内战则在1861到1865年间爆发，除开“为什么宣告独立后过了这么久才爆发内战”这个问题外，美国的历史发展是基本符合我方才提及的模式的。

而回到你的问题，是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我可能需要收回或者修正我在早期著作中的断言：即从18世纪以来，存在着从帝国世界到国家世界的清晰转变。我认为，现在我们可以说自己生活在一个“后殖民”的时代——就殖民时代已经过去而言，但我们并未生活在一个“后帝国”的时代——帝国的遗产依然存在，并形塑着大部分的世界：世界上许多大国仍然以17到19世纪形成的帝国结构为根基，美国、俄国是这样，而中国——中国甚至可以追溯到秦帝国，是秦帝国的版图框架基本奠定了今天中国的版图框架。我们看到，这些主要的领土国家都具有帝国的根基，无论他们是否曾是殖民国家，它们都经历了帝国的道路。而今天，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被帝国形塑的世界里，随处可见帝国的印记。

历史学的“野心”：从多样的过去走向多样的未来

澎湃新闻：你和乔·古尔迪一直呼吁，历史学不应该从公共领域退却，而历史学家则应该积极参与探讨当代事务和当代挑战。在你看来，一种 “参与现实”的历史学应该是怎样的历史学呢？

阿米蒂奇：我想先讲讲为什么我会和古尔迪在《历史学宣言》中发出这样的呼吁。我们认为，学术的声音一直存在于公共领域，包括引导大众舆论，或者影响政策决议。而在我们的时代，充当这样角色的学者往往是经济学家、法律学家、政治科学家而非历史学者。但事实上，在一个世纪以前情况并非如此，美国和欧洲的历史学者在社会内享有很高的认可度，他们对历史深度和历史复杂性的认识也时常受到政策制定者的尊重。历史学学科退出公共领域正是这百年间发生的变化。

而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公共领域内几乎所有方面都在丧失一种历史的视野，经济学家、政治科学家或政策制定者考虑的不过10年、5年、1年甚至3月之内的事。甚至在历史学科内部，许多历史学家也开始将视野局限在10年甚至5年的短时段内。我和古尔迪将此称为“短期主义”。

我们因此在《历史学宣言》中发出倡议，历史学家的视野应该是超过50年，100年甚至数千年的更深层的历史，同时，我们应该在历史知识的引导下扩展材料收集、分析、规划的新方法和新模型，这不仅将帮助历史学家提出新的问题，也将有助于使历史学的专业工作进入公共领域的广泛对话。历史学家应怀抱不仅是国家的，还有国际的甚至全球的关切。托马斯·皮凯蒂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就像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当短时段研究对未来做出颇为乐观的预测时，皮凯蒂却用更长期的历史视角证明，我们所自以为的收入平等或经济平等趋势并非正确。他的长时段视野向读者揭示了一幅更为悲观的途径——诸如西方社会流动性如何减缓，社会不平等如何不断增长。我希望强调的便是，凭借更长时段的视野，更大体量的资料，更复杂的分析方式，长时段研究往往能带来与短时段相当不同的结果。

我希望的历史学家的读者不仅仅是专家和学生，还有学术界之外的大众，希望历史学家以历史的视角就人们关心的气候变化、全球正义等问题与大众对话。对我来说，《历史学宣言》提供了《内战》的理论根基，我试图从这长时段来研究内战，并试图本书写得通俗易懂，使它被更多人阅读——我也非常高兴这本书能被翻译成中文及其他语言。

澎湃新闻：但你所倡导的“长时段”研究也受到相当的争议，就像人们对“长时段”先驱者布罗代尔的批评那样：过于简单化，忽视变迁、结构和实践之间的联系，忽视人类主动性等等。

阿米蒂奇：是的，我了解这些批评。布罗代尔在经典作品《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区分地对待了三种层次的时间：长时段，中时段和作为事件的短时段，他时常被批评没有整合这些部分。但70年后，现在的历史学家已经有了更复杂的方法和模型来组织这些不同层次的实践，并构建其中的相互关联和英国解释。我们在《历史学宣言》中便倡导研究者提出大问题，同时将宏观与微观，长期视野和短期主义相结合。这也是我在《内战》一书中试图做到的：一面截取或重构特定历史语境下的切片，另一面则将这些切片或片段置于更长时段的序列中。我希望整合不同的时间尺度，以说明即使是为了理解相对较短的时段，我们也需要思考诸如近20到50年的中段历史，以及几个世纪的长时段脉络。而借由数字化、大数字等计量史学方法，这种多重时间层次的整合将是可能且可行的。

澎湃新闻：不仅是“更长的时间”，你同样强调了“空间”在历史——尤其是思想史研究——中的意义。可否谈谈，对空间概念的引入将如何改变传统思想史的视野？

阿米蒂奇：几年前我曾经在一篇论文《思想史的国际转向》中提出，空间或许是思想史最后的边界。我从一下方面来思考这个问题：

首先，在我看来许多思想史研究是相当脱离实体的。它们大多被放置到构建成的暂时的、语言学的文本里，仿佛漂浮在空中，脱离了物质和空间的决定因素。我希望让思想史重回地面：不仅仅去思考生产思想的主体，同时关注思想产生和形成的物理空间。在这一点上，科学史研究给了我们许多启示：他们让思想不再属于某种普遍的真理，而是赋予其确定的、地方性的空间——实验台，小酒馆或者皇家学院，他们用这些空间来阐释思想的出处。当然，除了思想形成的具体空间外，我们还应关注这些空间之间的复杂互动，这关涉思想的扩散和传播。

而另一方面，我试图反思学者对空间的理论化方式（诸如“国家”这样的政治空间），并希望扩大空间的概念，从而拓宽思想观念的语境和思想史研究的各种可能。比如，我曾在书中回溯性地“思考”了帝国这一政治空间概念所蕴含的政治思考方式，并讨论它是如何区别于“国家”空间，在这包含陆地领域和海洋领域的疆土上，其等级性、差异性、内含物呈现出何种复杂的形态。同时，我倡导现代思想学者去探究更大范围的思想——大陆的，区域间的，海洋的甚至行星的。如你所见，地球上70%的地表被水覆盖，用“土地”（earth）去命名地球在某种意义上是错误的，我们或许更应该称其为“海洋星球”，而一旦你如此思考，就获得了与传统基于“土地”来思考空间的不同方式。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也有理论家从外部空间来思考我们在这颗星球上的人类社区。你会看到，空间的扩展——从民族、国家、洲、帝国、海洋乃至作为人类栖息空间整体的行星——是如何改变我们对自身和对世界的认知，并引导我们去思考更广的问题。

澎湃新闻：一个问题是：我们或许仍然期望历史学能起到现实、教育的意义，并成为一种未来导向的历史学，但历史学之所以失去这种意义和导向，之所以陷入“过去”的牢笼和“短时段”的视界，一部分原因也是由于20世纪以来民族-国家神话或革命神话的破灭，以及人们对于带有宏大叙事或目的论色彩的长时段论述的警惕。当你主张“历史学应重回公共领域”时，你对历史学本身的规范性作用怀有期望吗？

阿米蒂奇：我想这个问题涉及的正是我和古尔迪在宣言中最核心的伦理关切。我们听过商业伦理、医学伦理或职业伦理，但历史学似乎往往对谈论伦理、谈论自己所作所为的规范性基础感到犹豫。当然，许多历史学家会认为自己对“过去”具有规范性责任，但我想主张的是，历史学家不仅对过去负有责任，还应该对现在和未来负起责任。历史学家的观众可能是统治者，革命者或公民，而历史学内容恰恰在于重新发现过去的教训，并帮助当下的行动者走向未来。当然，这种朝向未来的规划可以是短时段的，也可以是长时段的，可以是因时而异的，也可以是进步的——就像是18世纪，进步的观念占据主导，而到19尤其是20世纪这种进步论没落。从规范性的角度来说，我想今天，历史学家应思考多样的过去，并以此为引导来思考多样的未来——不存在单一过去，同样也不存在单一的、目的论式的历史叙事（无论是进步论还是宿命论）。历史学家应该保持一种对偶然性、多元性、可变性敏锐的历史感，以通过对历史多种形态、多种可能的发掘，向人们呈现那些可以企及的、多种多样的未来，以及朝向复数性未来的规范性指引。这或许有些抽象，但总之，我认为这就是历史思维的规范性方向：从过去思索现在并走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