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施小炜、徐静波、谭晶华：东瀛文人的中国之行

20世纪初，芥川龙之介、佐藤春夫、村松梢风、谷崎润一郎和内藤湖南五位日本著名作家、学者，先后来到了中国，并留下了日记、散文、书信等文字记录。这些作品，对于了解当时的中日关系和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材料。2018年4月，浙江文艺出版社邀请施小炜、徐静波、李振声等人将这些作品翻译出来，出版了“东瀛文人·印象中国”系列丛书，包括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谷崎润一郎的《秦淮之夜》、佐藤春夫的《南方纪行》、村松梢风的《中国色彩》和内藤湖南的《禹域鸿爪》。

5月19日下午，该套丛书的两位译者施小炜、徐静波，与著名翻译家、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谭晶华一起，来到建投书局上海浦江店，以“东瀛文人·印象中国——寻找中国的历史现场与细节”为题，与读者分享这套丛书的引介经过，以及五位东瀛文人的中国印象。以下根据本次讲座内容整理，未经讲者审核。

讲座起始，村上春树的译者施小炜就谈到了这套丛书的译介缘起。施小炜一直从事日本文学研究，1990年代，他去日本留学，注意到日本人对中国的研究非常透彻，当时他就想，有可能的话，找个切入点将日本对中国的研究现状介绍给国人。“不仅包括学者们把中国作为研究对象放在实验室里进行的研究，而且包括那种不出于研究目的，而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与中国的交往，或者说出于某种工作上的需要到中国来体验，回去后把他们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写下来，并且这个东西在日本有相当的受众。”

当时，施小炜还有一个感受，那就是中日两国在人员交往上，一直是中国处于“入超”状态——中国出去的人少，日本进来的人多。直到2000年后，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这些来到中国的日本人回国后，写了大量的游记、观察记、杂感，出了大量的图书，“我在前言里提到，明治维新以后，光东洋文库一家就收藏了好几百本这样的游记”。施小炜觉得如果通过这样的介绍能够让我们中国人了解一些现状，并且有一定的思想启迪作用，就非常有意义。于是，他开始寻找一些资料，并找到了徐静波、李振声等人，大家志同道合，开始了“东瀛文人·印象中国”的翻译过程。

徐静波教授和施小炜曾是同事，1990年代也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做过交换研究员。他负责了这套丛书中谷崎润一郎、村松梢风两位日本作家作品的翻译。谈到谷崎润一郎，徐静波介绍了他身上所具有的所谓“中国趣味”。“他是明治时代成长起来的人，能读汉诗汉文，一直比较喜欢中国，对中国抱有非常好的情感。他的同学的爸爸在东京开了一家中餐馆，当时东京中餐馆不太多，他觉得中餐很好吃，顺带就喜欢上中国。”

1918年，已经成名的谷崎润一郎来到了中国。他先去了满洲，然后到了北京、南京、上海。当时，他有一个想法——在中国寻找新的作家。彼时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已经开始，而五四运动还没有来，因此，谷崎润一郎寻找新作家的这一想法没能实现。收入丛书的《秦淮之夜》、《西湖之月》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差不多一半游记一半小说，百分之七八十是实际体验，百分之二三十是想象”。

1926年，谷崎润一郎第二次来到中国，他依然想在这里寻找到新的作家，跟他们交往。那时候的上海内山书店，已经从一个小书摊变成了魏盛里的一家弄堂书店，“有点影响了”。1921年，留日的郭沫若、郁达夫、田汉等人在东京成了创造社。1926年时，这批人都到了上海，经常到内山书店买书。内山听说谷崎润一郎要找新作家，就帮忙引介。“就这样，谷崎润一郎跟这批文人结识，写了很多关于上海、关于中国的东西，非常有意思。”

而说到村松梢风，徐静波说他虽然不是一流作家，名气不及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但在日本很有影响，主要写大众小说。1923年3月底，受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的影响，村松梢风来到了上海。来之前，他还跟芥川龙之介请教如何把游记写得精彩，芥川龙之介告诉他，你要注意观察，注意跟人接触，要及时把所听到看到的详细记下来，为以后写游记做素材。当然，村松梢风得到了芥川龙之介的真传，回到日本后写出了《魔都》一书。

村松梢风是一个喜欢吃喝玩乐的人，但在中国期间，他不是一心只想着玩，也结识了很多中国朋友，甚至比谷崎润一郎更早地认识中国作家。这主要是因为佐藤春夫。佐藤春夫是日本大正时期很有名的小说家，写有《田园的忧郁》、《都市的忧郁》。“当时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念书的田汉，已经是非常著名的戏剧家、翻译家、小说家了，他找到了佐藤春夫，和他建立了文人之间的友情。后来，田汉又把郁达夫介绍给佐藤春夫，他们也成了好朋友。村松梢风到上海玩的时候，就想和上海当地文人有交往，他找到佐藤春夫，说我要到上海去，你有什么朋友介绍给我。佐藤春夫说：田汉。田汉1922年回到上海，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做编辑。村松梢风拿了佐藤春夫的介绍信，坐了一段马车，跑到静安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找到田汉，两个人一见如故。田汉日本话说得非常好，完全没有语言障碍，当天田汉下班后就把他领到自己住的地方，带他到大世界玩，听中国戏。”去了大世界后，村松梢风就对中国戏曲上瘾了，从北方大鼓听到南方评弹。

浪荡的村松梢风，虽然已婚有孩子，但在上海的几个月时间里，还是发展了一段浪漫爱情，认识了一位日本舞女，两人在今天的武进路上租了一套公寓同居下来。他在上海体验一段时间后，觉得这个城市非常有意思，一方面很繁华，另一方面也有点怕怕的。“上海当时分成三个地方：一个是华界，中国人管辖的，就是今天的城隍庙、豫园那边，这是上海县城最早的所在地，还有鲁迅公园以北以西的闸北，还有复旦大学那边很乡下的地方；另外好多地方都让英国人和法国人占了，在市中心有两大租界，公共租界由英国人和美国人租界合并成的，就是外滩这一带，还有一个是在徐家汇肇嘉浜路、淮海路那边，是法租界的地方。三个地方有三个不同行政当局管辖，如果要做坏事，在上海这个地方太容易了，在法租界做坏事，法国警察要抓你，你跑到公共租界就可以，法国警察不能越位，不能过来，再不行跑到华界。所以很多人做坏事，很多人被诱拐，被绑架。”村松梢风就用了一个词来形容当时上海的形象——魔都。“魔都”这个词正是村松梢风制造出来的，1924年他写出了《魔都》一书。

随后，施小炜介绍了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在施小炜看来，芥川龙之介这个人冰雪聪明，脑子非常灵。“单论语言能力，芥川龙之介写过汉诗，五绝写过好几首，我们乍一看都挑不出毛病，不止格律合格，意境也在合格线以上。”芥川龙之介到中国访问的时候，在北京见了胡适，“我特意查了胡适那天的日记，胡适日记里提到芥川龙之介，而且说他英文水准很高。胡适在美国尽管没有拿到博士，他在美国是博士候选人，但在美国待了很多年，英文很好。他给芥川龙之介的评价说，芥川龙之介英文很好。”此外，芥川龙之介到了杭州，半夜下了火车找旅馆，一路是坐人力车过去的。坐在车上时，他比较紧张而且没事情干，他就背德文的动词变化。

来中国访问前，芥川龙之介做了种种准备，包括经济上的。派遣他来中国的是大阪的每日新闻社，芥川龙之介跟他们谈判，关于路线、资金，各方面条件都非常好了，他才作为海外观察员来到中国。当时日本到中国有三条路可走，一条是北边，从海参崴进，然后南下，从哈尔滨到北京；第二条路，从朝鲜半岛丹东入境再南下；第三条，从日本的长崎或者北九州，甚至还有神户，乘船到中国的各个港口，包括上海、芝罘、大连等。而芥川龙之介来中国旅行的时候，旅游在日本已经非常发达，可以买一张到中国的周游票，包括从东京出发，一直西下，经过大阪到门司，乘船到中国某一个港口，比如到上海，再从上海沿着铁道沪宁线先到南京，然后从南京可以乘船到武汉，从武汉京汉线到北京，再经由中国东北、朝鲜半岛回国。芥川龙之介就这样跑到了上海，在中国待了120天。

120天的行程中，芥川龙之介大概有21天在生病，住在上海的一家医院里。“大家读他的文字觉得蛮多怨气的感觉，就是不肯好好说话，说的话拐弯抹角，浑身是刺的感觉，这跟他的身体健康状态有关系。”

出院后，芥川龙之介开始在上海到处观光游览，一共见了四个著名人物，当中有章太炎、郑孝胥、李人杰。他对章太炎、郑孝胥很尊敬，但都有点语带讽刺，惟独没有说坏话的是李人杰。“李人杰比他年轻，芥川龙之介当时已经是享誉天下的大作家，见到李人杰却对他印象极佳。他说李人杰这个人日语好，好到什么程度，把复杂的问题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这个能力恐怕我都没有，日语比我日本人都好。李人杰为什么日语好？他在东京大学留过学，14岁跟着他哥哥到日本留学，他的哥哥叫李书城。”芥川就是在李书城家里见到了李人杰，而且他说见到李人杰，是他有生以来阅人无数唯一最先从脚底看起来的。“那个房间，一个靠墙的角落有一个楼梯，这个楼梯可以上下楼，当时他在一楼等，李人杰从二楼下来，先下来是两只脚。”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细节。

在施小炜、徐静波介绍了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松村梢风三位作家的中国之行后，谭晶华教授补充了更多那个时代中日两国作家交流的状况。他提到，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包括抗战时期，来中国的日本知名作家至少有二十多位，比较有名气的，除了丛书里收录的五位以外，还有永井荷风。永井荷风的父亲是当时日本邮船社上海分社的总经理，他是作为家属来上海玩的，觉得那时候的上海好得不得了。还有日本新感觉派代表作家横光利一，写出了一部长篇小说《上海》，以及堀田善卫、井上光晴、武田泰淳等人，“现在我们的博士生做论文很多是关注这些人”。

谭晶华教授说：“从文学史、近代文学史的角度看，他们那时候的足迹、他们关心的热点很说明我们的近代史，很说明中国发展的近代史。上一个世纪前五十年，日本作家的活动对我们今天的研究，对我们今天看待近代的日本人还是起到蛮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