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楠︱学术的事，谁说了算：一个学术期刊编辑的反思

自从198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以后，朱剑就一直在《南京大学学报》工作。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做学报编辑，但最近几年他对高校学报、乃至整个国内社科人文类学术期刊的反思，却都好像在质疑这个庞大体系的正当性，指出其中的结构性弱点。而他给出的改革方案，也仿佛在松动这个体系的根基，隐隐预示着未来的转型。

朱剑质疑和焦虑的逻辑起点是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学术的事究竟谁说了算？对这个问题，我觉得他的答案其实非常清楚明白：学术的事就应该由学术共同体说了算，也即由每个专门学术领域正在做研究的第一线学者来决定。既然答案如此明确，又有什么需要质疑和焦虑的呢？因为理想是丰满的，现实却是骨感的。在朱剑看来，中国人文社科学界至今还未能形成独立、成熟而有担当的学术共同体。于是，学术评价和学术规范都不能完全由学者说了算，相应地，学术资源的分配和学术活动的组织管理，也都大权旁落。学术工作者失去了主体性，学术工作的创造性和批判性受到了极大的削弱。这是学术研究中诸多问题和乱象的根源。

学术共同体的缺位或者说软弱无力，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了学界中人的共识。历史原因固然占了很大一部分原因，学术成果生产、传播和评价体制的结构性因素恐怕也难辞其咎。而从学术期刊编辑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追究这一问题的根源，并且提出大量成体系的建设性意见，朱剑算是其中翘楚。圈内人戏称他为“教父”、“男神”，并非过誉。《雾里看花：谁的期刊？谁的评价？》这本论文集收录了自2007年到今年初他发表在各类学术期刊上的十六篇文章，按主题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学术研究谁人评说”讨论的，主要是学术期刊和学术论文的评价机制问题，而下编“学术期刊何以定位”则重点探讨学术期刊如何应对学术传播的新秩序，在学术共同体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我在国内一份英文学术刊物做编辑已经有六七年了，也算学术编辑队伍里的一员，对朱剑在书中提到诸多质疑和焦虑，有一些我也感同身受。我想从学术期刊、学术评价和学术编辑三个角度，评述朱剑这本书中的观点，并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学术共同体与学术期刊的重新整合

理想中的学术共同体，能够通过公正而开放的学术批评建立本领域的学术规范，作出恰当的学术评价。而这样的学术批评发生的场域，除了各类大大小小的专业研讨会，主要就是学术期刊。理想中的学术期刊，通过发表前的同行评审，保证发表论文的质量，通过发表后的同行评价，形成了学者研究水平的业内口碑，更通过一线学者的参与，指出领域的最新前沿。因此，理想中学术期刊与学术共同体的关系，是亲密无间、难分彼此的。

正如朱剑在论文中多次指出的，中国的现实与这一理想差距不小。由于出版体制的限制，与学术刊物亲密无间的不是学术共同体，而是“单位”。其中尤具中国特色的就是数量庞大的各类综合性学术刊物，其中包括依托于高校的学报和依托于各地社科院、社科联的学刊。另一方面，专业性学术刊物的数量则尚显不足，刊号的限制也使符合学术共同体发展需要的新刊物出版受阻，于是学术共同体往往需要用“以书代刊”“学术集刊”这类迂回的方式发展新的学术交流平台。

朱剑很早就意识到综合性学术期刊与专业学术共同体不匹配的问题（参见其2007年发表在《清华大学学报》上的《徘徊于十字路口：社科期刊的十个两难选择》一文）。他和高校学报界一些有远见的同仁，都很清楚彻底的专业化应该是高校学报最应该采纳的“上策”，但由于现有体制和编辑队伍的惯性，又是阻力最大的一条道路。在此书下编的好几篇文章中，他都在不厌其烦地分析为何综合性高校学报应该专业化，并思考如何在不伤筋动骨地前提下实现专业化。

出于对高校学报前景的忧虑，他于2010年最初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借助学术成果数字化传播的平台，在各高校纸本学报的基础上，重新整合出一系列以专业为单位的电子刊。这一想法很快得到中国知网的响应，2011年“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的主页就上线了（www.sju.cnki.net/sju/default.aspx）。但朱剑认为，这尚未从根本上解决高校学报受“单位”所限的客观局限，于是2015、2016年他又与高校学报界同仁进一步提出“专域学术在线出版平台”的构想，以互联网时代学术出版的新思路，打算以专业学术领域为单位，改造原来的综合性学报体系。

在这一模式中，读者界面的专域模式可以说是“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的延续，实现了在学术传播环节将学术共同体与专业性学术期刊相匹配的目的。而工作界面的设计则非常特别。它貌似与现在“中国知网”已经在做的网上投稿审稿系统有些相似，但知网为单个刊物提供投稿、审稿、编辑的网上平台，其目的主要还是服务以刊物为单位的主体，并没有改变编辑流程。而朱剑提出的方案相当激进：“投稿平台向所有期刊和作者开放。作者一次在线投稿，即可选择已加入平台的所有期刊或指定其中部分期刊……凡被作者选中的期刊以先到先得的原则完成在线初审，有录用意向的期刊可以直接送审稿平台专家审稿……经过一定时间无期刊有录用意向的文章自动退给作者。”（《构建互联网时代学术传播的新秩序》，页233）在这样一种类似自由市场的制度设计中，按照理性选择的原则，作者会主动选择最接近其专业的刊物，而刊物也会选择最接近其偏好专业的文章，于是反而能在彼此选择范围都大增的情况下，逐渐自然形成专业化的趋势。这就可以在机构组织上暂时保持学报的现状，同时以潜移默化的方式逐渐改变学报的面貌。

到现在为止，这个构想中的“大型开放互动学术传播平台”还在酝酿中，是否能真正上线并同时获得编辑端和读者端的认可，真正发挥设计者赋予它的功能，我们还需拭目以待。然而，我本人对任何“大型平台”都有点本能地排斥。大平台有整合之利，却也有垄断专擅之弊。而且这样的技术不可能由学术共同体掌握。如果由像“中国知网”这样的公司来做，又恐怕反客为主；如果由上级行政部门委托某单位来做，则难免以强制力推行，造成“一刀切”的局面。如何实施这一构想，使其真正为学术共同体服务，甚至成为学术共同体构建过程的一部分，还有待未来同仁的不懈努力和探索。

让学术共同体重新掌握学术评价的主导权

在理想的学术共同体中，学术评价是其主要功能，也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在中国，学术评价往往与权力和利益密切相关，逐渐与学术共同体脱离。在《科研体制与学术评价之关系》一文中，朱剑非常清晰地梳理了其中的奥妙。他指出这个异化过程的五个阶段，我将其简要归纳如下。

首先，由于学术资源往往由行政权力部门掌控和管理，他们需要有简单普适的评判标准，于是学术批评出现了分裂：为行政部门服务的评价，重结果，可量化比较，便于大规模操作；学术共同体内部的评价，重过程，难以量化，只针对个别研究。第二，出于科研管理可操作性的考虑，学术评价成为管理者的工具，成为评职称、评奖项、分配学术经费的依据，进一步与学术研究相分离。第三，由于行政和管理部门进入学术评价领域，评价往往与权力和利益捆绑在一起，学术共同体内部学术评价的专业性、自律性和公正性都受到了污染。第四，由于学术共同体内部定性评价的可靠性下降，由专业评价机构作的定量评价随之走红，受到行政权力部门的青睐。最后，这类定量评价由工具和服务者反客为主，成为凌驾于所有学者之上的终极权威。于是就造成了现在“以刊评文”“以榜评刊”的局面：一篇文章的好坏就看它发表在哪个级别的刊物上，而评价刊物级别的则是各种第三方评价机构提供的排行榜和量化数据。

针对这种为追求学术评价的“客观化”，导致其与学术共同体脱离而异化的现象，朱剑一方面承认这是暂时无法完全扭转的现状，一方面也希望通过重建“学术民主”来培养共同体内部学术评价的良性环境，重新建立定性学术批评的可信度，促进学术研究合乎内在逻辑的发展，而非只是一味跟风、投评价机构或行政指令所好。他认为，学术民主的养成需要有一个没有功利性的平等开放的学术批评空间，因此学术期刊的编辑和传播方式亟待改变，以实现这个目的（参见此书《重建学术评价机制的逻辑起点》一文）。后来他提出的“超云”专域学术在线出版平台，其实不止想解决综合性期刊的专业化问题，也希望一并解决学术评价的问题。在他的设计中，“超云”有专门的学术评价平台，学者可以自由点评单篇论文，形成共同体内部的评价体系。

其实，学术评价问题困扰中外学术界也多年了。西方学术界虽然还不至于太过依赖量化指标评价学者，但仍然面临海量学术成果无法甄别重要性和相关度的问题。近年来西方生物学医学领域出现了一个新的在线平台，名为Faculty1000（简称F1000），它由全球医学和生物学专家组成，为科研人员和临床医生提供快速发现、评价和发表文献的综合服务，是一种新型在线研究辅助工具。这个平台的简介称：“其原创理念是为了应对生物学及生物医学论文的数量迅速膨胀，通过专家在论文出版后进行阅读、评级、推荐，来进行同行评审与筛选，以达到让科研人员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得更有价值的文献信息的目的。同时作为弥补单纯用影响因子来衡量期刊的不足而出版的一种在线的生物及医学专业文献评估系统。”受邀评论的专家以义务劳动的方式，每年实名评价推荐若干篇本专业领域的优秀论文，整个网站则以树形结构细分领域的方式搭建，读者可以找到与自己研究方向最接近的领域，获得该领域同行的专业意见。这个网站成立至今已有七八年，影响力越来越大。参与的学者也意识到这有益于学术共同体建设，能够提高自己在本领域影响力，何乐不为。在我看来，这样专门从事学术评价的平台，可能比一个大型多功能平台更有操作性，也更适合学术共同体的成长，值得国内学术界借鉴。

另一方面，朱剑也并没有完全放弃或贬低量化数据。在《歧路彷徨：核心期刊、CSSCI的困境与进路》一文中，他通过深度解读“三大核心”研制者的观点，还原了这些第三方评价机构作为数据库服务者和数据开发者的本质属性。他认为，如果缺少学术共同体配合本专业特性作出的数据分析，这些评价机构很难从原始数据中发掘出令人信服的学术评价结果。于是，朱剑期望这些机构能放弃评价功能，仅仅提供各种数据，由学术共同体中人自己来解读数据，从而真正做到评价主体的统一，评价方式的互补。这样的提议显然是在为学术共同体赋权，有助于学术民主，却增加了行政部门管理和分配学术资源的难度。于是朱剑很直白地指出：“被权力和利益撕裂了的学术评价要走向统一，并不取决于技术，而是取决于造成评价分裂的科研体制是否有所改变。”（《大数据之于学术评价》，页163）只要学术共同体还是一个被管理的对象，而非自治自律的主体，那么学术评价的分裂局面就很难从根本上有改观。

不过，这几年自媒体走红后出现的新现象是体制性学术的边界日益模糊。就职于学术单位不是学术研究的唯一出路，学术期刊也不再是学术发表的唯一渠道。社会的进步使年轻一代学人有可能在体制外走一条更有个性的学术发展路径。比如，现在学术著作出版后，往往要去社交网站“豆瓣”的图书主页上发布消息，因为有不少专业学术领域的学生和青年学者常年混迹豆瓣，他们在豆瓣上匿名发表书评和短评，进行非正式的学术交流，形成一种体制之外但并不外行的舆论评价体系，不仅使学术的影响力扩展到社会上更大的受众，也开始影响学术共同体本身。这种另类评价的存在，是难能可贵的，它从学者学术训练之始就培养了一种学术民主的习惯，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科研文化的风气。这种并非自上而下有意识设计的平台，也许会比刻意打造的评价机制，具有更强的生命力。

学术刊物编辑的出路

朱剑此书最后一篇文章，也是此书收录的最近发表的一篇——《如影随形：四十年学术期刊编辑的身份焦虑——1978-2017年学术期刊史的一个侧面》。这篇文章回溯了这四十年中学术刊物编辑（尤其是高校学报编辑）对编辑与作者关系的讨论，试图解释编辑身份焦虑的根源，及其对学术期刊发展的影响。这恐怕也是朱剑对他整个职业生涯的反思。

以下是对这篇文章大致脉络的概括：七十年代后期，随着文革的结束，正常学术工作的恢复，编辑系列职称体系的建立，形成了编辑的身份意识。在此基础上，八十年代初逐渐形成了编辑学，进一步构建起编辑的职业身份，编辑成为作者与读者之间不可缺少的中介，他们能够发现作品的价值、提高作品的质量，因此具有其独立的地位和意义。然而，学术期刊编辑有着与一般刊物和图书编辑完全不同的特性——他们所面临的作者和读者群都属于学术共同体，编辑的“中介”身份和“再创造”职能都非必要。为了摆脱这种身份尴尬带来的焦虑，编辑界有人认为学术编辑应该独立掌握审稿权，但这就需要编辑有高于学者，至少不逊于学者的学术判断力，因而就出现了“编辑学者化”的口号。

然而，编辑个体即使具有某个专业的学术素养，也很难掌握多个学科的知识，因此对综合性学报和学刊的编辑而言，这样的口号不仅不能带来底气，反而加剧了焦虑。2004年，一些知名期刊编辑提出了“学术期刊引领学术”的说法，更是把这种理想化的编辑身份推到了极致。差不多同时，综合性学报的编辑则面对现实提出了“回归杂家”的口号。而这两种说法出现的共同背景则是外审制度的逐渐流行，编辑在学术领域逐渐失去话语权，行政部门严格管控使编辑身份日益固化，第三方评价机构获得了至高的评价权。于是，在行政部门、第三方评价机构、学术共同体中间，学术期刊编辑进退失据。

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朱剑反思学术期刊编辑的身份定位问题及由此产生的焦虑，并进而对包括学报在内的学术期刊体制进行反思和重新设计。他思考的最终结果，是把学术期刊还给学术共同体，也即前面提到的重新以专业为单位整合期刊与相对应的学术共同体，使学者主导学术研究的评价机制。

那么，在这一转型中，学术期刊的编辑又该何去何从呢？在他看来，编辑队伍本身也需有分化。偏重技术的编辑与出版部门整合，可以不必从事学术生产具体内容的编辑工作，成为纯粹的文字编辑。而偏重学术的编辑，则与各个专业的学术共同体结合，深度参与共同体的学术生产。于是他和朋友们建立了各个专业领域的“学者编辑互动平台”微信群，定期举办由编辑和学者共同参与的研讨会，讨论本领域的相关议题。

说到“编辑的学者化”，我觉得现在的情况与三十几年前这个口号最初提出的时候比，已有很大差异。这些年博士扩招，培养了大批学术研究机构无法消化的青年学者，他们是学术编辑的天然来源，不需要另行培养。另一方面，学者的秉性的确各有不同，有人喜欢做专而深的研究，有人却涉猎广泛，对许多课题都有兴趣，后者是天然的“杂家”，也很适合从事学术编辑的工作。这类受过良好专业训练的学术编辑将成为理想的学术组织者和协调人，以学术期刊为平台，将专家集结在一起进行有建设性的对话和合作。这也是我理想中学术期刊编辑的使命。

当然，体制仍然是僵硬的。即使是“学者化”的编辑，只要在体制内的学术刊物工作，职称评定都须走编辑系列，获得责任编辑资格需要通过出版总署的资格考试，身为编辑每年还需要参加出版总署主办的七十二学时继续教育。与之相比，“以书代刊”“学术集刊”等新兴学术刊物的编辑往往由学者兼任，只负责组稿审稿，将文字工作全部外包给出版社。那些编辑就基本没有身份焦虑。归根结底，焦虑的根源还是在于，学术编辑到底应该是职业化的，还是应该重回学术共同体。这也是我做编辑六七年来一直存在的困惑，让我时刻觉得有无形的束缚，需要“冲决罗网”。我希望，即使体制不放松，学术刊物所属的高校和学术机构至少能让编辑有选择身份的自由，让属于出版的归出版，属于学术的归学术，否则只会逼得有学术追求的编辑用脚投票，离开编辑行业。

朱剑在后记中强调，虽然他常被赋予“编辑学的研究者”这一身份，但他写的文章基本都是在“解构”他职业身份的意义和价值。可以说，这整本书的基调是颇为“丧”的。质疑与焦虑的确并不是让人愉快的事情，更何况质疑的对象还是自己干了一辈子的行业。他和他的学报编辑同行敏锐地察觉到了高校学报存在的结构性缺陷，并希望为学报的未来开辟一条新路出来。显然，焦虑与质疑并没有阻止他们迈向未来的脚步。从他们对历史的反思，对现状的批评和对未来的展望中，我们能看到他们竭力从无路中找路的信心、勇气和行动。

如果朱剑在这本书中表达的观点真的能被上级主管部门和学术共同体所接受，如果有一天高校学报系统真的彻底转型，那么我们正可以借用英语里一句俗语的句式：“学报死了，学报万岁！”高校学报在二十世纪初创办的初衷，是为了促进跨学科学术交流、培植学术共同体意识，如今学报体系空有形式失了灵魂，只有摆脱了僵化的驱壳，最初的真精神才能在新的载体上延续下去。而对普遍意义上的学术期刊而言，也是如此，只有摆脱了不合理的体制的束缚，学术共同体精神才能真正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