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宋︱昙山朱熹题刻：颓然见此山

昙山朱熹题诗塑像

（一）颓然见此山

钱江潮向西奔腾，至之江路尽头将与富春江衔接时，突然拐弯向南行10公里。原本可以径自流入钱塘江的富春江水也在今天富阳中学的位置偏东行20余公里，至今天杭州双浦镇的东江嘴与钱塘江河道形成一个尖锐的夹角。东江嘴一带长期以来受到洪潮肆袭，水祸频生，直到1996年筑起50里标准大塘才能彻底抵御钱塘江的洪水、江潮。不过今天双浦镇的整个区域都是明清以后逐渐形成的，两宋以前钱塘江与富春江在此都是直线衔接。今天的地图上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将富春江与钱塘江裁直对接，那么钱塘江的北岸应该在狮子山、花山、灵山的南麓，双浦镇这个小三角地带显然是江潮冲击北岸群山而逐渐形成。现在的狮子山在两宋称为定山，是航行的坐标，而南侧的浮山在两宋还是钱塘江中的小岛，因经常给航行造成严重威胁，苏轼一度计划另开航道避开浮山。这一片江面也是吴越国与南宋训练水师的地方，花山与灵山之间的一片平地更成为两宋的津渡，是文人士大夫迎来送往与郊游的场所，苏轼就在这里留下过“金鱼池边不见君，追君直过定山村……风岩水穴旧闻名，只隔山溪夜不行。”（《往富阳新城李节推先行三日留风水洞见待》）

钱塘江与富春江的衔接

由富春江进入杭州，在花山与灵山之间的津渡上岸，首先会看到花山南还有一处更低矮的昙山。绍熙五年（1194）九月朱熹被召入临安，在富阳舍舟登岸，由陆路赴临安，并在昙山游览了郑涛（次山）的园亭，然后在一方棋枰石上题了首诗：

颓然见此山，一一皆天作。信手铭岩墙，所愿君不凿。

不过这首诗并没有收入朱熹的文集。清阮元的《两浙金石志》称，《万历钱塘志》在记录昙山朱熹题名之后附录这首诗，但阮元已经无从寻访这首诗的题刻，“今不存，附录于此”。至今仍可以在昙山寻访到的朱熹题刻是：

绍熙甲寅闰十月癸未，朱仲晦父南归，重游郑君次山园亭，周览岩壑之胜，裴回久之。林释之、余方叔、朱耀卿、吴定之、赵诚父、王伯纪、陈秀彦、李良仲、喻可中俱来。

阮元还记录这处自左而右竖行定山摩崖“行书，十六行，字径二寸”。绍熙甲寅即绍熙五年（1194），孝宗去世，光宗被逼退位，宁宗在绍熙政变中即位，朱熹被召至朝中，但在朝仅46天即黯然去国。那首已经消逝的“颓然见此山”是朱熹入朝时的题诗，而闰十月癸未题刻是他离开临安留下的珍贵的历史遗迹。

昙山朱熹题刻拓片

（二）彼方为几我方为肉

淳熙八年（1181）朱熹重建白鹿洞之后，又因赈灾而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沸沸扬扬的劾奏前知台州唐仲友就发生在这时。然后朱熹返乡合刊《四书集注》，创建武夷精舍广收门徒，并与永康陈亮辩论“王霸义利”。淳熙十五年（1188）十一月朱熹向孝宗上书（《戊申封事》）要求皇帝“正心”而朝廷“任选大臣”。次年，61岁的朱熹出知漳州，一度试图推行经界，因遭到强烈抵制而作罢。绍熙二年（1191）朱熹以丧子请辞，接着迁居建阳专事著述讲学。三年后即绍熙五年（1194），朱熹临危受命出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招降瑶民并扩建岳麓书院。

绍熙五年（1194）七月五日，宁宗赵扩在嫡曾祖母、高宗吴皇后的垂帘主持下黄袍加身、登基即位，七月十一日宁宗即召朱熹入都奏事。八月五日宁宗除朱熹为焕章阁待制，而朱熹在上了一次辞免状之后，于八月六日东归赴朝。这是朱熹唯一一次入朝任职。开始朱熹满心全是得君行道的狂热，不久发现新君亲近的是外戚韩侂胄，而不是前朝宰相留正、赵汝愚。于是朱熹一边赴任一边继续辞免，朝廷则不允朱熹辞免。

朝中又因孝宗的山陵选址问题引发激烈争议。赵彦逾（赵廷美后裔、工部尚书）视察孝宗在绍兴的山陵选址，认为土层浅薄，下有水石。于是赵汝愚力主改地卜葬，而留正坚持原来的选址。这个问题引起朱熹的强烈兴趣，他在知谭州（今湖南长沙）任上就与当地术士讨论地理风水，受召时更写信请精通风水术数的学生蔡元定一起入都。但蔡元定无心出山，反劝朱熹早归。于是朱熹自己在从谭州往杭州的一路上寻访山陵吉地，“臣自南来，经由严州富阳县，见其江山之胜，雄伟非常”，并且认为“富阳乃孙氏所起之处，而严州乃高宗受命之邦也”，他还听说“临安县乃钱氏故乡，山川形势宽平邃密”。不过朱熹未往临安考察，只是相信杭州更西的富阳、严州、临安县（今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一带群山应该有适合帝王山陵的处所，“臣之所已见闻者逆推其未见未闻者，安知其不更有佳处，万万于此而灼然可用者乎”（朱熹《山陵议状》）。

朱熹在富阳舍舟，在昙山拜访郑氏园亭后，便行至临安城外的六和塔待命。道学领袖抵达临安，在政治上与道学集团立场一致的永嘉名士陈傅良、叶适、薛叔似、许及之、蔡幼学、陈谦等纷纷前来与朱熹聚会商议。这时的朝臣都在为新君惯出内批、信用亲信而苦恼，他们向朱熹请教对策。朱熹却说“彼方为几，我方为肉，何暇议及此哉”，他对朝廷险恶的局势似乎已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只是从未有一丝妥协与暧昧的打算。

新刻朱熹昙山题诗

（三）朕悯卿耆艾

十月二日朱熹进入国门，四日奏事于行宫便殿。朱熹对皇帝讲的永远是正心诚意那一套。十月十日朱熹赴经延供职，第一件事就是上《孝宗山陵议状》附和赵彦逾另择山陵的意见，还打算推荐学生蔡元定来为孝宗择陵，此后又联名上奏请求另择陵地，对此朝廷均置之不理。朱熹自认为是学术权威，想以学术的权威确立政治上的发言权，《山陵议状》被否决后，他又投入到祧庙争议的混战上，上了一道《祧庙议状》。祧庙礼制本来与权力斗争没有直接关系，一旦引起政争，便成为另一个战场。结果推荐朱熹入朝的宰相赵汝愚并不希望朱熹确立自己的政治权威，在祧祖问题上直接反对朱熹的意见，惹得朱熹日后指责赵汝愚阳奉阴违。

道学集团内部竟然因为祧祖争议相互攻诋，韩侂胄为代表的集团意识到道学集团其实是一盘散沙，便有机会为高调入朝的朱熹制造一种“翰音登天何可长”的局面。在山陵、祧庙问题上树立政治文化权威的尝试彻底失败之后，朱熹只有在经筵讲读中努力实施得君行道的梦想了。朱熹第一次赴经筵进讲《大学》是十月十四日，表面上宁宗对朱熹很客气。朱熹反复强调“大学之道不在于书，而在于我”，希望宁宗能“修身为本”，像教训童蒙小子一样开导宁宗说“每出一言，则必反而思之曰：此于修身得无有所害乎……以至于出入起居、造次食息，无时不反而思之”。既然“大学之道不在于书”，朱熹反复絮叨这些当然也不是空洞的理论，事实上他是想通过儒家经典来限制皇帝的权力，批评宁宗惯用内批、宠信近习而疏远士大夫，幻想着自己作为儒学权威可以匡正君德、“格君心之非”。宁宗哪有兴趣正心诚意，但为了展现皇帝尊重经师，他与朱熹交谈起宫中秘事，告诉太上皇赵惇（光宗）的近况，以示对朱熹的亲切。首讲之后，宁宗故作姿态下了一道《案前致词降殿曲谢》，夸奖朱熹讲得不错让皇帝很欣慰，“讲明大学之道庶几于治，深慰予怀”，表面上是褒扬，其实是提醒朱熹，皇帝是唯一的政治核心。

首讲之后，朱熹又于十月十八日晚讲，二十三日早讲，闰十月一日晚讲，三日早讲，四日晚讲，十九日晚讲，一共讲了七次。朱熹以为他讲的效果很好，他奏问宁宗“陛下于臣妄说有所疑否”，宁宗称“说得甚好，无可疑”，还讲过“看来紧要处，只在求放心耳”这种标准的道学言论。朱熹于是喜不自禁地对门徒说“上可与为善，愿常得贤者辅导，天下有望矣”，事实上宁宗对朱熹的道学唠叨与限制君权的苛求早已憎厌到无法忍受的地步。

韩侂胄早已在谋划驱逐赵汝愚，而宁宗对朱熹的憎恶与日俱增，韩侂胄发现可以通过打击朱熹羞辱赵汝愚。朱熹入都时，台谏的韩侂胄党羽们已经开始为清洗道学集团开展大规模的弹劾运动，宁宗的嘉王府翊善黄裳就在这时病亡。朱熹对此心急如焚，他不得不利用经筵留身的机会直接向宁宗进言。十月二十三日朱熹严厉批评宁宗的偏执自专，一口气面奏“移御”“寿康定省之礼”“朝廷纲纪”及“攒宫”四事。原来绍熙政变是在孝宗所居的重华宫发生，宁宗也在这里即位，而这时被动退位但仍留在凤凰山下“南内”的光宗一度还蒙在鼓里。光宗退为太上皇，所居宫殿改称寿康宫，宁宗来南内看望父亲即“寿康定省之礼”。而宁宗并不愿意一直留在北内，他想回到南内就要重新建设宫殿，这就是他的“移御”计划。这时朱熹就面奏反对宁宗的“移御”计划，所奏“朝廷纲纪”则是直接反对韩侂胄干政。而韩侂胄积极支持宁宗“移御”，对朱熹更是恨之入骨。

在驱逐朱熹之前，宁宗先给朱熹加官晋爵，闰十月八日封朱熹为婺源县开国男，十一日任实录院同修撰。朱熹还真以为受到重用，还想编修礼书并改革实录院，并继续攻击韩侂胄。闰十月十九日晚讲，朱熹再次利用《大学》格物致知之说批评宁宗“但崇空言”，并且再提前奏四事。宁宗忍无可忍，朱熹刚跨出经筵，宁宗立即降出一纸“内批”驱逐朱熹：

朕悯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难立讲，已除卿宫观，可知悉。

内批对于朝中道学集团不啻是晴天霹雳，赵汝愚慌忙袖藏御批面见宁宗，但赵汝愚即便以罢政抵制也不能让宁宗收回成命。为了防止宰相府不下达御批，二十一日韩侂胄差遣内侍王德谦径自将御批送达朱熹寓舍。

钱王祠

（四）朱仲晦父南归

朱熹立即辞谢离朝，住到城南灵芝寺待罪。南宋的灵芝寺就在今天柳浪闻莺景区的钱王祠，直到嘉靖年间胡宗宪迁建表忠观于灵芝寺故地，所以张岱《西湖梦寻》称：

灵芝寺，钱武肃王之故苑也。地产灵芝，舍以为寺。至宋而规制寖宏，高、孝两朝，四临幸焉。内有浮碧轩、依光堂，为新进士题名之所。元末毁，明永乐初，僧竺源再造，万历二十二年重修。

由于采用非常手段驱逐朱熹，很多朝臣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后来宁宗解释他驱逐朱熹的原因是“初除朱熹经筵尔，今乃事事欲与闻”“朱熹所言，多不可用”，可见宁宗从未打算在政治上重用朱熹，更不认同朱熹的政治主张，朱熹得君行道之于宁宗无异于痴人说梦。但道学集团还没有从痴梦中醒悟过来，他们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援救道学首魁的行动。闰十月二十二日给事中楼钥封还录黄，在《论朱熹补外》中批评宁宗专断虚伪。起居舍人邓驲面奏力争，起居郎诉问宁宗“陛下初膺大宝，招来耆儒，此政之最善者，今一旦无故去之，可乎”？二十四日中书舍人陈傅良再次封还录黄，无奈之下宁宗于二十五日改除朱熹宝文阁待制，与州郡差遣。道学集团又连番上疏恳请宁宗回心转意，校书郎项安世更是率领馆职之臣联名上书痛斥宁宗“是示天下以不复用贤……是示天下以不复顾公议也”，而监登闻鼓院游仲鸿将矛头直指韩侂胄，“愿亟还朱熹，毋使小人得志，养成乱阶”。

宁宗与韩侂胄怎么可能留下这位试图自立政治权威的海内名儒。二十六日朱熹便离开临安返还武夷。他的史院同僚李璧、叶适等都来萧寺为他设宴饯别，朱熹黯然吟诵离别的古诗“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尔同衰暮，非复别离时。勿言一樽酒，明日难重持。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一大群弟子一直送行至朱熹登舟，朱熹领着他们重游昙山郑涛园林并留下“绍熙甲寅闰十月癸未朱仲晦父南归”的题刻。今天朱熹的昙山题刻不但作为杭州市文保单位得以妥善保护，昙山公园还重刻了朱熹入朝时“颓然见此山，一一皆天作。信手铭岩墙，所愿君不凿”的题诗，并在题诗的崖壁前塑造了迎送朱熹的群体雕像。

朱熹返还考亭后加紧整理平生思想著述。两年后，朱熹在庆元党禁中被打为伪学罪首。庆元六年（1200）三月，71岁的朱熹病逝。这时庆元党禁尚未结束，四方道学信徒相约会葬道学党魁，这让朝廷相当紧张，要求地方官员密切关注并有所约束。十一月，朱熹葬于建阳县黄坑大林谷，参加会葬者仍有近千人之多。

朱熹昙山题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