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人说｜吕途：每一代工人都在讲述同一个故事

【编者按】

长期以来，对工人处境、生活及文化的关注，总是通过各种棱镜到达人们的视野中。这种棱镜或是社会主流文化对其有选择的呈现，或是文人学者在另一个立场、用另一种眼光的审视，关注者为工人群体挑选着一种适当的声音。

在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发展社会学博士吕途的新书《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中，她通过深入访谈，记录了34位普通人的所思所想、生命故事，她们是中国女工，时间跨度从50后到90后。

这些故事延伸出了两个历史：一个是时代变迁的历史，一个是个人生命历程的历史。当代中国的巨变深刻地塑造着每一个人，不同年龄段女工的成长经历、谋生历程，也在不为人知的角落见证了中国社会的转型。这些故事也提出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既是对社会变革和转型的再思考、再估量，也是对大环境变动如何影响了个体生存境遇的拷问。

5月4日，北京外国语大学知行社邀请吕途讲述女工的故事。

下面为澎拜新闻整理的讲座内容：

为什么写“中国新工人”三部曲

我在工友之家工作有十年了，期间接触了很多的工人、志愿者，包括我的同事。我经常会听到大家说“无力感”这个词。他们会说：“这个世界有很多问题，我们一个人又能做些什么呢。”首先，我特别理解这样的无力感。其次，我觉得当你有这样无力感的时候，你不要过于责怪自己，因为人只有经历了无力感，当你无力的时候你会痛苦，你只有经历了这样的痛苦却不被痛苦所沉沦，你才有可能找到希望，你才有可能找到自己的道路。那么当一个人有无力感的时候怎么办？我想说的是，就算是一个人改变不了别人，但是至少可以改变自己，当你改变了你的人生之后，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很理解无力感，但是我也希望，一个人在看到别人和自己的时候，也要看到很多希望和力量。我认为最大的无力感不是一无所有，而是没有方向。

有了对无力感的思考，我开始做调研，面对面访谈了100多个工友和他们的亲人，又做了几百份的问卷调查，才开始写《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

写女工三部曲一部分是源于工人群体现状的忧思，当前我们工人群体、新工人群体，或者叫打工者的状况或许很多人还不了解。在中国有3亿打工者，而这3亿人面临的状况就是：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这就是我写第一本书的初衷，我们要了解现实，因为不面对现实就不可能找到方向。书出版发行后，得到一些认可，也有这样的一种质疑，很迷失，城市待不下，农村又回不去，那又能怎么样？的确如此，这个问题提得好，所以就继续追寻吧，于是有了下一本书，就是《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

第一本书前三编的初稿写好后，我希望能够先给我访谈的工友看看，听取他们的意见，所以在苏州开了一次读书会，这次读书会对我的冲击很大。当时来了约20个工友，我跟大家讨论，“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农村，如此不公平，我们该怎么办？”结果在场的大部分工友说：“没有什么不公平啊。”我当时真的震惊了，当然也有6个工友，是跟我站在一起的。我说，这么糟糕的现实，当然不公平，接着我就向他们罗列访谈中工友告诉我的事实，我问他们这公平吗？然后工友就说，确实不公平，但是虽然不公平也是合理的呀。我说，怎么合理呢？我又罗列对访谈中事实的分析，然后他们说，确实不合理，但是正常的。我说为什么是正常的呢？他们说因为都是这样，社会就是如此。我并不认为这十多个工友觉悟不高或者怎么样，我是觉得从来没有这样一个机会让他们能够进入这样一种讨论。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我意识到，如果没有在思想上进行认识和反思，我们无论受了多少苦都白费了。

所以，光认识到现实还不够，因为我们认识现实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现实，但是如何才能改变现实？这本书的名字叫《文化与命运》，我就是想说文化决定命运，而文化的本质是思想、道德和价值观，文化的核心是你做什么样的人。不是你嘴上说你想做什么样的人，而是你自己在做什么样的人。如果想改变社会，从改变自己开始。

我写第三本书的原因有三个。首先，因为我硕士研究方向是妇女发展，所以我比较关注女工这个群体。在荷兰读硕士期间，我学习了很多了女性主义理论，开始我是听不懂这些理论的，完全不理解那些意义。不过当我来到工友之家，慢慢接触工友后，那些理论就开始变得清晰，我开始静下心来思考女工的生存现状。

第二个原因是性别。我本身就是女性，所以我更加关注女性群体，想要为她们发声。第三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我想通过叙述不同年代的女工故事，去思考个体和历史的关系。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历程，其实都在创造历史。每个人的生命故事，都在创造着自己生命的历史，也在折射着社会的历史。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讲，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就是自己的生命历史，因为我们只有此生。女工传记中记录的女工们，首先是人，我们可以直接倾听她们的喜怒哀乐和人生际遇；然后是女人，她们的恋爱、婚姻和生育是女工故事的重要内容，她们承受着比男性劳动者更为沉重的家庭责任和社会偏见；同时，她们还是工人，她们的工作与生活起伏，是工业发展、时代变迁的一种反映，也是衡量社会变革的尺度。女工个体的生命经验固然会显得单薄甚至无助，但当每一位劳动者的经历汇集在一起的时候，呈现的是女工群体坚韧的精神面貌。

新工人群体可能的出路

我是一个平淡的人，总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去做一些宏观的事情，去给别人指点。我觉得每个人一定要去决定自己的命运，别人的言语你只能作为一种参考。所以我给自己也是这样一个定位。但是我觉得不能因为我对自己的这一个定位就不去思考新工人群体的未来，新工人群体的出路。

出路是越多越好的，我想到的出路大概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企业内部，通过集体谈判协调劳资关系，保护劳动者的权益，这是非常理想的。但今天的现实很不乐观，比如我在写第二本书时，作为女工进入了一家工厂打工。为什么我要去哪里打工，因为在一次读者见面会上，一个学者提问：“你说为什么工友觉悟那么低，我们该怎么帮助他？”我就在想难道我就比工人觉悟高吗？我只是想的比工人多，但是这些想法都不能落地，所以我觉得我并不比工人觉悟高。那为什么工人在工厂里不能保护自己，不能维护自己的权益？这里面一定有原因，可是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所以我一定要去工厂打工，去找找原因。当我一进入工厂里我就明白了，我比工人还要乖，生怕被老板骂，每天战战兢兢，小心谨慎。后来我就知道工人不反抗不代表他不愤怒，不等于他不委屈，不等于他没有意识，他可能是潜意识，但不是没有意识。但是当你没有这种体验的时候，你的意识是假意识。所以千万别轻易得出工人觉悟低的结论。正是这样一个打工体验，让我知道了，在工厂文化笼罩下的企业内部，自由空间是特别小的。因为企业文化已经把我们禁锢了，形成了老工人欺负新工人，不同岗位的工人之间相互欺负的现象。

第二在企业外部，社会企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需要一批社会企业来维护工人的权益。

第三就是合作社，包括城市消费合作、农业生产合作社、公平贸易等。

第四，需要城乡互助，合作发展。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让工人也能分享发展的成果。

第五，加强劳动者和知识分子的融合，知识分子要增加对普通劳动者和社会的认知，劳动者要多学习和思考，把社会做为课堂。我们都希望建设一个健康美好和谐的社会。

以上这些就是我思考的一些出路，并不一定全面，却着实是从工人的利益出发去思考的。

对女工命运和社会历史的反思

我之所以做这一切的研究，就是希望去寻找方向，希望去破解困境。而这所有的一切是每一个人通过努力才能实现的。这三本书（“新工人”三部曲：《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包括今天的讲座，我希望能够和所有的读者、所有的工友一起去思考个体的命运和社会的历史，并且在思考和体验下，能够看清现实，找到自己。

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认识，从认识改变到行动改变。当行动改变的时候，你也就改变了自己的生命。当你的生命改变的时候，其实社会历史也发生了变化，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历史的一部分。

吕途在现场分享了三个女工的故事：

50后三婶：“大集体”时，大家都抢着干活

1951年出生的三婶是我的亲三婶。我跟我三婶非常熟悉，她帮助我带两个女儿长大，她话特别多，人特别活泼，经常会给我讲很多事情。

她有很多年的工人经历，我问她，当年大家在国企、大集体是不是都会偷懒？因为我们年轻人都会觉得那个时候就是吃大锅饭，谁都不会好好干。三婶说不是那样的。首先他们每天上班是八小时，上班期间大家都特别认真地干活。三婶说她特别爱干活，她的同事也都很爱干活，都抢着干。有一段时间，工作特别忙，任务一下来，大家就会主动地去献工献时，根本不会想着说要多挣钱，那时候大家挣的工资也都一样。三婶家离工厂特别近，她的那些同事就会住在她家，这样的话，就可以早点去上班，工厂大门还没有开，他们就翻墙进去，希望去献工献时，所以三婶就跟我说那个时候真好，可是那个时候已经过去了。为什么大家会那样？三婶说，就是那样一个风气，你如果偷懒不完成任务的话就会很掉价。“掉价”就是东北话 “丢脸”的意思。

到了1970年代末，三婶说厂里就不一样了，开始核算工时。核算工时就是干多多挣，干少少挣，可其实大家工资跟过去是一样的。再后来就是国企改革，改革对于东北的意思就是下岗。但是下岗并不是说不干活了，而是给私人干活了，但还是生产同样的产品。

70后老赵：20年待在一个工厂，却感受不到好的变化

老赵1976年出生，1994年初中毕业，一毕业就到广州打工，一干就是二十年，所以我把老赵的故事叫《二十年》。老赵工厂当时有三千多女工，大部分人都没有社保，很多人在那干了十五年，甚至二十年，但只买了几年的社保。老赵就组织女工代表签字，去争取补缴社保。为了补缴社保，老赵和女工们跟这个工厂沟通持续了一年。

我在这一年里边跟她见过几面，比较熟悉。我问她，你觉得这二十年有什么变化吗？她毫不犹豫地告诉我没有任何变化。为什么她会这么斩钉截铁地说没有变化呢？我就跟她一起去来捋这个思路。

我问，比如工厂的食堂有没有变化？老赵说九几年的时候，工厂一直没有工人食堂，以前有食堂也是给干部的，工人是不可以吃的，所以他们从来都是在外面吃，吃得很差。车间里都会有空调，但老赵说工人的心里非常清楚，这空调不是给工人的，是工人沾了产品的光，因为为了保证产品质量，要恒温，所以车间里才会有空调。后来我问她，那其他方面的变化有吗，比如说工厂管理有没有什么变化？老赵一提这个就很生气。她说，九几年人没有现在那么多，主管不会对人那么凶，也不会骂人。但后来管理者素质越来越差，天天骂人。老赵说，有时候真的不知道这么多年自己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忍受着别人的辱骂，只能埋头做事，把事情做得好、做得快。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这二十年是越来越不好了。老赵把她的青春献给了这个城市，这二十年过去了，这个城市的繁荣和变化跟她没有任何的关系。

85后珠珠：我做不了老师，但我想让他们知道读书很重要

珠珠1988年出生，广东人，她说她小时的家乡不太重视教育。她是老大，下面还有弟弟妹妹好几个，大家都不重视教育，更加不重视女孩子的教育了，所以她小学三年级就辍学了。辍学后，珠珠要分担家里的负担，照顾弟妹帮助家里挣钱。珠珠是个奇女子，她工作换的是最多的。不像老赵在同一家厂二十年，其实像老赵这样的工友是比较少的，我在第一本书《迷失与崛起》里做了一个统计，一般平均来讲，有的工友，一年到一年半，就会换一次工作。珠珠在2007年、2008年都换了好几个地方，2009年来到了北京工友之家。她听人介绍来参加工人大学。当时珠珠来的时候还没到开学时间，她就先在我们学校里面帮忙，一直等着工大开学。开学后，她参加工大二期，然后参加工作。

二期是半年，毕业之后，珠珠就到皮村的同心实验学校当校长助理，别看她只有小学毕业，她非常有能力。珠珠的文笔非常好，虽然有比较多的错别字，但写出来的故事活灵活现，特别有意思。

2014年，她决定回到老家。她离开的时候我访谈她，才知道她跟她奶奶感情特别深，她特别担心自己还没来得及照顾奶奶，奶奶就走了，那样她不能原谅自己。她离开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一个想法。她三年级就辍学了。其实她特别爱学习，人也特别聪明，她希望她的弟弟妹妹，特别是她周围的小朋友能够知道读书是非常重要的，不要像她一样早早辍学。抱着这样的一个想法，她就回到了家乡。她知道自己的学历不够，当老师肯定是不可能的，她就跟她母校的校长说，只要有时间，我就愿意跟孩子聊天，给孩子讲故事。她就做志愿者，一分钱都不拿，自己掏钱养活自己。

最后经过努力，她决定在村子里开一间图书室。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珠珠欠了挺多钱，因为她既没有收入，还要办图书室。好在从去年开始，她用众筹的方式得到一些支持，但她还是债台高筑。

我们可以看到就这样的一个女孩子：没钱，没学历，更没有势力，但她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她凭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她凭的是一颗心、她的工作阅历、她的思想，她的活力，还有她的工作方法。现在珠珠得到了村里的支持和社会各界的支持，我问她，“遇到那么大的阻力，你什么都没有，你怎么可以把图书室办起来呢？”她说在工友之家所学到的那些东西给了她力量和方法，所以我也特别感动。

珠珠是第一个回乡创办图书室的，后来我们工大还有近10名毕业生也在打工地、在村子里或者在镇上办了这样的图书室。

（以上内容由王冬东整理，经演讲者审订。感谢微信公众号“社会学吧”提供的学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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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人说，是澎湃新闻·请讲的常设栏目，以社会学者第一人称，从社会学视角观察中国，解释中国，发现中国。